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以贸易保护主义为主,辅以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为基本特征的逆全球化现象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2016年之后迅速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经济学界率先从各种角度探讨此次逆全球化现象的根源、起因以及发展趋势,马克思主义理论学术界也在世界历史或世界市场的理论视域下展开了深入探讨。大家的研究对认清这股逆全球化的本质,对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但也有一些不科学的见解容易引起人们的误解。此次逆全球化与南美和中东的反全球化传统不同,它的领头羊是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马克思世界市场或世界历史理论视域下来分析,资本在价值增殖本性的驱使下,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必然内涵在资本本身的概念之中,资本必然不断地开拓世界市场,进而开创人类社会世界历史的发展时代,那为什么又会出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逆全球化呢?此次逆全球化又将持续多长时间?中国又该采取哪些科学合理的应对措施?这些不仅是亟须研究的理论问题,更是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今天,我们将此次逆全球化现象放在资本的流通界限视域下来分析,以期能更清楚地认识此次逆全球化现象的原因、根本目的和发展趋势,以便制定科学合理的应对措施,更好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借鉴。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阐述了资本的界限思想。资本的本性是价值增殖,但是价值增殖并不是任意的,而是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和限制,如在生产过程中受到工作日长度的制约,受到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在流通过程中受到社会消费力的制约,受到地理空间的限制,这种对资本价值增殖本性的制约和限制就构成资本的界限。

资本的运动过程分为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在生产过程中完成价值的增加,在流通过程中完成价值的实现,所以资本的界限又具体表现为生产的界限和流通的界限。当资本的生产过程结束,以产品的形式进入流通过程时,“出现了处于生产过程以外的对于这个过程的限制”^[1]384,这就是资本的流通界限。资本以商品的形式进入市场,以使用价值形式存在的商品必须全部转化为以货币形式存在的一般价值形式,才算完成最后的价值增殖。但是,在以资本为基础的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这个矛盾不再像简单流通中那样,表现为特殊的使用价值与一般价值之间的差别,“而是表现为:由使用价值来估量产品,在这里被断然规定为由交换者对该产品的总需要,即由总消费量来估量产品”^[1]386。即在简单流通中,产品由于其天然的物理或者化学性质而具有某种特殊的使用价值形式,而这种特殊形式成为限制产品转化为一般价值形式的主要因素。但是,在资本主义大生产条件下,决定产品顺利转化为货币的主要限制已经不再是产品本身的特殊使用价值,而是社会对该产品的总需要和总消费量。某种产品社会是需要的,但是当该产品的数量超过社会对该产品的总消费量时,超过部分的产品肯定不能卖出去。于是,“在这里,总消费表现为作为使用价值的产品的尺度,因而也表现为作为交换价值的产品的尺度”^[1]386。即从生产过程的角度来看,产品的生产是无限制的,甚至是越多越好; 但是,一旦产品进入流通领域,产品的数量对资本价值增殖的限制就突出地表现出来,这时,这个数量的尺度就表现为社会对该产品的“总消费”。

为了扩大社会对该产品的“总消费”,资本的发展趋势就是“流通范围要扩大,而且要不断扩大”^[1]387。流通范围的扩大会引起社会对产品“总消费”的增加,也就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总消费”数量对产品生产的限制,即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资本的流通界限的突破。但是,资本在一定程度上对流通界限的突破并不意味着流通界限的彻底消失,因为突破之后达到新的总消费量又成为资本追求新的价值增殖的制约和限制,成为资本在流通领域将要再次突破的起点。于是资本就在流通范围的不断扩大中增加社会对产品的“总消费”,在流通界限的不断突破中开拓市场,进而实现持续的自我发展。于是,“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1]538,即资本这种趋势发展的结果就是必然摧毁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从而必然导致世界市场的建立,所以马克思说,“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1]388,由此,世界范围内经济的全球化也就成为资本本身概念的应有之义。

