(School of Liberal Arts,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0, China)
Liu Yongji; learning and thinking process; classical literature; literary experience
DOI: 10.15986/j.1008-7192.2021.02.010
备注
引言
刘永济自幼受优秀家风的熏染,并且家中藏书丰富,这使得他对于中国古典文学有着深刻的理解。无论是群经诸子,还是音韵考据,均有广泛涉猎,且成果斐然。清华肄业后,长期的国文教学及以与《学衡》《湘君》诸人的交流,亦在不同程度上促使其注重文学本体,以平等的文化观来看待中西文化的交流。晚年在武汉大学任教,于屈赋、龙学用力最深,也是其学术思想及治学方法的成熟时期。纵观刘永济毕生的问学历程,其古典文学研究及学术思想的形成呈现明显的阶段性。
1 刘永济的问学经历及其古典文学研究的展开
1.1 家学与游学:国学根基的奠定刘永济于1887年生于湖南新宁县,家中藏书丰富,自幼熟读经史,这也为其从事古典文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祖父刘长佑历任两广总督、直隶总督,虽常年侧身军营,却俱“朴讷书生气象”[1]295,著有《刘武慎公遗书》。父刘思谦,二品荫生,爱好书画。姑父龙继栋为状元之子、翰林之后,擅长诗词,著有《槐庐诗词集》。优秀的家风,不仅为刘永济早年创造了良好的读书环境,更培养了他对于文学与学术的爱好。
六七岁时的刘永济便跟随父母读书,母亲崔氏尤其重视刘永济的学业,常常将平生所爱诗词抄在卡片上,让其背诵。再加上新宁刘氏乃名门望族,自祖父刘长佑开始,便积淀下了深厚的文化传统,家中藏书丰富,广泛地阅读不仅培养了他爱读书的习惯,同时也为其从事古典文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知识积累。刘永济晚年回忆时曾说“我家有一书楼,四部的书,收藏很富。我幼年就欢喜乱翻乱看,没有目的,也没有计划。”[2]251正是“没有目的,也没有计划”的读书,为其日后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提供了广泛地视野,如程千帆曾回忆道:“先生治学之广,读书之多是惊人的。他在群经诸子、小学及古史方面,在目录、校勘、版本方面,在地理沿革、名物制度方面,修养都很深厚。所以研治古籍,就能左右逢源,多所创获。从有关《屈赋》等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出先生对古文字学和古史的造诣; 而从其有关《文心雕龙》等著作中,又可以看出先生对于玄学(特别是《庄子》)的造诣。”[3]69同时,少年时代丰富的阅读为他后期的古典文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源,如他在《宋代歌舞剧曲录要》的“总论”中谈到“阳关三叠”时提到:
我幼年在家藏《三续百川学海》丛书中,见一书名《阳关三叠》。其书所载叠法很多。我还记得两种,皆是连原句三叠。此书何人作于何时,我却忘了,而家藏古书,经过我故乡屡次乱事,已不存在,《三续百川学海》丛书又极难得,因此我以后就不曾再见此书[4]6。
刘永济“少习经史,继学辞章”[5],作为民国著名的词人,他的词学启蒙早在十岁时便已经开始。“少时得古今词集于姑丈松琴龙先生家。久之,亦稍习为之。”[2]129刘永济口中的龙先生,便是临桂派著名词人龙继栋。在临桂词风的形成中,龙继栋与其父龙启瑞具有重要的作用,龙继栋在北京的寓所,名为“觅句堂”,实际上成为了广西学人弹词论学的重要场所,如王鹏运等人就曾在此相互切磋,“觅句堂虽不专于词,而于词则为最专。厥后广西词派,领导晚清词坛,与浙常二派,三分鼎足,考其渊源,固觅句堂有以启之。广西词派,虽托始于觅句堂,实成于王鹏运,况周颐。”[6]72龙继栋逝世后,刘永济又着手整理龙继栋的遗稿遗著,可见,刘永济的词学创作从一开始,便能“取法乎上”。
