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深刻揭示了物质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为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一方面,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矛盾无时不有、无处不在,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矛盾观反映在社会道德领域就要求,既要肯定当前我国道德建设取得的显著成就,又不可忽视道德领域产生的新问题。尤其是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网络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给公民带来了思想上的冲击,“促使人们的道德价值观始终处于理想与现实、传统与现代、个人与社会的冲突与整合之中”^[7]。化解这些矛盾必须通过改革。马克思主义哲学致力于改变世界,无论是辩证唯物主义,还是历史唯物主义,无不贯穿着实践的观点。因而,新时代道德领域内所出现的新矛盾必须要通过改革这个伟大实践去化解,由此不断提升人们的思想道德水平。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正是对精神文明领域的深层次改革,是用实践的方式在对以往道德规范合理吸收、借鉴基础之上,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凝聚积极向上的道德共识。特别是重点强化了法治保障、网络空间、对外交往等方面的内容,正是党和国家运用问题意识和辩证思维,准确把握和处理道德领域新矛盾的生动体现。

另一方面,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着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意识是对人的生产和交往的反映,客观存在的经济基础决定着包括社会意识形态在内的上层建筑的产生、性质、变化和发展方向。道德作为上层建筑,为经济基础所决定,反映着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利益关系。经济基础的变化会引起包括道德观念在内的上层建筑的转变。同时,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也具有明显的反作用,只有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才能有效推动社会的进步。

从整体上看,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新时代较以往任何历史时期又具有诸多新特点,我国的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为了进一步提高社会道德水平,公民道德就不能仅仅停留于以往确定的道德原则和要求,必须予以调整。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立足经济基础的新变化,社会形势的新情况,与时俱进,守正创新,尤其是《纲要》吸收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道德建设的重要论述,对公民道德建设的具体要求、重点任务都做出重大更新,充分体现了时代性和前瞻性,正是立足客观的社会存在,适应经济基础的新变化,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有力诠释。

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终极目标。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论证了异化劳动造成了人的片面发展。而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随着《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发表初步形成。此后,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阐明了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就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使得这一理论得到丰富完善。《资本论》的问世,标志着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真正走向成熟。在这部巨著中,马克思揭示了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人全面发展的条件和方式。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全面发展“不仅包括人作为自然人的生理素质、心理素质的发展,还包括作为社会人的科学文化素质、思想道德素质的发展”^[8]。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提高国家综合实力要靠人才,要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正是在提升专业知识技能的同时,帮助公民提高提升自身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夯实人的全面发展的道德基础,促进人综合素质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既着眼于个体的发展,又强调社会共同体的发展。当社会为个人发展提供良好的条件和动力支持时,人的全面发展才成为可能^[9]。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正是从环境构建的视角出发,提升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为人的发展营造互信互助、风清弊绝的社会环境。此外,马克思主义认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需要依靠教育,教育将使他们摆脱现在这种分工给每个人造成的片面性^[10]689。为了培养更多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纲要》提出要重视家教家风,树立先进模范,推出优秀文艺作品等,本身就是一种道德教育,充分体现了人的全面发展中的教育思想。

综上,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充分贯彻与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使其生成具有了前瞻性的理论意蕴。

中华民族自古便十分重视道德建设。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新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古代道德思想相契合。

首先,就社会公德而言,虽然古代思想家并未明确提及“社会公德”,但古人提倡的爱国精神、和谐包容等优秀品德,随着交往领域的扩展,逐渐演化为社会活动中人际之间自觉遵从的公共精神,最终“践行成为通行的社会公共道德标准”^[11]。其次,对于职业道德,中国古代典籍中对官员、商人、医者的职业道德着墨较多。例如,“论材量能,谋德而举之,上之道也”,如若一个人没有道德,即使再有才华也不能被举荐为官; “商贾敦悫无诈,则商旅安,货通财,而国求矣”。诚实守信是商人基本的道德; “上医医国、其次医人”,医者不仅治病救人,更要治国,服务社会。再次,对于家庭美德,在家训、族规中可以看到古代提倡父慈子孝、夫义妻顺、兄友弟恭等家庭美德。最后,就个人品德而言,无论是“仁义礼智信”还是“温良恭俭让”,抑或是“内圣外王”,都体现出古人对修身之道的格外重视。可见,中华民族虽然并未提出建设“公民道德”,但却有着悠久良好的道德传统,为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和本土资源。

“公民道德”作为舶来品,逐渐适应了我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要求。自近代以来,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对公民道德进行初探。康有为曾提出通过“立公民”来构建公民道德。在《大同书》中倡导“去私尚公、去家界为天民、人人有公德”。此后,梁启超认为古代中国忽视国家意识、民主观念,缺乏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由此力推“新道德”。但这也并非摒弃“养私德”,在他看来,推行新道德的目的在于“育新民”,而“新民”应具备公德、私德、自尊、义务思想、国家思想等优良品质。严复也提出了“新民德”思想。他将民德问题看成是导致国家积贫积弱的根本原因。他认为“唯有经过长期的教化,逐渐扭转人心风俗,才能最终实现德育的目标”^[12]。

