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培育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群众基础”(2017MKS141); 广州市“十三五”规划课题“习近平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创新研究”(2018GZYB48);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仪式与高校校园文化建设”(16JD710061)
(School of Marxism,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Guangzhou 510642,China)
New China; National Day celebration; a set of rituals; ideology
DOI: 10.15986/j.1008-7192.2021.03.003
备注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培育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群众基础”(2017MKS141); 广州市“十三五”规划课题“习近平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创新研究”(2018GZYB48);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仪式与高校校园文化建设”(16JD710061)
引言
国庆节是国家重要的纪念日,也是国家的符号象征之一。庆祝仪式是人类历史和文化的产物,在其背后隐藏着某种深层次价值诉求。举行国庆庆祝是一种典型的政治仪式,国庆庆祝仪式的动态表达或静态呈现,都有赖于仪式谱系的力量。“仪式是一种标准化的、可重复的行为,仪式连接了过去、现在和未来……消除了历史和时间的限制。”[1]220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精心建构国庆庆祝的仪式时间、仪式空间、仪式人员及仪式符号谱系,运用各种仪式手段唤醒人们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等的记忆,产生思想及精神上的交融,国庆庆祝所追求的政治社会效应在仪式的展演中得到传播与阐释,具极强的意识形态功能。
1 仪式时间:意识形态记忆的起点
时间与政治、权力的关系极为密切。在人类历史上,每个民族、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时间符号,“时间符号在国家社会文化建构中具有重要功能,并成为国家传输意识形态的媒介”[1]244。在仪式谱系的建构中,仪式时间是一项重要内容,也是仪式展演的重要节点。原本抽象的时间日期,因与特定的历史事件相联系而具象化,被赋予特定的符号意义,成为唤醒民众、凝心聚力、强化记忆的有效载体。
国庆日是国家政治象征建构的重要符号,对于建构全民共同的政治意识,促进政治认同具有积极作用。在世界历史上,“国庆”是什么时候开始被确定为国家的节日?据记载,公元301年欧洲的一个小国家——圣马力诺把9月3日定为国庆日。在我国,最早记录国庆一词的是西晋文学家陆机:“国庆独飨其利,主忧莫与其害。”[2]128众所周知,在封建帝王时代的中国,封建帝王的登基、诞辰等被视为举国欢庆之事,因而封建时代的中国将皇帝即位、诞辰称为“国庆”,其内涵、意义与今天的“国庆”相距甚远。中华民国成立后,袁世凯统治下的北京政府效仿法国、美国,将推翻清政府的武昌首义日——10月10日定为民国时期的国庆日,又称“双十节”。在近代民族国家中,民族独立战争的胜利,推翻了反动政权及帝国主义的干涉,随着民族独立政权的成立“国庆日”也相应产生。“国庆纪念日,是一个国家确定用来纪念国家本身的法定节日,通常是国家独立日、宪法签署日或其他有重大意义的纪念日。”[3]3421949年10月1日,是每个中国民众永远也忘记不了的伟大日子。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欢庆新中国开国典礼,毛泽东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4]这一官方表述经过制度化的仪式安排穿越时空,直达民众的心灵,成为民众认知新中国国家意识的合法性资源。
国庆日的确立是国庆庆祝仪式建构的前提,也是新中国意识形态记忆的起点。国家是人们认同的“想象的共同体”,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全新的国家形象从想象转变为具象需要建构能被国民共享的象征符号。国庆日这一象征符号经过国庆庆祝仪式的周期性展演,成为促进民众形成集体凝聚力与政治认同的文化纽带。据史料记载,1949年10月1日的庆典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成立典礼(开国典礼),而不是人们常说的国庆庆祝仪式。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开幕词中就“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了”[5]6。当天新华社发出电讯:“中国人民渴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盛典——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已于今日下午7时半在北平开幕。”