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是中华民族百年复兴的题中应有之义,十九大擘画了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新时代农村发展蓝图,这幅振兴蓝图饱含着“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乡土情结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美好愿景。乡村振兴离不开乡土文化这个魂,乡村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源起,是中华文明绵延5 000多年的根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龙头。2020年乡村实现了全面脱贫攻坚的背景之下,“仓廪实而知礼节”只是完成了上半篇文章,困扰乡村发展的物质资源得到解决,精神贫困问题客观而现实地摆在了乡村振兴的重要层面。新时代乡村处于实现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高品质生活的窗口期,乡村振兴的关键是农民的乡村振兴,乡村振兴的核心是文化的乡村振兴,乡村文化建设是实现乡村振兴下半篇文章的重要内容。“乡村文化作为乡村场域中能够满足农民文化生活需求并能提供道德规范与人生秩序的综合体系”^[1],文化“人为”与“为人”的特质,决定了乡村文化成为乡村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政治文明的导航灯、社会和谐的粘合剂。乡村文化如何耦合牵引乡村振兴,迫切需要重新审视和看待乡村文化建设,实现传统乡村文化自身相应的转变超越,推进乡村生产生活方式、生命质量、生存面貌的全面提升与高质量发展。构建适应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文化系统,笔者认为更应该从乡村文化的本体属性去探源,多维度研究其本质本源本来,才能更好地研究其量变质变与裂变; 更深入地关注乡村文化主体的生成性、适应性、影响性,对乡村文化主导者受用者做出深度的分析,才能更好地研究当下乡村需要什么样的文化、如何建设文化; 更广泛地研究乡村文化载体的历史性规律性与现代性,才能更为科学合理实现传统乡村文化的“部分退场”与现代乡村文化的“嵌入重塑”。基于上述问题的研究,以期对新时代乡村建设的下半篇文章有所裨益。

近年来,乡村文化受到了学术研究领域的广泛关注。一是关于传统乡村文化的困境与式微,探讨乡村文化在新时期的生命力与价值。沈费伟^[2]认为,现代化解构下的中国传统乡村文化面临着衰败的威胁,具体呈现为:日益解体的乡村道德伦理、空洞虚化的乡村文化精神、逐渐消失的乡村文化价值和流失匮乏的乡村文化资源。陆益龙^[3]认为,相对于现代社会转型,乡村文化以下几个方面的价值会显得更为突出和重要,乡村文化具有重要的历史记忆价值,乡村文化具有社会整合价值,乡村文化具有维持社会文化多样性的价值,乡村文化具有经济价值。二是关于从文化资源禀赋与传承视角,对乡村文化资源保护利用开发方面。张春艳^[4]认为,新媒体语境下乡村文化建设的路径,应该提升农民媒介素养、树立农民文化自信与自觉,推进乡村文化资源数字化、宣传中华优秀农耕文化,做好乡村网络文化引导、抵御不良思想侵蚀。赵跃^[5]从文化旅游融合的视角,认为文化资源开发路径应该充分发掘“地方性知识”,用创意设计和地方文化的模式激发文化产业和文化旅游的内生力和独特吸引力,以及推进“知识生产”与传播媒介的融合。三是关于发挥乡村文化建设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作用,实现文化事业的深入,推进共建共享提质增效方面。张学昌^[6]从乡村文化振兴的机制保障出发,分析了“乡村文化振兴决策的协作优化机制,乡村文化振兴资源的动态倾斜机制,乡村文化振兴主体的多元合作机制,乡村居民文化权益的共同保障机制,乡村文化安全风险的协同防范机制。王宁^[7]从乡村文化载体的角度出发研究,认为新时期乡村文化建设要坚持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的发展方向,增强文化自信,持续推动乡村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化农民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农民智慧推动文化礼堂建设的体制机制创新;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观,丰富美丽乡村内涵,以一种活化的方式来体现对社会发展规律的遵循。

