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力”最早见之于物理学的范畴,英美新批评主将艾伦·泰特创造性地将其运用至诗歌的核心语义批评中,产生了“张力诗学”这一术语。物理学的张力与文学的张力有相似的特性,文学借物理学这个概念表达自己的理论概念。文学张力的内涵在于,“在整个文学活动中,凡当至少两种似乎不相容的文学元素构成新的统一体时,各方并不消除对立关系,且在对立状态中互相抗衡、冲击、比较、衬映,使读者的思维不断在各极中往返、游移,在多重观念的影响下产生的立体感受”[1]1。可以说,复杂的情感、矛盾与冲突、蓄势待发的运动感是其主要特征。
“‘张力实质'是一种关于文学艺术存在状态及其美质生成的哲学辩证法,我们借它透视文学文本的存在机制以及文学中审美性的生成。”[1]1当“张力”成为一种诗学理论在中国文学评论界流行蔓延,甚至借此来透视文学作品的内在美学景致时,“张力”逐渐引起学术界的关注,而且被实践于包括人物、情节、叙事结构等在内的小说各个方面的研究。人物是小说叙事的主要媒介之一,也是其魅力的主要来源。通过“文学张力说”能够多维透视严歌苓小说中复杂而充满生机的女性角色。
性格张力使人物具有极大的审美价值,激发接受者的文学想象力。首先人物脱离了读者对此类人物的惯常认知、突破写实性,充满作家的虚构想象,让观者觉得陌生惊奇。作品《第九个寡妇》中,王葡萄一出场,便唤起读者的陌生惊讶感,当鬼子用死亡威胁她们、让她们领回自己的丈夫,找出潜伏在村里的八路时,其他八个英雄寡妇都魂飞魄散地领走了八路,唯独王葡萄认领了自己的丈夫。同日本兵对立相持时,她丝毫不胆怯畏惧,连草菅人命的日本士兵都奇怪这王葡萄不像是正常女人,是个天生缺乏惧怕的女子。在文学张力“求新”特质的指引下,严歌苓在塑造王葡萄这个村妇时,突破了民间底层女性的书写法则,赋予人物“新刺激性”。在当时的话语体系看来她是不可理喻的“生胚子”,而严歌苓则称其为一个“没有被异化的人”[2]。她的言行举止完全出乎观者意料,看似柔弱实则坚强,叛逆且不合常理。使鉴赏者始终置于“凝神”状态之中。再如《一个女人的史诗》中,田苏菲看似是天真无原则,实则有主见且坚韧笃定。作品起首处,女主角完全出于偶然的革命动机,再到放弃军区首脑的喜爱、倒追才子欧阳干事的决心等,其人物塑造的旨趣都在于凸显人物极具张力的性格,唤起读者一种陌生惊讶的感受。
此外,人物的丰富、多义性使读者欣赏起来颇具困难,矛盾对立的性格张力给予读者不定点、空白点,以及无尽的、意义繁复的心灵想象空间。作家将对立的因素共存于人物个性之中,二者的相互纠结、对立,不但没有损害人物的性格及文本意义的完整性,反而使人物更加立体,既多面又丰满。以《第九个寡妇》为例,矛盾个性产生的张力使王葡萄显得神气跳脱,在作家的想象虚构之下,人物对主体人生把握的主动性要更大一些。作品跨越中日战争、国共内战、土地革命、三年自然灾害、文革、拨乱反正等一段较长的历史长河。女主角在故事多发的年代也历经坎坷,她自幼裹挟在逃饥荒的人潮中流落孙家作童养媳,尔后丈夫被人暗杀、独自在地窖藏匿公爹尽孝等等。表面愚钝、“觉悟不高”的葡萄实则拥有求生的智慧与坚韧,她以一种源自大地母亲般的包容力接纳、涵养命运给予的一切,化悲为喜,将其人生传奇推向顶峰。土改时期,经年累月躲藏在地下的孙二大自知这不是权宜之计,但葡萄总能乐观积极地安抚其心境。“真正愁人的事是没有的……这里什么事都发生过:兵荒、粮荒、虫荒、人荒,躲一躲,就过去了。”[3]94王葡萄超然的心境、举重若轻的胆量、智慧同世人眼中村妇愚笨柔弱的惯常认知构成强烈的反差,人物是复杂的、极具性格张力的,这是女主人公具备结实生命力的根源所在。
