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冯 洁(1984-),女,法国索邦大学语言与概念学院博士研究生,天津外国语大学语言符号应用传播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吉林外国语大学西方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符号学。E-mail:agnes_feng@hotmail.com
(School of Languages and Concepts,Sorbonne University, Paris 75005,France)
semiotics; Greimas; narrative structure; the novels of Jia Pingwa
DOI: 10.15986/j.1008-7192.2022.01.011
备注
作者简介:冯 洁(1984-),女,法国索邦大学语言与概念学院博士研究生,天津外国语大学语言符号应用传播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吉林外国语大学西方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符号学。E-mail:agnes_feng@hotmail.com
贾平凹作为当代最著名且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其作品无论从内容的展示、思想内涵还是从艺术形式的表达上都独具一格,具有非常成熟的表现。在肯定其小说创作对文化推广作用的同时,使用符号学理论对其小说的叙述框架做以阐释。使用由格雷马斯建立的叙述符号学理论分析贾平凹极具中国地方特色及时代特色的小说作品,以展示其相对于现行的中国文学评论所具备的更多的契入点和视角,从而进一步突出作品的丰富性。以此视角来简要分析其小说的叙事形态,小说所含的意义以及其意义的组织形式,包括作者的写作风格。
As one of the most famous and representative writers in contemporary China, Jia Pingwa's works are unique in terms of content display, ideological connotation and expression in artistic form, and they all have very mature performances. While affirming its novel creation and its role in cultural promotion, this article briefly explains the narrative structure of Jia Pingwa'snovels by using semiotic theory. Based on the Semiotics established by A.J. Greimas(1917-1992), itstudies the Chinese local and era characteristics of his works and tries to presentmore starting points and perspectives of his novels than what have been discussed in the field of current Chinese literature reviewto further highlight the richness of the works. From this perspective,the paper also analyzes Jia Pingwa's novelsbriefly about the narrative form, the meanings of the novels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their meanings and the author's writing style.
