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本》以亘古苍茫的秦岭为依托,以风云诡谲的涡镇为基点,讲述了各色人等在乱世之中的命运沉浮,而这一切之于苍茫巍峨的秦岭就如同沧海一粟,最终化为乌有。作者以灵动的笔法将秦岭博物风情通过森罗万象的世事传递出来,又将世事置于秦岭这一壮阔的背景中,“上演了一幕幕威武雄壮、可歌可泣的悲喜剧”。恰如作者所言:“秦岭里就有那么多的飞禽奔兽,那么多的魍魉魑魅,一尽着中国人的世事,完全着中国文化的表演。”[1]541在动荡不安的人世与巍然屹立的秦岭中所蕴含的是命运的无常与自然的永在,更蕴含着多元而厚重的乡土文化、民俗文化、宗法文化。作者将这种文化无限地延伸、拓展,为乡土叙事开辟了深层而广阔的意蕴空间。
乡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得以繁衍发展的精神寄托和智慧结晶,在乡村世界中有着极其特殊的意义,《山本》将全面而丰富的民俗文化、宗法文化寓于乡土文化之中,通过社会生活化的叙述一一展现在读者面前。涡镇世事的改变与陆菊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起因便是十三年前那三分陪嫁的胭脂地。由最初风水先生对这三分胭脂地的预言,到陆菊人将其作为自己的陪嫁,再到井宗秀父亲阴错阳差的葬于此处,以及随后井宗秀的发迹均与此相关。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关于这三分胭脂地的传说并未就此而止,文本在叙述的过程中多次提及此事,它将井宗秀的命运、涡镇的盛衰全都牵系于此。这种风水文化在乡村社会十分常见,特别是在文本所叙述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人们的知识水平普遍低下,对外界的自然现象认知有限,所以对风水文化深信不疑。于他们而言与其说这是一种迷信,莫不如说是一种信仰,正因为陆菊人深信风水先生的所说:“啊这地方好,能出个官人的。”[1]002并在井宗秀父亲葬于此处后将这一“机密”告知井宗秀,从而激起了井宗秀的雄心壮志,最终井宗秀也成功的证实了这一预言,由一个普通画师变为了涡镇的“霸主”。从这一点而言,风水文化在乡土社会中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仅凭风水先生的一句预言就能够成就井宗秀的一生显然是无稽之谈,它所起到的作用是支撑井宗秀在人生的道路上奋斗不止的信念,给予了他奋斗的勇气,是一种精神力量。但这种精神力量又只是一个起因,除此之外还有一系列的神秘文化推动着井宗秀走向人生之巅。
《山本》中对于神秘文化的建构是纷繁而复杂的,然而又不是无中生有的杜撰,它们作为风水文化的补充具有清晰的指向性,既指向文本以内的世界,也指向文本以外的世界。作者以大量的笔墨对这种神秘文化进行了描写,如那棵高大而挺拔的皂荚树,它作为涡镇的象征屹立于街巷之中,见证了涡镇由萧条破败走向光鲜亮丽,但在熊熊烈中火皂荚树被付之一炬,也暗示了涡镇的风光不再,既指物也指人,伴随着涡镇的衰落是井宗秀的离世; 再如周一山以井宗秀的“军师”角色出现在文本中,此人并非有手眼通天之力,而是因为他能够通灵,通过梦境能够未卜先知,并且能够听懂禽言兽语,这在井宗秀实现“霸主”的路上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不仅成就了井宗秀的传奇人生也使自己煊赫一时。作为神秘文化的代表非陈先生莫属,他将世事玩弄于股掌之中,在他身上既体现了儒家的仁义,又彰显了道家的风骨。不问世事不涉红尘的陈先生如同《白鹿原》中的朱先生一般,能将世间的一切看淡,也能够一语惊醒梦中人。在小说的结尾,陈先生用一句话将人世的一切沉浮俯仰归因于“时运”,在突出主题意蕴的同时又与前文中的风水文化互相照应,“二者神秘而又难以言明的关系构成了《山本》最基本的故事基础,也成为其基本主题之一”[2],可见作者对神秘文化的叙述更多地指向了文本以内的世界。对于文本外部世界的指向更多地凸显在他对秦岭民风民俗的迹化,将这些神话传说由外在的形态转化为内在的文学性书写,在此基础上实践了中国的“魔幻现实主义”创作。
