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人流亡上海的历史在弗兰西斯卡·陶西格的自传中得以回忆、解构与重构。德国学者瓦格纳·艾格尔哈夫指出,自传并不完全等同于过去生活的写照,它更多的是在文本基础上对过去的构建,这种构建从它的叙事形式中获得大部分的重要意义。作为文学记忆体裁之一的自传不仅与个人记忆,还与文化记忆紧密相关[3]217。作为时代见证者,犹太难民对亲身经历的故事进行了文学叙事,将个人记忆用文学形式传递给后世。与此同时,犹太难民的个人记忆往往以某种形式从集体记忆中提取,并受到社会群体集体记忆的支配。作为文化记忆的媒介,自传对上海历史形象、价值结构以及自我和他者的想象进行了解构与修正[4]375。本文的立足点并非对上海进行历史叙述,而是作为东方“他者”的上海在犹太难民自传中如何构建和重现。
弗兰西斯卡以下面这段叙述开启了对上海的记忆:“上海岁月让我饱尝人世间的苦涩滋味。日子就像高脚杯,盛满了残酷无情的命运之酒,直到我饮尽最后一滴。”[1]99对犹太难民而言,这段饱含伤痛的经历注定会成为永不磨灭的记忆。上海作为最后的避难地是他们唯一的选择。在此之前,大部分犹太难民都未曾来过中国。“上海”这个名词仅仅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也是一个差异性的、边缘化的他者空间。在弗兰西斯卡未到达上海之前,她认为身无分文且毫无生存技能的自己根本无法在千百万的中国人中生存下去; 而她的丈夫——一名匈牙利律师——在中国也毫无用武之地。经过九个星期的海上航行,搭载着四百多位欧洲犹太难民的轮船终于接近了目的地。弗兰西斯卡以流亡者的视角审视上海这个陌生的世界:“之前深蓝色的海水,现在突然变成了脏兮兮的黄褐色。”[1]91当难民们获悉可以上岸时,不由得欢呼雀跃起来。弗兰西斯卡第一次见到“奇怪的墨汁瓶和细如发丝的毛笔”[1]92。
抵达上海后,弗兰西斯卡被移民局登记为女厨师并幸运地获得了一份工作,因为她会烤制真正的维也纳苹果卷和萨赫蛋糕。她开始接触中国贫苦大众的日常生活,并对上海有了进一步的认知。每天凌晨五点,西餐厅老板会接弗兰西斯卡去市场采购食材。她在市场上看到了过去从未见过的食物:“泛着银光的小鱼、埋在土里的鸡蛋、堆积如山的菠萝、干瘦如柴的火腿等等”[1]101。在弗兰西斯卡看来,中国市场是“一副热闹非凡的宏大场面”[1]192。与此同时,她也目睹了成群结队沿路乞讨的乞丐,“每个乞丐手上都拿着一个破旧的讨饭碗,上下来回晃动。人们扔给他们肉、鱼的下脚料、一把米饭或者是半腐烂的水果。一口铁锅和身上背着的一个竹席就是这群乞丐的全部家当。情况稍好一点儿的乞丐会随身携带一个大的保温壶。我从未见过像中国一样有这么多热水壶的地方。它们成为生存必需品。对于人们而言,半瓢热水比整顿饭还要重要。谁的碗里盛有米饭,就会再浇上一些热水。我看见许多人用手指将生肉或者生鱼块从垃圾里拣出来放进锅里然后狼吐虎咽地吃下去。这种贫穷难以想象,但是人们却必须承受。老弱病残沿街乞讨,大批死亡”[1]102-103。彼时的上海已被日军占领,整个城市陷入水深火热之中,造成了上海历史上空前的大劫难,穷苦老百姓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由于饥寒交迫,越来越多的人走上街头行乞为生,还有些人铤而走险偷抢害命,许多女性沦为娼妓。上海沦陷后这些混乱的社会状况通过弗兰西斯卡笔下的细节描写得以真实再现。
经历了种种困难和曲折,犹太难民们逐渐适应了上海的生活环境,在基本解决温饱之后,便开始试图在这个客居地构建具有自己文化特色的生活氛围。犹太难民乔治·赖尼希在回忆录中写道:“随着时间的推移,难民们虽被本地文化逐渐融化,但也极力保留他们源自欧洲中部的生活方式。”[5]89犹太难民们在虹口提篮桥地区开办了许多咖啡馆、餐厅、杂货店、面包房、理发店、鞋帽店等,一时间虹口地区德文招牌林立,奥式露天咖啡馆也出现在街头和屋顶露天平台。中国的土地上生发出一种柏林和维也纳亚文化,“小维也纳”和“小柏林”由此而生。在被迫迁入虹口隔离区后,弗兰西斯卡失去了原先的工作。她被阴险狡诈的亚美尼亚人玛通茨欺骗,被迫租下了一间面包房分店,取名“欢迎面包房”。精心装饰后的面包房充满浓浓的维也纳风情,犹太难民惊喜地喊道:“这不就是上海的得美尔甜品店吗!”[1]117面包房门庭若市人来人往,不仅吸引了犹太难民,还有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们前来品尝维也纳的咖啡和甜点,弗兰西斯卡和丈夫也因此收获了许多友谊。
自传中的上海记忆也体现在反复提到的亚热带炎热的气候上。每天晚上陶西格先生都会在餐厅门口等弗兰西斯卡下班,然后两人一起去黄浦江边散步,享受江风吹来的丝丝凉意。“水面上帆樯栉比,覆盖整个江面。就像在巴达维亚,人们干着脚就可以走到河对岸。往来船只千里不绝,气势如虹。能够呼吸到新鲜空气,令每个人都心情愉悦,所有人都涌向江边。那里甚至有一个小公园和一艘报废的旧船,在船上建有一个茶馆。”[1]104陶西格夫妇在面包房不分昼夜地工作,偶尔也会早点关门去江边散步,因为客人们十点多就离开了。“这个得归功于炽热的夏日夜晚,人们在封闭的房间里几乎无法度过。”[1]119就算穷苦中国人家也会有电风扇,因为上海的夏天到深夜依然酷热难耐。当弗兰西斯卡被玛通茨先生解雇时,玛通茨让人把她房间里的电风扇拆除。弗兰西斯卡写道:“他的做法无异于用东西堵住一个原本就即将窒息的人的喉咙。”[1]1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