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之前,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是一种传统自由市场主导的模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在这种模式下似乎很快恢复了战争的创伤,从一战结束到“大萧条”前夕,美国的工业产值翻了一番,德国增长了40%,资本主义呈现出一番欣欣向荣的景象。1929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到来,资本主义世界突然陷入泥潭。最初资本主义经济学家和政客认为这次危机与以往的经济危机一样,只需要等待很短暂的时间,衰退就会自我纠正。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市场自行运作的机制上,除了一些有限的措施之外(例如保护大银行),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随着危机的继续恶化,尤其在美国和德国,甚至出现了一些威胁到整个国家安全的情况。传统自由主义为什么会在大繁荣的背景下呈现如此巨大的危机?

哈曼指出,造成这次危机的重要因素之一是资本主义平均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即“在剩余价值率不变或资本对劳动的剥削程度不变的情况下,一般利润率会逐渐下降”^[10]236。危机前,美国的利润率下降了约40%,英国在一战前就已经开始下降,德国也未能恢复到战前水平。资本盲目扩张的动力和竞争的压力导致对生产资料的投入增多,技术的进步使每个劳动力所推动的生产资料比例增多,从而使资本可剥削的劳动者的剩余价值相对减少,导致利润率下降。企业要想继续生存就必须进行新的投资,这些投资又会使本来已经很低的利润率继续下跌,以至于许多新的投资变得无利可图。

那么,为什么过去能够摆脱危机的自由市场机制不能“自行解决”这次危机呢?哈曼指出,另一个解释这次危机的因素是资本的集聚和集中。资本主义自马克思那个时代以来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企业的不断破产重组,使一些企业规模发展巨大,资本主义系统充斥着大型垄断企业。这些企业阻止了本该被市场淘汰的部分,使得本该被淘汰的企业幸存。但是一旦危机突然爆发,单个企业的规模大到足以影响整个资本主义系统,从而导致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让整个系统处于瘫痪之中。“这最终导致了少数大资本在资本主义的特殊部位起着支配作用。它们的运行与其周围或大或小的资本缠绕在一起; 如果那些巨大的资本企业倒闭,就会破坏其他资本市场,切断它们原材料和零部件的来源,从而扰乱其他资本运行。在累积的崩溃中,那些以前的盈利企业会被拖到无利可图的破产边缘,从而在这个制度的心脏形成一系列经济‘黑洞'。”^[11]这也是为什么1929年的危机不能再依赖市场自行解决,需要国家出手干预经济的重要原因。

由于传统自由资本主义模式无法让资本主义自行走出经济危机,这种模式逐渐被抛弃,以国家干预为主要特征的凯恩斯主义登上历史舞台。哈曼指出,事实上这种凯恩斯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已经有了预示,一战时各国政府采取了非常严苛的军事管理措施,整个国家的资本都集中起来进行军事斗争,但是战争结束后,这种模式没有持续和发展。这次“大萧条”为凯恩斯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契机。哈曼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使得凯恩斯主义走向了更高程度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其特征是大量的资本在战争的影响下投入武器生产领域,形成国家高度干预下的持续性军备经济。

首先,军备经济、奢侈品、广告投入等“浪费生产”对资本主义经济矛盾产生缓解作用。二战结束后,高军备支出在“冷战”的影响下继续扩大。以美国为例,战争前,军备经济只占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多一点,在战后的1948年保持在5%,随后冷战爆发,1950-1953年间,这一比例迅速上升到13%以上。大规模的武器开支为经济提供了一个缓冲区,减缓了利润率下降的压力,“它们减少了可用于生产性投资的剩余价值,从而抵消了过度积累和危机的趋势。”^[12]132由于它减少了进一步积累的资金,从而减缓了资本有机构成的上升,进而减缓了资本主义平均利润率的下降趋势。除此之外,20世纪和21世纪的资本主义还存在一种特殊劳动,即生产奢侈品的劳动,这类劳动与从事武器装备生产的劳动类似,他们生产出来的商品跟其他商品一样出售,但不会进入新一轮的再生产,不会增加资本主义的积累,从而使资本主义的经济矛盾得以缓解。广告投入与军备和奢侈品生产有着相同的逻辑,都是对生产性投资的削减,减缓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从而推迟危机的到来。