由于社会制度不同,这里的“公民”与“新民”及现代的“公民”有所差异。但对于民德的重视与今天公民道德建设有异曲同工之妙,二者皆是对政治共同体成员的道德期望与寄托。他们对于民德的探讨是近代中国思想的觉醒,其丰富的道德内容为新时代提升公民思想道德水平提供了有力的历史借鉴。

辛亥革命的爆发,对新型政体的向往再一次催生了以《新青年》为代表的进步分子对伦理道德的探索。虽然通过道德革命有利于唤醒民智,启发国民性,可是以彻底告别传统道德的方式培育“朴茂青年”似乎存在不妥之处。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真正开启了现代意义上的公民道德建设。1949年,《共同纲领》正式将“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作为全体国民的公德。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五爱”公德逐渐演变为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公民道德,契合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型的道德需求。学习“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更是掀起了这一时期公民道德建设的高潮。

公民道德建设因“文革”遭受严重打击。但原子弹和氢弹成功试爆,“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发射所彰显出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无私奉献、严谨务实、勇于攀登的精神激励依然在那个时代鼓舞着中华儿女。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至经济建设。邓小平指出,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使各族人民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人民。这就为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公民道德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

进入21世纪,我国颁发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不仅明确了公民基本道德规范,还提出法律是公民道德建设有力保障。随着全球化趋势日益显著,各种社会思潮暗流涌动,影响人们的道德选择,胡锦涛同志于2006年倡导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对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深刻反映,廓清了人们在是非荣辱问题上的模糊和错误认识,明确了新的历史时期公民道德建设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成为提升社会精神生活水平的新标尺。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更为重视公民道德素质的提升,倡导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价值取向而言,公民道德作为上层建筑,是协调公民与公民、社会、国家之间的思想和行为准则,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契合。就具体内容而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界定了个人层面的道德标准,还引导公民的思想行为朝着利于国家、社会发展的方向努力。这与提倡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公民道德建设相融通。

基于深厚的历史积淀和建设经验,党和国家更加意识到加强公民道德建设的必要性。2019年10月27日颁布实施的《纲要》,提出新时代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正是道德现代化成果,以更加宽广的视野,适应社会发展需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注入了灵魂。优秀的传统道德深深融化于中华儿女的血脉之中。今天倡导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都打上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烙印。但是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继承中华传统文化并非“拿来主义”,而是在继承和创新中开新持优,使之与现代化建设相融相通。

革命文化是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宝贵精神财富。革命文化天然具有红色底蕴,不仅彰显了坚定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还诠释了大公无私、集体主义的道德品质,更凝聚了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航天精神等体现了共产党人对共产主义理想的执著探索,彰显了中华儿女的优秀品质,汇聚了中华民族勇毅前行的道德力量,为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提供了强大的道德支撑。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方向指引。“形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的先进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本质,是中华民族能够奋勇向前的雄厚精神力量。”^[13]当今社会道德观念日趋多元,资本主义腐朽观念乘虚而入,思想意识领域矛盾凸显。鉴于此,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必须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指引下朝着凝聚社会共识、稳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方向发展。

中华民族有着善于学习的优良传统。随着世界日益联结为命运共同体,其他国家优秀的文化成果也应为我们学习与借鉴。就发达国家来看,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等一些国家的公民道德建设经验无疑是生成新时代中国公民道德建设问题的重要借鉴。例如美国,从18世纪便注重公民道德教育,始终将核心价值观的塑造作为公民道德教育的重点。再如德国,其公民道德曾于二战中被法西斯践踏,战后转型时期,将重建新道德当作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公民主要进行民主政治教育,取得了显著效果。而日本与韩国都“重视发挥公民道德教育塑造民族精神的重要渠道作用”^[14]。就发展中国家来看,俄罗斯公民道德教育思想也可称为典型。自苏联解体,传统的苏共道德体系破裂以来,俄罗斯就致力于重构一种全新的道德体系。普京上台后,便极力宣扬与普及爱国主义教育,以期提高公民对新型社会制度和国家的认同度和责任感。

以上公民道德思想尽管是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社会服务,但其中也是包含着人类文明成果。习近平指出:“我们应该秉持兼容并蓄的态度,虚心学习他人的好东西,在独立自主的立场上把他人的好东西加以消化吸收,化成我们自己的好东西。”^[15]对于一些优秀的外来文化成果,党和国家始终以开放的胸襟积极借鉴,坚持在学习中创新,在比较中进步,使之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因此,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不仅是基于本土现实道德状况和文化基因,还是对外国优秀的公民道德教育思想的借鉴与转化,展示了中华民族开放恢弘的气魄和灵活强大的学习能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这个新时代相较于以往生产力水平低下,物质资料匮乏的历史阶段,是告别物质生活相对匮乏,基本实现小康社会,强起来的伟大时代。