[6]9月22日,《人民日报》刊发的社论指出:“这个会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开幕——笔者注)宣告了旧中国的灭亡,新中国的诞生。”[7]由上可知,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式上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相较中央人民政府先宣告成立。然而,在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举行中央政府成立典礼之际,国庆日还没有被新中国领导人提上议事日程。之后,提议“10月1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是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部长马叙伦,他认为新中国应该有国庆日。马叙伦在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提议的建议案中,希望把10月1日定为国庆日。1949年10月9日下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马叙伦因为身体原因未能出席。许广平委员代表因病请假的马叙伦委员提出建议,请政府明定10月1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以代替10月10日的旧的国庆日。“会议通过了‘以10月1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的国庆纪念日'的建议草案,决定送请中央人民政府采纳施行。”[8]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四次会议宣告:自1950年起,即以每年的10月1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日。自此,国庆日被确定下来。
国庆日经过制度化庆祝仪式的展演,嵌入社会成员的共同记忆而得到广泛传播。党和国家将不同年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元素倾注至国庆日纪念之中,国庆日也成为连接过去与展现当下的政治符号。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在每年国庆节都举行规模不等、形式不一的庆祝活动。在举行国庆庆祝活动前,党中央发布国庆庆祝相关规定,对国庆节庆祝的办法、仪式会场的布置、庆祝口号、纪念内容、宣传重点、外宾接待等做出总体部署。比如,1959年《中央宣传部关于庆祝建国十周年的通知》对国庆庆祝做如下总体部署:“(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周年,是举国欢庆的胜利日。……做好有关的庆贺宣传活动,具有极其重大的政治意义。(二)今年国庆节的庆祝规模应当比往年隆重热烈。首都在国庆节前夕举行庆祝大会,邀请外国代表团参加,会上由中央负责同志作报告,十月一日举行阅兵式和群众游行,……游行队伍不抬中外领袖像。(三)报纸、刊物、广播电台应当立即结合当前形势和任务,有计划地开展国庆十周年的宣传工作。(四)各地在条件许可下,应举办反映当地革命和建设成就的小型展览会。(五)国庆节日,全国各机关、团体、学校、部队、工厂、企业、商店等单位,一律悬挂国旗。(六)今年国庆宣传和呼喊口号如下:(1)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2)庆祝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9]160-162又如,2019年8月29日,中宣部常务副部长王晓晖向记者介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安排情况,主要举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阅兵式和群众游行”“首都国庆联欢活动”“文艺演出和焰火表演”“颁授仪式”“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盛大国庆招待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文艺晚会”[10]等活动。国庆庆祝活动的安排与展演,折射出仪式时间、仪式行为与政治权力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国庆日是国庆庆祝仪式谱系建构的前提,也是形成新中国集体记忆的起点。国庆庆祝活动通过描绘和展现过去的事件来使人记忆过去,“以具象的外观,常常包括重新体验和模拟当时的情景或境遇,重演过去之回归。”[11]90国庆日反复的仪式操演承载了建构主流意识形态认同与记忆的功能。
2 仪式空间:意识形态情感的纽带
“空间是人类生活的重要维度,它既代表一个物质性的空间场所,同时又是社会文化建构的产物,也是意识形态传输的重要载体。”[1]325国庆庆祝仪式的举办通常在具有特定意义的空间举行。自1950年国庆节起,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颐和园、中山公园、天坛公园、工人体育馆、人民大会堂等曾一度或至今仍是国庆庆祝活动的主要仪式场域,也是激发意识形态情感的纽带。