其次,战后的“非殖民化”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被迫放弃了直接的殖民统治,英国在1947年放弃了对印度190年的殖民统治,葡萄牙也在1975年被迫放弃对非洲的殖民统治,50年代法国被迫从越南撤军。这种“非殖民化”没有阻碍资本主义的“繁荣”,反而促进了资本主义的扩展。哈曼指出:“在许多情况下,离任的殖民当局能够确保他们的位置由他们自己的人取代,在国家人员中具有巨大的连续性,尤其是在军队的关键岗位上。例如,法国把权力交给了继续与法国公司合作、使用法国货币的人,并定期邀请法国军队来维持‘秩序',从而使西非和中非大片地区获得‘独立'。”^[12]185“非殖民化”是在旧的资本逻辑关系中的延续,是资本在20世纪后半叶新的扩张方式。需要指出的是,“非殖民化”有一个例外,即对石油的控制。石油是原材料的原材料,对各种行业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0世纪爆发的多次局部战争是对石油控制权的争夺。总之,资本主义在20世纪确实发生了其殖民帝国的解体,世界上很大一部分地区逐渐走出殖民控制并取得了独立,但同时这种“非殖民化”也有很大局限,因此带来了资本主义新的扩展。

此外,战后资本主义国家普遍提高的“福利支出”保证了劳动力的供给,反过来为资本主义的持续性再生产创造了一个稳定的社会条件。正是这些新的特征维持了资本主义三十年的“黄金年代”。

然而,上述特征既是缓解资本主义经济矛盾的原因,也为资本主义走向更深层次的危机埋下了伏笔。

第一,不是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与美国一样,把大量的资本投入到武器生产领域,“武器开支在最重要的经济体之间分配极不平衡”^[12]198。受到冷战的影响,世界日益成为两大经济体之间的竞争,资本主义内部之间的贸易往来变得越加频繁。这样就会产生一个矛盾,武器支出低的国家给武器支出高的国家造成了压力。“军费开支水平较低的经济体可以按比例增加投资,实现比美国更快的增长率。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开始赶上美国的生产力水平,并增加了它们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重要性。”^[12]198日、德等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在一个非常庞大的军事国家资本主义体系中运作,在没有危机的情况下快速扩张,并且不用把大量资本投入非生产性领域。长此以往,这些低武器支出国家竞争力开始赶上并逐渐超越了高武器支出国家,逼迫高武器支出国家减少非生产性领域的开支,转向生产性投资。大规模生产性投入又会让资本有机构成提高,陷入利润率急剧下降的矛盾之中。另外,美国不断受到战争的影响,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各地区局部热战,造成军费开支的猛增。一方面受到国际竞争的影响需要降低武器开支,另一方面受到战争的制约要增加武器开支,在这种双重矛盾下资本面临的压力一下就爆发出来,再次造成危机。

第二,“非殖民化”和福利支出存在深刻问题。“非殖民化”条件下的资本主义虽然使资本主义得以快速扩张,但也使资本变得更加脆弱,资本更容易受到世界各地经济波动的影响,这大大增加了资本主义出现经济危机的频率,就像70年代危机的起因那样,一次石油价格的波动就足以让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崩溃。而巨额福利支出也存在深刻的问题,一旦利润率下降和经济繁荣上升动力开始减弱,政府就会无法承担纯福利开支,造成巨大的赤字。政府在这种压力之下不得不削减福利开支,这又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威胁到资本主义自身。