1 引言
贾平凹1952年出生于陕西省南部商州附近一个名为棣花的小村庄,是当代著名且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我是农民”[1]10,是其对自我身份的认定。他所创作的小说包涵较为深刻的现实性、哲理性以及其家乡商州地区独特的地方特色,被看作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编年史[2]3,也被视为逐渐消失的陕西商州农村的传统文化与生活方式的一种记录。基于这些特点,贾平凹被认为是中国现代“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
在国内,他的作品从多个角度被研究。本文我们主要将其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从构成文学的基本要素来看。例如创作主题,人物形象分析、地方主义特色、方言写作及思想内涵等情况。另一方面,是从贾平凹的创作特点来看。因为他的文学创作从20世纪70年代起至今历经四十余年,从文学以外的视角作为切入点对其作品进行研究,也会在历时顺序上呈现出不同特点。最初的研究,从历史文化、地缘或政治经济角度对贾平凹的作品进行解读,内容涉及陕西文化对其作品的浸润,从陕西文化的角度将贾平凹的作品与其他作家作品做比较, 传统文化哲学对其创作的影响等等; 到21世纪以来则开始较为从世界文化交流的角度关注贾平凹作品的国际影响力,贾平凹作品在国外的翻译与接受情况分析。由于贾平凹在国内是一位家喻户晓的国民作家,众多读者包括研究人员、媒体及大众读者都对自己读过的他的作品抒发感想,因此对其作品的研究具有切入视角及内容多样化等特点。
在对文学作品的研究过程中,大家通常采用一种阐释的方法,选取历史、社会、心理或者文体等角度。这种文学评论的方式存在主观性较强的问题,因其并非基于连续的、综合的或具有逻辑性的、科学的方法论。文学批评研究或教学不应该止步于简单的解释阶段,而是应该提出一种系统的、科学的方法论,来解释与理解文学作品,包括它的个性。叙述符号学正符合这一要求,本文将以贾平凹小说为研究对象,尝试使用该理论来探讨其小说的整体叙述框架。
2 格雷马斯建立的叙述符号学
我们生活在物质的世界当中,通过符号来沟通与交流,以此作为连接信息发送者与接收者的桥梁。符号作为一种携带意义的感知是无所不在且形态各异的。在这看似纷繁复杂的符号世界中,实则有规律可循。符号学,作为研究符号及其意义的学科,研究内容涉及意义的产生、传输与阐释,致力于建立关于意义的系统。这一学科涉及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符号学从20世纪早期被提出、于50年代先在法国,随后在世界各地逐渐发展并建立起来。其作为以意义集合的实体为基础和素材进行分析的科学方法论与社会科学具有一定的关联,文学作品,或者是电影,图片等等作为意义的集合体也是实践此方法论的领域。
在本文中,主要使用法国20世纪著名的符号学家、巴黎学派的创始人格雷马斯(A.J.Greimas, 1917-1992)建立的针对话语的叙述语法[3]170,来分析贾平凹小说的整体叙述结构,以及构成意义的基本单位和层次结构。该学派不再致力于对符号、符号的性质与符号系统的研究,而是转向了对符号之间的关系,即意义赖以得到表达的各种形式的研究。结构是意义存在的方式[4]36。格雷马斯对意义建构的过程及方式提出了一系列基本的概念及理论。首先,他指出意义按照一定的逻辑结构或等级层次排列,是存在于结构与关系当中的,并在此基础上划分了意义存在与组织的单位。义素(sème)是构成意义的最小单位。例如在词素(lexème)扶手椅(fauteuil)当中,包含椅背(dossier),扶手(fauteuil),坐下(s'asseoir)等多个义素。另外义素又被分为核义素(sème nucléaire)与语境义素(sème contextuel),核义素表现为一种固定的义素最小成分,即不变成分,那么我们所观察到的各种意义变化成分来自语境义素。义位(sémème)作为核义素与语境义素的结合体,是表层的意义效果(effet de sens)。另一重要概念即同位素性(isotopie), 表示意义中不断重复的义素之间的关系。文本从表面上看通常是异质的,由各种成分混杂而构成的特点。而同位素性作为意义当中不断复现的义素联系,保证了文本或者叙述的均质性(homogénéité)及连贯性(cohérence)。