仪式空间经过仪式的布置与施行,被赋予政治性与意识形态性。天安门广场在首都城市的中央,其空间地理位置也被赋予国家权力核心意蕴,自新中国成立起,天安门既是权力秩序的象征,也是国庆仪式展演及意识形态情感生产的场域。天安门曾经是封建社会皇族威仪的象征,是充满了王朝记忆的建筑。然而,自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那一刻起,天安门便成为了新中国的国家象征。1950-1959年,党和国家在天安门广场连续十年举行大型国庆庆祝活动,除国庆大阅兵之外,还举办庆祝宴会、招待会、群众游行及篝火联欢等大型活动,天安门广场也成为国庆庆祝的主要仪式空间。1950年国庆庆祝办法规定:“北京及各大行政区中心城市举行阅兵式和群众游行示威。”[12]1161953年9月,中央在关于国庆纪念办法中要求:“除北京以外,全国其他城市不举行阅兵式,但当地驻军应参加示威游行。”[12]573在以天安门为核心的仪式空间举行阅兵式和群众游行成为1950-1959年国庆庆祝活动的主要形式。然而,1960年9月,中央在关于国庆节纪念办法中规定:“今年十月一日国庆节,首都北京只举行群众庆祝游行。……今后,每年只在国庆节组织大规模的群众庆祝游行。”[13]52因此,1960-1970年,国庆阅兵被从国庆节庆祝活动中取消,党和国家主要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集会和游行,并检阅游行队伍。据1960年10月2日《人民日报》报道:“首都50万人今天在天安门前举行盛大集会和游行,庆祝中国人民的光辉节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1周年。”[14]又如,1970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庆祝集会和群众游行。”[15]1971-1977年,除1976年在天安门城楼举行国庆座谈会之外,国庆节庆祝活动的主要场域从天安门广场转移到中山公园、顾和园、天坛公园、陶然亭公园、紫竹院公园和首都体育馆等地方,并以举行大型游园联欢活动为主要庆祝形式。1971年10月1日新华社电讯:“首都广大军民满怀团结、胜利的革命豪情,举行盛大的游园庆祝活动,热烈欢呼二十二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15]以游园活动替代群众游行的庆祝方式一直持续到1977年。尽管1971-1977年主要的庆祝空间不在天安门广场,但天安门广场依然悬挂各种标语口号,意识形态氛围浓厚。如1971年10月1日,“节日的天安门广场雄伟壮丽。……广场南端‘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巨幅标语,指引我们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不断前进。”[15]“天安门城楼像一艘巨轮,伟大舵手毛主席屹立在船头上,指引着我们乘风破浪,驶向光辉灿烂的前方!”[16]
在国庆庆祝仪式空间这一维度中,除了物理性空间外,纪念场景的布置也强化着庆祝仪式的意识形态情感,使人们在参与仪式过程中接受思想洗礼。自1978年以来,国庆节庆祝活动既沿用了以往的形式,也进行了一些改革,呈现多样化特点,但仪式空间主要在天安门广场及人民大会堂。1984年、1999年、2009年、2019年分别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国庆35周年、50周年、60周年、70周年盛大阅兵和群众游行等庆祝活动,其他年份则主要以大型联欢晚会、招待酒会、文艺晚会、天安门升旗仪式、首都各界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圈等形式庆祝。如,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周年,2014年9月29日晚“美丽中国 光荣梦想”音乐会在北京举行; 9月30日上午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来到北京天安门广场,出席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9月30日晚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庆招待会; 10月1日清晨“来自全国各地的约12万群众和各界代表,在天安门广场观看隆重的升国旗仪式”[17]。其实,空间的布置为仪式的操演营造政治文化氛围。每逢国庆节,对天安门广场的装扮成为展示“国家面貌”的活动。比如,2011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上,绚丽的鲜花组成五彩的祥云图案,环抱着一个高达15米、镶嵌中国结的大红灯笼,把人们祝福祖国的共同心愿集中展示了出来”[18]。又如,2019年国庆节,“城楼红墙正中悬挂着毛泽东同志的巨幅彩色画像。城楼檐下8盏大红灯笼引人注目,东西平台上8面红旗迎风招展,烘托出喜庆的节日气氛”[19]。每年国庆期间经过精心布置的天安门广场显得更为庄重、灵动,成为意识形态情感的纽带,连接历史、现实与未来。天安门作为仪式展演的实践场域,其空间形态逐渐由封闭走向开放,从展示帝王权力演变为述说人民权力,成为人民感受国家主人身份和接受国家政治教育的最佳仪式性场所。正如巴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王俊晓在参加2019年国庆庆祝大会后所说:“国庆阅兵仪式和群众游行是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20]