尽管马克思早就指出了世界市场形成的历史必然性,但是,人类社会世界市场的建立和形成却是一个十分漫长的历史进程。15、16世纪的大航海探索开启了人类社会的新纪元,人类社会进入世界历史的发展阶段。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最终确立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地位,在贸易市场需求的推动下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抢占殖民地和掠夺原料产地,由此也客观上加强了世界各国人们之间的联系。20世纪初两次世界大战改变了原有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以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两大国际金融机构为标志、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建立起来,人类社会进入经济全球化时代。由于科学技术(交通运输工具)、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制约和限制,以及意识形态的对立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还仅仅局限在区域范围内展开,并未建立起贸易和投资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的统一市场。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科技革命迅速发展,推动了人类社会从工业经济形态向信息经济形态的过渡,奠定了投资和贸易,人员和资金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的客观基础,世界经济的全球化驶入快车道。东欧剧变之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世界市场扩大了其世界版图,但直到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世界市场才真正完成了其最后的拼图。此后,世界经济一体化速度加快发展,但是好景不长,在经历了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随着2008年美国经济危机的爆发,贸易保护主义开始抬头,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寻求保护本土产业,世界经济全球化进入深度调整期。2016年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上台,以英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代表的各种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相继出台,特别是美国特朗普重新挥舞起关税的大棒,掀起了全球范围内的贸易战,希望重塑以“美国优先”为核心的全球经济秩序与政治格局。今天,拜登政府继续沿用特朗普时期的经济政策,随着新冠疫情的爆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逆全球化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既然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内涵在资本本身的概念之中,世界经济的全球化也是资本概念的应有之义,为什么当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又会主导这次逆全球化呢?

资本的本性是价值增殖。前资本主义时代,无论哪种方式的生产,其目的是获得使用价值,是自给自足。而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目的并不在于使用价值,而在于一般价值,在于实现自身价值的不断增殖。“因此,发财致富就是目的本身。资本的合乎目的的活动只能是发财致富,也就是使自身变大或增大。”^[1]228于是,在资本这种社会生产关系下,一切生产都是围绕价值的不断增殖而开展,如发现新的物的使用价值,扩大流通范围,开拓世界市场,不断开发人的新的需要,通过广告、品牌等刺激人不断进行消费等。为了达到价值增殖的根本目的,“工业也利用需要的粗陋,而且是人为地造成需要的粗陋进行投机” ^[2]230,从而不惜使人的“需要的牲畜般的野蛮化和彻底的、粗陋的、抽象的简单化……人又退回到洞穴中居住,不过这洞穴现在已被文明的污浊毒气所污染”^[2]225。即只要能实现价值增殖,资本就会生产,而根本不管生产的产品是否会给人类社会带来痛苦与灾难。误导错误的消费观念,构建和传播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更是家常便饭,鲍德里亚的“符号化消费”,马克斯·霍克海默和西奥多·阿道尔诺所讲的“文化工业”,都属于这种情况。为了实现价值增殖的根本目的,生产什么样的产品并不重要,不仅如此,甚至是否进行生产活动也不重要。以“G-G'”形式运动的金融资本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就已存在,在后来资本主义生产全方位扩展的情况下,金融资本逐渐发展成为资本运动的主导形式,这种形式根本不从事具体的生产活动。由此,只要能够获得价值增殖,不仅生产什么样的产品不重要,是否从事生产活动也不重要。价值增殖就是资本的本性,资本的本性就是价值增殖,如果不能实现价值增殖,资本就不能称其为资本。