在这些定义与构成意义的基本概念的基础上,格雷马斯的研究逐渐从语言学过渡到了其他人文学科[3]168,建立起了文本分析的基本理论,主要包括:二元对立概念,符号学矩阵,行为者模式,模块理论,叙述程式,关于形象主题及价值的分析等等,为话语分析以及文学叙述分析提供科学有力的方法论。他在这些理论基础之上,展开了建构及寻找意义的游戏[5]前言。
本文将使用以上理论,以贾平凹创作的商州农村发展题材的小说作为符号学的研究对象,对其整体叙述框架以及构成其小说意义的基本单位进行探究。具体内容包括贾平凹小说叙述主线及发展动力,小说层次及段落语义分析,人物在小说中所起到的作用及其形象分析等。
3 二元对立关系
格雷马斯在对符号与意义的研究过程中发现并指出意义产生于差别当中,包涵既对立又具有相同义素的两个意义单位,如词素构成语义轴。他在《论意义》中提到:词语没有意义,只有对立与关系,从而赋予词语意义的表象[6]8。例如在女孩vs男孩的语义轴S中,其中他们所包含的共同点为性别,而差别在于分别包含的男性及女性的两种性别的义素。这种相互既合取又析取的关系构成了意义的基本单位s vs s,这一关系又被称为是二元对立关系,同时也被认为是意义产生与存在的基本关系。
贾平凹生活的年代与中国现代社会的巨大变革时期相重合,正是从此时开始中国社会从传统的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耕文明逐渐过渡到现代的工业社会。作为社会历史转变的亲历者,他把所有的经历与感受都记录在他的文学作品当中。因而在贾平凹的小说当中无处不体现着一种二元对立,即主要表现为乡村与城市的对立,传统与现代的对立,地方主义与城市化的对立。社会发展得越快,这一对立便愈加明显。作家曾这样描绘商州的现状:“正是久久地疏忽了,遗忘了,外面的世界愈是城市兴起,交通发达,工业跃进,市面繁华,旅游一日兴似一日,商州便愈是显得古老,落后,撵不上时代的步伐。但亦正如此,这块地方因此而保持了自己特有的神秘。”[7]78这为贾平凹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一定的可能性与必然性。他笔下的乡野生动活泼,他勾勒出了自然风光、历史人文,以及乡民的生活画卷,对家乡的一草一木都表达出眷恋。这一切承载着对传统的传承,这与当代工业社会的发展及在此基础上衍生的社会文化及生活方式等形成了对照。这也是不同历史时期发展特色的体现。
在贾平凹小说当中,社会改革的经历充当了叙述的主线,在此过程中乡村与城市的碰撞擦出耀眼的火花,两者相互作用,对立及融合成了其小说深层结构的基础,并构成了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动力。按照其小说中记叙年代的历时发展,从《商州》系列开始对山民生活的叙写,到《浮躁》《秦腔》《高兴》所描写的新农村建设中农民受到外部工业化浪潮影响逐渐摆脱土地的束缚而投入到新生产当中以及农民进城等问题,再到《土门》中所描写的仁厚村在城市化的过程中逐渐被城市所吞并,这种矛盾与融合也逐渐发展到较为激烈的程度。
4 贾平凹小说叙述的结构层次
格雷马斯的符号学理论,在借鉴了瑞士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所定义的语言的两个方面——能指(signifiant)与所指(signifié),以及随后丹麦语言学家叶姆列夫斯基所提出的意义的两个层次——表达(expression)与内容(contenu)的基础之上,确定了意义所排列的层级[8]39。后者,随后在表现与内容两个层次上又分别分为形式(forme)与实质(substence)两个方面,而内容的实质则是追寻意义过程中主要的研究对象。需要说明的一点是,索绪尔在其《普通语言学教程》中,从否定的意义上引入了实质概念,并将其与形式相对立,从而颠覆了这两个概念的传统意义。他把形式看成是一种关系、一种结构,而将表现这种结构的“言语”看作实质,即怀宇先生所称的“物质表现”,这么一来,“形式就变成了内在的,实质则是外在的了”[3]86-87。在这里对贾平凹小说内容的实质与形式做简要的概括性分析。