3 仪式人员:意识形态实践的主体
人对于仪式而言不可或缺,没有人,仪式无以展演。仪式参与者有着身份上的差别,正是这样的差别言说仪式所蕴含的特殊意义和关系。参与者往往根据身份划分为不同的位阶。身份是一种区隔,是一种边界,也是一种规约。在国庆庆祝仪式中,主要参与者的身份决定了仪式的级别及重要程度。从政治象征意义角度来审视,国庆庆祝仪式参与代表的界别越广泛且参与的人员越多,国庆庆祝仪式的政治合法性就越强; 受邀参与国庆庆祝仪式的国家越多、参与人员级别越高,国庆庆祝仪式所产生的影响力就越广。因此,国庆庆祝仪式既要各民族、各阶层的群众参与,也需要影响力大的国内外政界人物参与。
党和国家领导人既是国庆庆祝仪式的参与者,也是意识形态生产实践的主导者。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国庆阅兵、群众游行、焰火联欢、招待会、游园、音乐会等庆祝活动。如1954年10月1日,在国庆阅兵检阅台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有毛泽东主席、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周恩来总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在改革开放前,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不间断地参加了1950-1970年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国庆阅兵、群众游行及焰火表演。自1971年始,毛泽东不再参加集体性的国庆庆祝活动。除1975年邓小平副总理主持以周恩来总理名义举行的盛大招待会外,周恩来还参加了1971-1974年举办的国庆游园、国庆招待会等庆祝活动。改革开放以来,华国锋、李先念、叶剑英、赵紫阳、胡耀邦、邓小平、江泽民、李鹏、胡锦涛、温家宝、习近平、李克强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参加了历年国庆节在首都举办的庆祝活动。党和国家领导人除了参加国庆庆祝活动外,也是国庆庆祝仪式的主导者。在国庆节到来前,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国庆庆祝的相关事宜进行反复讨论、修改及批示。如1953年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周年的口号,委托胡乔木加以修改,提交政协常委会讨论后,送中央审阅”[21]169。又如,1958年9月22日,中共中央转批了《中央外事小组关于今年国庆节期间对来华外宾进行宣传问题的意见》,对国庆期间来华外宾进行宣传的重点及注意事项提了具体要求。经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修改、批示后,中央对国庆节纪念办法发布通知,对国庆庆祝活动作出总体安排,以确保仪式的正常进行,并通过“剧场国家”效应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如1963年9月,中央在关于国庆节纪念办法中要求:“在国庆前后,各地应当向人民群众进行宣传,说明当前的国内国际的大好形势和当前的任务,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9]317
国庆庆祝仪式是世界认识中国的一扇窗口,也是增强党的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的契机。邀请兄弟国家党政代表团、兄弟党代表团、友好国家政府代表团、国际性组织的代表、各国朋友参加国庆观礼,是国庆节庆祝的一种惯例。赫鲁晓夫、贝鲁特、金日成、胡志明、苏加诺、西哈努克等外国政要曾一次或多次受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观礼。1955年周恩来在万隆会议的讲话中发出“我们欢迎所有参加这个会议的国家的代表随便什么时候去访问中国”[22]147的邀请后,受邀参加国庆观礼的外宾人数急剧上升。据相关资料统计,1954年国庆节,“我国邀请了50个国家的1 500余位代表(包括政府性和民间性代表团)来我国参加观礼和访问”[12]837,之后的1955年、1956年、1959年、1960年、1965年参加国庆观礼和访问的人数均达2 000人左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64年,中央在国庆纪念办法中提出“今年国庆节庆祝活动的规模可适当扩大”[9]369。9月15日,毛泽东分别致信日本、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亚、缅甸、锡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邀请他们派代表团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庆祝大会。“来自世界80多个国家3 000多位外国朋友”[23]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之后的每年国庆庆祝仪式邀请外宾的人数都没达1964年之多。