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项目:陕西理工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SLGYCX2006)
作者简介:王啟泽(1993-),男,陕西理工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文学理论及批评; 李仲凡(1974-),男,陕西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学地理学。E-mail:773804529@qq.com
(陕西理工大学 人文学院,陕西 汉中 723001)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haanx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zhong 723001, China)
geographical space; literary geographical space; Li Chunping; The road of salt; The taste of salt
DOI: 10.15986/j.1008-7192.2021.04.012
近年来,“地理空间”与“文学地理空间”两个概念在文学地理学领域成为被广泛提及和讨论的专业术语。葛永海教授指出,“从空间到地理空间,再到文学地理空间,构成了一个值得探讨的空间序列。”[1]“地理空间”,研究中也常与“地理环境”概念互换,一般指现实世界客观存在的自然地理景观与环境,在文学地理学研究视域下,通常包括地理物象、地理事象两部分。而“地理空间”究竟在何种程度,以何种形式与“文学地理空间”之间存在契合关系,还没有具体的理论探索和实际的案例分析。曾大兴教授总结道:“文学地理学认为,文学有三个空间:第一空间,是指客观存在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空间; 第二空间,是指文学家在自己的作品中建构的、以客观存在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空间为基础、同时又加入了自己的想象、联想与创造的文学地理空间; 第三空间,是指文学读者根据文学家所创造的文学地理空间,联系自己的生活经验与审美感受所再创造的文学审美空间。”[2]作为真实且客观存在的第一空间——“地理空间”看似不与文学活动有必然的联系,但却因直接影响作家的生命意识,间接养成作家的气质、人格等原因,而在相应作家创作的具体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有迹可循的生成作用。其中,长篇小说中的“文学地理空间”因为基于作家的真实地理经验,加入了作家的想象联想,且有较完整的表述与描写,所以能够借助相关理论方法去分析其与“地理空间”之间存在的直接关系。
文章拟探讨“地理空间”与“文学地理空间”的互动契合关系,亦即曾大兴教授所说的文学的第一空间“真实存在的空间”与第二空间“文学创造的空间”之间的动态相关关系。选取讨论的具体作品是“成名于上海、报恩于陕西”[3]的陕西籍当代著名作家李春平“盐道三部曲”中已出版的《盐道》《盐味》两部作品。笔者以为,两部作品对现实地理经验基础、文学地理空间构建、纯正文学精神追求等方面在具体作品中价值的展现,为“地理空间”“文学地理空间”之间的动态契合关系进行了生动的写照,提供了确切的印证。
无论是作为文学活动创作主体的作家、接受主体的读者,还是致力于文学理论研究或评论的学者,首先都有自己既定的生活空间,亦即其地理经验。主观思维是客观现实的反应,我们的想象空间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己经历过的客观现实,包括亲眼所见的实景、亲身经历的事件、朝夕相处的亲友等等。“世界之大,无奇不有”,置身于不同的地理环境,获得迥异的地理空间体验,不仅是对生存主体空间感受的拓宽,更是对相应环境中的事物、人物进行知觉、体悟,进而丰富个体生存体验,增强主体对事物的理解力、包容力,为作家、读者、学者的创作、阅读、解读活动激发灵感、提供视角、挖掘深度的重要方式。