4.1 贾平凹小说内容的实质其实,具体说来,内容的实质在作品中就是文字给出的意义、景象、气氛等。在贾平凹的小说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他所创作的文学意象世界中展示了一种独创性,其作品从内容的叙述,思想内涵以及艺术形式等层次融为一体,包含着很强的文学性、文化性及社会价值。他的小说在内容的实质方面重视对社会历史现实的关注与表达及对人性的深度挖掘。贾平凹选择改革中的棣花作为叙述环境,以此来学习、研究、分析以及展示中国农村地区在当代的发展。他描绘了在历史前进的洪流中,乡村社会的发展演变以及当代农民的命运,例如农民的失地问题,工业社会在物质文明发展过程中对人性的诱惑与考验,新时代条件下农民对希望的追寻及妇女地位与命运的改变及奋斗等等。
例如,在其代表作《浮躁》中,作家描写了州河上的故事,他把州河比喻成时代的潮流[9]4。作家以金狗的事业和爱情发展为叙述脉络,刻画了一系列新时代的农民形象,以及他们在对事业追求的道路与爱情的选择时的一些心理变化。在事业上,新农民顺应时代的潮流,解放了土地对其的束缚,例如金狗追随命运的浮萍进城当了记者,随后又在州河上搞起了船运。同时也表现了在对利益追逐的过程中,道德的滑坡; 如雷大空做生意,为了赚钱不惜坑蒙拐骗最终却走向了自我毁灭的悲剧。同时,在这部作品中贾平凹塑造了不同的女性形象,具有中国传统女性气质的小水,她温柔善良,善解人意,自小就是孤儿,两次婚姻都以丧偶而终,又经历了被主人公金狗抛弃。虽然生活中历经磨难,内心却始终温暖,最终重拾与金狗的幸福; 新时代女性英英大胆火辣,为了追求爱情,将传统礼教弃之不顾。通过对英英这一形象的塑造,在新的物质文明条件下对旧道德观念提出了质疑,以此为对比竖立起了新旧时期思想观念与道德的分界线。这部小说使用灵活的笔触勾勒出了如画的山水村庄,与乡村生活的万象,用细致的笔触表达出了新时代新农民在改革的浪潮中内心的彷徨无助与美好的期许。
4.2 贾平凹小说内容的形式:地方主义特色关于贾平凹小说内容的形式层面,在此我们也可把其看作是艺术形式以及语言表述方面具有其家乡陕西南部的地方主义特色,这主要表现在对环境事物风俗等的描写、人物形象尤其是传统农民形象的塑造及方言的使用等方面。同时通过地方主义的描写展现了传统意义的表达,这一切与城市化特色形成鲜明对照。在这里,地方主义作为一种形式与内容的实质紧密相连,并对突出主题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文学中,地方主义是一种文学趋势,与一个地方或地区的特色及细节描写紧密连接。这种特色文学在19世纪的世界各地不约而同地发展起来。地方主义意在发扬与保卫地方文化,对抗在现代社会的工业化浪潮中显现并加剧的文化统一趋势[10]38。以此为出发点,可以看到地方主义作家通常以还原地方风貌为特点,通过对乡村环境、周围自然景观的描写,对农民们俗气热情的生活的叙写以及方言的使用等方面进行表达。
作为地方主义的作家,贾平凹在创作当中用真实的笔触还原了家乡环境,还原了文化习俗以及曾经发生在他身边的一些乡村野事,以此作为观察与思考社会发展的窗口。例如,《浮躁》中州河沿岸的两岔镇不静岗,《商州》里描写的深山尽处极具地方特色的山民故事; 《五魁》中的背新娘的驮夫,《美穴地》中给人相穴位的相师柳子言以及《白朗》中充满传奇色彩的强盗白朗,无不充满着民俗与传奇色彩。看山狗,昂嗤鱼,用鸡皮包火药炸狐狸等等也成为贾平凹小说中不断复现的地方元素。在创作语言中,作者实现了对现代汉语、古汉语与陕南方言的杂糅。其中方言的表达简洁而生动,对于意义的表达恰到好处,给读者带来一抹新奇,给文章增添了色彩,例如用碎髁指称男孩,恓惶指凄惶,屙金尿银等略显粗俗的语句表示庄稼丰收等等。在使用谚语、歇后语、顺口溜以及名词称谓等方面对方言整理加工成为作家取之不竭的语言素材。事实上,地方主义特色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用来烘托小说的内涵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内容的实质。借助对作者来说极其熟悉的家乡的描写,创作出了一个封闭的“乡土世界”,然而却展现了超越地域及时代限制的广泛性。
