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形象所具有的诗性气质,对于小说诗意的呈现起着很大的作用。《透明的红萝卜》中的那瘦小黝黑,稚气笨拙,沉默寡言的黑孩,本是时代的牺牲品,但莫言将他与透明的红萝卜这一意象结合起来,使这一单薄的人物形象在红萝卜那金色的光芒中焕发出诗性的光芒。莫言选取黑孩这一人物形象颇具匠心,这一人物形象在那个激进的时代,似乎显得格格不入,孱弱的身体倒是能与劳动疲累的时代相融,黑孩的不安与焦灼正是那个时代的焦灼,黑暗的现实世界与透明的红萝卜那个梦幻世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莫言打开了黑孩被关闭的感官,让他尽情地去感受时代的疼痛和梦幻世界的美好。黑孩毋庸置疑是展现这两个世界最好的想象,陷在黑暗世界无法自拔,又苦苦扒向那个金色的梦幻世界,这一人物形象成为莫言颠倒历史叙述,重建70年代真实叙述的载体,无疑焕发着诗性的光彩。

莫言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形象可谓是独特的存在,如《红高粱》里那个热情奔放、泼辣大胆的戴凤莲,她对爱情的义无反顾和执着追求,以及大胆英勇,毫不畏惧的英雄气概,即使在弥留之际,也表现出生命力的强悍。这一性格丰满的人物形象,加之红高粱的恢弘壮丽,凝聚成浓浓的诗性,弱化了战争的残酷和暴力,突出了乡村赤裸裸的底色,为我们展现出了民间生活的“悲壮而高洁、强悍又不屈的精神”^[8]。《丰乳肥臀》里的上官鲁氏,她是生育的工具,靠“借种”生下九个孩子,却没有一个是自己丈夫的亲生骨肉,在风雨飘摇的几十年的历史变迁当中,她自身所包含的原始母性的创造力,使她成为了“生殖女神”的化身^[9]。上官鲁氏之所以可以孕育这么多孩子,并且在时代的变迁当中,成为一个家族的主心骨,无疑是因为莫言赋予了这一女性人物形象以“神性”的光芒,莫言颠覆了传统女性人物形象,使其不再有传统社会所强加的贞洁保守。上官鲁氏的一生备受磨难,生命力却极其顽强,在几十年的风雨飘摇中,她不断地找寻“女性失落的历史和自我”^[10],她身上的“母性”的光辉凝结成浓郁的诗意,使得整部小说都在母性的光芒中,诗意的韵味里,进而细细诉说烙在人心灵上最深的历史记忆。《檀香刑》当中的风流娇美的“狗肉西施”孙媚娘,不甘心与心智不健全的小甲的婚姻,选择与钱丁、县太爷的畸形爱恋,最后为救亲爹孙丙四处游走,最终杀死赵甲。孙媚娘这一人物形象贯穿小说始终,从众多男性人物形象当中依旧让人印象深刻,她自身对于命运的不屈服,追求爱恋的大胆执着,最后救父的英勇侠胆,与小说当中的茂腔凝聚,将结尾一曲高昂悲壮的茂腔升华,使小说充满浓郁的诗意,这一人物形象的“诗性”描写,为整部小说增添了许多的魔幻的光彩。

莫言作品中的残缺人物形象展现着“诗性”叙事,如《丰乳肥臀》里的有着“恋乳癖”里的上官金童,《檀香刑》中的赵小甲,莫言对于这些身体不健全人物形象的刻画的主要目的,是因为通过这些人物身体的残缺,进而展示生命的某种残缺,以这种独特的视角,为我们展现生命的残缺状态、时代的别样色彩,这些人物形象也在莫言的笔下,透露出来浓浓的诗意。

在莫言的作品当中,高密东北乡始终是其小说的背景色,成为他永远也离不开精神故乡,在故乡的依托之下,加之不加节制的语言狂流,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充满生命力的世界。莫言在《透明的红萝卜》当中所做的尝试就是“意象的营造”,因此,在这篇中篇小说当中,“透明的红萝卜”始终都带有神秘色彩和虚幻色彩,在对那个晶莹剔透的萝卜的描写当中,整个空气都弥漫着神秘魔幻的气息。莫言对于黑孩这一人物形象的处理,也正如李陀所说的,“不仅不像个现实中的真实人物,反而像个神秘的小精灵”^[11]17。与此同时,色彩的运用也极为突出,如“一绺蓝色火苗和一绺黄色火苗在煤结上跳跃着”^[12]29,他对色彩的运用仿佛信手拈来,十分形象生动,活泼有趣,形象传神,通过出色的色彩感觉和运用以及环境的描写,使得整部作品更加具有了朦胧的诗意、静默的神秘。

