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叶以来的生态环境恶化,引发了民众以反对环境公害为主题的生态斗争,部分后现代主义学者们将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现代化,并主张要退回到非现代化的状态[7]164。对于这样的观点,高兹指出,导致生态危机的症结并不在于现代化本身,而是隐藏其后的追求经济理性的非理性动机。换言之,批判的目的不是为了驱逐现代化,而是要使现代化趋于合理和发展。
上述结论是建立在高兹对“经济理性”的历史溯源基础上的。恩格斯曾指出,人类历史活动的第一个因素是生产满足物质生活条件需要的资料,第二个因素就是为了满足新需要的产生,“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8]79。以唯物史观为出发点,高兹进一步解释道:在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时代,囿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和人们在生产生活中奉行的 “知足”“足够”的存在意义上的原则,自然的被索取与其恢复程度基本保持同步。当人们可以自由地决定其需要和工作强度时,经济理性并不适用[9]111。17世纪后,重大科学发现与技术创新接踵而至,不断推动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快速发展。在此背景下,以笛卡尔等为代表的唯理主义思维方式形成并流行起来,市场的经济理性符号不断激化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与人们日益扩大的消费需求之间的矛盾,“经济理性发端于计算和核算……从我的生产不是为了自己的消费而是为了市场那一刻起,经济理性就开始启动了”[9]109。通过技术征服自然、通过摄取自然资源以获得更大利益的观念有了明确的价值导向,存在意义上的“知足”被“更多”“更好”的客观标准所替代,最终“经济理性”的观念导致人们失去了对自然的尊敬,并借助技术手段满足生产效率、消费和需求最大化,从而导致了生态危机的爆发。简言之,“经济理性”奉行的是金钱和利益至上原则,是建立在利润尺度上的用以衡量人与事物价值的一种市场经济理性符号。
高兹在对“经济理性”观念进行历史追溯和定义的同时,揭示了经济理性所带来的环境危害和社会危害。
首先,“经济理性”增强了人类对自然的征服欲与控制欲。马克思认为资本理性与生态理性具有对立性,“资本主义生产指望获得直接的眼前的货币利益的全部精神,都和维持人类世世代代不断需要的全部生活条件的农业有矛盾”[8]697,并据此分析了资本理性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指出在资本理性的驱使下,断送了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生命根基。“土地所有权本来就包含土地所有者剥削地球的躯体、内脏、空气,从而剥削生命的维持和发展的权利。”[8]875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位学者威廉·莱斯认为,由于“控制自然”的观念,人们盲目地运用科学技术进行生产生活,造成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严重的生态危机。高兹的“经济理性批判”从认识论角度去探索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深层逻辑上的延续。他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态环境危机是资本主义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生产方式的逻辑必然[5]。在阐述“经济理性”带来的灾难性恶果时,高兹引用了哈丁的“公地悲剧”假说,即每个农民为追求自己利润的最大化,将无视资源的有限性去不断扩大自己的牛群数量,这样的后果就是导致了自然资源的枯竭,损害了他人合法利益,也制约了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在高兹的理论视域中,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是截然对立的,而这种对立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在奉行经济理性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背后是自然资源与能源最大限度的消耗,从而加剧了自然生态上的危机。与此同时,人们对生态的需求,例如“我们对空地、新鲜的空气、水等在市场上买不到的需求”被完全排除,这是“经济理性”所带来的生态危机最致命的悲剧。
其次, “经济理性”扭曲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解剖的出发点是“经济事实”,即劳动异化现象。其中马克思在对人的类本质与人相异化的论述中指出,劳动本身的异化把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变成了仅为维持生存的手段,人变成了丧失自己类本质的人。在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马克思提出了“自然异化”的概念,并明确指出:“在私有财产和金钱的统治下形成的自然观,是对自然界的真正藐视和实际的贬低。”在此基础上,高兹将“经济理性”所带来的异化现象归结为人与人的关系异化为金钱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异化为工具关系两方面。一方面,高兹在对“经济理性”带来的人与人的关系的异化论述与哈贝马斯“认识—工具理性”思想产生了理论共鸣。他认为,理性本是服务于人的手段,却在“经济理性”的控制下,导致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异化为纯粹的利益关系。在工具性、核算化的生活中,对生活艺术、社会交往视而不见,对金钱和财富趋之若鹜,却对生活的真正需求缺乏真正的理性思考。因此,“由主观理性实行的对世界的控制预设了一个条件, 在这种条件下人的理性已经是它自家的主人, 即在人性的领域中它已是主人”[10]。手段替代了目的原有的地位,使人们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俘虏”,进而产生和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另一方面,人与自然的关系异化为工具性的关系,金钱至上的“经济理性”遮蔽了人们对“空气、清洁的水、光线”等真正的需求,而是用成本-利益分析的方式来度量自然的价值。但成本-利益方式度量自然价值的背后,其控制的真正对象不是自然,是人的行为。正如黑格尔所说,控制的对象必须具有服从他人意志的服从意识,只有人才能是被控制的对象。
最后,“经济理性”的观念产生了“新奴隶主义”。高兹认为,随着科学技术与生产力水平的发展,从现象上改变了人们过去高负荷、长时间的劳动状态,但留有闲暇时间的人们在“经济理性”观念的作用下,仍然希望利用节省下来的劳动时间创造出更多的财富。处于社会技术和信息劣势的人群自愿出让自己的闲暇时间,而处于优势的职业精英则能够顺利地买到廉价的劳动力。因此,一种在实质上与以往的“雇佣奴隶”没有本质差别的“新奴隶主义”就产生了。“新奴隶主义”造成了人的社会关系的物化,且使人们将闲暇时间的出让看作是理所当然,无法意识到人际关系中控制的存在。此外,“新奴隶主义”现象涉及的是社会分层问题,与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有着根本上的联系。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就社会内部分工而言,形成了精英阶层和一个失业半失业的“非工人的非阶级”。与过去泰罗制机械性和碎片化的工作组织不同,现在的工人之间有了一定的合作,在形式上构成了稳定的合作团队。此时的工人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具有阶级斗争意识的存在,更多的是拥有对工作具有认同感的稳定职业劳动者。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性质并未改变,形式上的合作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社会阶级之间的对立,却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无产阶级的斗争意识。
高兹在对“经济理性”的观念所带来危害的分析中,不仅揭示了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必然结果,而且通过分析异化现象,揭示了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之间的矛盾对立,在理论上昭示了生态文明必将替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历史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