丰富的藏书和前辈的提携固然重要,但新宁刘氏几代人营造的优秀家风也在无形中影响着刘永济。正如陈寅恪所说“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7]259。刘永济曾祖父以土木发家,虽无功名,但尤其重视读书,他曾以“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有福之人方能读书”作为门联。到祖父刘长佑时,虽以军功兴家,但终生不废读书,雅好书法,故刘永济曾说“武慎非书人,染翰乃余事”[2]230。在家风的浸染下,刘永济一直把读书作为伴随一生的爱好,程千帆曾回忆道“钱歌川教授与我住在山顶,先生(刘永济)住在山腰,相距不过一百米,有一条石级,淙淙作响,而先生的读书声则从雾气露声中断续飘来,每天如是。这声音像警钟一样激发着我和祖棻少年好学的心,使我们一点也不敢懈怠。”[3]68而刘永济先生的女儿刘茂舒的一段话正好印证了先生痴迷读书的情形:“他每天黎明即起,几十年如一日,清晨第一件事就是临窗苦练书法。除了到学校工作外,总是伏案看书或写字。疲倦了就躺在躺椅上,高声朗读诗文,这是他独特的休息方法。”[8]66
1906年,十九岁的刘永济考入了长沙明德中学。校长胡元倓热衷办学,以“磨血育人”为办学宗旨,遂使明德中学有着“北有南开,南有明德”的美誉。同时,学校有大量的革命党人,如黄兴、张继等人就曾在此教学,因而,明德又被誉为“辛亥革命的策源地”。毛泽东曾赞誉“时务虽倒,而明德方兴”。明德对于刘永济来说,不仅为其提供了新式的教育,也无形中受到革命思想的浸染①。
1907年,刘永济先生又改考上海复旦公学,与陈寅恪、梅光迪同学。此时的复旦由严复担任监督,刘永济之所以改考复旦,也是因为仰慕严复,“希望像严又陵先生那样,做一个介绍中西学术的学者”[2]631。同学中,陈寅恪与梅光迪对刘永济影响颇为重要。刘永济后来投考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则是梅光迪鼓励的,清华肄业后,刘永济还曾存款预备留学,可惜因种种原因并未实现②。后来,为《学衡》撰稿也是经梅光迪的介绍。关于刘永济与陈寅恪交往的记载不多,但从刘永济的回忆中,亦可见二人在复旦时,经常一起读书,两人曾打赌背书,看谁能一字不落的默写,结果陈寅恪获胜。自此,刘永济对陈寅恪过目不忘的本领钦佩不已,两人友谊也日益坚固。战乱中,刘永济不仅多次致函陈寅恪,让他来武汉大学讲课,还多次誊录陈寅恪所寄诗词作为留恋,可见二人情谊深厚。[2]631
1911年,刘永济考入清华,与吴宓、吴芳吉等人同学,此时,刘与吴宓虽是同学,但未必相识,二人具体相识相交应在1922年为《学衡》撰稿③。刘永济在清华的时间并不长,武昌起义后他便返回到南方。但这短短的半年时间却为他“广泛地粗略地具备些世界知识与科学知识提供了窗口”[2]256。
1912年,刘永济在上海跟从朱祖谋、况周颐二位先生学习作词。由于早年跟随姑父龙继栋学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故所作《浣溪沙》一词,深为况先生赏识,并称赞刘永济此词“能道‘沉思'一语,可以作词矣”[2]256。刘永济的《词论》,援引况氏观念颇多,可见其对刘永济词学创作及词学理论均有深刻影响。
纵观刘永济先生的求学生涯,优质的家学,丰富的藏书,为其从事中国古典文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新式教育又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他求新知、融新知的热情,故而他始终能够以不偏不倚的态度来看待中西文化交流; 从事词学创作,又使他能深得文家三昧,为其文学观念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1.2 《学衡》与《湘君》:文学观念与学术志趣的形成刘永济现代学术观念的形成离不开明德中学与《学衡》《湘君》两份杂志。1917年,应胡元倓之邀,刘永济回到母校明德中学任教,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他写了第一部学术著作《文学论》,同时为《学衡》撰稿,并与吴芳吉等人创办《湘君》。