国家资本主义体系存在的诸多弊端在70年代逐渐显现出来,石油危机和滞涨危机的爆发使得资本主义体系谋求新的发展之路,他们把目光转向了新自由主义。

政府干预企业,推迟破产造成更大危机。在一战前的传统自由主义时期,几乎每一次危机能够有效地通过企业破产重组后自行恢复。在新自由主义时期,每一次危机原本都会导致广泛的企业重组,但其中夹杂着政府对破产的干预,使得原本该被市场和危机淘汰的企业幸存,给经济埋下了巨大的隐患。哈曼解释道:“马克思把通过危机进行重组视为使资本主义能够恢复利润率……但是,通过危机进行的重组并没有完全发挥19世纪初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资本主义‘自由市场'时期的效果……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和80年代初的前两次危机中,几乎没有哪个大公司被允许破产。政府一直在继续干预,以维持它们的生存。”^[12]233但政府不能干预危机的到来,一旦新的、更大的危机出现,政府干预的作用失去效果,原本那些濒临破产的企业就会大规模破产,给资本造成更大的冲击。

技术更新加快对企业带来双重压力。新自由主义时期出现了一大批新兴产业,企业机械化、计算机化程度不断提升,但是这种计算机新技术的更新速度比传统的设备要快得多,给固定资本的更新造成了压力。企业更换固定资本的速度越快,造成的无形损耗就越多,它从中获得的利润就越少。“……技术进步比其他资本设备要快得多,计算机和软件变得过时,可能需要两到三年时间,而不是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而不断增加的折旧成本削减了利润。”^[12]236此外,“一旦一项新技术扩散到最初引进它的企业之外,它的影响就是降低每一单位产出的价值: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由新技术生产的商品价格暴跌,导致这些行业的所有公司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12]236。

新自由主义时期对工人的剥削加重。资本不断地破产重组,为了保持利润率只能牺牲工人的利益,不断压低工资,加大剥削。新自由主义时期经济的低水平增长最终还是来源于对无产阶级剥削的加重。“这就是‘新自由主义'政策背后的理论基础,它与福利改革背道而驰,并利用市场化和私有化措施让工人们相互竞争。”^[12]240增加对工人的剥削,同时也无形之间增加了阶级矛盾,造成新自由主义时期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的加剧。

金融化危机成为新自由主义时期的突出问题。21世纪资本主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这就是金融业的大规模增长。尤其在80年代过后,每一次危机的好转都伴随着金融投机活动。哈曼指出:“‘金融化'的账目在细节上差异很大。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观点,即‘金融'的‘主导地位'导致了系统动态的转变。”^[12]293一方面是产业资本金融化,由于利润率一直处于低迷状态,导致了剩余价值不能进入新的生产性投资,金融资本从表面看上去又是繁荣的景象,这样剩余价值就会流入金融领域,造成产业资本金融化。另一方面,工人阶级被卷入金融市场,贷款和利息成为剥削工人阶级的金融手段。短期来看,金融投机活动可能会造成股价上涨、房地产市场繁荣,但是长期来看,它给资本主义经济造成了大量泡沫,甚至导致金融化。金融兴起和金融化使金融危机发生的频率大大增加,金融不仅不会维持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反而会使资本主义陷入更深的矛盾之中。就像哈曼所说:“事实上,金融就像是这个系统的一种药物,似乎给了它巨大的能量,并产生了一种快感,每次短暂的宿醉之后,都会有一种更大的剂量,直到整个新陈代谢突然发现自己中毒了。”^[12]280

哈曼指出,这次转向的新自由主义与传统的自由主义经济有着很大的不同,即使他们抛弃了国家资本主义,但没有完全放弃国家的干预,资本与国家的关系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资本自由流动也仍然受到各种限制。

资本的流动性受到自身的限制。跨国公司在全球的扩张受到其本身的限制,这在生产性资本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任何工厂、机器、矿山、码头这种资本形式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运走; 运作企业的工人需要时间来招募和培训; 原材料的购买和产品的分销也是需要构建一种网络体系。“即使有了货币资本,也没有纯粹的流动性。”^[12]259资本每天都在全球范围内流通,但并不存在单一的资本市场,也不存在单一的世界利率和产品价格,跨国公司和资本生存的必要条件在根本上限制了它的纯粹流动性,使其受到限制。

