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长安居民择宅的因素很多,也很复杂。宅第并非长安城内简单的建筑空间或居住地,融入王公贵族、朝廷官员及高僧大德的参与,其分布便折射出当时的政治形势、社会风气及宗教信仰。具体来说,唐代在安仁坊选择宅第主要与自然条件、里坊环境、经济财力、政治身份、思想观念等因素有关。
3.1 自然条件与里坊空间
宅第建在何处,如何选择栖身之地,自然地形无疑是首要因素。唐长安城由隋大兴城扩建而来,地形有“五塬、六岗、八水、十一池”之说。其中六岗地势高度从北到南依次为390米、400米、410米、415米、420米、450米以上,地面形状犹如《易经》上乾卦的六爻一般,依次为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图2),“九四之地”便是安仁坊一带。此地地势相对较高,可避卑湿,且整体地形较为平坦,又有漕水流经,水源充足,适合居住与生活。从诸多自然条件来看,安仁坊十分适合唐人居住,所以达官贵胄的宅第多聚集于此。
自然条件如若是择宅的首要因素,那当唐人在长安有所发展后,开始追求生活质量,宅第位置便成为他们考虑的又一重要因素。官员选择居于长安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参与朝政,与他们所处位置的空间距离有关,因此他们多居住在安仁坊并非巧合。就安仁坊位置而言,此坊在长安皇城之南,位于朱雀大街之东第一列坊、皇城之南第三排坊。该坊西临朱雀门大街,与丰乐坊相对; 东临安上门大街,与长兴坊相对; 北临外郭城第七横街,与开化坊相对; 南临外郭城第八横街,与光福坊相对,大致处于整个长安城的中间位置,属万年县管辖。由此,安仁坊临近朱雀大街,且处于多个十字路交叉口,交通便利,外出方便; 又位于皇城根下,距离皇城、宫城等宫殿相对较近,便于参与朝政、办理公务; 且距离东西两市亦较近,又方便商品的买卖。因此,达官显贵的住宅多选在安仁坊就不难理解了。
3.2 经济实力与政治地位
除自然因素外,唐人同今人一样,入城之初,在营建宅第时,着重考虑的应是财力问题。长安是唐朝都城所在,是全国的政治、经济重心。唐朝盛时长安人口达百余万,在此营建宅第必须严格控制,才能避免人地矛盾。无疑长安地价在当时很高,要想取得一块土地建宅并不容易,需要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去支撑。所以当时长安城内房屋租赁现象十分普遍,有地方朝官,有外地商旅。像长安人杜牧就曾有出租、借住经历,按杜牧所言:“某幼孤贫,安仁旧第,置于开元末,某有屋三十间。去元和末,酬偿息钱,为他人有,因此移去。”[11]1058说明杜牧在安仁坊的宅第于元和末年曾因出租、变卖家宅而离开。虽然“(大中)七年弃逐,再复官荣,归远故里”[11]1068,即杜牧再次回京做官,但此时的京城已没有他的宅第,故杜牧曾言:“自去年十二月至京,以旧第无屋,与长兄异居。”[11]1068即使在长安当官,也只能和长兄分开居住。说明祖父杜佑在安仁坊传承下来的三十间祖宅已经不属于杜氏家族。
事实上,依照唐令,在京城营建宅第并非仅有财富即可,还与居民的政治身份密切相关,其政治地位是关键因素。因此官员在京城修建住宅既是财富的体现,也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关于朝廷官员营建宅第问题,《旧唐书·李义琰传》记载:
义琰宅无正寝,弟义琎为岐州司功参军,乃市堂材送焉。及义琎来觐,义琰谓曰:“以吾为国相,岂不怀愧,更营美室,是速吾祸,此岂爱我意哉!”义琎曰:“凡人仕为丞尉,即营第宅,兄官高禄重,岂宜卑陋以逼下也?”义琰曰:“事难全遂,物不两兴。既有贵仕,又广其宇,若无令德,必受其殃。吾非不欲之,惧获戾也。”竟不营构,其木为霖雨所腐而弃之[6]2757。
唐高宗时,李义琎提到“凡人仕为丞尉,即营第宅”,意思是官员达到丞尉一级,就可以营建宅第。但唐代县丞不过八品,县尉仅九品,都是低品级官员,他们尚能修建宅第,更何况高官贵族。故长安城宅第众多并不稀奇,其中官员宅第占长安相当大的比例。像刘延景、王昕、万春公主、杜佑等,作为皇亲国戚、世家大族,在安仁坊居住生活,符合其身份地位。除此外,安仁坊也有节度使住宅,如西川节度使章仇兼琼、义成军节度使张孝忠等,他们拥有兵权,政治地位颇高,在安仁坊营建宅第亦符合其身份。
