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丁玲的创作,读者往往只注意到丁玲的小说创作,她的小说总能抓住主人公涌动的思绪,把读者的心紧紧地牵扯在她所塑造的人物身上。而她的报告文学却被当成是应和政治需求的“一时之作”。为什么王蒙说“历史已经删节掉了多少花絮——而丁玲的作品仍然活着”[1]97。就丁玲自身而言,丁玲对《讲话》有着强烈的主体认同。丁玲的作品时至今日依然熠熠生辉的原因就在于,她把坚定的政治信仰与真挚的情感、较高的艺术水准做到了恰当的结合,并在不自觉中流露出来一些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报告文学即为文学,不是新闻,就表明报告文学之中存在作者的主观性表达。在丁玲的创作中,报告文学的创作是作者真正地深入生活,投入真情实感的创作。她的报告文学少了五四时期小说中那种阴郁的气质,表现出了清晰、明朗的氛围,但不能说这就不是丁玲,或丁玲变了个人,正是这种多面的、变化的创作构成了完整的丁玲。
茅盾在1937年所作《关于“报告文学”》中阐述了报告文学的主要性质,他除了指出报告文学应有报告的特点,也即“新闻性”之外,还指出报告文学描写人物、环境必须生动,“须要具备小说所有的艺术上的条件,——人物的刻画,环境的描写,氛围的渲染”[5]。茅盾对报告文学的定义主要集中在“新闻性”和“艺术性”两方面,还指出了报告文学创作与小说创作之间的关联性。由此出发,就得以见出以小说创作起家的丁玲从事报告文学创作的优势。
丁玲到延安之后的报告文学创作,吸收了丁玲早期小说创作中描写人物、环境烘托的细腻手法,使她的报告文学作品鲜活而又生动。《到前线去》有许多精妙的环境描写,如“夜晚刮了很大的风,沙沙地打着糊紧了的纸窗”“无情的风总是扫着地上的砂土劈面打来”[6]36并未描写战场,却已经让人感受到前线的紧张。还有《彭德怀速写》《记左权同志话山城堡之战》等作品,虽篇幅短小,但作者用寥寥几笔就勾画出了生动的人物形象,这已经可以显现出小说创作对丁玲报告文学写作潜移默化的影响。丁玲的《陕北风光》散文集里,描绘了陕北农民与陕北风情,笔法生动、引人入胜。其中,《三日杂记》是作者到陕北麻塔村考察妇女纺线情况所写的报告文学。五月的黄土高原在丁玲笔下清新、亮丽,与一群可爱的娃娃、纺线妇女相映成趣,有“见人就羞得把头低下去……跑开了又悄悄地望着人……等你不知觉时猛然叫你一声来吓唬你”[6]158的七岁少女金豆; 不说话却“闪着有主张的坚定的眸子”[6]158的纺线少女三妞; 还有一群“笑得好厉害”“拿手蒙着脸笑”的妇女[6]158。在丁玲笔下,这些女性无论是年轻还是年长,仿佛都不会疲惫,充满了生命的活力。《记砖窑湾骡马大会》是作者到安塞难民纺织厂实地考察、收集材料写的一篇短文。作者抓住了陕北男女老少声韵情貌的特点,仿佛整个大会都跃然眼前。丁玲把这一时期描写陕北的散文都收进了《陕北风光》这个集子里,丁玲说《陕北风光》是“我走向新的开端” [7]51。确实,丁玲后来所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杜晚香》等作品都能看到作者在描写陕北农民、妇女时的动人情感。丁玲这一时期的报告文学与小说交映成趣,小说创作的功力使她报告文学中的“新人们”焕发了神采。
报告文学以真人真事为材料进行创作。丁玲的报告文学少部分是根据见闻者的口述材料进行整理创作,绝大部分是丁玲亲自到边区调研、采访,有自己切实感受之后所作的文章。在丁玲的报告文学中记述了一个个鲜活的边区工农兵群众,其中的主角大多是边区的劳动英雄或是有先进性的工农兵干部,如田保霖、袁广发、李豁子等等。丁玲笔下的工农兵群众模范之所以典型、鲜活,与丁玲对他们深入的语言描写和心理活动描写有关。这些工农兵群众模范的话语带有典范性质。田保霖说:“一切替老百姓想,只要于他们有益,他们就拥护,离了他们是办不了事的。”[6]155袁广发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不能坐着吃。”[6]235 还有老村长说的话,都表达了老百姓对革命、劳动英雄的支持:“革命给了我好日子,我就听革命的话。