当代作家李春平,是一位身份多元、思维开放、涉猎广泛,且具有显著文学地理意识的作家。“文学陕军”记者在对他进行专访时,称他为“行走的作家、爱冒险的作家、语出金句的作家、早早就涉足影视的作家”,同时将其特点描述为“高产,却在高调中寻找低调; 低调,作品却又充满了撩拨社会情感的敏锐和话题性”、“本身(李春平本人)就似乎构成了成为一本与作家的生活有关的小说或纪实类小说的主角”[3]。在距离他最早开始在文学杂志上发表短篇小说已有12年之久的1996年,他辞去在家乡陕西紫阳的公职,凭着一支笔来到上海打拼。经历过艰辛的奋斗,在迎来创作井喷的黄金十年之际,他又毅然返回了家乡。回归故乡后创作的中篇小说《郎在对门唱山歌》,是全国首部实名制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亦成为全国首部实名制电影,在第十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获得多项大奖。
翻开《郎在对门唱山歌》的正文首页,我们会发现一段令人惊异的开头:
“是城。是小城。是山城。是县城。城的全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陕西省安康市紫阳县县城。”[4]1
出生成长在小城、山城、县城的作家,在中国绝非李春平一人,而他却是第一个敢于尝试这样的写法,并且达到了良好的写作效果,获得了多层面效应的小说家。出走与回归,不仅能丰富作家的地理经验,同时也能够对作家既有的地理经验产生一种重塑与升华的作用。置身于陕南山城,与行走在魔都上海的生存体验和空间感受一定是截然不同的。而即使是在这样显著的差异面前,每一个具体的生存主体也有自己独特的感受,相应感受进入到文学创作过程中时,也会因作者不同的主观认知、文学追求、表达习惯等因素,在物化过程中表现出千姿百态的形式。
重视包括地理空间在内的多种地理学要素对文学的影响,是文学地理学的一种倡导和呼吁。而作为文学地理学学科主要倡议者之一的曾大兴教授,也一直在强调:地理环境对文学的影响机制中,文学家,或者说文学家的生命意识,是重要的中介环节,“无论是自然环境对文学的影响,还是人文环境对文学的影响,总要通过文学家的生命意识这一途径才能实现”[2]。丰富的地理物象和地理事象经验,未必直接表现在文学作品当中,而是在文学家对相应地理经验的情感体验、理性比照、客观表现等过程中,由于被激发起强烈的生命意识,张扬出独特的气质、人格,而间接融入具体的文学作品当中,影响作品的生成与表达。正如阅读文学作品对读者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地理经验对作家的文学创作同样是一种隐性的、潜在的影响。但同时,这种影响在文学家的创作生涯中却具有深远持久的特征,在其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作品中也都能遍寻踪迹,在一定程度上构成其文学生命的一条线索、成为理解其作品的一个视角,因而地理经验对于文学家及其作品的影响是值得投入长期和深入的关注的。
既然作家作为一个生存主体同样有着自己的生活时代,既然文学作品是作家真实生存体验的一种表现,那么即使是面对历史题材作品的创作,也可以用作家所在时代的眼光和视角去审视和构建。《盐道》中第一次出现“四川省大宁县”这一地理名称时,作者用加括号的形式对其进行解释道:“今重庆市巫溪县。”[5]7在小说中以这样的方式将过往历史与当今实际沟通起来的做法,自鲁迅开辟中国现代小说以来,也是罕见的。经笔者统计,《盐道》全文共出现自然地理和行政区划名称627次,而在此次括号使用之前,全文只出现过巴山、秦岭这两个宏观地理名称; 巫溪、大宁厂和镇坪县、钟宝(镇)这两组相对微观的行政区域名称; 以及母猪洞、鸡心岭这两个具体到一山一洞的地理名称。可以说,在充分构建该作品的文学地理空间之前,作者已经将时间的维度定位在当下,而且也将当下置身于历史之中,这样的时空交织,不仅能让与作者同时代的读者从作品中读到历史与真实相互构建的文学审美体验,也能让之后的文学研究学者在看到该书时,从中定位到相应的历史时段,融入具体的历史语境,从而更好地理解作品中书写的历史与成书时代的现实之间的穿越与联接。
葛永海[1]认为,文学地理空间的建构基于空间情结,正是强大的情结动力促成了对文学空间聚焦的内化与深化,它超越了一般的空间经验、空间记忆与空间想象,赋予物质空间更多的精神文化内涵。雷达先生[6]在评论《盐道》时也说:“作者站在民间的、传统道义的叙事立场上却有着超越寻常的视角。”这种超越寻常的视角,正是李春平在出走与回归中体现出的空间情结所产生的对现实的关注、对历史的回望、对文学精神的担当、对个体生存体验的张扬。