为了实现价值增殖,资本不断地突破一切制约和限制,从而实现自我发展,同时也在自我发展中走向灭亡。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资本对界限的突破意味着资本的发展,然而资本对价值增殖的追求却是无止境的,一定程度的发展只能成为资本进一步自我超越的起点。于是,“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界限,这些界限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1]390-391。即资本对价值增殖的内在本性促进了资本的自我发展,而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也客观上导致了资本的自我灭亡。但是,在此过程中,“资本决不是废除一切界限和一切限制,而只是废除同它不相适应的、对它来说成为限制的那些界限”^[3]41。即资本的产生、发展和灭亡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进程,这个过程并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资本不可能一次性废除所有的制约和限制,从而跨越任何一个发展阶段,它只能废除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与它不相适应的界限,而逐步获得发展。也就是说,资本对界限的突破并不是无条件的,是受一定历史条件制约和限制的,虽然建立世界市场的趋势内涵在资本本身的概念之中,但是并不意味着这一趋势的直线前进和线性发展,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也会出现偶然性和逆反性的变化。

决定资本是否突破制约和限制的根本要素是资本的价值增殖本性,价值增殖是资本的本质属性,除此之外的一切都只不过是它的手段。在资本的流通界限视域下来分析,资本流通范围的扩大是为了增加社会对商品的“总消费”,社会对商品“总消费”的增加是为了实现资本的价值增殖,价值增殖才是资本运动的最终目的,流通范围的扩大只不过是资本价值增殖的手段。手段当然要服从于目的,于是,如果世界市场的扩展和建立有利于资本的价值增殖,资本当然会努力地开疆拓土,积极倡导世界市场的建立和经济的全球化。但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当世界市场的扩展不利于资本的价值增殖时,资本就会毫不犹豫地停止全球化,当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逆全球化就属于这种情况。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掌握的资金和科技优势,处于国际产业分工的高端,这时扩大商品的流通范围,增加社会对商品的“总消费”就能够实现资本的价值增殖,于是资本主义就在全球范围内鼓吹自由主义,主张建立世界市场,倡导经济的全球化,并且建立起以“不平等交换”为基础的国际分工体系和国际贸易体系,形成了以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为基本特征的国际政治秩序,对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进行控制和剥削。然而从80年代开始,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逐步改革开放,融入世界市场,在承受着资本主义国家残酷剥削的同时,奋发图强励精图治,努力追赶世界科学和技术革命的潮流。2012年中国的GDP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位,有学者指出:“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GDP总值已经在2013年超过了美国,这显然对美国霸权构成了威胁”^[4]。也就是说,一方面,在全球化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向产业链中高端攀升,触碰了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利益”^[5]。另一方面,加上资本主义国家自身经济危机的影响,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经济全球化的策略使得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无法继续实现之前的价值增殖速度,抑或是严重威胁到它们价值增殖的长远利益,即世界市场的扩展不利于他们的价值增殖,于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就毫不犹豫地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反对世界市场的扩展,反对经济全球化,开始逆全球化。

一些学者分析认为,美英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尚未认清此次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于是错误地以为通过贸易保护推行逆全球化,就可以解决危机爆发带来的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其实,全球化和逆全球化只不过是资本价值增殖的策略性选择,关税壁垒、贸易保护主义是资产阶级维护自身政治统治的重要手段,自从资本主义诞生以来就已经存在,而且是资产阶级常用的手段,所以他们不可能不知道它的弊端和问题,因此这种认识并未科学地认清贸易保护主义的本质,也就无法认清此次逆全球化的根本目的。

关税制度和贸易保护主义并不是新生事物,它始终伴随着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保护关税制度曾经是“制造工厂主、剥夺独立劳动者、使国民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资本化、强行缩短从旧生产方式向现代生产方式的过渡的一种人为手段”^[6]867,即从资产阶级诞生开始,就积极采取保护关税制度,“保护关税成了它反对封建主义和专制政权的武器,是它聚集自己的力量和实现国内自由贸易的手段”^[7]375。保护关税制度可以使得资产阶级在国内迅速建立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使得资本主义大工业获得快速发展,成为扩大个巩固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重要手段。而且“在17世纪产生的时期是这样,在进入19世纪的时候仍然是这样。保护关税制度当时被认为是西欧一切文明国家的正常政策”^[8]334。也就是说,保护关税制度一开始就成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有力武器,而且是资产阶级常用的巩固自身统治的手段。