再如《一个女人的史诗》中城市女性田苏菲,既柔弱又坚强的性格使她的生命同样充满悲壮的底色。湖北作家方方在她的创作中一直关注着城市底层女性,如《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中的黄苏子、《中北路空无一人》中的刘春梅等。方方更多地展现了城市底层女性面临的身份困境、情感苦闷。当他们为家庭、爱人全身心地付出之后,却难逃被抛弃的宿命。部分底层女性在遭受生活的苦难与爱情的冷淡之后开始走向性格的异化,甚至最终走上毁灭别人也毁灭自己的道路。严歌苓笔下的城市女性田苏菲则与此有别,她的性格中既有单纯柔弱的女儿性又有坚韧超拔的母性。书中这样描述田苏菲对丈夫“笨拙的爱”,“小菲琢磨,挨斗也是体力活,空肚子是挨不动的,她便把午饭、晚饭送到会场去”[4]212,“为了保障欧阳萸一天有一两肉,在闪电式供应肉的年代,田苏菲也加入抢肉的行列,从抢肉的人群里出来,她常常发现自己衣服撕裂、衣扣丢失、雨伞刮破、鞋成了两只滚翻泥蹄……她什么都不在意,只在意买到手的一块肉骨头大不大、皮厚不厚……”[4]212田苏菲出乎意料的言行给予读者丰富的、意犹未尽的想象空间。女主人公看似笨拙的爱,却带给读者一种信念、人格与情感的伟力。作家描摹展现了大历史中小人物丰沛的生命能量。方方笔下女性的生存场域大多表现出冷峻、残忍的风格,女性性格扭曲而病态,但始终倾注着作家对人生百态的关注与思考。严歌苓则以睿智乐观的心态接纳现实一切,以既柔弱又坚强的复杂性格来展现宏大历史中女性丰沛的精神力量,这毋宁又是作家机巧睿智之美的营造法式。
性格张力使小说人物浑阔厚重,扩增文本的情感容量与艺术价值。《陆犯焉识》是学界公认的艺术成就较高的一部作品。“它将个人的命运遭际纳入到中国近代的历史变迁中,展开了一种隐秘的关于”国家-个人“的历史叙事; 同时,小说又超越了历史,探索了历史发展过程中亘古不变的人性。”[5]作品中旧式女性冯婉瑜也是一个艺术性极高的人物。她置身包办婚姻,看似传统柔弱的性格表象下也掩饰着违逆执拗的生命韧性,含蓄隐忍中蕴藏着深厚的情感力量。冯仪芳为巩固自己的地位,让自己的侄女冯婉瑜与陆焉识结合,婉瑜随即沦为包办婚姻的牺牲品。婉瑜和焉识因为恩娘的刁钻、刻薄于无形中形成一个“小集团”暗暗对抗,这就引发了恩娘的醋意。恩娘对女主人公无理取闹的撒泼就是不断争取家里女主人的地位、获得更高的关注与存在感。而婉瑜仿佛接受了命运给予她的一切,对自己不平等的地位安之若素,对恩娘的压制、对陆焉识“不确定的爱”没有任何怨言。有着深厚家学渊源的严歌苓把传统女性冯婉瑜身上安静、自卑、顺从等一切有关传统大家闺秀该有的柔弱品质展露无遗。
作家一边节制着来写人物、展现其细腻温婉的性格特质,一边透过人物极具忍耐力的言行来表现温柔背后的强大。在陆焉识流放西北的漫长岁月里,婉瑜没有逃离而是独自面对生活的困境,她的生命能量以另一种方式得以释放。由于“敌属”的身份,她忍辱负重,以做杂活艰难为生; 将陆家孩子抚养得体面成为她的使命,以至于她不断要求自己跟恩娘学习持家的本领; 发现学校缺俄语老师,她就用最快的时间通过俄语教师资格考试,只为赚钱补贴家用。苦难从未使冯婉瑜退缩甚至逃离陆家,相反受尽苦难的她更加执着而坚定地守护陆焉识。陆焉识入狱,冯婉瑜坚持探监,她可以用半月工资买来大闸蟹,再用一整夜来剥蟹黄,“十根手指尖都被蟹蛰烂了,皮肤被微咸的汁水腌泡得死白而多皱”[6]347。男主人公被发配西北大漠后,冯婉瑜日思夜想,坚持与其通信,及时了解丈夫的生活情况……婉瑜暗藏的生命能量、柔中带刚的性格特征出离人们惯常熟知的“弃妇”的认知,更与包办妻子的定义相去甚远。看似孱弱“受害”的女主人公生命有了结实而充盈的力度,人物形象也因此深入人心。小说末尾,焉识回归、婉瑜失忆却执拗地生活在过去的回忆里,性格张力到达极限,读者有酣畅淋漓之感,即读者再经历了惊奇─抑制、涵咏─释放的感情变化后,对婉瑜这个人物有更深刻的理解,由感官体验到情感体验再到全身心、全灵魂的感应。总而言之,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能够使“读者的想象力足以容纳进更多的存在……在这种内空间开阔的体验中看到自己的价值所在,体味到人类的价值所在。审美超越立于对物的超越基石之上,返身内转、涵摄全部生命,致力于自身生命的开拓,使被尘浊沉埋的生命得以自我转化,由下至上地超越、提升、扩充,奔向生命的至境──自由境界”[7],最终完成审美的超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