因而,在贾平凹的小说当中,地方主义特色的作用并不应被看作是一种目的,而应该是一种方法或手段,即符号学中说的“形式”,其目的在于揭示字里行间暗含的意义。地方主义特色并非文学的全部,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装饰,甚至是一种特殊的修辞。贾平凹的作品展示了秦地风采,透过其小说我们看到了作者与地方或民俗遗产进行对话,他在个人经历与社会现实之间实现了很好的结合。作者的目的,在于反映及思考社会现实,展示即将消失的家乡传统文化以及探寻人性道德。
5 贾平凹小说的段落划分及语义分析
在贾平凹的小说当中,其叙述可以按照空间的析取来划分:作家对乡村与城市交替的描写,作为故事发生的地点给读者较强的对照感。与其对城市的描写相比较,家乡农村仍然是他描写的主体。在其小说作品当中,通常有一类人物作为连接乡村与城市的纽带,往来于传统与现代之间起到桥梁的作用,带动城市与乡村的沟通,而这一人群的数量通过城乡交集的逐渐频繁而增多。例如,在一个情节当中,主人公从家乡出发前往省城西安,随后返回家乡。通过叙述程式(PN= Programme narratif)可以表现为:主人公∪家乡→主人公∩家乡或者主人公∪城市 → 主人公∪城市。
《古炉》中描写的文化大革命期间,高大英俊自命不凡的霸槽,他不安于农民身份,积极敏锐甚至是迫不及待地感受并把握着时代的脉搏,把外部城市全新的发展动向、新鲜气息与社会运动带入了小山村古炉,却同时在自身贪念与利益的驱使下走向自我的毁灭; 《浮躁》中时代造就的平民英雄金狗,出生时就带有传奇的色彩。当兵后回到故乡随后又去报社上班,经历了爱情和事业波折后回乡组织河运的过程; 《秦腔》中清风街唯一的大学生夏风,毕业后留在省城报社工作,适应了城市的生活,最终背弃家乡的一切,包括亲情爱情。
从语义方面,笔者借助形象层、主题层及价值层进行分析。内容的要素,例如义素或者同位素等可以是形象的、主题的或者价值的。形象与主题可以构成一对二元对立。例如,爱情是一个主题,其中有多种具体的表现形式构成其形象层,例如鲜花,拥抱等等表示爱情的元素[11]。
首先,形象层,也就是通常所指的可以被感知的部分,如传统的五感(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及触觉)。在形象层,贾平凹从不同的角度,如历史文化、地理、哲学等展示了他的家乡棣花,带有很强的中国传统与其家乡的地方主义元素及色彩。
历史上,棣花作为商於古道之上的重要栈道之一,从战国到宋元金等历经多个朝代的发展,并融入了各个民族与朝代的多元文化。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形成了商州特有的文化习俗,它在本质上属于封建王朝统治下的文化体系,在长期的小农经济下形成,具有封闭、保守、淳朴的特点,与近代伴随着工业化建设涌入中国的现代文明和生活方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就这样,魁星楼、宋金街、清风街、都作为历史的文化遗产[12]113,成为了贾平凹作品中的文化象征。
棣花镇地处陕西南部,从地貌上看属于丹江从秦岭发源沿途冲击形成的较小的盆地之一,南北山脉对峙,丹江横贯东西[13]31。这里山清水秀,却与外界相隔。正是这一较为封闭的地理条件使得这里在外部快速工业化的过程中仍然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保持着传统的男耕女织生活方式与风俗习惯、保守的思维模式与勤劳朴实的生活作风。
棣花镇距离古都西安仅149.4公里,同样是受以儒释道相融合为基础而形成的中国古代哲学影响最深刻的地区。这一哲学基础提出了一系列的道德要求与行为准则,并强调君子的自我修养,如仁义礼智信、孝道等。