1920年,《太平洋》杂志上刊登了他与李剑农的往返书信,名为《对于改良文字的意见》。该文围绕“文字”,谈到了对中国文学的认识,其对文学史的见解,颇有新意,实际上对于后期出版的文学史著作《十四朝文学要略》具有重要影响。同时,他认为文字是没有死活之分的,“现在要攻击的,是那些将文字作玩物的罪人,却不可牵连到文字本身来”[9]353。由此可见,刘永济对于胡适等人提倡的“白话文运动”是有异议的。
1922年,刘永济的第一部学术著作《文学论》出版,该书是在明德教授“文学概论”的讲义,虽然有借鉴西方的成分,但总体上是本着融会贯通的态度参考西方现代理论框架来建构中国本土的文学理论体系。“文学者,民族精神之所表现,文化之总相也”[9]97,无论是《文学论》还是后期的所有著作,刘永济始终遵循此观念进行“中国的”文学理论研究,而这离不开明德这一独特的学术生态。校歌校旗,代表着一个学校的文化立场和教育观念,而由刘永济于1920年创作的明德校歌、校旗更能体现他本人的学术立场:
衡岳峨峨,湘流浩浩,神秀启文明。莲溪通书,船山思问,湘学夙扬名。法前贤兮,迪后进,厥任在诸生。贯中西兮,穷术业,遗粕而咀精。愿勿忘坚苦真诚,期相与修齐治平。瀹灵明兮,新教化,崇令德兮,蜚英声。继自今腾实恢宏,振绪滋荣。(校歌)
校旗四分一为赤色,四分三为蓝色,加校徽于赤色之中央为唐卷与西书交叠之形。唐卷则黄缃朱带,西书则绿表金侧以为之饰。旗色取赤、蓝,一以表文明赫艳之象,一以旌坚苦真诚之德也。于古代取唐卷,近世取西书者,唐代为东方文化成就之时,近世又西方文化光华之日也,而交互相叠之形,则有融会贯通之义焉。 刘永济敬述。(校旗)
在近代学术的转型的过程中,很多人盲目跟从西方,一味地拿来西方的比附中国传统的,这在刘永济看来,是不可能实现“瀹灵明,新教化”的,因而他提倡“法前贤”与“贯中西”,也就是要取中西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将两者融会贯通,进而实现继李唐之后,中国文化的再一次辉煌。与“新文学”相比,刘永济更强调以一种平等的、不偏不倚的态度来更新中国固有文化。
1922年,梅光迪、吴宓等人在南京创办《学衡》杂志,刘永济应邀为《学衡》撰稿,同年6月,刘永济又与吴芳吉等人在明德中学创办《湘君》。这一时期,刘永济在这两个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的词作和文章,作为对当时学术界热点问题的回应。因而,无论是《学衡》还是《湘君》,“它们对于刘永济的第一意义,便是与之相关联的那些“人”,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学缘关系及其影响”[10]56。
《学衡》的诞生与胡适提倡的“新文化运动”有着直接的关系,正如胡适自己所说:“东南大学梅迪生等出的《学衡》,几乎专是攻击我的。”[11]506因此,《学衡》上刊登的文章几乎是用文言写作,并与“新文学”派针锋相对,剑拔弩张。与胡适等人不同的是,《学衡》诸公以“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判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为宗旨,而这正与刘永济为明德所创作的校歌、校旗宗旨一致,因此,刘永济与《学衡》的相遇,与其说是友人的盛情邀请,不如说是文化旨趣的不谋而合。同时,《学衡》带给刘永济不仅仅是学术交流的平台,还有以《学衡》为中心的那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如吴宓、陈寅恪、吴芳吉、缪钺等,他们都在刘永济的学术生涯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与吴芳吉论诗,与缪钺论词,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刘永济的学术观念。可以说,刘永济在《学衡》上的撰文是批评那些“未明文学之真义而自诩为新文学之代表者”[9]462,力图以中正之眼光研究中国的古典文学。