传统乡村社会虽然受到治理成本和体制复杂性的限制,乡村是没有皇权治理的自治区域,传统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形态自我封闭,乡村社会主要通过长久以来形成的宗族关系、公序良俗来均衡社会维护秩序,但这种原生文化同样具有政治属性。历史学家吴晗在《皇权与乡绅》中认为:乡土由官僚和绅士共治,乡绅与皇权共治天下。社会学家费孝通也认为,乡土社会中存在着两个不同的治理权威即地方权威与官方权威,但两者之间互不干扰。他在《乡土重建》中指出:古代中国的社会治理分为中央集权与地方治理两部分,皇帝之所以能够实现无为而治天下的主要原因就是有地方自治团体。乡村社会数千年延续发展形态稳定的根基是士绅宗族与皇权统摄同构的意识形态与治理结构,从而决定了乡村文化的自生性与原生态。这种内源性的文化随着乡村的起源而发端,随着乡村社会结构的变化更替而丰富,随着乡村社会形态的发展而完善。主观信仰层面,乡土治理主要依靠天授皇权和村庙,村民对村庙的信赖程度甚至远高于对地方衙门的信赖; 话语权威层面,乡绅是介于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一个特殊群体,乡村主要依靠生活在乡村的乡绅来治理; 乡风民俗方面,乡土社会靠礼治来维持社会秩序,遍布于乡村社会的祠堂成为乡村文化发端与止步的最高殿堂。权威组织发动和村民集体参与的政治性构成了乡土文化生生不息、延绵续存的土壤,长期植根于特定环境中的乡土文化成为本土性的认知、共识与经验的实践综合体。传统社会家族官僚主义的政治结构对乡村文化影响深远,在很大程度上造成农民屈服于权威、个人权利意识淡漠。从传统乡土社会转入现代文明社会时期,乡土文化的组织基础、人文结构消退质变,在这个过程当中文化组织力衰减、参与度降低、历史感缺乏。取而代之的是政治属性较强、行政程度较高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立,与此同时主人翁意识与个体化需求结构萌发形成。

乡村文化的起源和生成是伴随着土地、农耕、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产生的,它的价值核心是农耕文明,具有天然自生的农耕经济属性,是对农耕生产生活方式经济关系价值理念的集中反映。传统小农经济场域是乡村文化的肥沃土壤,在这块传宗接代安身立命的土地上,自然、战争、社会动荡等不确定因素使人们寄托了崇拜和信仰,无论是信仰农业耕作的神圣性还是天赋人权的国家意识,都从精神层面展现出了浓郁的农耕经济属性; 乡村社会完整的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生产生活系统中,以家庭为核心的生产单位和以宗族为权力保障的社会单位,对土地投入的精耕细作、对村落投入的生命情感,以及所形成的个体理性与公共理性、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家庭治理与村落治理关系,村民追求仓廪实生产实践中的文化生产者、文化持有者、文化传承者角色,都在物质层面体现出了乡村文化的经济内涵; 乡村文化崇尚的思想理念衍生于人们的生产生活场域,几千年来村民务实劳作的淳朴理念,一粥一餐当思来之不易的精神因子,“重义轻利”“义以为上”的价值准则,乐天安土知命、耕读传家自豪、追求生活安宁、长幼尊卑义理的精神品质,都从理念层面体现出了乡村文化的经济属性。现代经济结构确立以后,乡村文化经济属性随之改变并发生形态转型。传统农村社会以道德礼俗为本位,血缘、地缘为纽带,而市场经济是以经济利益规则秩序为本位,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首先是物质利益和社会秩序的关系。长期以来血缘地缘形成的人际关系心理归属价值取向逐渐消解,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所倡导物化了的利益追逐取代了乡村传统的文化追求。