符号学中所说的主题层,也就是我们汉语概念中所说的概念层。作者描写了家乡农村地区逐渐衰落消亡的民俗文化,赞美其美感与蕴含的价值。同时,作者描述的家乡画面凝结了商州地区传统文化的身份认证,这一画面与随着快速工业化而出现的现代文明及生活方式相比显得尤为不同。这一对立在深层次上表现为传统的农业生产力与现代工业之间的矛盾,通过这一点也印证了作者所创作的一系列乡土小说的主题。
最后是对于价值层的分析,这种分析基于人类情绪的惬意/不悦这对二元对立。这一对二元对立用更为通俗的说法可以定义为积极/消极、有吸引力的/相斥的。在这一分析当中,包含几点重要因素,如评价主体、评价对象、价值模式、评价模式强度(包括弱、中等、强等等),评价时间等[11]。
在贾平凹的小说当中,作者是评价主体,农村地区及城市为评价对象。从惬意/不悦这组二元对立出发,可以得出一组价值模式的概念。其中,主要模式包括惬意、不悦、既惬意也不悦(双重性:la phorie)、非惬意亦非不悦(漠视,不关心)。
当代中国社会面临的最大课题是摆脱落后、促进经济发展,加快现代化进程与民主社会的步伐。然而这一课题带来最显著的影响是城市化问题以及城乡二元对立。这是一个涵盖面极广的,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的转型的问题。从贾平凹身上体现出属于在特定时代中生长于农家少年的矛盾,这种对立的精神不可避免地在作家的身上蔓延开来。这里,我们把这种较为复杂的情绪看作是一种包涵惬意与不悦的双重性。一方面,像中国农村广大的农民一样,贾平凹厌恶农村生活的艰苦与贫穷,他在《自传》中曾说过“农民是世上最劳苦的人”[1]27,他对省城西安的五光十色与物质生活非常向往。然而,他从小生长在乡土的环境当中,这使他并不能与城市产生共鸣,甚至在居于西安几十年后,作者仍然保持着儿时的思想观念与生活习惯,儿时流连于田野间捞柴、捡红薯、唱秦腔等对其来说是最美好的回忆,表现出作者发自内心对传统的一种认同。另一方面,生长在城市的人对利益的追逐,各种腐败现象与道德的沦丧、内心的空虚,让贾平凹内心深感疲倦,让他产生了从农民的视角赞美乡间的朴素,面对城市的浮华,仿佛故乡农村才是他心灵的栖息地。然而,作为一个洞悉社会契约的当代作家,他已经明白家乡的传统气息最终将被城市的工业文明吞噬,在这样一条不可逆的道路上,他只能为家乡的消失谱上一曲最后的赞歌。作家通过叙写曾经发生在他身边的乡村点滴,来记录他所经历的时代,表达的却是传统与现代碰撞、时代发展的主题。
另外从评价模式的强度来看,虽然作者深感家乡农村艰苦的生活条件,对一些乡民身上的狭隘的小农思想的批判,然而对其文化及生活方式等感情上的认同表现出惬意大于不悦; 而作者虽然在城市生活多年,对城市生活的适应与评价却是惬意小于不悦。
6 行为者模式理论
格雷马斯所建立的行为者模式理论借鉴了普洛普(Propp)总结的俄国神话故事的基本框架,建立在连续发生31种叙事功能(fonctions)的基础之上,对故事发生的过程进行了概括总结。普洛普所建立的故事模式的贡献[8]7在于提出了一种疑问与假设,这种对故事形态的总结是否能超出神话故事的范畴,从而扩展到更广泛的故事类型及提出更为稳固的叙述形态或结构。
格雷马斯在这一论断的基础上,借助戏剧中的某些概念,并从语言学、逻辑学、数学领域汲取营养进行了推论,建立起更加科学、更加严谨的关于叙述框架的理论。行为者模式就是其重要的内容,该模式提出一种用来分析实际的或主题中的行为的方式,尤其是文学作品中叙述的行为。在这个模式中,一个行为被分解为6个组成部分,被称为行为者。这一分析在于把以行为为单位的组成元素进行分类,并对这些分类进行描述。6个行为者被分为3个连对:具有欲望关系的主体vs对象、具有能力关系的助手vs对手、具有交流关系的陈述发送者vs陈述接受者。主体引导对象,他们之间的聚合关系根据主体想要还是不想要对象来发展,例如在灰姑娘的故事中,王子想要追求灰姑娘; 助手帮助主体实现与对象之间的合取,而对手则起阻碍或破坏作用。灰姑娘的后母及两个姐姐作为故事发展的对手,而其教母帮助并撮合灰姑娘与王子起到助手的作用; 陈述发送者要求主体与对象之间建立合取关系,而陈述接受者是主体与对象合取关系的受益者。与普洛普总结的俄国神话故事的31个功能不同,格雷马斯认为这6个行为者是构成叙述形态的基本单位。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关系在贾平凹作品中的情况。
