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和理想社会的不懈追求,它的提出并非空中楼阁、沙上建塔,而是渊源有自。国内学界深入探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理论基础,寻根究底,可概括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阶段理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小康思想和大同思想、中国共产党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战略思想三重理论渊源。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阶段理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包含着博大精深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大多数学者以马克思主义的三大发展阶段理论和未来社会发展阶段理论为切入点,深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理论基础。马梦菲^[1]依据人的发展“三形态”理论,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人的发展状况和实际需要为价值尺度,引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使“人的依赖性”有效消除,“物的依赖性”得以反思。曾星星^[2]认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对马克思将共产主义社会划分为“两个阶段”理论和列宁关于社会主义不同发展阶段理论的继承和践行。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小康思想和大同思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承载着丰富的传统文化思想,但对其蕴含何种形式的传统文化基因,学者们见解各异。从广义而言,谢伏瞻^[3]指出,古人对“小康”社会状态和大同世界的构想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思想资源和宝贵素材。从狭义上看,张文^[4]表示,涵盖“不劳民、民为邦本”的仁治文化、“谨于礼”“和为贵”的礼治文化、“文教”“好生”的德治文化、选贤举能、直言极谏的吏治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思想,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启发意义。

中国共产党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战略思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凝结着共产党人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政治智慧,具有浓厚的中国风格和中国特色。肖贵清等^[5]通过回顾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历程,指出“四个现代化”理论以及党的历代领导集体关于小康建设的思想与实践,是小康社会建设的基本遵循。

国内学界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践历程的研究是放在小康社会的全过程中去探讨的。其共同点主要表现为,学者们大多基于历史、理论、实践三个逻辑和现代化战略目标的阶段性调整、历代领导集体的交接更替、历届党代会的变化三条线索,划分小康社会的发展进程。其差异性体现在,不同的学者依据上述逻辑或线索将小康社会建设过程细化成若干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展开或多或少的阶段性阐释。

一段论。张瑞等^[6]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之中,认为小康社会是一个过渡性的历史阶段,是中国摆脱贫穷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国人民过上幸福生活的发展阶段。

两段论。杨刘保^[7]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始终遵循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的发展过程。齐卫平^[8]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为分界点,认为小康社会的奋斗历程包括十八大之前的小康建设时期和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践阶段。

三段论。李春^[9]根据小康战略目标的阶段性调整变化,认为1979年到2002年是中国人民奔小康时期,2002年到2012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2012年至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期。杨丽、王中凝^[10]则指出,革命与建设时期为探寻起步期,改革开放后是小康社会建设的持续推进期,十八大后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冲刺收官期。

四段论。围绕现代化建设这条主线,韩保江等^[11]认为,小康社会建设经历了中国现代化目标的提出、从温饱到小康、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四次历史性飞跃。黄燕芬等^[12]依据改革开放以来中央领导集体的交接更替,指出小康社会建设进程可划分为:邓小平善于谋篇布局,致力于整体脱贫、改善人民生活; 江泽民注重解决温饱问题、实现总体小康; 胡锦涛聚焦于改善公共服务、明确奋斗新目标; 习近平重视补齐短板、提升人民获得感。

五段论。杜艳华^[13]认为,全面小康社会是从毛泽东开始的几代人不断积累和创造的文明成果的总和,经过奠基小康、提出小康社会的概念并展开实践、实现总体小康、全面建设小康、最终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五次接力历程。

有关学者主要从范畴层面、方向目标、战略部署、价值旨归和发展理念的角度概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内涵规定。

从范畴层面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内涵逐步由经济领域向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不断拓展。秦宣等^[14]认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仅是涵盖发展速度、生产总值、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经济范畴; 也包括其作为党的政治路线和全党全国人民所要实现的目标任务的政治范畴; 还是一个关注国家和社会整体发展水平状况的社会范畴。

从方向目标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理应包括其作为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内在要求。周明明^[15]以全面性为着陆点,认为全面小康是要实现全民整体小康、全域协同小康和全方位系统小康。杨长福等^[16]则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主题是小康社会,重点是建成,难点是全面,根本保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从战略部署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民族复兴之路的重要内容,“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17]66。梅燕京等^[18]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整体布局相一致,是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战略任务。