关于乡村文化的社会属性,学界有充分的观点论证阐述。传统乡村文化是指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村民群体通过乡规民约、文化遗产、民俗活动等实体形式逐渐内化为一整套农民的思想观念体系^[8]。当然传统乡村文化既能够为群众提供良好的精神生活,也可以规范民众的社会行为,甚至还可以维护社会秩序稳定。文化通过社会治理的行动层面对社会成员个体间的行为及关系进行调节。文化理念层面的价值导向和制度层面的规范约束要走向乡村治理实践,需要通过行动层面的社会群体成员行为调节来对社会治理绩效发挥作用^[9]。生产条件受限制的小农经济背景下,人们之间社会关系处于弱交往与弱合作状态,但在不可抗拒的自然力量与承载能力受限的人祸面前,仍然需要他力量来调节和维护个体生存。这种客观需要的合作孕育了地域与宗族关系交织的村落共同体,乡村文化的社会性就是在村落共同体发挥合作功能过程中展现出来的规则规范体系,获得持续广泛惠及个体的内生动力。习俗礼仪、乡规民约、十里民风、人情伦理、道德舆论等不成文的价值理念和评判标准,协调和制约乡村社会的公共关系与个体利益,一定程度上构筑了乡村社会延续发展的治理体系。随着社会形态的根本改变,人们也从传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桎梏中彻底解放出来,在主客观能动性得到释放的同时村民个体走上历史舞台,乡村文化社会属性的公共价值受到挑战。特别是在消除城乡差距、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之下,村民所赖以生存的环境、手段、制度都在向城市靠拢,传统乡村文化社会性削弱消解,顺应现代社会的乡村文化正在主动被动相互作用中得以重塑。

计划经济时代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城乡国民待遇严重不平等,在农民思想深处培育出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观点:生活在农村就是受罪。新时代农民工已不屑于过乡村生活,更愿意接受与选择在城市居住生活、生存发展,老一代的乡土观念、血缘观念逐渐淡化甚至逐渐被抛弃,乡村文化与生活方式日益失去了吸引力与自信力。乡村空心化、老龄化问题突出,记忆中的乡村已经或即将消失,乡愁载体的脱域与离场,导致乡村文化建设陷入主体缺失的危机。农村儿童群体对乡村文化缺乏兴趣感,离开乡村成为他们最深切的向往; 青年农民群体对乡村文化缺少坚守的信心与决心,更多的愿意去城市寻找发展机会; 老年农民群体对乡村文化振兴有心无力,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易找到合适的传承人选^[11]。没有人的乡村、没有文化的乡村建得再好,也仅是一座辉煌的废墟,未来的乡村在哪里,传统的乡村还能不能回去?而以“城市中心主义”为基础的大众文化在乡村的传播和溢出,使得乡村意识与行为发生了“质性”转变,介于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之间的非理性化、非秩序化的理念与方式集聚,理性精神堡垒与人性关怀家园淡化漠视,更注重关心自我既得利益,功利化与庸俗化的异质文化甚至实现了对乡村文化的整编功能。乡村原有价值系统与理想文化生态陷入了非此即彼的博弈悖论之中,农民对自我身份和文化丧失了自信,重塑乡村文化成为比经济更为剧烈的诉求。

绵延5 000多年的乡村文明是中华文化与文明演进存续发展的根脉,实现现代化无论从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层面,都不能让乡村为城市做出牺牲,都不能让乡村文明走向凋敝和衰亡。整个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无论经历社会的更替、阶层结构的调整、文化形态的变迁,都不能在历史车轮中消灭乡村和乡村文化。习近平总书记表述乡村文化建设的意义和价值时用了“乡愁”这个词,毋庸置疑,总书记所指的“乡愁”,就是乡村精神、乡土文化与乡村振兴,是一个完整的生存状态。然而见证着华夏大地沧桑巨变、陪伴我们民族世代繁衍生息的乡村渐渐走向了式微,血缘性和地缘性为纽带的乡土文化也随之走向了衰落,面临着“建设性的破坏”和“破坏性的建设”。首先是居住风格与文化地标趋于城市化,随着“乡土”向“城镇”的转变,有些地方建设乡村的目标是把乡村建设成城市、改造成城市小区,忽略了广大农民的根本诉求,也忽略了民族自身的历史文化,诸多自然村落、文物古迹、传统建筑因“过时”而消亡。其次是农耕道德伦理趋于淡化,面对滚滚而来的现代化大潮,乡村文化原有价值观念被挤压,资本逻辑、功利化价值认知使农民在精神观念上无所适从、进退失据,乡村人际关系逐利化、人情往来市场化、血缘宗族失序化,乡风民风庸俗化。现代意义上的乡村无法安顿农民心灵的寄托和情怀的家园,也就无法安放5 000多年农耕文明传统的中华民族的灵魂。