基于上述新特点,“从现在起,满足人们对于真善美、自我实现等‘高级需要'将成为社会整体发展以及公民道德建设的最重要理由”^[16]。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是更加立体全面的需要,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由“量”逐渐转变为“质”和“美”。人们除了希望获得更高质量、更有水平的物质生活之外,还希望获得精神世界“美”的享受。“当在一个社会的物质基础有了保障之后,人们就需要在自己的精神层面提出更高的要求。”^[17]因而,实现美好生活仅仅依靠物质水平的提升是不够的,还需要精神生活的不断丰富。公民的道德素质在美好生活的实现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美好物质生活的实现离不开公民道德水平的提升。进入新时代,公民不仅满足于吃饱穿暖,还追求更加舒适健康的生活方式,人们的消费也不限于纯粹的物质享受,还注重精神的满足。生产决定消费,但消费中形成的新的需要对生产具有导向作用,正如公民树立绿色的消费理念和生活方式,会推动绿色产业的发展。虽然生产可以满足“质”的需求,但“美”的实现却不易,甚至在“质”的实现过程中出现新矛盾,这就需要人们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水平的提升,从而助推物质生产的升级。因此,必须持续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提高公民思想觉悟,才有可能实现美好的物质生活。

美好精神生活的实现离不开公民道德建设。当前美好生活的实现受到一些领域一些方面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制约,其中就包括物质与精神生活发展的不平衡。十九届五中全会充分肯定了“十三五”时期我国取得的巨大成就,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有力提高。但就现实而言,相较于日新月异的物质生活,公民的精神生活的提升依然成为实现美好生活的短板。

信息化、数字化成为当今时代鲜明的特征。虚拟空间的隐匿性使得部分公民冲破传统伦理的束缚,变成“网络双面人”。信息的即时性加剧了谣言的扩散。庸俗、媚俗、低俗的网络信息扭曲公民价值观,消解道德能力。市场化的文化环境使得“快餐文化”丧失提升公民精神境界的功能,沦为迎合市场,获利的工具。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资本主义国家借助各种媒介,将历史虚无主义、消费主义等思潮传入中国,妄图冲击和霸占我国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和话语权。可见,美好精神生活的实现面临诸多风险与挑战。

面对这些风险挑战,必须大力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是一场针对思想领域的深层次变革,能够帮助公民形成正确的道德认知,提升信息鉴别能力及个人思想觉悟和精神境界。同时,道德通过发挥其制约和监督作用,能够有效调节约束公民行为,养成道德自律,提高公民思想道德素质。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不懈奋斗的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坚实的道德根基。

首先,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要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其中的文明与和谐都体现了对公民道德上的要求。文明是社会的素质。“文明体现了精神上的进化、思想上的进步、文化上的先进。”^[18]社会文明程度的高低影响现代化国家的建设进程。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提升社会文明程度必须“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实施文明创建工程”。就“和谐”而言,建设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就在于使人、社会、自然的关系达到高度统一协调的状态。这一状态的实现会遇到个体身心发展、群体利益分配、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等诸多矛盾。“和谐要让矛盾性达到协调、均衡、适当的状态。”^[19]这不仅需要物质生活的保障,还需要思想道德的精神引领。例如,在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中,需要诚实守信、勤劳善良、宽厚正直等品德在其中发挥作用。一言概之,建设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不断加强公民道德建设。

其次,建设法治中国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重要任务,法治中国建设需要公民道德的融入。习近平指出:“治理国家、治理社会必须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既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又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20]一方面,依法治国的前提是制定良法,若要保证法律的良善性,就要“以道德价值体系引领法之创制,使法律从形式到实质都具有合道德性”^[21]。道德是良法制定的重要资源和依据,并且,法律的良善性也与立法者的道德水平密切相关。另一方面,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法律实施是否有效与执法、司法人员是否恪守职业良知相关。提高执法、司法人员的职业道德素养同样需要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此外,公民道德能够为全民守法提供德性保障。良法是否被遵守与公民主体因素有着莫大关系。通过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可以提升公民道德境界,激发人们内心对法律的敬仰,增强守法的自觉性。

最后,在实现强国目标的进程中会遇到新的伟大斗争,适应伟大斗争离不开公民道德建设。一方面,进行伟大斗争需要树立伟大的斗争精神。通过加强公民道德建设,能够补足精神之钙,增强正义必胜的斗争信心。另一方面,进行新的伟大斗争还需要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树立伟大团结精神和伟大梦想精神。中国之所以取得伟大成就,正是具有伟大梦想的中华儿女勠力同心的结果。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通过倡导共产主义道德,弘扬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发挥各类阵地的道德教育作用,夯实人民群众思想道德基础,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四个自信”,团结奋斗,为实现强国目标凝聚起强大的中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