除了官员自己营建、购买宅第外,部分由皇帝赏赐而来。这些赐宅的规模面积多为豪宅甲第,赏赐宅第的原因及所在位置,定是经过统治阶层深思熟虑,这便与当时的政治紧密相连。因此,在安仁坊拥有一处住宅,既是经济财力的体现,也是政治势力、身份地位的象征。但史书及墓志对赐宅于安仁坊的记载很少,很可能是因为安仁坊内本身就多朝臣聚集,住宅尚无空缺,作为赏赐的机会较少。但像刘延景、王昕等贵戚亦有可能为皇帝赐宅,只是文献没有记载,无从考证。不论是自身修建或购买,还是皇帝赏赐,都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宅第主人的地位之高。
3.3 佛教信仰与风水之说
安仁坊内荐福寺、浮屠院等文化元素的存在,使佛教信仰成为影响唐人择宅的重要因素。荐福寺是唐睿宗、武则天为唐高宗追福而建,其后又修筑浮屠院。荐福寺浮屠院空间面积大,布局规整,规模宏大,吸引了不少官员、佛教徒在此驻锡居住,寺内佛事活动十分频繁。此外,安仁坊位置优越,西临最为宽广的朱雀大街。当时把朱雀门到承天门一段称为“天街”,因此这一带又被称为风水宝地。风水问题几乎是唐人择宅都要考虑的因素,它不是最为重要的,却是当时不可规避的问题。大唐虽然国力鼎盛,文化开放发达,但仍无法跳出时代的局限。唐人普遍寄托于自然力量,认为宅第位置的选择与仕途、命运相联,决定着命数走向。
上文提到,安仁坊位于唐长安城六爻的“九四之地”,这也是风水说之使然。据《周易》解释:“九四,或跃在渊,无咎。……九为阳,阳动故言跃。四为阴,阴虚故象渊。九四以阳居阴,阳则志于进,阴则不果于进,居上之下,当改革之际,欲进未定之时也,故有或跃在渊之象。”与之相邻的即为九五,“九五是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五,天位,龙飞于天之象也。……九五刚健中正,以圣人之德居天子之位。”[21]164这与宇文恺营建隋大兴城理念相契合。《元和郡县图志·关内道》记:“隋氏营都,宇文恺以朱雀街南北有六条高坡,为乾卦之象,故以九二置宫殿,以当帝王之居,九三立百司,以应君子之数。九五位贵,不欲常人居之,固置玄都观及兴善寺以镇之。”[22]1-2所以,基于唐礼,唐人多不能居于“九五之地”。在风水学的影响下,官员选择居于“九四之地”的安仁坊,此地临近“九五”之君位,犹如“水中之龙”,以等待时机,实现腾飞。故认为“九四”是升迁之地,选此地居住也符合达官显贵的为官心态。
3.4 宅主身份与住宅面积
中国古代沿用“编民”制度,按户籍分配一定的住宅用地面积。而长安城内容纳了大量官员和普通平民住宅,因此不可能任由居民修建住宅而不加限制,理应会制定出一个有秩序的宅第配给标准,以此来控制和稳定里坊内的住户。杜绍顺先生根据敦煌吐鲁番文书等资料得出结论,认为1-5亩是中国古代居民比较合理的住宅规模范围[23]132-139。贺从容先生又在此基础上对长安城平民百姓住宅面积进行推测,认为平均每人一亩宅基地,而且随着城市不断发展,长安人口逐渐增加,居民住宅规模在不断缩小[24]302-303。安仁坊空间有限,坊内居民的住宅规模定会受到一定限制。
以安仁坊为例,据当前发掘现状,在隋唐朱雀大街东侧的夯土遗迹和砖瓦分布区已发现11个房址,大致位于东西相连的几个院落内,基址规模较大。该宅邸院落位于安仁坊西南隅,是一组唐代达官贵人的宅邸建筑基址④。又据《增订唐两京城坊考》,安仁坊西南有汝州刺史王昕宅,王昕为薛王业的舅舅,是亲王外戚。从此宅大致方位及王昕身份来看,应为王昕宅。那包括王昕宅在内的诸宅面积究竟有多大呢?唐代实行均田制,规定“凡天下百姓给园宅地者,良口三人已下给一亩,三口加一亩; 贱口五人给一亩,五口加一亩”[25]74-75,而“若京城及州、县郭下园宅,不在此例”[25]75。唐代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一唐亩折合521.940 45平方米[26]154。据杨盾研究推测,王昕(外戚/汝州刺史,正三品)宅面积达30唐亩,还有元载(宰相,正三品)宅、章仇兼琼(户部尚书,正三品)宅、张孝忠(义成军节度使,正三品)宅皆达30唐亩,甚至万春公主(皇室女)宅、刘延景(尚书左仆射,从二品)宅面积更大,达120唐亩,与浮屠院面积相当; 而杜佑(户部侍郎,正四品下)宅15唐亩,崔造(太子右庶子,正四品下)宅15唐亩,郑絪(员外郎,从六品上)宅7.5唐亩⑥。无疑,在均田制下,宅第面积大小与宅主的身份地位密切相关,即官品越低,住宅面积越小。