从价值旨归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深刻回答了“为什么人”的问题。在价值追求上,欧庭宇^[19]认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始终坚持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根本遵循。在现实指向上,齐卫平^[20]表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是要满足人民的期待,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从发展理念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单单是用数据来衡量的小康社会,而是全体人民切实受益的美好社会。周绍东^[21]指出,五大发展理念引领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过程,旨在建成一个具有创新活力、协调发展、高度开放、绿色发展与全民共享的小康社会。

中国共产党具有卓越的战略规划和战略思维能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确立不是孤立而为的,而是党和国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局进行总体考量的结果,是作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呈现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之中。在此期间,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的思想探索和理论贡献还包括中国梦、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五大发展理念、脱贫攻坚与精准扶贫、“两个大局”等,它们共同构成一个思想场域,从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学者们对此展开了思想思辨,揭示了它们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间的思想关联,明确了它们各自的定位。

关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主线,它们之间相互关联、环环相扣、协同发力。李建国^[22]认为,“四个全面”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完整体系,全面建成小康居于引领地位,是战略目标、“鸟之主体”; “后三个全面”是战略举措,分别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根本动力、制度保障和根本保证。此外,针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新表述,楼俊超等^[23]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间的升级和转换,表明我国的战略目标、发展环境、发展任务有所改变,但“四个全面”仍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共同推进。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中国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中国梦都承载着中国人民的美好愿望和价值追求。姜建成等^[24]认为,中国梦是对全面小康目标的统摄提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包含于中国梦的宏大布局之中,是实现中国梦的关键环节和根本要求;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实现中国梦提供物质基础、思想文化条件和制度保障,积聚起强大的理论力量、实践力量和领导力量。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五大发展理念。五大发展理念关系发展全局,关系发展根本,关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刘成军等^[25]基于整体性思维,认为五大发展理念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耦合性,前者指导和引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者是对五大发展理念的检验、丰富和完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分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动力、前提、基础、关键和归宿。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贫困治理。贫困治理作为一项阶段性与长期性相统一的实践任务,相伴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乃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始终。雷明等^[26]通过梳理全面小康目标下开展脱贫攻坚的理论和实践,指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方略,打开了中国贫困治理的新世界,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过程中消除绝对贫困的最佳密码。曹立等^[27]表明,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胜利将赋予贫困治理新的特点与挑战,精准扶贫、乡村振兴是党中央为推进减贫工作、农村发展和民族复兴而提出的两大战略,把握好二者之间的衔接关系,推动相对贫困治理,是尤为重要且必须思考的问题。

研究成果可归为两个部分,即“补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的短板问题”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依然存在且仍需接力解决的重难点问题”。

补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的短板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存在许多问题,从不同群体、区域和领域看,董艳玲^[28]表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不仅体现在老弱病残、贫困群体和深度贫困地区,还表现在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领域。任海平等^[29]96认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难点和薄弱环节表现为“一个主要矛盾、三大攻坚问题、五个发展短板”九个方面。针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如何补短板”,王晓毅^[30]指出,“三农问题”是最突出的短板,补齐此短板需在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重视农产品供给和农民收入、加强农村基层治理方面共同发力。章寿荣等^[31]认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应“扬长补短”,不断优化人的发展结构、社会结构、生态结构和民主法治结构。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的重难点问题。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不是对小康建设的简单延续,必将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从整体上看,贾高建^[32]认为,我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方面还存在不少难点问题,意识形态领域、民生领域、生态环境保护上还有不少短板。从具体领域上看,唐任伍^[33]指出,民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是后小康时代的突出矛盾,收入差距悬殊、青年就业、相对贫困治理和人口老龄化是四大民生短板。可见,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相对贫困治理和生态环境改善等问题仍是当下与未来建设过程中需要高度关注的重点。

学界对“如何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和“靠谁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提出了大量科学可行的现实路径,即思想路径、经济路径、政治路径、制度路径和文化路径。

思想路径。理论是行动的先导,要想高质量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任务,离不开正确的理论指导。黄百炼^[34]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应始终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行动纲领,发挥新发展理念的科学引领作用,重视规划纲要的执行。

经济路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根本最紧迫的任务还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35]549。肖贵清等^[36]认为,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引领经济朝着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践着力点。