资本的流动性受到地域的限制。哈曼认为新自由主义下的全球化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它们大多集中在三个地区,即美国、欧盟、亚洲。世界上绝大多数跨国公司都集中在这些国家和地区,而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公司最主要的业务基本分布在北美、欧洲和亚洲,对于非洲、拉美等落后地区的涉及较少,所以只能是区域性的,不能说是真正意义上全球性的。

资本与国家的关系更为复杂。哈曼认为如今的资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国家,因为国家可以为资本提供一系列帮助,为其资本提供资金,支持资本的积累; 在国际贸易上保护资本不受侵害,贸易谈判、汇率变动都需要国家层面发挥作用。国家层面的作用在经济危机时期表现得更为明显,政府可以调动大量资源维持资本运转、防止企业破产等。新自由主义条件下国家与资本的关系更加密切、复杂。

“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13]871这种深入毛孔的“肮脏”在当代有了新的发展。工业体系的扩展造成河流污染严重,水生物无法生存,给人类用水造成威胁; 对土地的破坏造成沙尘暴来袭; 核泄漏给当地居民造成家园丧失甚至遭受死亡的痛苦。然而,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内在矛盾无法克服这一问题。资本只在乎它是否能够盈利,是否能够在下一轮的竞争中占据优势,它维持自己生存的唯一途径就是不断开采、扩大生产,这势必会给环境造成巨大破坏。环境问题早已被世界公认,但资本主义制度无法对这一问题达成一致。“他们中的许多人,也许是大多数人,已经认识到气候变化将对系统运行所在的物理和生物环境造成严重破坏,从而对系统本身造成破坏。他们看到了采取行动的必要性,但在这样做的时候却半途而废。”^[12]310资本主义各国之间无法达成解决环境问题的一致性。此外,这还涉及资本主义体系的核心利益,整个资本已经形成依赖这种污染、破坏的发展模式,如果要对此进行深层次的变革,必然触碰到资产阶级的核心利益,“这些问题涉及该体系目前的结构核心……要与‘油煤经济'决裂,就意味着要对这些结构进行大规模变革,深刻地重塑生产力以及由此产生的直接生产关系”^[12]311。如果不从根本上否定资本主义制度,这种污染、破坏的发展模式会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进一步加深。

二氧化碳过度排放导致的全球变暖已经是世界公认的气候问题,它最直观的结果就是导致冰川融化,全球海平面上升,造成大量动植物失去家园、失去生命,一些沿海地区居住的人们也会受到影响。这些破坏已被科学和实践证明,“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科学家们才发现了第一个证据,证明人造气体正通过导致平均气温上升而开始制造全球性灾难,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才有确切证据表明情况变得多么严重”^[12]308。虽然在科技迅猛发展的背景下碳基能源的使用得以相对减少,但是这些低价能源能够给资本带来巨大的利益,不会突然消失,仍占有巨大份额。资本对经济利益的追逐必然会导致气候危机的进一步深化,如果不做出改变,人类可能会面临严重的气候危机。就像环境污染和石油危机一样,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无法达成一致性,最终会以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

石油是一种不可再生能源,它的不足可能会对资本的增长造成限制。首先,由于生产石油的国家和公司对真正石油储蓄状况的隐瞒,无法确切知道到底石油还能够存在多久,但可以确定的是,石油能源一定会有枯竭的那一天,并且这种不确定性是不容乐观的。其次,石油能源的继续供应也会给世界造成各种各样的问题。大量地使用石油会给环境造成压力,导致环境问题; 油价的波动会影响世界经济的稳定,20世纪7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就是与石油挂钩。石油资源是资本自我扩张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东西,资本对这些能源的疯狂使用本身就是一种自我毁灭,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始终无法达成对石油能源的统一,“石油峰值并不意味着石油将立即消失:它将在几十年内继续供应,但获得石油的成本将上升,谁拥有石油和谁没有石油的冲突将更加激烈”^[12]319。