莫言的每一部作品总会让人联想到一幅图景,如那片被戴凤莲和乡民的鲜血染红的红高粱,那个民间英雄余占鳌的英勇热血洒遍的红高粱,“我奶奶”临死之前躺在那片高粱地里,她注视着高粱地,“在她蒙眬的眼睛里,高粱们奇谲瑰丽,奇形怪状”^[13]57,莫言用他所钟爱的红色为我们营造了一幅壮丽的场面,使得余占鳌这个草莽英雄的英勇,戴凤莲这个泼辣女子的热情奔放,抗战杀敌的紧张急迫都在那片红高粱地里诗意地呈现出来。再者,在《檀香刑》当中,莫言将凌迟、腰斩、砍头、“阎王拴”“檀香刑”这五大酷刑演绎得精妙绝伦,行刑过程犹如艺术杰作般精致细腻。钱雄飞被凌迟的画面色彩绚烂,他鲜红的血液在胸脯处“串珠般地跳出来”,“然后部分血珠溅落在地,部分沿着刀口的边缘下流,濡红了肌肉最发达的钱胸”^[14]186。这种凌迟场面的唯美描绘使得血腥残暴的酷刑仿佛成为一场精彩绝伦的艺术飨宴,加之茂腔的千回百转,变幻无穷,极富画面感和动态感。莫言的这种特殊的“诗性”叙事方式,刻意拉开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与时代的距离,将“生命哲学”进行了一次升华,充满诗意,美感的升华,将民间精神进行了大肆张扬,这种在意境营造中所刻意采用的“诗性”叙事,更重要的是“对此前作为一切社会科学之基础的伦理学视域的超越”^[11]55,从而完成了对于人的生命以及精神的内在深度方面的追问和探寻。

莫言在叙述中或杂有戏文,或间有唱词,或是“旧瓶装新酒”,套在了传统叙事的壳子上,来谱写全新的文章。《生死疲劳》不仅有中国古典章回体小说的篇章结构,同时还吸取了民间叙事的特点,小说采用了“六道轮回”这一种民间想象,并且将其隐藏在小说创作的叙事线索当中,使得整部作品带有了魔幻现实主义的色彩。这部作品特殊的结构,使其具备了中国古典小说的情节曲折迂回,描写上诗意细腻的特点。《檀香刑》讲述的就是中国传统历史上一种酷刑,莫言选择这一题材来作为探索国人历史与现实的切入点,无疑不是一个巨大的创新,其中杂糅的茂腔和韵文,与整部小说人物的感情起伏和小说故事情节的开展紧密结合在一起,这种韵文的或悲愤慷慨,或柔情缠绵,或戏谑调侃的多种特点与整部作品紧密贴合,从而给人缠绵多情的诗意体验。《天堂蒜薹之歌》是紧跟现实生活的急就篇,但是并不同于报导纪实作品的刻板,正如他在小说后记中所说的“小说家总是想远离政治,小说却自己逼近了政治”^[15]277。莫言沿袭了一贯的民间精神,却又不断逼近政治。每一章节开头天堂县的盲人歌手张扣演唱的民谣构成了“天堂县民谣”,这种借鉴章回小说的技巧,使得“即将发生的行为(预期的叙述)的意义和刚刚结束的行动(事后的叙述)的意义都更加明确”^[11]75,这种传统的叙述技巧使得整部作品都沉浸在循环往复的唱词当中,进而推动了情节发展,这种形式的创新使得小说展现出了深深的莫言充分利用民间资源,实现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从而展现新的魅力。这种努力使得莫言的作品兼具中西方叙事特色,西方现代叙事方式使得小说更加符合现代读者阅读的口味,而中国传统古典的技巧为这种融合注入了浓郁的诗意,在作家无意识逼近政治的时刻,民间资源是莫言进行文学创作的宝库,他对这一资源的吸收和利用,使得自己的风格得以保持。这种写作形式使得读者沉浸在政治背景中,却体味其中浓郁的民间意味以及缠绵浓郁的诗意。