在吴宓等人创办《学衡》一个月后,刘永济与吴芳吉等人又在明德一同创办了《湘君》。有学者指出“《湘君》的存活和影响是有限的,它只是《学衡》的文学影子”[12]7,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吴宓致吴芳吉的信中曾记载:
则《学衡》亦即《湘君》,固二而一者也。今乃另起炉灶,别树一帜,徒费双方之心血时力,于筹划款项、办理琐务之中,此不经济之甚者也。于是《湘君》则缺印费,《学衡》则乏稿件,力分而势孤,势薄而名不著,谓不为国人所知。果何谓哉?苟能就此间已成之局,以《湘君》并入《学衡》,同心戮力,结为一体,凡《学衡》有须改良之处,弟及二刘兄,尽可详明揭示,宓当竭力推行,而《湘君》之白话歌谣等,不甚合《学衡》旧例者,固新派诸报所欢迎,岂患无发表之地哉!故以《湘君》合于《学衡》一层,实宓所认为最善之办法、最大之计划,而敢斗胆请于弟及二刘兄者也[13]91。
自《湘君》创办之日起,吴宓就多次致函刘永济与吴芳吉,建议将《湘君》与《学衡》合二为一。按理说《湘君》诸人既知《湘君》不可长久,且急缺资金,同意吴宓的意见乃是最好的方案,但刘永济与吴芳吉等人却一直未回应。此中缘由,双方并非解释,但从吴宓这封信中可以看出:其一,《学衡》与《湘君》在文化旨趣上相同,故能合二为一; 其二,刘永济与吴芳吉的反映证明《湘君》自有其独特之处。这一点,从《湘君》的发刊词就可看出:
一、道德。二、文章。关于抒情叙事析理教人而为著述者曰文学; 关于应对洒扫礼仪法度而以操守者曰文采。这二项是人人所当兼备,然后生活趣味而有条理。三、志气。道德以节于内,文章以宣于外,贯彻内外,鼓动道德文章向上的是志气。志贵卓立,气在善养; 惟志能立乃有用,惟气能养则无畏,然后可以站定脚跟于乱世。吾人愿本此三者以读书、以修身、以求友、以涉世、以应用于凡百事业[14]353。
与《学衡》的正面辩论不同,《湘君》“以陶写性情,注重文艺趣味,藉以互相观摩砥砺为宗旨”,重视文艺与道德对于人生的作用。对于新旧文学的问题,他们认为文学无新旧之分,且《湘君》所要做的就是“不特欲为文艺致观摩,且欲为道德负责任”[2]273。他们所说的“为道德负责任”就是从文学本体出发,探寻文学之真谛。无论是吴芳吉所说的“文心”,还是刘永济所提倡的“心艺”,二者皆是从文学本体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因而,他们极其反对新文学的“文学革命”,认为胡适等人的做法既有“矫枉过正”的趋势,又会造成“举国之人,相率以诋谋古人为名高”[9]430的局面。
《学衡》与《湘君》,一个是长期撰稿的刊物,一个是自己参与创办的杂志,两者既有相同之处,又有着各自的学术旨趣,但都对刘永济学术观念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
1.3 龙学与屈赋:学术方法的深度自觉程千帆先生曾提到“将考证与批评密切地结合起来”,实际上,刘永济先生虽未明确提出这种治学方法,但从他的学术研究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把批评建立在考据的基础上。如《文心雕龙校释》《屈赋通笺》就是建立在考据的基础上,加以理论性的阐释; 而《文心雕龙校释》与《文心雕龙征引文录》的相互配合又体现了千帆先生所谓“理论研究与创作相结合”的学术方法④。
在武汉大学执教时,刘永济将学术研究着重放在了“龙学”与“屈赋”上。就《文心雕龙校释》而言,分“校”与“释”两个部分,既使用传统的学术方法,又在此基础上加以理论性的论说。如在释《总术》篇时,刘永济注意到了黄侃与纪昀对此篇的误解是由于未识“术”字之真谛,因此,他详细考察了“术”字之义,认为“术”有“道理”和“技艺”两种意思,而刘勰所谓“术”即指“道理”,也就是所谓的文学原理,并非纪昀以“文章技艺视此术字”。故而,刘永济认为刘勰此篇之旨乃是“以心术总摄文术”[15]152,以明体要。同时,刘永济还对《文心雕龙》的次第进行了改易,篇首列《序志》,继而为“文之枢纽”,再次为下编,最后为上编。“下编通论文理,上编分论文体,学者先明其理论,然后以其理论与上编所举各体文印证,则全部瞭然矣。”[15]前言3刘永济不仅在框架上作了精心的安排,还依据上编文体中出现的各体文章汇编了《文心雕龙征引文录》,这些在张伯伟看来,正是“要将文学理论与文学作品相结合”[3]272。同样,在“屈赋”研究中,更能体现将“考证与批评密切地结合起来”的研究方法。刘永济所著《屈赋通笺》《屈赋余义》《屈赋音注详解》《屈赋释词》实际上就是在考证的基础上进行鲜活地理论批评。