政治路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党的领导为根本保证,以人民群众为依靠力量。顾海良等^[37]认为,打好小康路上的脱贫攻坚战,应当培育人民群众自主脱贫的内生动力,尊重贫困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王韶兴等^[38]指出,党的坚强领导是实现全面小康的根本政治保证。

制度路径。健全行之有效、系统完备的制度体系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前提。郭广银^[39]通过厘清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制度改革的逻辑与机理,指出只有不断加强制度建设,深化体制改革,才能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保驾护航。张恩^[40]关注民族地区的小康状况,表示需健全民族地区生态补偿机制,构建多元投资机制,创新城乡一体化发展机制,构建民生型发展机制,建立现代化政府治理体系。

文化路径。文化发展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精神动力。谢强等^[41]指出,必须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精神支撑。

从全国统一适用的角度来看,赵紫燕等^[42]根据五大发展理念,指出全面小康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应由经济发展、法治安全、文化建设、人民生活、资源环境5个部分和40个二级指标构成。张圣兵等^[43]将自由时间作为衡量标准,认为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教科文卫、人民生活质量、生态环境、自由时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指标体系的六个子系统。从个别地方适用的角度来看,刘生胜等^[44]基于对陕西省的现状分析,认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评价指标体系可归为“同步”和“够格”两大方面、六大类、二十三项。尹成杰^[45]从农村经济发展、居民生活、教育发展、科技进步、扶贫脱贫、文化繁荣、社会和谐七个方面来制定适合农村的小康评价指标体系。其他学者还尝试构建民族地区小康进程的评估标准。可见,大部分学者依托经济、文化、政治、社会、生态等维度构建全国性的指标体系,部分学者则基于个别地方的实际情况,制定具有针对性的指标体系,进行定量和定性研究。

李春根^[46]立足于“五位一体”的战略要求,通过计算正负指标、区间指标的现值,运用数据质量评估、综合与单项监测、纵向与横向监测、动态滚动监测等方法,监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度。王健等^[47]坚持科学性、合理性、突出性、全面性等原则,选取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比较静态和动态分析相结合、总量与结构分析相结合、宏观与微观分析相结合、大数据挖掘技术与数理统计方法相结合的方法,对全面小康进行系统评估。杨宜勇等^[48]则认为,包括综合指数法、系统聚类法、因子分析法等在内的多指标综合评价法适用于评估全面小康的实现程度。可以看出,学者们采取了经济学、社会学、统计学等不同学科交叉的方法评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进程,并尝试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作出科学可靠的预测和判断。

习近平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现阶段的战略目标,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49]19客观来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既是对原有理论成果的丰富发展,又是对当代建设实践的激励指引,更是对未来方向道路的无限启迪,其意义是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学者们主要从历史、理论、现实、世界维度上回答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意义所在。

历史意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复兴之路上承前启后的重要发展阶段,是中华民族发展进程中的一个耀眼篇章。齐卫平^[50]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对中华儿女千年梦想的实现和超越,是对中国共产党“谋幸福、谋复兴”初心使命的深刻彰显,其实践进程有力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强大的革命领导力和执政能力,不断提振了中国人民实现民族复兴的昂扬斗志和坚定信心。

理论意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极大丰富,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发展。刘同舫^[51]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标志着党对发展规律和趋势的理论认识迈向更高层次,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得到充分彰显,人们对现代化理论、社会发展动力理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的认识不断深化。

现实意义。党和人民在小康建设进程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既筑牢了奋力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现实基础,又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了有利条件和经验启示。虎旭昕^[52]认为,中华民族对全面小康的执着追求促使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的人民群众,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侯衍社^[53]表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具有固本强基的作用,为实现物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治理现代化等奠定扎实基础。

世界意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现实选择,全面小康的建设过程和实际结果必然带来深远的世界性影响。田鹏颖^[54]认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世界其他国家减少或消灭绝对贫困提供中国经验,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并科学回答了“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人类向何处去”“世界向何处去”三大时代之问。