贾平凹小说故事的发展以城乡对立为动力,以新时期社会改革为主要内容,以农民的视角与亲身经历感受展开叙述。乡民的生存状态,主要包括事业与爱情两大主题,是他小说叙写不尽的素材。在这里我们将使用格雷马斯的行为者模式理论展现从农耕文明逐渐向工业社会过渡的过程中,小说中的人物或者事物根据其在主题中所起到的不同作用分成不同的类别。例如根据人们在改革中所采取的不同态度,可以划分出保守派与改革派。在中篇小说《正月腊月》中,开篇便介绍主要人物乡村老教师韩玄子熟读《四书》《五经》,固守传统,与进化文明的儿子二贝及儿媳白银无论在思想观念还是在生活习惯中,都体现着一种格格不入及不可调和。这里,主要以贾平凹的小说《鸡洼窝人家》《土门》为分析素材,从不同的叙述角度,展示新时期农民的事业观、爱情观中新旧观念的冲突。
中篇小说《鸡洼窝人家》叙写了退伍军人禾禾回到家乡鸡洼窝后与妻子麦绒、好友山山及妻子烟峰等在事业与爱情道路上的发展、分歧与变革。故事发展以禾禾回乡弃农搞生产为主线。其中,禾禾是叙述行为的主体,他的创业经历则是对象。禾禾回乡后捕捉到了外部世界的变化,他迎合时代发展,开始进行一系列生产活动,如卖豆腐、养蚕及搞运输队等,然而他的行为在传统闭塞的鸡洼窝被认为是对传统农业生产的反叛,是“不务正业”甚至是“浪子”的行为。禾禾的妻子麦绒是一位温柔传统且坚韧的女性,她出于过安分日子的心理不能理解禾禾的创业举动,并因此最终导致了两人婚姻的破裂。同时该故事塑造了传统农民的形象山山,他勤劳朴实,却也在他身上展现了一些自私狭隘的小农思想。他深受固土思想影响,这使得他与麦绒产生共鸣,并使他们最终走到了一起。山山的妻子烟峰,她勤劳勇敢,爽朗热情。在事业上她坚定地支持禾禾的选择,陪伴他经历数次失败的尝试最终迎来胜利的果实。因而在这一过程中,烟峰是禾禾创业过程中有力的助手,山山、麦绒以及其他怀有保守思想的村民则充当对手的角色。而历史发展趋势及国家政策导向像一只无形的手充当陈述发送者,时代的主题作为一种不可抗力影响着小说情节的走向。鸡洼窝这样一个偏远闭塞的小山村在外部的推力下被注入了一丝新的活力,搅动了亘古不变的池水,随着时代的车轮开启进步的步伐。因而鸡洼窝这个小山村则是陈述的接收者。
长篇小说《土门》则以更加深刻的笔触及更加激烈的矛盾展现当代中国社会一个深刻的问题:城市化。在小说中作者描写了仁厚村即将被城市侵吞,在此过程中乡民们各自的生活及心理状态。故事叙述以仁厚村女孩梅梅为第一人称展开,作为受新时代教育的女性,开篇她对城市浑浊的印象与对仁厚村清奇的描写形成一种对比,表达了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一种隔阂。在得知世代生存的仁厚村即将被都市吞没,以村长成义及梅梅为代表的村民们经历了彷徨,从而决心保住他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在这场无硝烟的战役中,成义与梅梅为主体,而保卫古老而陈旧的仁厚村则为对象。从小生长在仁厚村的姑娘眉子,漂亮而热情,虽然对自己的故乡有很深的眷恋,内心却渴望都市里多彩的物质生活。她积极融入城市生活,在获得了渴望的一切时,却遭到村民的唾弃,失去了自己的本心,这是一个较为矛盾的人物,在这里作为对传统地方文化的反叛,扮演对手的角色; 而其他村民,如具有传奇色彩的云林爷等则是这场保卫战中的助手。城市化过程从表面上看是城乡对立引起的,然而这一切也是时代洪流和世界文化融合与同一的过程中必然的结果,因而是陈述的发送者; 而仁厚村则是陈述的接收者。
关于贾平凹小说当中的陈述发送者与接收者,从另外一个角度,作者作为这个时代的亲历者用写作的方式记录了他所经历的点滴以及他的感受,他也是陈述发送者。他的作品无一不受到家乡文化的浸润,镌刻上了历史时代的符号与个人成长经历的印记。贾平凹的多部代表作,从《商州》系列开始,《浮躁》《秦腔》等都是以他的家乡为背景写成的,其中《秦腔》故事概况以及描述的清风街更是还原了他青少年时期离开故土之前的成长环境,而其中的人物夏白家两代人的生活轨迹更是以他的父辈开始的家族成员为原型而写成的。而读者把其小说作为了解商州生活及文化以及以商州为代表的中国农村地区发展的窗口,充当了陈述的接收者。