乡村社会转型时期,群体政治态度、公共意识、精神价值、生活方式、集体人格等各类本体要素受到极大冲击,不同人群对生活的体验和看法出现明显的分歧、断裂和分层。新生代农民文化价值与观念的再构,使乡村原有本然固化的生产生活方式、群体社会关系、公共价值理念面临着秩序上的调整、方式上的变化、思想上的解构。乡村文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农耕文明生态系统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疏离与变迁,直接导致了农村文化形态与集体人格的转变。现实乡村原有的传统性、封闭性、保守性文化被现代性、开放性追求冒险的工商文明所替代,乡村原有以血缘为纽带的人际关系、交往方式、生活习惯被以市场为纽带的商业文化价值取向所取代,乡村原有纯朴落后感性的生活方式被科学先进理性的生活方式所取代,乡村原有的安土重迁、封闭保守的小农意识被积极流动、现代开放的市场意识所取代,乡村原有以群体为主导的公共价值理念被以个体为本位的文化价值理念所代替,乡村原有以实现家族荣耀代际延绵的人生信仰被获得成功与财富的人生目标价值内涵所取代,人们的生存状态出现种种不安、顺从、无奈与被适应。农民无所适从该用何种文化来引领自己梦幻冥想的精神世界,乡村文化失去了自己的价值立场、存在意义,褪掉了自身文化的本质与属性,迫切需要在文化冲突、文化变革中寻找新的支撑与归属。

乡村文化价值的评判直接导致乡村文化建设的效度,但现实很少也不可能从乡村文化与乡村社会发展、乡村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乡村文化与现代生活方式、乡村文化与村民幸福指数、乡村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层面进行文化的判断。不少地方条块主导的文化服务带来了供需分离、“压力型”的文化服务偏离了农民本位、项目式的文化服务异化了预期目的^[12]。乡村文化建设缺乏应有的关注,地方政府、社会与市场力量在乡村振兴具体制度安排与社会投入方面口号多调门高,实际效能兑现依然相对滞后与缺位。在对陕西部分乡村的调研中发现,农村公共文化面临着文化活动实效性不强、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及人才队伍建设滞后等难题。比如,67.3%的农家书屋借阅率偏低,陕北某村村民反映所在乡镇文化站书籍陈旧,缺少生态养殖、新型种植类的书籍; 72.4%的受访村民反映基础文化设施建设不足,特别是在逢年过节期间,村级综合文化服务中心难以满足返乡人群的休闲文化需求。精神密码、历史记忆与传统价值观的断裂,使群体公共意识与国民性格发生了嬗变,乡村文化联动机制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得以消解。公共文化“下乡”中多有“水土不服”,嵌入感认同感偏弱,不能完全符合农民的审美情趣、价值评判和精神需求,多数乡村文化管理基本上处于无序状态,乡村文化场所与设施利用率不高,部分地方的公共设施如农家书屋等形同虚设变成了商品交易与买卖的地方。文化设施存在重硬件、轻软件,重建设、轻管理的问题,影响了公共文化服务的有效供给,供需不对称的问题突出。宣传教育缺乏全盘系统的整体部署,职能部门之间、部门与镇村之间各自为政、力量分散,资源整合、力量发挥不到位,“重城镇、轻农村”“重活动、轻内容”“重形式、轻效能”的问题普遍存在。宣传引导上往往局限于方针政策、发家致富方面,而对真善美宣扬不够、对假恶丑鞭笞不力、对人的精神质量关注不多。调查中发现,关于“青少年不参加劳动,沉迷网络和游戏”,只有52.1%的受访者认为情况变好; 关于“村民沉迷于封建迷信和烧香拜佛”,只有51.2%的受访者认为情况变好。以上两项百分比最低,意味着实际问题最突出。面对政府主导下的文化活动,村民往往看作是一种花架子,参与热情不高^[13]。