哈曼认为在马克思考察资本时期,造成粮食短缺的不是生产不足,而是阶级贫困的结果。粮食增长速度一直是高于人口增长的,只是由于无产阶级的贫困化,大多数人吃不饱饭。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粮食问题可能会被资本自身的限度进一步加深:“问题在于现有的‘农业积累结构',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全球农业越来越多地由少数农业企业组成,这些企业主要位于美国,控制农业创新,为世界上大大小小的农民提供投入(种子品种、化肥、杀虫剂、农业机械)。他们的兴趣在于保持这些投入的标准化(从而降低他们自己的生产成本),尽可能少地考虑当地的特殊生长条件。他们的研究‘专注于降低成本而非提高产量的创新'。”^[12]321-322粮食在资本市场的流动不是为了需求,而是为了利益的分配。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转基因作物的出现,转基因作物可以给企业以最小的成本得到最大的利益。但它忽略了转基因作物是否适合大规模普及,对当地生态系统的破坏和对人类食用是否具有副作用等问题。资本主义粮食生产存在的问题会导致粮食价格的波动,甚至很可能会造成经济的波动,引发粮食危机。

“旧帝国主义的模式是经济和(或)军事能力相当的国家之间的联盟。今天,在促进本国资本利益的能力方面,即使是强大的国家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不平衡。在最高阶层中,美国是最有能力实现目标的国家。在底层的是非常弱小的国家,他们希望能够向上面的国家乞求恩惠。处于中间的国家为自己在全球强权秩序中的地位而相互争吵,并结成临时联盟,以期迫使其上方的国家做出让步。”^[12]270整个世界是一个多极的状态,呈现出这种不稳定的层次结构。哈曼认为最不稳定的根源来自美国试图永久性巩固全球排名前列的地位。从冷战时期到当下,美国的霸权地位一直受到挑战,美国不惜以庞大的军费开支和发动战争维持自身利益。另外,美国自身因为金融、投资、贸易和生产的国际化,资本变得更加脆弱。这迫使美国长期实行“军事凯恩斯主义”,这种“军事凯恩斯主义”对于美国来说一方面维持了利润率,另一方面起到威慑的作用,但是也造成了世界的更加不稳定。“简而言之,这是一个被各种矛盾的压力所困扰的世界,因此,不得不经历一场又一场的政治危机。当巨大的经济幻觉被一场巨大的经济危机所取代时,这一点变得很明显。”^[12]275

整个资本主义体系,表现为一个“失控系统”。环境问题的失控,就像经济问题一样,是资本扩张不可遏制的结果。马克思曾形象地比喻道:“在每次证券投机中,每个人都知道暴风雨总有一天会到来,但是每个人都希望暴风雨在自己发了大财并把钱藏好以后,落到邻人的头上。”^[13]311各资本主义国家都意识到环境问题会给人类造成灾难性的影响,但他们永远都是从自己国家利益出发,无法达成一致。资本主义国家在危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必然会损害其他国家资本的利益,进一步加剧不稳定。这些新的危机因素,与资本主义经济脱不开关系,它们由经济因素产生,反过来也会加重经济危机。