实践是经验的厚实土壤,正确的经验反过来又影响着新的实践。“如何总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功经验,以求关照现实,推动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向前发展”,是学界普遍关注的时代课题。学者们对小康建设基本经验的阐述可总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充分发挥“中国制度”的显著优势。吴家庆^[55]认为,只有始终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才能不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凝聚磅礴力量,助力民族复兴。李君如^[56]则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功之道在于始终坚持党的坚强领导与党的自身建设协调一致,始终坚持制度建设和制度自信高度统一。

第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紧紧依靠群众和团结群众。肖贵清^[57]基于赶考视野,指出要铭记“赶考”初心,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任晓伟等^[58]也表示,在党领导人民群众跨越艰难险阻的过程中形成的依靠和团结人民群众的宝贵经验,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复兴道路上的重要法宝。

第三,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李春^[9]认为,要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必须坚持走改革开放的强国之路,为其提供强大动力。韩保江^[59]依据我国十三五时期取得的显著成果,指出辉煌成就的创造在于始终坚持新发展理念的统领地位,以改革促发展,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第四,坚持科学思维,善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指导实践。王永贵等^[60]指出,善用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和底线思维,有助于更好地擘画“两个百年目标”的美好宏图。韩振峰等^[61]认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践的成功在于以科学的方法论为指导,坚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统筹协调、重点突破、问题导向、区别对待和善抓典型等方法原则。

此外,少部分学者还站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实现中国梦的战略高度,从脱贫减贫、工业发展、体制机制改革、“三农”转型发展、分配关系的调整和完善等具体层面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意义和经验启示展开探讨,使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研究更丰富化。

根据前文的梳理可知,现有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留有不足,需要学界给予重视。

第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理论和实践的整体性研究有待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义之一就是要善于对中国自身的丰富实践进行概括、总结、归纳,发现其中蕴藏着的规律,把成功实践上升为科学理论以指导新的实践。中共中央的相关文献不是需要重复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理论是如何转化为生动实践的,转化的中间环节、中间过程是什么,它又是如何进行实践创新的,这些问题可以在丰富的实践中找到素材、找到线索。比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践脉络还只是粗线条的,并且放在小康社会的整体历史进程中来加以说明的居多。脱贫攻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指标性任务,但这并不是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只有脱贫攻坚的实践内容,丰富的实践需要研究者进行深入的挖掘,现有的研究存在着窄化和简单化的倾向。同时也不能就政策谈政策,就目标谈目标,自我循环自我论证,而是要多从具体实践中发现生动的事实、材料,从而更具体地深化研究。

第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背景下的新论断、新概念、新思想研究仍要深化。纵观前人的研究成果,学界从多个角度明确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内涵要义,但在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关联性思想的研究上,并未就其中的关系达成共识。具体而言,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原有表述与新表述之间转化的现实条件、中间环节、逻辑关系、转换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本身的内涵变化和内在关系理解不深入,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五大发展理念、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问题的研究也还不够充分。究其原因,主要因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有关思想之间的关系研究属于前沿问题,“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新表述和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时间较晚,相关成果较少,未能形成系统的研究思路。这同样表现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论断、“两个大局”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等研究中,结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践研究尚欠缺。

第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的重难点问题研究仍需推进。目前学界已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重难点问题与实践路径进行详细论述,为党和国家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参考,有力促进全面小康由可能变为现实。然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只是解决了部分短期性的问题,一些长期性、延续性的问题并未得到完全解决,遗留下来的问题有哪些,后全面小康时代面临的主要问题有哪些,重难点问题是什么,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需要持续关注的问题是什么,学界针对其中的几个问题作出初步的讨论,指明我国在经济建设、民生领域、生态保护上存在不少短板,但对这些问题的把握不够细致准确,尚处于破题阶段。此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的重难点问题研究兼具理论性和现实性,对上述问题的判断需要建立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之上,而多数学者从自身的学科视野和研究经验出发,对重难点问题进行理论分析,缺少有效的数据支撑,研究的科学性稍显不足。