泱泱5 000多年以农耕农村为安身立命之本的中华民族,创造了世界上最为持久、最有价值、最为完整的古老传统文化,形成了关于宇宙、自然、社会和人生的价值、情感与认知的核心理念和文化集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起始、发展与变迁植根于乡村文化,长期的乡村实践中,我们的先民孕育了“天人合一”人文社科的哲学思想、“和而不同”处世哲学的价值理念、“道法自然”修身养性的生活方式、生命本体自我认知的参悟智慧,历经千百年形成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与生活智慧,样态丰富的乡村文化构成了我们民族活力源远流长的强大基因库,对人类文明进程和文化演进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乡村现代化必然是乡村社会发展的目标,但现代意义上的乡村并不意味着乡村社会与乡村文化的退场。乡村文化作为人类文明发展中的一种文化样态,其独有的文化内涵、文化特质与文化理念,是实现乡村振兴的灵魂与价值指引。乡村振兴不仅需要把农村建设的富起来、火起来、活起来,还需要为一砖一瓦探寻历史片段、为一草一木寻找心灵寄托、为一人一事构筑精神家园,未来的乡村一定是一个文化积淀深厚,能够安放乡愁、体味乡情的地方。乡村文化以“采菊东篱下”的方式促使人们对自我思想和行为进行选择调整与规范,推动了5 000多年来乡村社会得以良性运转与和谐发展,这一格局在乡村现代化与乡村振兴过程中仍然不会过时,我们有理由有底气相信乡村文化将会继续发挥维护乡村社会秩序、创造乡村经济效益、引领乡村社会风气的积极作用。

中国大地上绵延厚重、古老质朴的乡村文化历经劫难而不亡、饱经沧桑而新生,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核心构成,决定着文化自信的深度与广度。回顾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屡遭强权侵略,但国家没有灭亡民族没有灭亡,最根本的在于自古以来形成的强大民族文化基因库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发挥了作用,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以自身文化信念为支撑^[14],获得自强不息的精神源泉。明清以来西方文化夹带着物质文明传入中国,我们民族以文化自信自觉的精神和这份文化的底气元气与豪气,“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将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中华文化在几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得以生存发展壮大,使中华民族摆脱屈辱凤凰涅槃走向重生。

推动群体与区域发展的精神内核,往往与维系群体生存环境的地域文化自信密切相关。乡村的文化特色,成为生长生活于这里的人们绘就人生美丽画卷的底色,是他们获得自信力的重要根源^[16]。乡村“空心化”与“老龄化”问题的出现,与群体对生存环境失去获得感、成就感和未来感,失去对乡村文化的自信、缺乏尊严有着直接的关联度。现代意义上的乡村文化要为新的存在群体提供思想理念、价值追求,构建环境主体所认同、所信服、所遵从的价值观,才能激发群体的自尊与自信。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农业文明和乡村文化被视为一种落后的保守存在,农民文化自强自信的心理愿望受到压抑。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必须把提振主体的文化自觉自信作为题中应有之义,才能激发农民的创造潜力、树立农民的主体意识,并转化为现实的文化成果经济效益,打造出新时代的富春山居图。乡村文化在新时代究竟如何接续重塑,近年来浙江农村文化礼堂模式给学界研究借鉴提供了新的启发。2013年浙江在全国率先打造集思想道德建设、文体娱乐活动、知识技能普及于一体的农村文化综合体——文化礼堂,使其成为提升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水平的核心载体、传承文脉记忆的主要基地和农民群众凝心聚力的精神家园,推动教育教化、乡风乡愁、礼节礼仪、家德家风、文化文明进礼堂。这种农耕文化系统建设以“我们的”为主题,过好“我们的节日”,办好“我们的村晚”,唱响“我们的村歌”,传承“我们的家训”,弘扬“我们的传统”,既有当地千百年来的自然生态、和谐共生、水土保持、循环灌溉等丰富内涵,也包含农业工艺技术、特色农产品原产地品牌和生产生活中提炼形成的乡村民俗文化特色,彰显美丽乡村人与自然长期和谐共生。这一模式以激发农民的乡土文化自信为着力点、聚焦农民群众为乡村文化主体,推动乡村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中华民族最古老最传统的文化基因与当下乡村振兴的现代文明、现代社会相融合共发力。