首先,哈曼以世界上最大的单一经济体美国为例,“但是在1998年,工业工人的数量比1971年增加了近20%,比1950年增加了大约50%,是1900年的近三倍”^[12]332,并且受到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一大批无产阶级从工业部门转到了服务业部门。但是工业和服务业之间的区别却难以准确划分,这些转变只是“本质上相似的工作名称的改变”。他们仍然是工人阶层,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依然是在资本主导下的体系中被剥削。其次,“第三世界”的工人人数也不断增长,出现了“新工人阶级”。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导致其他地区工人阶级人数增长,当今世界城镇化人口的数量是前所未有的规模。哈曼提到“第三世界”工业化和城镇化不完全等同于雇佣劳动力的增长,但是这也不能和“无产阶级去工业化”联系起来。最后,资本主义国家出现“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非正规部门”工人人数不断增长。这两个部门的区别在于前者工作条件好于后者,相对稳定,后者与“临时工”相似。他们认为这些部门的工人不具有革命的意识,是“去无产阶级化”的。哈曼对其进行了纠正,“正规部门”表面上条件好于“非正规部门”,但是资本并不是出于好心提供这些条件,而是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事实上他们受到更多的剥削。而“非正规部门”的劳动者非但没有好的劳动条件,反而伴随着对该部门剥削的增加,工资和工作条件更加恶化。但是资本既离不开“正规部门”,其为资本提供技术、管理、复杂劳动方面的支持,也离不开“非正规部门”,离不开这些廉价的劳动力,他们对这些“非正规部门”的廉价劳动力更加依赖。“没有我们这个阶级,他们什么都不是。而且由于他们的系统无法保证固定,由于我们阶级的稳定存在,起义将在下个世纪一次又一次地爆发。”^[14]随着依赖性的增强,“非正规部门”抵抗的潜力就越大。这三个方面都表明无产阶级没有像资产阶级强调的那样失去斗争性,他们在资本的重组中不断承受损失和痛苦,但更重要的是,“它也创造了抵抗的潜力,当人们最不期待它的时候,它会突然出现”^[12]344。

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会不断切断小农业生产的命脉,小农业生产会不断走向灭亡。这样会使得大量农民破产,就像英国的圈地运动一样,为了生计,他们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仍有约三分之一的世界人口是农民,他们分布在资本不发达的地区,例如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但是这些幸存的农民还是不能免受资本的侵害。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拥有强大的竞争优势,工业化的农业生产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个体农民相对于工业化生产的农业来说无疑是螳臂当车。因此,农民阶级中的一部分人成为城市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剩下大部分的农业人口因受到资本主义的侵害产生反抗情绪。就像哈曼所说:“然而,资本主义对农村的渗透,使贫穷的农民阶层和城市工人之间的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可能。”^[12]349这种可能最后能否成为现实,需要农民阶层为争取胜利而斗争,他们拥有这样的潜力。

“正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塑造和重塑了它所剥削的人的生活,创造了客观环境,使那些劳动力出售者变成一个‘自为的'、越来越自觉的阶级。这个阶层是挑战资本主义混乱和破坏性动力的潜在因素,因为资本主义离不开它。墨菲和拉克劳以及成千上万的社会学家、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认为工人阶级已经失去了在制度中的中心地位,他们的错误在于他们没有领会马克思提出的基本观点。这个体系是一个异化的劳动体系,它已经有了自己的生命; 没有更多的劳动力来养活资本,资本就无法生存,就像吸血鬼没有新鲜血液供应就无法生存一样。”^[12]349根据哈曼的说法,在21世纪资本主义的“失控世界”里,危机的不断重复可能会导致无产阶级不满情绪的高度提升。事实也已经证明,每一次危机都伴随着无产阶级反抗意识的觉醒,资本主义社会反复出现动乱、罢工。“政治危机将会突然爆发。同时,统治阶级内部会出现突然的分裂。列宁将‘革命前夜'界定为人民群众和统治阶级都无法忍受旧的制度,阶级内部的尖锐分歧可能会突然打破以往使人民群众保持克制的阶级压迫和意识形态桎梏,使长期隐藏的尖锐问题浮出水面。”^[15]随着21世纪政治、社会、军事、环境等各种危机因素交织在一起,哈曼相信无产阶级会不断意识到自己斗争的潜力,改变世界。