陕西作家中,与李春平有相似出走与回归经历的红柯,也有着对于真实地理空间体验的追求,对于更灿烂的文学生命的朝拜。他们一人往东,一人向西; 一个来到摩登之都,一个去往边疆戈壁,虽然方向与目的地不同,但他们都深谙地理经验对于作家的重要作用,清楚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对于作家潜移默化的影响。在他们方向相反、目的地地域类型迥异的两个出走与归来案例中,相同的是对更丰富的真实生存体验、地理空间感受的追寻,对自己作品的文学地理空间的扩展与深化,对更多元、更灿烂的文学生命的寻觅。
李仲凡关于文学作品与文学景观的关系有如下理解:“文学景观与特定的文学作品之间具有一种无法分开的‘绑定'和‘对应'关系。”“文学作品丰富了景观的内涵,增添了景观的特定意味,对文学景观意义的累积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7]文学作品与具体文学景观之间的密切关系正在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作家李春平的创作,是对文学作品能够让特定现实景观得到重新认识、受到当代保护、获得合理开发的坚信与追求; 文学地理学研究者们的劳动,也用理论的方式总结了文学作品对于地理空间实在景观的重要意义、非凡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与作家李春平同为陕西安康籍的学者李仲凡都有长期在陕南山地生活的经历。如果对紫阳的地理环境进行考察了解,我们会发现那正是一个“秦头楚尾”,三省交界,人文厚重,风貌独特之地。这样的生活环境培养了他们敏感的地理空间意识,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他们在文学创作、研究中对实在地理空间的关注,影响了他们的创作方向、研究兴趣,形成了他们有辨识度的文本风格和理论特色。可见,无论是对于文学家还是理论研究者的工作来说,重视地理空间对作为生存主体的个人产生的真实体验,都是一条重要的途径、一种不竭的动力源泉。我国文学素有“向历史要文学作品”的传统,而历史题材文学作品的发展进步,非常需要生活在相应时代的文学家用自己最真切的生存体验,最真实的地理空间感受,构建出独具特色的文学地理空间,达到既唤醒历史记忆,又丰富文学形态,拓展文学内容的涉及面,实现社会历史价值与个人真实体验对文学促进与繁荣的效果。
著名专著《社会学的想象力》的作者米尔斯在其作品中表达了他对“想象力”的理解:“一种心智的品质,这种品质可帮助他们利用信息增进理性,从而使他们能看清世事,以及或许就发生在他们之间的事情的清晰全貌。”[8]3而复旦大学黄旦的看法:“‘想象力'是一个人内在的修为,是一种关怀人、关怀世事的气度,是一种‘身在此山',而又能由此及彼,‘在远近高低各不同'中辨认其‘面目'的眼力,不是现在人们热衷的技术、策略或者方法。”[9]则更能够体现我国文学家在个人品质、文学追求、社会效应等方面对想象力的认识:以真诚的态度为人处世,用真实的感受构建文学作品,在真切的生存环境中担当文学精神。仅从文学角度来说,这样的想象力也就是一种不一味追求天马行空,而在真实的时空背景下塑造具体可感的人物形象,代表拥有真切生存感受的社会群体发声,从现实生活在文学领域里丰富的可写题材中找到良好的对象,进行合理的表现与想象,达到贴切地、灵活地、生动地表现生存感受、实现文学追求的想象力。可以说,这样的文学传统在一定程度上是让文学家戴着镣铐舞蹈,但所谓的镣铐如果变为自主的选择,成为一种文学追求,则会让作品呈现出另一种独特的风貌。
关于真实地理名称所含有的意义价值,张伟然[10]137认为:地名所代表的不只是地表上孤立的点、线、面,它们之间还有内在的联系,有一种不以作者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空间逻辑。既然地理名称已经有自己的空间逻辑且不以作者主观意志为转移,既然文学家需要构建的文学地理空间与实在地理空间之间必然会有连接关系,那么文学家通过亲身考察、翻阅文献等方式让其笔下的文学地理空间在尽可能大的程度上符合真实地理空间的实际关系,并依此建立文本逻辑、组织人物行为、搭建时空背景、构建情节次序,则是一件值得付出精力,能够取得实际效应的选择。当代小说体裁的魅力主要表现在其叙述性方面,小说三要素“人物、情节、环境”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为叙述服务的,因而,在一部具体的文学作品,乃至一个小说作品系列中如何因实而虚,构建真实的、可考的、有文学价值与张力的文学地理空间,便成为了一件颇具挑战性的难题。笔者以为,李春平用《盐道》《盐味》两部作品,为以上问题提供了典范性的解决途径,给出了可资借鉴的范本,创造性地扩宽了文学发展的路径,丰富了当代文学的生存形态。
