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1年5月延安干部会,至1945年4月六届七中全会,全党开展了大规模、成系统、有计划的党史学习教育。延安时期党史学习教育与整风运动基本上同步推进、相互融合、穿插进行,具有高度一致性。延安整风运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个全党研究党史的运动[12]52。但二者在侧重点和方法上又有所区分。延安时期党史学习教育分为高级干部以及全党的普遍学习两个层次,分成四个时间段。其中,学习教育的主体,是党的高级干部。学习内容主要围绕《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条路线》等“党书”展开,学习方式主要采用交流讨论、同志间批评与自我批评等方式开展。
2.1 中央领导层的学习教育(1941年5月-1942年2月)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中从思想上总结了过去党内存在的路线分歧,批判了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错误倾向,认为“认真地研究历史的空气也是不浓厚的”[11]797,号召将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进行改造,拉开了党史学习教育的序幕。8月1日,中央发出《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决定》指出:“二十年来,我党对于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与国际情况的研究,虽然是逐渐进步的,逐渐增加其知识的,但仍然是非常不足”“必须力戒空疏,力戒肤浅,扫除主观主义作风,采取具体办法,加重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10]360-3619月10日,中央决定:“中央研究组一方面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论,一方面研究六大以来的决议,毛泽东为组长,王稼祥为副组长。”[10]375
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党的历史问题。毛泽东曾在1943年10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这样肯定“九月会议”的重大意义,他说“九月会议是改造的关键,否则我是不敢到党校去报告整风的”,而且“整风也整不成”[3]635。这次会议“对中国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在马克思列宁的基础上,取得了一致的认识”[13]71。虽然大部分同志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认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确实存在政治路线的问题,“但是大家的认识是参差不齐的,对六届四中全会本身的评价还不一致”,“党的高级干部还没有集中学习党的历史,对过去的路线是非并不很清楚”[2]232。而王明本人也未承认自己“左”的错误,甚至坚持认为他在抗战以来的主张是正确的。针对上述情况,毛泽东认为有必要首先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加强党史学习教育,帮助大家认清路线是非。
会后,毛泽东倡导成立高级学习组,组织高级干部集中学习六大以来的重要文件,研究党的历史。10月13日,中央成立以毛泽东为首的清算过去历史委员会。10月18日,中央发出《关于各地应即组织高级学习组的指示》[8]333。11月4日,中央发出《中央学习组关于各地学习组学习内容的通知》,规定学习内容,要求在1941年内先将《六大以来》83个文件通读一遍[6]211。从学习内容和时间上对党史学习作了明确规定。12月30日,毛泽东和王稼祥致电周恩来:“中共党史的学习请先从讨论《六大以来》的文件入手。”[8]348在中央学习组的带动下,“从1941年冬季开始,全国各地党的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普遍发动起来了”[2]204。
党的高级干部通过学习《六大以来》等党的历史文件,开始认识到党在过去出现过错误路线的问题。但存在对四中全会评价不同的情况。由此导致1941年起草的《历史草案》认为四中全会的基本路线是正确的。由此可见,党的高级干部在看待党历史上的路线是非问题仍然是有局限的,遑论全党普通党员,进一步在全党深化党史学习教育十分必要。
2.2 全党开展普遍学习阶段(1942年2月-1943年9月)
在党内高级干部对一些重大理论原则和历史问题基本取得共识后。1942年春,全党开展普遍整风运动。这一阶段的党史学习教育和整风学习交叉进行。
3月18日,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决定中央学习组与白区工作总结委员会共同开始研究中共党史,并从各方面收集党史资料,编印一本适合中级干部阅读的党史文件选集[8]368。3月27日,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讨论中央学习组新的学习计划,决定通读《六大以来》计划告一段落,开始研究中共党史与中国革命史[8]370。3月30日,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指出“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好”[10]399,号召全党要认真学习研究党的历史。4月20日,毛泽东在《关于整顿三风》中强调:“二十二个文件是何等之文件,是世界革命一百年的经验的总结,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中国革命二十年经验的总结。”[10]416-417这二十二个整风文件,成为全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方法学习党的历史的基本材料。4月17日,延安高级学习组改变学习计划,“现在先研究现实的文件二十二件,研究党的历史的学习计划暂停一个时期”[8]375。6月22日,毛泽东和王稼祥复电陈潭秋时指出:“目前学习以三风文件为主,党史之研究暂停止。”[8]388之后,党的高级干部的党史学习研究实际上是暂停了。