国庆庆祝仪式是世界认识中国的一扇窗口,也是增强主流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的契机。外宾来到中国之后,中国政府给予高规格接待,有的受到中国领导人的接见,有的还安排到各地参观访问。党和政府也借此机会向外宾宣传我国建设成就,阐述我国的国际和平政策,增进与各国人民的友谊。如1954年9月,中央在关于国庆节接待外宾工作的指示中要求:“借此次各国外宾来我国的机会,宣传我国五年来的建设成就,解释我国的总路线和宪法,……表达我国人民在政治和精神上的团结一致; 宣传我国解放台湾的正当要求和决心; 宣传我国的国际和平政策,……; 阐明我国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各国改进关系、增进与各国人民友谊的愿望。”[12]838改革开放以降,随国内外环境的变化,中央明确要求国庆纪念遵循“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反对封建残余,破除脱离群众的陈规陋习”的原则进行改革,要求“往年那种有上千人光临的大型宴会不搞了,改为四百人的招待会”[24]。因此,缩小邀请外宾范围,主要邀请国庆期间在华访问的主要人员、驻华使节及在华外国专家等参加国庆庆祝活动。据《人民日报》报道:1979年10月30日,参加新中国成立30周年招待会的外宾有“正在北京访问的各国朋友,各国驻华使节,在中国帮助工作的外国专家,各国驻京记者,外国驻京机构代表等”[25]。2019年10月1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在京重要外宾、各国驻华使节、外国专家也应邀出席大会”[26]。受邀参加国庆庆祝活动的“他者”对我们的“认同”也是增强意识形态吸引力的有力依据。如受邀登上彩车参加游行的俄中友协成员伊万·阿尔希波夫十分兴奋地告诉记者:“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总结了新中国70年来的风雨历程,讲述了中国人民的艰苦奋斗,更表达了对未来的信心,这一切让我们对中国未来发展充满期待。”[27]
少数民族代表、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海外侨胞是参加历年国庆不可或缺的人员。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关系协调与否、祖国领土是否完全统一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也是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合法性资源。历年国庆节几乎都邀请少数民族代表来京参加庆祝活动,各少数民族代表到京之后,得到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受到中央统战部、中央民委等部门的热情接待。如1950年9月29日,周恩来设宴邀请来京参加国庆大典的各民族代表,“应邀赴宴的有来自各地的各兄弟民族代表和文工团团员四百余人,出席这一宴会的有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李济深,……等共一百余人”[28]。举办国庆庆祝活动也是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增进民族团结、增强国家认同的重要契机。正如周恩来在1950年国庆宴会致辞中所指出:“各兄弟民族的代表和文工团这次到北京来参加庆祝国庆节,显示着中国各兄弟民族空前的大团结和中国各民族人民对于自己国家的热爱。”[29]337苗族代表李儒云称:“今天各民族的代表会师在人民的北京,像回到了母亲的怀抱一样。今天宴会的热烈情景,表现了一个大家庭中兄弟的亲密团结。”[30]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之所在,是海内外全体中国人的共同心愿。每年国庆期间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海外侨胞都应邀参加国庆观礼。如2002年9月29日,“1 500多位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3周年庆祝活动的海外侨胞、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华人朋友齐聚一堂,共庆国庆”[31]。党和政府通过国庆观礼团向广大海外侨胞、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同胞、台湾同胞和华人朋友,致以亲切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并希望全国各族人民及所有爱国的中华儿女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携手共进,作出更大的贡献。