程千帆晚年评价陈寅恪做学术乃是将“学问与国家命运联系起来”[3]132,这句话用来评价刘永济再合适不过。他在1937年发表的《文学通变论》中就提到了文学对于时运转移的重要作用,他认为《文心雕龙》乃是一部“子书”,是刘勰见“国家日趋危亡,世风日趋浇薄,文学日入于淫靡之途”[15]189而作的“救世之书”。那么,他的《文心雕龙校释》又何尝不是一部救世之书。
2 刘永济的学术成长与发展的几个关节点
由于刘永济的书信、日记均未出版,我们很难直观地看出刘永济的学术成长与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从考察。若以某一具体的学术生态作为背景,考察同一“学术圈”内刘氏与友朋的学术交往,亦可以窥探刘氏的学术历程。其中,以吴宓、吴芳吉、缪钺三位学者最具代表性。
2.1 文化本位观的形成刘永济与吴宓的实质性接触应当始于1922年,此后二人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晚年,吴宓曾不远千里看望刘永济与陈寅恪,即使是在高压的政治氛围中,吴宓依然时时惦记刘永济的情况,可见二人友谊之深厚。
纵观刘、吴二人的学术交往,吴宓对刘永济的影响大致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正是因为吴宓不遗余力地推荐,刘永济才由中学教坛步入大学教坛,而这正是其学术思想的重要转折点。从1925年开始,吴宓就多次推荐刘永济赴大学任教,直到1927年,因种种原因,刘永济不得不赴东北大学任教。可以说东北之行不仅为刘永济扩展了视野,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其词风的形成。在东北大学时,他与章士钊、林损、刘豢龙等是同事,他们经常往来唱和,谈论文学。程千帆曾回忆:“有一次,先生和我谈起林先生(笔者按:林损),说‘大家都以为公铎(林损字)只会使酒骂座,可是,我和他在东北同事,看到他每到冬天必然温习经书。书,是要反复读的。'”[3]68这种学术风气自然无形中激励着刘永济。不仅如此,由于承担大学的文学史讲授,也促使他着手中国文学史的编撰,其所著《十四朝文学要略》与《唐乐府史纲要》均是在东北大学讲课时的讲义。同时,因为东北局势的问题,也使得他的词风具有“音调危苦,气格沉雄”的特点。这一时期所作的词大多具有强烈的个人危机意识和民族忧患意识。其次,刘、吴二人的交往也促使刘永济对“文化本位观”的体认。吴宓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的创始人,主张以融贯中西的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学,而这一观点正与刘永济不谋而合。1922年,吴宓与梅光迪等人创办《学衡》,从《学衡》的办刊宗旨中,我们可以窥探吴宓是主张汲取中西文化中有益的成分加以会通,从而建设我们自己的文化。如吴宓曾致函浦江清:
来欧与人谈西洋文哲学,终不为人所重; 彼等偏见,以为我们不懂什么。但若来欧与他们谈汉学,或中国文学,或中国哲学,或考古,或美术,或瓷器,或方言,总之,能谈中国学问,必为人重视,而成大名[13]178。
在吴宓看来,西学对于补救中国文学是有积极作用的,但终究还是要能“谈中国学问”,即要以中国为本,在此基础上建构中国自己的文学。正是由于《学衡》“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学术观念,使得刘永济加入了这一团体。如缪钺在为刘永济《云巢诗存》所作的序中提到:“余与弘度先生相识,由于吴雨僧(宓)、郭洽周(斌和)两先生之介。雨僧、洽周受学于美国白璧德先生,深研古希腊哲人之学,拟采其精华,结合吾国传统文化,融会贯通,创为新义,以育才淑世,而余与弘度均声应气求之友焉。”[2]145