7 结 语
使用格雷马斯的叙述符号学理论进行分析,从贾平凹小说的内容层面出发,尽力探寻及建构贾平凹小说逻辑叙述的基本结构以及意义建构的基本单位。概括说来,贾平凹的小说,从内容上看通常表现为传统与改革、旧时古风与现代潮流、乡村及城市的冲突与对立、对照与融合,而本文则是对于在中国传统与地方文化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叙述结构进行的一种符号学验证。
众所周知,贾平凹最具代表性的是其几部关于商州的小说,如《浮躁》《秦腔》《废都》《古炉》《土门》等,它们在语言以及意义的建构上表现出极其的复杂性,且存在篇幅较长的特点。因而,所做符号学分析只是一种尝试。笔者将在对贾平凹小说叙述基本结构及形态进行总结后,进一步探讨叙述符号学在解释其作品及个性中的使用。研究的推论是:存在着适用于广泛叙述的抽象结构,而这种结构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国文化浸润下创作的小说。
- [1]贾平凹.活法[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1.
- [2]曾令存.贾平凹散文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 [3]怀宇.法国符号学研究论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2019.
- [4]ALGIRDAS J G.Sémantique Structurale[M].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86.
- [5]ANNE H.Les Enjeux de la Sémiotique:Introduction de la Sémiotique Générale[M].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86.
- [6]ALGIRDAS J G.Du Sens[M].Paris:Editions du seuil,1970.
- [7]贾平凹.贾平凹文集:5[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
- [8]JOSEPH C.Introduction à la Sémiotique Narrative et Discursive: Méthodologie et Application[M].Paris:Classiques Hachette,1979.
- [9]贾平凹.浮躁[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
- [10]THIESSE A. La littérature régionaliste: Préhistoire de l'ethnologie fran?aise?[J].Bulletin de l'Association fran?aise des anthropologues,1983(12/13): 36-45.
- [11]LOUIS H.L'analyse Figurative, Thématique et Axiologique[EB/OL].[2019-08-15].Signo. http://www.signosemio.com/greimas/analyse-figurative-thematique-axiologique.asp
- [12]刘文英,刘子健.棣花古镇文化资源的产业开发研究[J].艺术科技,2019(6):113-115.
- [13]杨豪中,张鸽娟.“改造式”新农村建设中的文化传承研究——以陕西省丹凤县棣花镇为例[J].建筑学报,2011(4):3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