保护关税制度的本质在于保护本国资本,提升本国工业产品的竞争力。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保护关税的本质,“保护关税制度把一个国家的资本武装起来和别国的资本作斗争,加强一个国家的资本反对外国资本的力量”^[9]284。即保护关税制度可以保护本国工业的发展,避免被他国工业挤压和打击。1888年,恩格斯在为马克思的《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作序言时,以美国挑战英国的工业霸主地位为例,指出美国“利用保护关税在比如说25年中把英国工业品挡在门外,从而几乎有绝对把握在25年以后自己就能够在自由的世界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8]338。在25年的时间里,美国采取贸易保护主义,保护本国的工业和企业避免遭受到英国资本毁灭性的打击,为美国企业的技术进步和产业更新赢得了时间。

19世纪中叶,英国完成工业革命之后,在工业生产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绝对的统治地位,为了扩大市场,获得更多的价值增殖,“自由贸易成了风行一时的口号。当时英国工厂主及其代言人即政治经济学家的下一个任务是,使所有其他国家都改奉自由贸易的教义,从而建立一个以英国为大工业中心的世界,所有其他国家都成为依附于它的农业区”^[8]335。即当资本在科学和技术方面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时,开拓商品的流通范围,建立世界市场就会满足资本增殖的根本需求,于是资本就毫不犹豫地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自由贸易,力图建立以“世界工厂”英国为核心的国际分工体系,控制和统治全世界其他国家,使其服从于自身的价值增殖。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无论在资金、科学技术还是在社会生产力方面,美国都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价值增殖,不断地开拓世界市场,于是美国要求其他国家开放市场,主张公平竞争,自由贸易全球化,甚至美国民主制度的全球化。美国凭借着美元霸权、强大的科技和军事实力,试图建立以美国为核心的国际产业分工体系,当年英国的霸权和野心在美国身上再次显现。

但是,人类社会的发展不会以任何国家或者民族的个体意志为转移。19世纪的法国、瑞士和德国并没有温顺地听任自己沦为英国的简单附庸,法国不仅发展了自己的工业,“并且在一切奢侈品和工艺品的生产方面获得英国也完全难以与之争胜的优势地位。”瑞士“拥有了英国的竞争也损害不了的一些比较重要的工业部门”,德国“以一种甚至比英国还要快的速度发展着自己的工业”^[8]337。历史惊人地相似,在20世纪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在美国主导的经济自由贸易全球化大历史背景下,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奋起直追、励精图治,聪明智慧的中国人民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制度优势,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升,综合国力逐步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经济发展更是进入高质量阶段,虽然在整体经济实力上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有较大差距,但是,经过我们的不断努力,我们在“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取得重要进展”,“战略高技术领域取得新跨越”,“高端产业取得新突破” ^[10],中国在高科技领域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正在缩小。

美国经济长期处于国际产业链的高端,服务业和虚拟经济快速发展,却也导致实体经济逐步萎缩,中国的发展挑战了“美国优先”的贸易规则,华为的崛起更是让美国措手不及,加上自身经济危机和新冠疫情的爆发,美国经济增长乏力,整个社会矛盾突显,进入深度调整期。此时,采取贸易保护主义,保护本国的资本避免受到外国资本的冲击,为资本的技术更新和产业升级赢得时间就显得尤为突出和重要。美国历史上曾经利用保护关税成功地将英国工业品挡在门外,从而保护本国的工业和企业避免遭受到英国资本毁灭性的打击,为美国工业企业的技术进步和产业更新赢得了25年的时间。因此,此次英美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逆全球化,只不过是故伎重施,以此为资本重组、科技进步与产业升级赢得足够的时间。因而从根本上来讲,此次逆全球化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护资本价值增殖的本质属性,为资本的技术更新和产业升级赢得时间。从另一个角度来讲,遏制发展中国家的崛起,维护旧有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保护资本价值增殖的本性,“重新构建更加有利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际经贸体系,正是现阶段发达国家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推动逆全球化的动因所在”^[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