莫言始终“立足个体感性生命,将崇高美学、怪诞美学、暴力美学等杂糅其间,在诸种美学元素的交错和混沌中,形成其独特的现代诗性品格”^[16]。在《酒国》当中,莫言那种语言游戏和叙事狂流,将当代中国的黑暗和混沌缠绕其中,残暴、野蛮、血腥,丑恶与热烈、浪漫、交织在一起,苦难和欢乐、痛苦与享受混为一团,从而为我们提供了精彩纷呈的“吃人盛宴”,小说主人公丁钩儿在欲望的过度放纵中,也最终被欲望所吞噬,“酒”带给人醉的感受,将人从现实带进幻觉、反常,莫言借助“酒”,运用感觉化描写,让人物和读者穿梭在这种现实与幻觉当中,怪诞与狂欢交织,堕落与挣扎缠绕,其中渗透着悲悯的诗性特征。小说中不单有过度放纵的性欲场景,还有大胆残暴的吃人描写,杂糅莫言“颓废”的语言,进而使我们沉浸在他所为我们创造的魔幻世界当中,产生了“一种纠缠挣扎于丑恶、污秽、死亡和苦难却又超拔其上的诗性——残酷情境中绽放的唯美梦幻的诗性”^[16]。

莫言的作品充斥着大量的感觉化描写,正如洪子诚所说的:“莫言的小说,表现了开放自己感觉的那种感性化风格……有大量的感官意象奔涌而来……^[17]289”。莫言也曾说到:“也有人说,莫言是一个没有思想只有感觉的作家……一部小说就是应该从感觉出发。一个作家在写作的时候,要把他所有的感觉都调动起来”^[18]。莫言在《酒国》中,也大胆使用了感觉化描写,如“我的岳母”再讲授红烧婴儿的烹调方法时,“我感到仿佛有一根生满铁锈的锥子在我心脏上戳了一个眼,一股股冰冷的液体留到我的胸腔中潴存起来”^[19]172。最能展现莫言感觉化描写的作品,应当是《透明的红萝卜》,从黑孩的视角出发,大量神奇的感官体验扑面而来,充斥在我们的心头,“他看到了一幅奇特美丽的图画:……泛着青蓝幽光的铁砧子上,有一个金色的红萝卜。红萝卜的……尾巴上的根根须须像金色的羊毛”^[12]29,黑孩对于“红萝卜”和“黄麻地”的奇遇,这些感觉化叙述“极富有乡土生活气息,又充满了朦胧的性暗示”^[20],与黑孩的懵懂、矛盾的情感联系起来,进而展现出隐藏在悲剧之下的诗性,更加使得整部作品向崇高的意义升华。

批评家的评论经常会提到莫言的小说有着卡夫卡的风格、马尔克斯的魔幻以及福克纳般的结构,莫言的小说也确实深受这几位作家的影响。福克纳的意识流手法在莫言作品中表现极为明显,同时莫言也曾多次提到马尔克斯对他创作产生的巨大影响。例如《酒国》,马尔克斯的魔幻手法以及福克纳的意识流手法都有或明或暗的体现,他借助现代手法,不断地与本土的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相融合,进而使得小说作品在狂欢、残暴、血腥、怪诞中升华出一种形而上意义的诗性。莫言不停借助意象的联想与叠加、色彩的变幻莫测、语言的狂欢来进行建构,展现其笔下的高密东北乡的狂放的生命力,使得乡野、人物、生死的书写别具一格,充满了生命的野性和浓郁的诗性。

莫言的诗性叙事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抒情性与叙事性并置。诗化小说结合了散文的特征和小说的文体结构,小说的抒情性是其最明显的特点,而削弱了小说的叙事性,故事情节成为小说人物形象情感抒发的载体。当代诗化小说大多弱化了故事的情节发展,或者以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人物情感的发展来推动故事情节的展开,在意境的营造和情感的抒发当中寄托自己对于观念世界的期许,由此以来,使得诗化小说的语言表现力和讲述力大大削弱,再现力逐渐增强,诗化小说更加强调的是给读者所带来的美感享受。正如孙犁的质朴简明,汪曾祺的“平白如话”,贾平凹的古典自然,言语的表现力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展现,语言不再成为情节发展的载体,而成为人物形象塑造、作者情感呈现以及诗意美学呈现的载体。但是诗化小说不是以人物形象的塑造为中心,而是通过诗意的语言将人物形象融进意境当中,使得人物形象与诗意融为一体,进而使得人物性格通过诗意语言和抒情氛围隐晦地传达出来。在诗化小说当中,情节的断裂或缺失是为了更好地呈现抒情性,因此,抒情小说更近于散文化。莫言的作品则是强调小说抒情性和叙事性的并置,并没有弱化小说情节,具有鲜明的故事性。前文已经分析到,莫言的诗性叙事主要是依靠小说人物形象的塑造、意境的营造、古典叙事的借鉴以及现代手法的运用来呈现的,因此,他在小说当中的诗性叙事往往是与情节的发展需要相辅相成的,注重情节发展链条中,人物形象呈现的诗意,注重意境营造诗性,但是并不是为了主体情感的抒发,而是更强调整个小说发展的需要以及整体性的呈现。莫言在诗性叙事的同时,始终保持着小说叙事的节奏感和紧凑感,没有使情节断裂,从而使小说在给读者带来阅读享受的同时带来了审美感受。莫言的这种抒情性与叙事性并置,使得小说故事性更强,但是又不失审美性,是对当代诗化小说的完善和发展。