劳动英雄是好人,他的号召也不会错。”[6]162这些由人物直接表述出的话对塑造工农兵的先进性、模范性具有积极作用,同时在群众中也有号召和带头作用。除了人物直接表述出的话之外,人物还有大量的心理活动。丁玲的小说在描写人物的心理活动时,以揭开“人物心灵的隐秘之处”“分析人物的精神矛盾”[8]259见长。在丁玲的报告文学中,人物的心理活动是体现人物的思想从旧到新的质的表现,小说中人物心理的矛盾状态,在报告文学中变成了对党的认知模糊到信仰坚定的渐进过程。《民间艺人李卜》中李卜的心理活动,“他认识到他现在所做的工作,是为了大家,为了所有受苦人的幸福”[6]232。《田保霖》中田保霖有许多“盘算”,诸如“共产党还不错,可是,咱就过咱的日子吧”[6]151“他们(参议会)活着不为别的,就只盘算如何把老百姓的生活搞好”[6]152。这是作家由人物行为延伸出的带有了作家自己感情色彩的话语表述,与人物进行灵魂沟通的结果。丁玲认为写作要了解每一个人,要与人们共同战斗,作家才能将所见所闻更生动地写出来,达到与人物真正地“互通声息,互相交织”[6]151。在丁玲的报告文学中,人物的心理活动是作者根据人物的行动线而推测出的,细腻的心理活动使人物的转变不生涩,而是更加真实、鲜活。心理描写手法在丁玲的小说里运用较多,但小说是以虚构为主,而报告文学的创作是要以事实为依据,丁玲将小说创作中细腻的心理描写运用到报告文学的创作中去,使人物的发展与心理活动相吻合,故事更加真实、生动。心理活动虽具有虚构性,但这种与人物发展相吻合的心理活动,却增加了报告文学的真实性。
报告文学以事实为基础,讲求客观理性,但作者对材料叙述角度却体现了作者的立场、态度,以及透过事件所要说明的问题。丁玲的报告文学中,很多主人公都有一个“成长史”,从落后到进步,从认知模糊到信仰坚定,许多事件发展也是从不完善到完善。丁玲的《田保霖》是歌颂边区劳动英雄田保霖的一篇报告文学,当时受到了毛泽东的致信鼓励,和她一起受到鼓励的,还有欧阳山的《活在新社会里》。这两篇报告文学涉及的两个主要人物都是田保霖和邹老婆子。在欧阳山的笔下,邹老婆子是个穷苦人,田保霖在文中第一次出场就是“靖边新城区民办合作社的主任,又是三边的合作英雄”[9]4267,邹老婆子是在合作社主任田保霖帮助下得以生活的穷苦人。欧阳山主要是赞扬边区主任田保霖热心帮助受苦群众的高尚品德。丁玲的《田保霖》中,田保霖通过与群众的交往,以及工农干部惠中权对他的帮助,由一个“曾经向神父磕了八年头”“少管闲事”的买卖人一步一步成长为一个热心为老百姓服务的合作社主任。邹老婆子是田保霖“成长”过程中的一个辅助人物。丁玲着重强调了一个边区劳动英雄的成长离不开共产党和群众的帮助。在丁玲的另一篇报告文学《民间艺人李卜》中,李卜由一个“抽大烟”的戏子在民众剧团柯仲平同志的帮助下转变为了既戒了大烟又热心给年轻人教戏的文教会代表。这与《白毛女》中“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叙述相类似。丁玲报告文学叙事的“成长模式”在《袁广发》等作品中也有体现。丁玲用“成长史”来叙述故事,意图表现在成长的过程中,共产党新政权的帮助与群众拥护的重要性,以及人物应当成长为对党有着坚定信念的英雄人物。这种成长模式在丁玲晚年的报告文学《杜晚香》中也有体现,杜晚香也是由一个农村的劳动妇女最终变成了一个信仰坚定的共产党员。在她的小说中,这种“成长”的叙述角度也有体现,但理论与实践的不完善使丁玲无法按预期安排人物的发展,如《在医院中》的主人公陆萍。而在报告文学中,丁玲借由这些真实的事件和人物,完成了丁玲在小说叙事中没有完成的“成长”。不仅如此,“成长模式”的叙述角度使丁玲的报告文学有了故事性,不会使工农兵模范的事迹变成单纯的说教,而变得充满了循循善诱的教育意义。
在创作手法方面,丁玲的小说创作影响了丁玲报告文学创作的艺术性,增添了丁玲报告文学的可读性。在思想深度上,丁玲早期的文学活动与《讲话》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影响了丁玲报告文学以及丁玲文艺观、世界观的内在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