在著作中,哈曼多次提及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角度阐释当今资本主义的变化和发展,更是用了三个章节的篇幅叙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对资本主义从1929年危机以来的几次转变进行深刻剖析。在其中,哈曼紧紧抓住马克思关于资本有机构成的理论,指出利润率的下降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并且指出各种批判马克思的观点的错误之处,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正确性。此外,哈曼指出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出现了很多马克思当年没有的新变化——国家与资本关系的新变化、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总体性危机的新因素、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构成的新变化等,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哈曼认为:“帝国主义的经典理论有一个重要的含义,它提出了国家与资本之间关系的问题,马克思没有解决这个问题。”^[12]102进而他在描述国家与资本关系的几次转变中,对国家与资本关系提出了新的见解。在新自由主义时期国家与资本之间的复杂关系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资本既超越国家之上,又受到它的限制。哈曼认为:“把民族国家与‘国家'资本完全一致的观点过于简单化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仅仅与特定的资本‘保持一定的距离',也不意味着国家不会听从特定的以国家为基础的资本集团的命令行事。它们仍然以复杂的方式与它们联系在一起。”^[12]105其次,国家在资产阶级社会中起到“总资本家”的作用。国家是为资本主义利益服务的,服务于资产阶级社会的总体利益,“国家逻辑是资本主义更广泛逻辑的产物,即使它经常与体系中的其他要素发生矛盾”^[12]107。在新自由主义时期,国家层面的作用并没有得到弱化,反而资本更加依赖国家层面。“如今的资本不是不需要国家,反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它们。”^[12]264最后,以往的资本主义扩张是帝国主义国家的扩张,当代资本主义则通过跨国资本的形式,凌驾于民族国家之上形成对世界经济的一种新的统治模式。国家与资本的这些关系是在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复杂演变中形成的,但哈曼认为国家与资本之间关系的复杂演变,最终受制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限度。这两者之间关系的变化归根到底是资本内在矛盾的外部表现,只要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调整,都是做无用之功。

尽管当今资本主义世界普遍认为无产阶级已经失去了阶级斗争和革命的性质,但哈曼仍然认为无产阶级是具有革命潜力的,他们能够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阶级,是一个“自为的”阶级。他揭示了在当代条件下无产阶级受到的压迫总体上更加深重,小部分无产阶级生活或者工作条件的表面改善没有改变其被统治的地位。

当然,《僵尸资本主义》中也有许多欠缺的理论,不能得到马克思主义学界学者们的认同。例如,其一,哈曼对社会主义很大程度上处于一种朦胧的遐想,虽提出工人、农民阶级有着革命的潜力,但对于当今资本主义国家如何进行反资本主义运动,以及如何联合工人与农民阶级之间的关系并未作出详尽论述,对通往社会主义的途径以及社会主义的建设方案缺乏具体的构想。其二,《僵尸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较大程度限制在经济领域的论述,未能以全面的视角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哈曼本人试图超越经济视野,看到资本主义制度性矛盾的根源,这也体现在他揭示出资本主义由经济危机引发出的总体性危机之上。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哈曼对这些危机的分析是从经济视角出发的。同时,哈曼对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成就以及社会主义发展的最新成果不能以正确的眼光看待,这很大程度上也成为他未能提出实现社会主义途径的原因所在。总之,哈曼的理论确有欠缺之处,这也是研究他的思想所应认识到的,但这不妨碍哈曼对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中蕴含的颇具价值的思想。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不断了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视野如何看待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三次集体学习时肯定了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研究,他说道:“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他们中很多人对资本主义结构性矛盾以及生产方式矛盾、阶级矛盾、社会矛盾等进行了批判性揭示,对资本主义危机、资本主义演进过程、资本主义新形态及本质进行了深入分析。这些观点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发展趋势和命运,准确把握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新特征,加深对当代资本主义变化趋势的理解。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新成果,我们要密切关注和研究,有分析、有鉴别,既不能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也不能搞全盘照搬。”^[16]67因此,我们既需要吸收哈曼思想中具有价值的一面,也要有分析、有鉴别,认识到其中的不足,这是对待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基本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