当代诗化小说,极力远离高堂而转向了主观世界的理想追求,如沈从文极力想要建造的“希腊小庙”,孙犁想要追寻的充满真善美的农村,汪曾祺想要回到的诗意水乡,贾平凹想要追求的传统世界。当代诗化小说,都在极力地向乡村靠拢,社会发展所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的提高,更加摧毁了人性的真善美。这些作者选择了去乡村寻找人类的净土,在对乡村进行描写中,作家更加注重语言的诗意自然、意境的典雅清新、人物的普通单纯,更加注重小说的民间性。莫言小说的“在地性”是非常突出的,因为他充分地利用了民间资源,融合了各种各样的民俗风情和野史传说,加之高密东北乡这一典型地域的朴实风貌,使得民间性非常突出。但是莫言还结合了崇高性,这主要体现在与高堂的结合,莫言不再刻意回避现实,而是逼近现实,如急就篇《天堂蒜薹之歌》,正是取材于1987年发生的“蒜薹事件”,莫言在新版后记中也提到了即使艰难,也要承担起“人民群众代言人”的重担。再如《酒国》,“魔幻现实主义的政治文化语境构造”^[24],莫言直接将笔端深入到了社会的幽暗之处,以及其奇异的视角和怪诞的笔法,逼近了腐败的官僚体制。莫言不是逃避世俗,去寻找那片壮丽的高粱地,而是逼近现实,去寻找中华民族的根。莫言努力追求那份责任感和历史担当,而不是使文学仅仅成为作者内心情感宣泄的工具,而是成为某种寄托,体现出莫言身上所具有的责任感,正是因为这种责任感,才使得莫言的作品以民间生活为载体,体现出了某种崇高的意味。

当代诗化小说与中国古典美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对鲁迅作品进行分类的过程中,王瑶先生建立了诗化小说与古典诗歌传统之间的联系,使得后继者在创作诗化小说时,都带有中国古典的意味。如汪曾祺充满“文人气”的诗意描写,带有明显的中国古典美学意识; 贾平凹的《废都》《秦腔》《山本》等作品,处处都流露出了贾平凹继承了中国古典美学的衣钵,如《废都》中的西京四大名人,都是浸染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受过中国古典美学熏陶的文人。因此,当代诗化小说中明显的特征就是继承了中国古典美学意识,然而莫言却做到了中国古典美学意识和现代批判意识的结合。莫言在对中华民族那段苦难史进行描写的过程中,通过诗意的笔触,使得这段苦难史不仅具备了古典的美学意识,还饱含着现代批判意识。《生死疲劳》是以畜生的视角来展现中国几十年的荒诞历史,在戏谑当中展现几十年人民的苦难生活。《檀香刑》这部作品,本身讲述的就是中国传统历史上一种酷刑,杂糅的茂腔和韵文,这种韵文的或悲愤慷慨,或柔情缠绵,或戏谑调侃,给人缠绵多情的诗意体验,同时采用荒诞不经和调侃戏谑的口吻为我们诉说这段历史,从而颠覆了这段现代历史叙事。《丰乳肥臀》中的上官鲁氏饱含了“大地之母”的神圣性,同时通过上官金童的畸形视角,展现出时代的荒诞性以及写实性,从而使得诗意性和现代批判性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莫言的诗化小说,继承并发展了当代诗化小说,使得这一文体的艺术空间更加开阔,不仅局限在抒情性和诗性的叙述,更加有反映时代特点的崇高性。抒情性和叙事性结合在一起,世俗与崇高并存,从而使得小说具有了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意识,表达了莫言对于诗性的重新定义,以及对于当代诗化小说的丰富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