我们可以直观地从《盐道》《盐味》两部作品中地理名称的出现情况来认识相应作品的叙述策略(表1、表2)。
关于以上表格制作的统计口径确定问题,遵循以下几条原则:(1)只统计具有地理意义的各级行政区划名称(包括其简称)、山川河流名称、历史国别名称等;(2)“川匪”“川菜”中的“川”,“鄂老板”“鄂鄂”(鄂老板之女的名字)中的“鄂”等,不是相应偏正结构词汇中主要义项,且最终意义不是地理名称的词汇,不做统计;(3)“陕西镇坪”“湖北竹溪”“四川省巫溪县大宁厂”等,由属于包含关系的两个或两个以上地理名称组成,最终意义仍是地理名称的词汇,对其中的地理名称单元做分别统计。
从地理名称在全书和各章节出现的位置来看:《盐道》全文共出现地理名称627次,其中前三章出现313次,约占总数的50%; 全书二十一章,其中二十章的首页,亦即前1 000字以内都出现地理名称。《盐味》全文共出现地理名称333次,其中前3章(含〈引子〉)出现114次,约占总数的34%; 全书26章(含〈引子〉),其中20章的首页,亦即前1 000字以内都出现地理名称。可见,《盐道》《盐味》的策略都是把文学地理空间构建的任务放在整部作品的起始部分和每一章节的开篇位置。从两部作品地理名称出现的数量和位置来看,三部曲之首的《盐道》高达627次,而第二部《盐味》则锐减到333次,只有《盐味》数量的约51%。《盐道》出现50次以上地理名称的章节就有四个,而《盐味》出现40次以上地理名称的章节却只有引子一节。可见,在首部作品已经构建了足够明确的文学地理空间之后,作者把精力和笔墨向叙事上倾斜,追求了更丰满的文学性,表现了更多日常生活经验与细节。因而我们可以预言,在作者依旧旺盛的文学热情,依旧高标准的文学追求之下,第三部中的地理名称不会有明显的增加。这不是因为文学地理空间构建的意义随着系列文学作品的持续书写而逐渐减少,而是因为真实或虚构的地名反复出现必然会给读者带来审美疲劳,在已经建构出一个完整的文学地理空间之后,让读者发挥自己的想象空间、认识空间去生发、拓展自己对该文学地理空间的解读,能够获得更大的文本空间。
雷达先生还提到:“《盐道》的价值既是文学性的,也是文献性的。”[6]这样的评价可以说是切中肯綮的。进行既有文学性价值,又有文献性价值的文学创作,对作者的要求是双重的,极具挑战性。但是对于有文学追求的文学家来说,这样的尝试和努力是值得的,有重要意义的。
被人文地理学家R·J·约翰斯顿称为“马克思主义在地理学中发展的主要始作俑者之一”[11]171的戴维·哈维,用“时空压缩”[12]192的概念“来诠释社会物质实践巨变语境下的时空属性,以挑战传统的时空观念”[13]。这里所说的“社会物质实践巨变语境”,是包括作家李春平在内的所有生活在世纪之交的中国人,都能够从自己的真实生活体验中强烈感受到的。戴维·哈维用压缩(compression)一词对现代人共有的时空体验进行的诠释,代表了作家李春平进行“出走”“回归”抉择的实际地理空间感受,也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李春平希望拓宽自己文学地理空间构建的抗争。放下对李春平“置身故土”和“书写乡土”两个决定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不谈,来分析传统的时空观念与“时空压缩”带来的“新型”时空观念在《盐道》《盐味》中同时存在的情况,我们能够看到更丰富、更多元的地理经验不仅能让作家本身的空间敏感在体验新的实在地理景观时更客观、更深情,近于“目无全牛”的状态,更能帮助作家在进行文学地理空间构建时展开合情合理、又无拘无束的想象。
关于文学作品的地理空间,及其与客观存在的自然、人文地理空间的关系,曾大兴教授这样说道:“文学作品的地理空间是指存在于文本中的以地理物象、地理意象、地理景观(地景)为基础的空间形态,如山地空间、平原空间、海洋空间、草原空间、乡村空间、都市空间等等,这种空间从本质上讲乃是一种艺术空间,是作家艺术创造的产物,但也不是凭空虚构,而是与客观存在的自然或人文地理空间有重要的关系。”[14]作为一种艺术创造,文学地理空间的构建同样需要遵循文学创造“真善美”的价值追求。而文学的真实,毕竟属于一种假定的真实、内蕴的真实,与生活真实是有区别的,对客体世界的反映也是主观的、诗艺的。而能够对文学作品假定的、内蕴的真实; 主观的、诗艺的真实进行统筹的原则,就是可信性,亦即合情合理,符合现实生活的逻辑。
