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生走自己的路,有三条。一条是中国由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一条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一条是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前两条成功了,有成功的经验。后一条有一部分成功,有一部分失败。虽然失败,但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不是一种照搬,而是在走自己路的探索中犯的错误。
胡绳在学术界对毛泽东晚年犯的错误特点使用了“探索”这一概念。他在《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一文中指出:“事实上,他是犯了大跃进、人民公社等错误,直至‘文化大革命'那样严重错误。但他犯的不是照抄苏联模式的错误。他是想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为找到适合中国情况的新的道路进行探索,在探索中走入歧路。”[10]这一提法逐渐为学术界接受,著名党史专家龚育之后来也说:毛泽东的错误是“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中走入歧途的错误。”[11]用“探索”一词揭示毛泽东晚年错误的特征,一方面,他是想探索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新路; 另一方面,在走自己路的过程中走入歧路。显然,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的歧路,它给中国发展和中国人民带来了痛苦和灾难。
毛泽东晚年在“走自己的路”过程中犯了两大错误:一个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错误,一个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关于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看作是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看法是有充分依据的。在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集体撰写、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一书中,有这么两句话:一句是“‘大跃进'的提出,标志着党力图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中打开一个崭新的局面,历史证明,这个努力是不成功的。”[12]349另一句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一次严重失误” [ 2]354。与此同时,把中国的“大跃进”看作寻找自己的路的观点在一些著名的国外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的著述中也有同样的论述。由美国学者R.麦克法夸尔和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一书认为:“大跃进”时期标志着中国抛弃苏联建设模式,而开始了“中国道路”,其篇章安排结构上,以“寻求中国道路”为题,记述了中国从1958-1965年的历史,在他们看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代替了从苏联引进的发展策略,因而是中国寻求自己道路的表现。国外学者的这个看法,有其合理性,但也有偏颇之处。实际上,从1956年开始,以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及党的八大为标志,中国共产党就开始探索中国道路,而且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就。正如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中所说:“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7]108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中对何时开始体现中国道路的探索有很好的说明,它以“党的八大和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良好开端”为章节标题,对1956年到大跃进之前的党的主要活动进行了科学概括,这一提法是有充分的事实根据的。只是到了1958年后,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发生了曲折和失误。关于毛泽东晚年发动并推崇的“文化大革命”,就毛泽东主观动机来说,是一种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防止和平演变的尝试和探索,但由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理论的误解,对中国社会阶级状况、党内状况和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错误判断,正如第二个党的历史决议所说的那样:“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 [3]28。因此,“‘文化大革命'是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努力走入歧途的结果,是在错误理论指导下的错误实践” [12]463。
为什么一贯倡导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的毛泽东还会犯这样的错误呢?胡绳曾经指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方面有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问题,另一方面也有对中国实际的把握问题。事实的确是这样,从主体方面讲,结合者这一主体本身也是一个变数,因为每一主体都是由其经验、见识、阅历、价值取向、思维方式、民主精神、科学素质等要素构成的。主体的这些要素,在一定条件下也是一个变量,这些对于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把握真实的客观实际,走符合中国实际的自己的路都有直接的联系。从客体来讲,随着时代的变化,怎样看待马克思主义和变化中的中国实际也是一个重大的问题。邓小平指出:“马克思去世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 [3]291在这里他提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重大理论问题。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就是在时代主题、特征发生变化的条件下,立足实践,明确哪些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哪些是适宜于当时主题而在主题发生变化后变成了个别结论; 哪些是随着实践的扩大和深入而发现和重新整理出来的在马克思主义中早已有之但未引起重视的重要理论,哪些是马克思主义中潜在的适应未来的论点随着时代主题与实践的变化而上升为基本的原理。比如暴力革命作为革命和战争条件下的基本原理在和平和发展条件下就变成为个别结论。马克思全球化的思想在今天被挖掘和整理出来成为当代一种分析国际关系和世界发展的重要理论。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和论点在今天社会条件下已上升为基本原理。这里应该指出,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理没有变,但马克思列宁所强调的理论重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体系结构、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形态和方式都会随着时代和实践发展而变化。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地总结了毛泽东在“走自己路”中的经验教训,一方面,坚持毛泽东走自己的路的基本原理。邓小平指出:“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现在中国搞建设,也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3]94-95另一方面,深刻反思了在“走自己的路”问题上的教训,进一步完善和丰富了如何“走自己的路”的重大理论问题,实行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把“走自己的路”置于时代和世界的广阔背景之中。邓小平曾经指出:“我们是在一个贫穷的大国里进行改革的,这在世界上是没有先例。我们搞建设有39年,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但是光凭自己的经验和教训还解决不了问题,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穷和落后,就必须开放。开放不仅是发展国家间的交往,而且要吸收国际的经验。”[3]266把世界的发展经验融汇于中国发展的经验之中,是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毛泽东“走自己的路”的丰富和发展。江泽民提出在走自己的路的实践中,不但要认识和掌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还要认识世界文明发展的规律。在新时代习近平提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14]258。这一思想,为中国道路的国际视野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学理依据。总的来看,把世界的发展经验融汇于中国发展的经验之中,中国道路并不是一个单一因素的命题,而是一个综合性的命题,它既包括中国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又包括社会主义的共性,还包括它与世界文明之间的共性,是三者的统一体。中国特色正是在三者统一中存在的,应该在三者的统一中把握中国特色。有学者指出, “‘中国经验'或‘本土经验',只有用世界眼光总结才有价值和意义; 只有用世界眼光加以提炼,才能运用和推广”[15]。实际上,用世界眼光总结的“中国经验”才是具有生命力的个性。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但反映了中国的国情、制度、文化和历史的特点,包含了社会主义的共有因素,也包含了人类社会的共同经验,它是中国的特殊性、社会主义的共性、世界文明的共同性之间的有机结合,而称作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