涡镇作为秦岭的一个缩影,涵盖了秦岭的万事万物,在这一生死场中不仅展现了人性的较量,也蕴含了丰富的民俗文化。为秦岭作志原为作者的初衷,既然是秦岭志就必然会包含秦岭的山川草木、鸟兽虫鱼、风土人情,在文本中作者借麻县长这一人物对秦岭大地做了细致的描摹,又通过百姓的日常生活展现了这里的烟火气息。在官场上举步维艰的麻县长,只能将自己的情趣寄托于秦岭与秦岭中的风物,他留意这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石,为官数载却无所作为的麻县长想在这世间留下些什么,那便是自己所撰写的《秦岭志草木部》与《秦岭志禽兽部》。然而纷飞的战火使涡镇变得满目疮痍,麻县长的两部著作也荡然无存,但无论秦岭志的存在与否,都不能抹杀秦岭的存在; 无论世事如何沧海桑田,秦岭的黛青山色苍茫依旧。诚如陈先生所言“一堆尘土也就是秦岭的一堆尘土”,在变与不变中静观着世间的离合悲欢和人事的兴衰荣辱。此外,作者对秦岭脚下百姓日常生活的描摹也是可圈可点,文本充满了地道的陕西方言口语,如写人们“圪蹴在那儿吃饭”; 写土匪“把吃饭叫填瓢子,把路叫条子,向导叫带子,人质叫票子,打人质叫溜票子,打死了叫撕票子”。写陕西的各色民俗,如对民间手艺铁礼花的叙述,对姑娘婚前各种习俗的刻画,对人死后各种礼节的描写。所以作者在文本中所展现的除了亘古不变的秦岭与秦岭中的花木草石,还呈现了这方土地上的饮食男女及风俗习惯。具有秦岭风味的自然和人事,构成了这一独特而又平凡的世界,成为这段秘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爱情作为文学叙述的永恒主题,其中不仅蕴含着深刻的人性思考,也蕴含了深厚的宗法文化。宗法文化在中华大地绵延数千年,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家庭结构、社会结构,也影响了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山本》中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是陆菊人与井宗秀那种“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情愫,三分胭脂地将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牵连起来,但二人却并未越雷池一步,“一直是扑面而来的游丝般的不即不离的关系——是亲密、亲情、暗恋、暧昧似乎都有”[3]。正是这样一种韵味悠长的情愫,让我们看到了宗法文化对于维系社会结构稳定的重要性,作者将二人的关系从最初的相识叙述到最终的相知,却始终没有让读者见证他们的相爱,可见这份情愫在作者心中同样是神圣的、弥足珍贵的。同时作者将这对世俗男女的这种“暧昧”进行了升华,升华到没有一丝杂念与邪恶的亲情。陆菊人以她地母般的情怀给予井宗秀无私的支持与帮助,但对于井宗秀的爱意却并未言说,只是将此深深地埋在内心深处。“她恪守传统女人的妇道”,将这种情感由外在于形内化于心。即使就井宗秀而言,他也清楚地知道,得到的也许并不比守望者更为幸福与长久,他知道如何去遵守这一规则,并持久地守望下去。作者抛却世俗的眼光去考量这份“爱情”,使“枭雄井宗秀和女杰陆菊人‘英雄爱英雄,叔阳爱管仲'的惺惺相惜又渐行渐远的人生经历”[4]给读者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其中也不难见宗法文化对天理伦常的规范作用,而对于陆菊人和井宗秀来说,这种宗法文化是渗透在骨子里面的东西,或者说是一种无意识在时刻提醒着、支配着他们去践行它、遵守它,从而使整个生命形态达到圆融的状态。
秦岭作为华夏民族的地标式景观,“积淀了古老而厚重的民族历史文化”,见证了千百年来甘陕大地上人们的绵延生息; 而《山本》作为一部秦岭志,一部地方文化史、民族文化史,集中浓缩了秦岭大地上的各种文化形态,“其深刻的文化意蕴是其他小说难以比拟的”。作者对于这种文化形态情有独钟的表达,不仅彰显了对这种乡土文化的认同感与归属感,更是体现了“文化诗学”所特有的轩邃、丰厚的文化特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