值得注意的是,早年在复旦公学时(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刘永济就“希望像严又陵先生那样,做一介绍中西学术的学者”[2]631。或许正是受严复影响,他曾以“今非”为笔名,翻译发表了多篇西方小说,但此时刘永济仅仅是介绍。这里不得不介绍下当时的思想背景,在清末民初,中国思想界普遍还是认可“中体西用”的,但“在五四运动的前夕,一般知识分子正在迫切地需要对中西文化问题有进一步的认识; 他们渴望能突破‘中体西用'的旧格局”[16]192。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学”占据了近代思想史的中心位置。当然,胡适在这场运动中的功劳是无可辩驳的,但胡适这种“猛力加上了一鞭”的做法也确实产生了一些偏激的行为。故而,以吴宓为代表的《学衡》便主张要“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实际上,乃是主张以中国文化本位,打通中学西学,汲取双方优秀的成分促成中国文化的发展。刘永济的前后转变或许正是这场思想运动所促成的。
2.2 对“文心”的体认刘永济与吴芳吉同为清华同学,但二人相识相知应当始于民国九年,此后,二人在明德共事六年,而这一时间段正是两人学术交流最为频繁的时候,他们一起办报刊,举行文人集会。因此,本文不做过多的文献考证,试图将刘、吴二人的学术交往置于“明德”,或者说是《湘君》这样一个学术生态中进行考察。
当我们将某位学者置于某一学术生态中时,首先要考虑到该学者与这一学术生态之间是否有着密切的联系,他是以撰稿人的身份积极参与,还是作为主创者的姿态忘情投入,这些都会影响到个体与群体之间相互接受的程度。民国十一年(1922年),吴芳吉在明德创办《湘君》,“后宏度、柏荣相继加入,遂扩大组织为湘君社,公推宏度社长。”[14]471《湘君》虽急缺资金,但《湘君》自有其特点:其一,《湘君》虽成立“湘君社”,但实际上只有刘永济、吴芳吉、刘柏荣三人比较热心,《湘君》稿件也大多由“三人分任编辑”[17]635; 其二,《湘君》虽无一定组织,但《湘君》诸人惺惺相惜之情较其他杂志更为显著。如吴芳吉在写给吴宓信中提到:“吉之顺事弘度,亦如兄之赞助梅君(笔者按:梅光迪)。然兄助梅君,梅君罕谅; 吉事弘度,乃能相怜。”[17]644虽然“偶有私意,皆能言至恰可而止”,在吴芳吉看来这正是他心目中“朋友聚居之谊”[17]635。相比之下,《学衡》诸人分歧尚多,如吴宓曾说:“《学衡》之诗坛,恨为胡君(笔者按:胡先骕)所霸占,故其所选,无非此三四江西人之诗,令人烦厌唾弃。”[13]82所以,以《湘君》作为背景,考察刘、吴二人的学术交往及学术旨趣,理论上是可以成立的。
1922年,刘永济的第一部学术著作《文学论》出版,该书提到为文学下定义的两大标准,即“一方面必求其真义愈明,一方面又必求其真用愈广”[9]20。随后,在《论文学中相反相成之义》中,他再次强调,以新旧论文学乃是“未明文学之真义”。吴芳吉在《吾人眼中之新旧文学观》中亦多次强调要返回文学本体,明确文学之真谛。对于新旧文学的问题,二人皆认为文学无新旧,强调返回文学本体,明确文学之真谛,但文学之本体,文学之真谛究竟是什么,以上两篇文章皆未予以明确阐释。直到吴芳吉在《三论吾人眼中之新旧文学观》提出“文心”,才使得这一问题得到解决:
夫文无一定之法,而有一定之美。过与不及皆无当也。此其中道,名曰:“文心”。文心之作用,如轮有轴,轮行则轴与俱远。然轴之所在,终不易也。如称有锤,称有轻重,则锤与俱移。所止不同。终将持其平也。古今之作者千万人,其文章之价值各异。所以衡优劣、定高下者,以有文心故也。……故作品虽多,文心则一,时代虽迁,文心不改。欲定作品之生灭,惟在文心之得丧,不以时代论也[14]410-411。