要创造在我国得到广泛认可的,被我国接受者认为可信的历史题材小说作品,要求文学家对我们的民族文化、历史传承、接受心理等环节都有足够的认识。戴承元在讨论作家李春平的创作与其文化艺术修养之间的关系时谈到:“作家的艺术表现力直接受制于他的文化艺术修养,文化艺术修养决定了他们对生活的理解程度、概括方式、表现形式以及表现技巧。”[15]如戴承元所言,李春平的艺术个性和文学表现力,与他的古代文化和古典文学修养是密不可分的。《盐道》中的“道”,既是道路之道,更是生存之道,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生之道。
此外,两部作品有区别的外在表现形式也反映了作者的创作理念。从作者采用的章节序号上看,《盐道》使用了汉字形式的数字“一、二、三”,写作“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而《盐味》采用了当代国际通用的阿拉伯数字,写作“第1章、第2章、第3章”。同时,《盐味》为了不在正文中过多构建与《盐道》相同的文学地理空间,提及重复的地理名称,在全书的开头增加了 “引子”一节,进而明显降低了正文各章节中出现真实地理名称的出现次数。这些改变,一方面反映了作者求新、求变的创作思想,另一方面也体现了《盐味》与《盐道》有区别的定位和视角。
就小说形制来看,《盐道》《盐味》章回体的结构,不仅在当今先锋意识明显的小说领域独树一帜,在内容结构方面,也保留了古典小说各章节内容清晰明确、相互独立又首尾勾连、承上启下的特点。具体到两部作品的内容来看,甚至还能效仿中国古典小说的章节标题形制,为《盐道》《盐味》的每一章节拟定相应标题。作为定位于历史题材的小说作品,《盐道》《盐味》采用了直接使用真实古今地理名称、直接引用我国史书典籍名称及原文、直接讲述正史可考的历史背景等手段,却拒绝采取为每一章节增加标题这样简便而高效的方式。笔者以为,主要的原因在于:古典小说的章节标题虽然能够展现我国厚重的历史文化,淳朴的文学韵味,但相应章节标题的内容往往仅对主要人物、主要情节进行了概括,而对作品希望展现的文学地理空间却完全不能提及。使用这样的标题,会对读者的阅读造成排斥,为研究者的解读带来限制。基于此,虽然作者能够为《盐道》《盐味》拟出堪与现存古典小说章节标题相媲美的各章节标题,达到高效展现中国古典小说特色的效果,但作者仍然选择放弃那样的做法,而用没有章节名称,只有章节序号的排列,作为《盐道》的目录,横列于正文之前; 而后又直接去掉《盐味》的目录,让翻开这本书的读者直接看到“引子”一节。这样的做法,没有让作品内容“人物、情节、环境”中的任何一方被强调,而为读者创造了在阅读中感受作品文学地理空间构建与人物、情节之间动态契合关系的空间,增加了作品的可读性,实现了作者预期的写作效果。
曾大兴把文学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定义为“一种互动的辩证的关系:一方面是地理环境对文学的作用或影响,一方面则是文学对特定的人文地理环境的作用或影响”[16]。地理环境对文学的影响是由文学家,或者说文学家的生命意识为中介的。同样,文学对特定的人文地理环境的影响,也是通过阅读、接受相应文学作品的读者、批评者等生存主体作为中介来实现的。本文探讨的《盐道》《盐味》在将真实地理空间转化为由文学家构建的“文学地理空间”这一过程中采取的具体方法,既有对于文学生成过程的理论启发,又可以看成是对此类文学作品本身进行解读与分析的视角,同时为文学地理学相关理论与创作实践的结合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样板,给出了“地理空间”“文学地理空间”之间契合关系的确证。“地理空间”这样一个看似与文学没有直接联系的概念,在文学地理学视域中,发展成为“文学地理空间”这一包容性极强的理论术语。不仅为文学创作者打开了视野,为文学接受者提供了不同的角度,为文学在今天的发展指出了可行的方向,也为文学对其他学科的借鉴筑牢了理论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