广泛的群众参与是国庆庆祝仪式成功的基石。一场成功的政治仪式离不开民众的支持,在国庆仪式展演的过程中,在国庆庆祝仪式的庄严氛围及令人震撼的场景浸润中,参与国庆庆祝的仪式人员不由自主地融入仪式情境中,在仪式行为、符号、声音的冲击感染下体味其政治社会效应。新中国成立以来,参加国庆庆祝活动有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青年学生、各条战线上的劳动模范与先进工作者等新中国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群众代表。受众人数是衡量国庆庆祝仪式影响力的重要指标,因受庆祝场地的限制,能现场参加庆祝的群众人数有限。传播媒介作为重要舆论工具,是现代国家权力话语的增效器与形塑意识形态的主要力量。为扩大国庆庆祝活动的社会影响,党和政府先后运用宣传网、广播网、收音机网、报纸网、电视网、互联网等各种宣传媒介进行群众宣传。如1952年8月中央要求:“各地报纸,在国庆前后应发表纪念文字及宣传材料,……。党的报告员、宣传员在国庆节前后应展开广泛的宣传活动。”[12]4041956年9月中央要求:“自国庆前后,应通过报纸、刊物、广播、讲演等宣传活动”[12]1181、1959年中央要求建国十周年“大会开幕式和闭幕式均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全国广播和北京电视台实况广播”[9]166。在改革开放前,虽然国庆庆祝活动的宣传逐步从人际传播向大众传媒转变,但电视直播覆盖范围有限,网络直播还处真空地带。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数字媒体技术及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现代媒体广泛应用于国庆庆祝活动的传播。如,2009年10月1日,全国广播电台、电视台现场直播国庆庆祝大会、阅兵式和群众游行,人民网、新华网、央视网、中国网等中央新闻网站也同步进行直播[32]。除现场观众外,还有以亿计的电视观众及网络直播观众。又如,201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电视直播实现六大突破,“直播体系由1个总系统、6个分系统共91个机位组成,另有34个微型摄像机安装在受阅装备和群众游行队伍中,并实现全4K超高清制作,规模大、投入多、设备先进、技术复杂”[33],为全球电视及网络观众奉献了一道大气磅礴、震撼人心的视觉盛宴。正如电视直播观众所说:“虽然没能到现场,但高清的画质、音频,正拍俯拍相结合、各个角度全覆盖的直播视频让我觉得震撼。”[34]党和政府运用现代媒体技术及网络技术营造庆祝仪式的现场感,使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到国庆仪式中,接受仪式教育,激发爱国热情。
4 仪式符号:意识形态叙事的载体
仪式符号是表达思想、价值和诉求的重要载体。“仪式不能没有符号,仪式通过符号传播才能成为仪式,符号是仪式达到目的的手段。”[35]116在国庆庆祝仪式的谱系中,除了时间、空间、人员三要素之外,还有一些同样对国庆庆祝仪式产生重要影响的符号,如图像、语言、声音和姿态等。国庆庆祝通过各种符号象征的展现和再生产,为民众认知、理解进而内化主流意识形态提供叙事载体。
国旗、国徽、领导人画像是国庆庆祝仪式中最具政治意义的图像符号。国庆庆祝仪式的图像符号具有视觉上的冲击力,能让国庆庆祝仪式的参与者不自觉地将对国家的感觉、情感、记忆及意志与国庆庆祝仪式符号相关联,与国庆符号背后所体现的国家意识进行精神、情感的交流。国旗代表着一个国家,是现代国家至为重要的象征符号。为了热烈庆祝国庆这一盛大节日,营造节日氛围,加强对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中央要求国庆节日一律悬挂国旗,并对悬旗作了相关规定。如,1951年9月,中央在关于庆祝国庆节办法中规定:“国庆节日一律悬挂国旗,共产党和青年团所主持的机关和学校,可在户外悬国旗,户内悬党旗,军事机关及部队营地亦可在户外悬国旗。”[12]294-295每年国庆节的天安门广场,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容易勾起参与者的记忆,理解它蕴含的深刻内涵。仪式符号是一个巨大的象征系统,国徽是代表国家的徽章,也是主流意识形态叙事的符号象征。1950年9月20日,毛泽东向全国签发了颁布国徽的命令,庄严而美丽的国徽诞生。1950年国庆节,天安门城楼悬挂上了质地为木质的第一枚国徽。从此,国旗、国徽成为历年国庆节庆祝会场的主要图像符号。如,2020年9月30日,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庆招待会,“主席台上方,庄严的国徽高悬,‘1949-2020'的大字年号在鲜艳的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36]。国旗、国徽等象征符号具有群体性特征,通过在特定时间、特定空间、特定方式的国庆庆祝仪式展演,引起民众对国家象征符号的心理认同,激发爱国热情。
仪式会场的挂像及游行队伍的抬像是传递政治信息、表达政治观点和政治立场的重要载体。领导人肖像作为某种政治力量的象征符号,具有起导向作用的特性,也是政权合法性的象征。1950年9月,中央在关于国庆纪念办法中要求“在庆祝仪式会场上只挂毛主席像,但游行群众则应抬孙中山、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五人的像”[12]116。自此,毛泽东像成为国庆庆祝仪式会场的图像焦点,但群众游行时的抬像随国内外形势的发展有所调整。然而,自1957年国庆开始,中央要求“游行队伍不抬像不拿像,庆祝会场可悬挂毛主席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孙中山像,也可只挂毛主席像”[9]51。这一规定出台之后,除2019年之外国庆游行队伍没有抬像。