建设现代化新农村过程中,人们在人生意义建构上面临着流动性与无根性两大困境,而走出困境、重构价值的根源在于达到需求观与价值观、公共文化与本土文化、人与周围环境以及社会的多层面互相统一。老乡村的历史以及发生在这历史里的故事,正是乡村色彩独特的气质和浓烈的灵魂。建设和保存一直是一个矛盾,以前我们认为建设比保存更重要,但比建设更重要的,是在建设当中珍惜并保存村落不容毁灭的灵魂。宝贵的文化记忆记录了历史进程中人们在空间实践的感知与劳动成果,要将空间感知作为乡村建设的指标之一,关注生活记忆与空间感知的融合,一块砖瓦、一棵老树、一口老井、一座祠堂都是乡愁的载体,都是一段岁月中人类生活实践的记录。留住乡愁就留住了游子的心,记住乡愁就要保护好乡土文化,把文化融入美丽乡村建设中,让当代人真实体验到不同村落的文化韵味,链接到历史长河中先辈的那份民族情怀,汲取到大好河山足迹的珍贵美德。振兴乡村文化需挖掘和总结历史资源,乡村文化价值的重建就是以现代人的视角、现代人的眼光对乡村文化的回望和致敬,是当地人对乡村文化的反哺与滋育^[17]。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过程中,农村公共文化体系的建设决定着未来乡村文化的走向,其中我们更应该深切地关注乡村“自上而下的文化”与“自下而上的文化”如何贯通融合,形成符合市场经济大潮中现代乡村激活传统、观照当下的山居文化样态。我们也更应该关注乡村文化的遗存赋能于乡村振兴,陕西目前共有113个村落入围中国传统村落名录,3处种植系统被认定为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这些文化遗存蕴含着特殊的历史、社会、经济和审美启智价值。近年来陕西渭南打造的“一元剧场”深受群众欢迎,“一元剧场”形式是地方戏秦腔,但反映的主题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说是一种将传统与现代、乡土与城市、公共服务与个体需求相融合的成功模式。如岐山县焦六村、小强村结合周礼文化、孝文化等引导群众生产生活,推动了农村文化发展繁荣。

乡村的美贵在“真实”二字,既包括风貌的真实,又包括生活的真实,还包括文化的真实。乡土文化的挖掘与重构应着眼于文化遗迹与精神遗存等方面的深刻内涵。传承保护好历史文化村落,广袤的草原、浩瀚的戈壁、江南的水乡、流水的人家,都是历史遗存给我们的宝贵资源,现实当中古建筑村落、自然生态村落、民俗风情村落等都应实现保护建筑、保持肌理、保存风貌、保全文化、保有生活的有机统一。传承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乡村群众参与率高、文化内涵附着率高、具有舆论导向力的民俗文化为载体,使农民参与到乡村文化建设中,走进文艺文化文明。建设村落公共空间,打造文化礼堂、村庄客厅等,举办文娱宣讲礼仪议事美德评比等活动,凝聚家国故园情怀,激发文化创造热情,推动农民文化自觉自主自信。深入挖掘民俗民风、乡规民约、家风家训的文化内涵,形成村民的处事规则、人生理想以及对社会的认知模式。当前乡村特别是在移风易俗方面问题较为突出,同样2019年在对陕西乡村的调研中发现,农村仍存在婚丧嫁娶铺张浪费、人情比附支出攀升、赌博迷信活动抬头的现象,61.4%的村民选择婚丧嫁娶按当地一般花费操办,仅有18.3%的村民愿意节约办事。农村情感关系的物质化,增加了村民致贫返贫的风险。提倡新乡贤文化,深入挖掘提炼、传承弘扬优秀乡贤文化,形成健康的乡村文化生态; 培育新乡贤文化,促进城乡文化有机融合,让新乡贤文化内化为乡村居民的情感认同,抒发“崇德向善、泽被桑梓”的情怀,引导人们继承传统美德、树立家国情怀、激发爱国爱乡情感,把乡村文化带入新的发展阶段,成为广大乡村的一道美丽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