第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意义和经验研究还需拓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独创的理论与实践,既具中国特色,又有世界意义,多学科多维度揭示其所蕴含的价值和经验,是进一步拓展研究空间的应然之举。目前来看,学者们大多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置于宏大的历史视域中去考量,分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中华民族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推动作用,概括其包含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发挥制度优势在内的一般经验,却鲜少从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层面诠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地位和作用,对全面小康世界影响的论述还不够深刻。诚然,这类研究涉及面广,有其必要,也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但与此同时,学界亦存在过多关注宏观层面的探讨,而忽视专门领域、具体层面的研究的问题,致使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脱贫减贫、工业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民生保障等方面的经验总结不够系统。为此,还应多学科、多维度探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价值意蕴和基本经验,避免研究缺乏深度、有话传不出、有理讲不好等问题的产生。

针对已有研究的不足,学界可以从下述几个方面进一步拓展研究的可能空间。

第一,加强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整体性研究。这里讲的整体性是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整体性,小康社会的整体性研究不能替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整体性研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仅是一个战略目标,也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整体性研究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要深刻把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阶段性,而不是停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性上。在笔者看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本身就是一个相对完整的阶段。它又可以划分为多个具体的、细小的阶段,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时期,或者以十八届五中全会和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为时间切点,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划分为三个阶段。各个具体阶段上党中央的决策重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践是有所不同的、不断变化的,现有的研究在这一方面有所欠缺,没有能够全面地呈现出来这一伟大实践的全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不只是经济建设,更不只是脱贫攻坚和精准扶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整体推进,同时也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整体推进,除了脱贫攻坚,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都构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都需要得到更充分翔实的学术研究。

第二,深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学理性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要加强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思想的研究和阐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仅是一个伟大的实践创新,也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创新和制度创新,研究者必须能够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丰富实践中抽象概括出其深刻而具体的思想内容,而不是把它目标化、任务化,放弃做任何科学化、学理性的努力。另一方面要深入理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背景下的一系列新论断、新思想、新概念之间的辩证关系。首先,必须厘清“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关系问题。“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并非一成不变,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战略目标的新布局应运而生。那么,“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新”在哪?它又是如何转变为“新”布局的?它与原来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有何关系?学界虽了解一二,但还应论证清楚。例如,楼俊超等^[23]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新表述与原有表述进行比较,指出战略目标、发展环境和发展任务已经改变,而三大战略举措仍然不变。从字面上看,“后三个全面”确实没有改变,但其内涵、要求必然会随着目标的变化而变化,这是学界需要澄清的问题。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转变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单单是战略目标的递进提升,它还契合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发展的理论逻辑、“第一个百年”目标如期实现的实践逻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逻辑,学界有必要对二者的逻辑关系做进一步的阐述。其次,明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五大发展理念、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思想之间的关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五大发展理念、乡村振兴、精准扶贫等新论断、新思想是在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进程中提出来的,这些思想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们之间是否为包含关系?它们之间的双向互动性如何体现?它们之间有何差异性?弄清这些问题,有助于在理论研究中凝聚共识,指导现实工作的开展。最后,在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践中具体思想概括和一系列新概念新论断关系辨明的基础上,还应重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价值意蕴这一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如阐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和贡献,并从经济层面、政治层面、制度层面、价值观层面、文化层面入手,多维度诠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加速国际局势变革、复兴科学社会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意义,以期不断增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第三,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研究的具体化。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践的完结,学界有必要进一步延伸理论空间,综合研判未来社会发展面临的更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及时总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经验。就准确判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的主要问题而言,应当坚持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例如,全面小康目标实现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仍是社会面临的突出问题,贫困治理、生态保护、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等是需要持续关注的问题,在全面小康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和提升脱贫成果,确保扶贫工作的稳定性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发展动力和城乡差距问题是难点所在,缩小城乡差距是重中之重,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可以在《中国的全面小康》《中华人民共和国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找到实际数据的支撑。同时,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的贫困治理、生态保护、民生保障等领域上具体问题的探讨,还需要研究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开展广泛的实地调研和民意调查,获取不同地区关于经济发展状况、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就业情况等多方面的数据资料,以便找准问题所在,对症下药,精准施策。就总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经验而言,要开展跨学科研究,这类方法同样适用于上述重难点问题的研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涉及工业发展、体制改革、生态治理、脱贫减贫、民生保障等多个领域,从经济学、环境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交叉的视域切入,既要在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鲜实践中提炼出带有共性特点的一般经验,也要在全面小康建设过程里不同领域的实践中总结具体经验,并将其上升为规律性的认识,为社会各方面建设提供借鉴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