比如,1984年10月1日,“城楼红墙中央,高悬着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巨幅彩色画像。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大幅画像,竖立在广场的南面。城楼对面的东西两侧,竖立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画像”[37]。显然,作为精神领袖象征的毛泽东已融入国庆庆祝仪式,成为顶礼膜拜的对象。在国庆庆祝仪式中,党和国家适时地运用孙中山、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等领导人肖像,并多次使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肖像,达到塑造新中国政权合法性的目的。同时,在特定年份采用兄弟国家党政领导画像及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领袖像来协调国际关系、服务政治大局。
语言与声音符号是仪式传播的基础,也是表达意识形态主张的载体。其主要包括政治仪式上出现的标语,领导人的讲话,仪式中参与者的口号、呼喊,仪式中使用的音乐等。通过语言与声音符号的传播,仪式主导者可以准确的表达政治观点和政治立场,传递政治信息,达到宣扬政治价值、塑造政治文化以及实施政治教化的目的。国庆庆祝仪式中由政治权威创制的标语、口号、领导人讲话是社会发展与意识形态的风向标,具有导向作用。标语口号简洁流畅、通俗易懂,具有强烈的时代性与政治性。如,1955年国庆呼喊口号有:“一、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周年!二、庆祝我国六年来的伟大成就!三、拥护第一个五年计划!四、努力增产,厉行节约,为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12]985等26条。其实,当语言符号以呼喊互动的方式表达时,则更能调动参与者热情、感染情绪。如,2019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阅兵仪式和群众游行,“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习近平的亲切问候振奋军心,“主席好!”“为人民服务!”——受阅官兵的响亮回答声震长空,习近平乘车驶回天安门途中,受阅官兵齐声高呼:“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38]在国庆庆祝仪式中,音乐扮演着指挥官这一重要角色,具有对仪式参与者产生心理影响的潜在功能,也是仪式中的“组织原则”。如,2014年9月30日晚,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庆招待会,“在《迎宾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起立,高唱国歌,……在喜庆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65华诞”[39]。音乐控制政治仪式的节奏,调节政治仪式的气氛,将参与者带入特定的政治情感体验中,实现了国庆庆祝仪式的意识形态叙事功能。
行为符号是具有表演性与感染性的仪式宣展方式。行为符号是用人的动作、姿势、表情而不是语言来传达信息,在国庆庆祝仪式中,阅兵与升旗仪式对参与者的每个动作、表情、姿势有着硬性要求。如正步踢腿“75厘米分毫不差,踢腿高度30厘米不能高不能低; 方队行进中,无论纵看、横看还是斜看、竖看,都要像一个人一样”[40]。在行为符号中,行动主要由身体的操演来完成,以时间的准确性和空间的稳定性使得仪式展演显现出一种“威严感”。参加国庆35周年阅兵的受阅战士吴其辉回忆道:“在八一军旗指引下,我们仪仗队组成的护旗队方队,按规定的8分54秒,用规定的991步,走完了规定的743.25米,引导受阅部队率先顺利通过了天安门!”[41]身体意义上的“齐整性”将军魂与民心连接在一起,塑造出一种具有感染力和渗透性的仪式氛围,搭起了一座连通爱国主义与观众内心世界的桥梁。一名刚毕业的大学生在观看完国庆升旗仪式后兴奋地说:“参加升旗仪式,激发了我们的爱国之情。”[52]从美国来北京参加国庆庆祝仪式的吴凤仪动情地说:“五星红旗凝聚着华夏儿女的心。海外华人心向祖国,祖国是是我们的强大后盾,我们为祖国的强大感到骄傲和自豪。”[43]
总之,仪式可以将国家权力、政治生活与民众生活世界联系起来,具有传递信息与塑造观念的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通过建构国庆庆祝仪式谱系,“在仪式的操演过程中营造了一个使参与者自我省思并能与‘他者'开展‘对话'的空间”[1]221,形成共同的集体记忆。国庆“作为一种重要的象征活动,仪式形塑了我们的经验,它操控着我们的观念并引导着对这些观念的解释”[44]98。无论是国庆庆祝仪式的主持者、参与者、袖手旁观者还是观察者,在党和国家精心建构的国庆庆祝仪式时间、空间、人员及符号谱系的浸染之下,产生思想及精神上的交融,国庆庆祝仪式所追求的政治社会效应在仪式的展演中得到传播与阐释。因此,新中国国庆庆祝不仅是一种仪式行为,而且是党和国家进行意识形态诠释和强化的重要手段,具有极强的意识形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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