根据整风和党史学习的需要,中央先后编印《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条路线》等党史学习教材。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校、抗大、陕北公学以及各地革命与军事干部学校都组织开展对党史的学习。通过对“党书”的学习,全党开始认识到,六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央确实存在一条错误路线。杨尚昆回忆说:“系统地读了‘党书',有一个鲜明的比较,才开始认识到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 什么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什么是教条主义。”[14]657
这一阶段的党史学习教育与整风运动紧密相连。在整理学习党的历史文献基础上,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教育全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进一步总结历史问题打下方法论基础。
2.3 总结整理阶段(1943年9月-1944年5月)
由于王明一直声称抗战以来中央路线错误,在准备召开党的七大的过程中,为了在党内把历史问题弄清楚,统一党的高级干部的思想。1943年9月,中央政治局召开整风会议,讨论党的历史问题。会议主要批判了王明在十年内战时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和抗战初期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整风检查与党史学习穿插进行[2]283,除了作一般性发言外,主要由犯过错误的同志进行整风检查,并批判王明的路线错误; 其他同志发言进行批评,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深入揭发问题,提高认识[2]285。通过开展广泛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广大高级干部认清了路线是非。9月30日,中央就检讨党史问题作相关决定,“从10月起5个月内,组织在延高级干部和七大代表二三百人,讨论党史文件和联共党史”,“拟定研究党史计划”[2]289等内容。10月5日,中央就党史学习作出安排,决定“学习时间暂定三个月,学习讨论历史从抗战后开始入门,然后再回到大革命、内战及抗战时期的问题,并向政治局提议在参加学习者中间公开宣布允许谈论党的路线问题”[2]290。10月6日,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中央领导同志先后发言,在充分检讨党的历史之后,高度评价和肯定了毛泽东思想和路线的正确性。11月13日至2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继续批判王明在十年内战时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和在抗战初期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1943年底到1944年初,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暂停一段,高级干部先行学习。12月14日,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高级干部学习党的路线问题,决定安排一千多名干部在1944年4月底前集中学习《两条路线》在内的七本书,要求学习要展开讨论,提出中心问题,开展自我批评,要联系实际材料,要有历史观点等[8]484。在学习过程中,还请中央领导人作辅导报告。
1944年2月24日,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七大的准备工作和党的历史问题。3月5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政治局整风会议上关于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作了明确总结。
通过在党的高级别会议开展广泛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党的高级干部对过去中央的路线是非有了清醒认识。这标志着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进入最后的总结整理阶段。
2.4 作出结论阶段(1944年5月-1945年4月)
1944年5月21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开幕。全会期间多次召开大会讨论党的历史问题和历史决议草案。
会前,中央成立“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由任弼时负责起草形成《检讨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议(草案)》。这是最早的“决议”草案稿,以1941年毛泽东起草的《历史问题草案》为蓝本,主体内容基本相同,但又反映1943年“九月会议”以来的中央领导层的新认识。后经张闻天进行改写,毛泽东在其基础上又作了七次修改,最后名称定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对此,毛泽东讲过:“我们现在学会了谨慎这一条。搞了一个历史决议案,三番五次,多少对眼睛看,单是中央委员会几十对眼睛看还不行,七看八看看不出许多问题来,而经过大家一看,一研究,就搞出许多问题来了。”[15]295在决议的起草和修改过程中,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党的高级干部对《草案》内容进行多次讨论,许多合理意见都被吸收进《决议》之中。
1945年4月20日,全会原则通过了党的第一个历史性决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把党成立以来的历史予以深刻总结,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杰出贡献,为七大召开奠定思想政治基础,标志延安时期党史学习教育圆满完成。
可以看出,延安时期的党史学习教育与整风运动紧密结合,注重组织性、系统性和计划性,突出层次性、整体性和连贯性。既对党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进行科学评价,同时也对党的路线政策的发展演变过程进行探究。在比较中辨析,在辨析中增进认同,达到了统一思想认识的预期效果。在开展深刻的党史检讨中,中央领导层真切认识到毛泽东正确路线的科学性和真理性,逐渐形成了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