或许正是二人的交流加深了刘永济对“文心”的体现。在随后出版的《十四朝文学要略》中,刘永济提出了“文学者,心艺也”的观点,试图以赋比兴为经,以真善美为纬,建立起文学的经纬,并认为此举方可使“文用备矣,文理周矣,文道成矣,文心通矣”[18]26。在校释《文心雕龙·神思篇》时,他明确指出“文以心为主,无文心即无文学”[15]95。因此,在鉴赏的过程中,刘永济虽然也支持所谓的“知识诠别”,但尤其重视“性灵感受”。“夫情,公也。事,私也。”[18]39作品中涉及的事情虽然不能尽知,但通过事情传达出来的“情”则是亘古无殊的。如他在释《枫桥夜泊》时指出:“此诗所写枫桥泊舟一夜之景,诗中除所见、所闻外,只一愁字透露心情。半夜钟声,非有旅愁者未必便能听到。后人纷纷辨半夜有无钟声,殊觉可笑。”[19]103钟声的有无在他看来并不是解读此诗的关键,重要的是要透过这些“事”去发掘作者内心深埋着的“情”。
无论是刘永济还是吴芳吉,他们都将明德那几年视为人生最快乐的时候。如刘永济在纪念吴芳吉的一篇诗作中提到:“六年长沙共讲习,议论往往惊老苍。”[2]190可见二人当时经常谈论学术问题。并且在刘永济看来,吴芳吉有些观点往往能“令我肝胆豁”[2]171。而这些,正是以《湘君》作为一种生态环境展开的。
2.3 “读书考镜之助”刘永济与缪钺的相识应当始于20世纪20年代为《学衡》撰稿期间,此后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即使是在八年抗战期间,二人亦多次书信往来,或谈词或论学,这也使得他们在某些学术观点上达成一致的见解。1943年7月,刘永济致函缪钺:
承惠示大著《牧之年谱》,循读一过,至佩至佩。晚近颇多为古人作年谱者,大都读书不多,临事翻眢,故多纰漏抵触之处。此事亦史家之条枝,非浅学所能尝试。公此作出,可为此体之楷模矣。弟尝思集古今年谱之大全,编一总年谱,大可为读书考镜之助,惟不易得,且不易抉择精当。又古来名士无谱者尚多,即专以文士为限,亦殊未易求其全。然此意自佳,暇时偶尔取齐召南《历代史表》分注古代文士行年事略于眉上,固甚粗简,然比堪之,亦殊有趣[2]399-400。
中国古典文学向来重视“知人论世”,因而年谱的编撰对于了解作者生平事迹及其思想有着重要的作用。关于这一点,缪钺与刘永济达成了共识⑤。早在1935年,缪钺即着手编撰《元遗山年谱汇纂》,在该书序列中,缪钺提到:“余夙喜读元遗山诗,读其诗则求知其人论其世,而由其人其世可以深解其诗,故年谱不可缺也。”[20]560在刘、缪二人看来,年谱编撰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读书考镜之助”,即通过对作者生平事迹的考察,进一步帮助我们解读作家及作品所蕴含的深层意思。
就刘永济文史考证工夫而言,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为文学史编写所做的基本史料汇编。以吉首大学整理,现已出版的《南史提钩》为例,该书史料基本与文学相关,并“采用了以史补史,诸史互证的方法,以《南史》为基本史料,通过对其他史料的收集整理”[21]撰写而成。其中,刘永济特别注重对“世袭门阀族群文学”和“南朝原点掌故” 材料的收集。其二,为“读书考镜之助”。这一点主要体现在他的屈赋研究中。刘永济曾在《屈赋研究法之商榷》中提到了屈赋研究所面临的两重困难:一是文学的讹误; 二是史料的缺乏。尤其是史料的缺乏为我们知其人论其事造成了严重的阻碍,故而,他在《屈赋通笺》的“叙论”中专设“屈子时事”一节,编制屈子行年事迹表,这对于我们考察屈原为人即其与时政的关系有重要帮助。
3 结 语
综上所述,优秀的家庭教育使得刘永济积累了深厚的国学素养,为其日后开展古典文学奠定了基础。不仅如此,广泛的游学经历又使他能不囿于传统,自觉地建构属于现代的、来自本土的文学理论体系,往往能对“传统的”进行现代性的阐释,发挥“传统文化的精义”。实际上,与吴宓、吴芳吉、缪钺的学术交往,对刘永济的古典文学研究确实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吴宓主张融贯中西,这也使刘永济更加注重以中国文化本位,去打通中学与西学,汲取双方的优秀成分,促成中国文化的发展; 与吴芳吉的交往也使其更加注重文心,善于从证据中窥探作者本心; 而缪钺精湛的文史考证之功,让他更加坚信考订文人行年可资“读书考镜之助”,这些在他的著作中都有明显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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