值得注意的是,安仁坊总面积达30多万平方米,“坊墙内面积约为584唐亩,除去坊墙、十字街巷曲等道路所占面积约100亩,大约剩下484亩可以用作宅基地。”[27]31安仁坊内建筑类型多样,基础设施完备,加之荐福寺的修建,自然会大大占据坊内的住房空间。因此,这些居民宅第并非并列所属,而是有重合的可能性,即根据他们生活时代的先后、住宅具体位置、住宅面积大小等,有些宅第存在“继承”关系。如王昕、元载官品同级,二人宅第面积一致,所居安仁坊位置皆在西南隅,且元载生活于肃、代宗统治时期,王昕生活于玄宗期间,相隔数十年,故推测元载宅应是延续王昕宅。
3.5 礼仪等级与住宅规制
唐朝十分重视礼仪制度,对住宅的营建与规制进行了一定限制,并以唐代律令的形式保存下来,影响较大。《唐律疏议》记载:
诸侵巷街、阡陌者,杖七十; 若种植、垦食者,笞五十。……疏议曰:侵巷街、阡陌,谓公行之所,若许私侵,便有所废,故杖七十。若种植、垦食,谓于巷街、阡陌种物及垦食者,笞五十。……若巷陌宽闲,虽有种植,无所妨废者,不坐[28]417。
在坊间生活,住房、种植等不能侵占巷街、阡陌,否则行杖笞之刑; 但若因闲置而有种植,且不受影响者,可不受罚。这对坊内居民的住宅面积进行了控制,且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唐会要》亦载:大历二年五月敕“诸坊市街曲,有侵街打墙,接檐造舍等,先处分,一切不许,并令拆毁……如有犯者,科为勅罪,兼须重罚”[29]1867。这是利用敕令来限制坊内住宅的表现。除其外,房屋位置高度也受到一定限制。《唐律疏议》规定:“诸登高临宫中者,徒一年; 殿中,加二等。疏议曰:宫、殿之所,皆不得登高临视。若视宫中,徒一年; 视殿中,徒二年。”[28]126-127唐朝宰相裴度曾将宅第建在“九五”之地的高坡上,被人诬陷居心叵测,破坏了当时的礼仪等级,裴度便立即上书请罪,并拆除宅第。
所以,在统治者及唐令的限制下,里坊中居民的住宅建筑虽各种各样、分布各异,但皆与主人的身份、文化修养有关。像屋脊翘曲、墙壁彩绘、棂格雕花、屋宇高矮等各种搭配装饰,都有着严格的等级区分,也是礼仪规范的一部分。如梁枋,常用于木构建筑中,其用材大小决定住宅空间的规模与等级,装饰设计又是宅主地位的象征。故唐人对梁枋的使用颇为重视,大都布满彩绘,图案、纹饰多样。这在敦煌壁画中十分常见,如敦煌莫高窟第220窟,就有以卷草、如意云头、团花纹样等为装饰的枋额(图3),色彩繁多,线条飘逸,形状各异,其建筑规格较高。
还有唐代的阙楼建筑,雄伟气派,为礼仪性建筑。如《中国墓室壁画全集》(隋唐五代卷)有一幅阙楼图(图4),图中有四座阙楼,斗拱硕大,屋檐高挑,红柱青瓦有秩,还雕镂图案纹样。此图展示的应为“三出阙”,代表唐代建筑的最高规格,一般建在皇帝居住的宫廷大门,是天下独尊的标志建筑。
安仁坊宅第亦受此影响。元载为唐肃宗、代宗时期的宰相,在安仁里的宅第十分奢华宏丽。据《杜阳杂编》载:
元载末年,造芸辉堂于私第。……其香洁白如玉,入土不朽烂,舂之为屑,以涂其壁,故号芸辉焉。而更构沉檀为梁栋,饰金银为户牖,内设悬黎屏风,紫绡帐。其屏风本杨国忠之宝也。屏上刻前代美女伎乐之形,外以玳瑁水犀为押,又络以真珠瑟瑟,精巧之妙,殆非人工所及。……(紫绡帐)轻疏而薄,如无所碍。虽属凝冬,而风不能入。盛夏则清凉自至。……而服玩之奢僭,拟于帝王之家。芸辉之前有池,悉以文石砌其岸。中有蘋阳花,亦类白蘋,其花红大如牡丹。……更有碧芙蓉,香洁菡萏伟于常者[30]1375。
这与《旧唐书》所记相契合。从元载宅第的建筑陈设来看,极度奢靡,可堪比帝王家,显然已逾越规制,不合礼制。这也是元载为代宗嫌隙,将其抄家的重要原因。上文研究得出,元载宅应是延续王昕宅。故王昕宅的规制也并不低,应符合其亲王外家及刺史身份。所以,在唐代,住宅营建与规制虽有严格限制,但也会因现实因素,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出现类似元载宅等超越规制的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