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促进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的同时，我们党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积极保障和改善民生生活。历经8年时间，在2020年年底，我国实现了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取得了脱贫攻坚战的伟大胜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促进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新的征程中，为了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人民幸福的出发点，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的统一。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生活，使更多改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鼓励勤劳创新致富，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幸福感和获得感，不断改善社会保障体系，为人民群众接受教育、增强发展能力提供更优质的、更公平的条件，畅通向上流通渠道，为更多人创造致富的机会，形成人人可参与的发展环境。我们所追求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努力和参与的富裕，是全体人民人人平等共同享有的富裕，是能够满足人民多元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层面的富裕，是实现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物质和精神富裕的统一。

我国的“共同富裕”不同于资本主义少数人的富裕，但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不是均等富裕，而是全体社会成员都生活的富裕，但富裕程度还有所差距，只不过这个差距要控制在一定的合理区间内。这就需要我们按部就班、分阶段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一方面，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鼓励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鼓励勤劳创新致富，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带后富。另一方面，建立科学的公共政策体系，完善收入分配格局，缩小收入差距，坚持循序渐进原则，充分考虑共同富裕的长期性、艰巨性和曲折性，尽最大努力鼓励各地因地制宜探索共同富裕的路径，摸着石头过河，在探索中总结经验，逐步展开^[6]。

共同富裕不同于小康社会，它追求的是更高品质更高水平的生活，是可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富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更关注的是使全体人民摆脱贫困，过上比较宽裕和殷实的生活。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所追求的共同富裕就是要更上一个台阶，使全体人民过上较高生活品质的美好幸福生活。为适应人民需要的变化，习近平提出，“中国执政者的首要使命就是集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7]。让广大人民群众在现实生活中真切感受到共同富裕带来的福利，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在生活中真正实现“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8]5的新目标。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实现共同富裕最根本的政治保障。世界上很多国家正是由于其执政党主观上无法或难以坚守初心，又或是为了取得选举胜利以及其他一些原因放弃共同富裕的初心，最终无法在推进扶贫事业的过程中实现共同富裕是其主要原因。历史和实践证明，只有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之下，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有效协调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各类资源要素有机协调，为我国的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提供最坚实的保障，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5]16-17新中国成立以来，正是在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下，我们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正是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在改革开放初期将有限的资源集中到一起，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发展起来，并在部分地区和人发展起来以后，通过东部援助西部、城市反哺农村，从而实现共同富裕。

历史活动是人民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以及人民群众历史队伍的扩大，无产阶级作为人民群众的主体成为人类解放的“心脏”。共同富裕意味着国家对人民内部利益的重新分配调整，因而，共同富裕不只是国家政府的事业，更是全体人民的事业，全社会都需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价值导向，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带领全国人民走向共同富裕。为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价值导向，强调人民群众是财富创造的主体，也是社会财富发展的根本目的。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在革命战争年代，是什么让我党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取得胜利?是因为我们始终抱着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我们把共同富裕推向一个新的更高的水平:第一，将人民群众作为共同富裕的评价主体。共同富裕是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愿，如何检验共同富裕的工作成效也应交给人民。第二，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开拓精神。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在如此伟大的战役中，离不开人民群众的主动创造和积极参与。在我国这样一个地理面积广大、人口众多的国家想实现共同富裕的难度之大是可想而知的，这就需要我们必须坚持在党的坚强领导之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从实践、思考、提升到再实践、再思考、再提升，积极探索和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新路子、新方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把人民的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把人民当作历史的主人和依靠的根本力量，充分利用人民群众的力量来大力发展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确保了我国的发展方向是以人民为目的，促使改革发展的一切成果为人民所共享，从而实现共同富裕。同时，共同富裕并非简单的财富分配原则，最为重要是形成发展和共享相互统一的社会发展格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有助于调动起全国人民的积极性，为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源源不断的活力。

首先，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生产资料的所有制结构直接决定生产资料由谁控制以及谁拥有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经济各个环节的主导权，甚至主导整个社会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确保生产资料由全体人民共同所有，体现并满足了生产社会化的需求，促进了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为“共同富裕”提供了优渥的物质条件。同时，劳动人民作为生产资料的共同所有者，所有人以平等的身份从事生产劳动，从而使得“共同富裕”的社会关系条件得到充分的保障，在生产力不断发展，物质和精神财富不断丰富的基础之上，必然会使社会各成员的生活水平共同得到提升，共享繁华，实现“共同富裕”。

其次，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当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集中体现在两种情况:一是不同部门、地区和行业间劳动者的贡献和生活成本费用的不同导致劳动收入的差距; 二是财产占有的不同造成财产性收入差距。随着财产性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和积累是导致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必须坚持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不动摇，这是缓解贫富差距的重要手段，也为“共同富裕”提供有利的分配制度保障。

再次，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要实现的“共同富裕”是建立在经济高质量发展基础上，社会各成员共享高质量发展成果，而不是低质量的平均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可以有效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经济的不断向前发展，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提供动力，为全体人民共享高质量的发展成果提供物质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之一，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同时，有效发挥政府的调控作用，通过实施各项政策措施，不断缩小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助力“共同富裕”^[6]。

没有发达的生产力，根本谈不上富裕。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史无前例的伟大历史任务。为了实现这一任务我们必须加倍的努力，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扩大我国经济总量，增加社会财富、改善人民生活质量。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努力，我国的经济总量在2010年已跃居世界第二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不断增长。目前，我国经济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经济结构持续优化。我国已由经济大国转变为经济强国阶段，这就需要我们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生产更优质的物质和精神产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使人民群众在共享发展中拥有更多的成就感、获得感、幸福感，激发为美好幸福生活奋斗的动力，促使共同富裕不断稳步向前迈进。

2020年我国脱贫攻坚取得了全面的胜利，脱贫攻坚的成果享誉世界，但部分地区绝对贫困问题的解决还比较脆弱，容易受到外部条件、就业形势等因素的影响出现返贫现象。脱贫主体也容易受到自然条件和经济状况等方面的突发性风险带来的不利影响。此外，在绝对贫困问题解决以后，亟需将消解相对贫困提上议事日程。脱贫攻坚的胜利是第一步，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相对贫困问题日渐凸显，和绝对贫困相比，相对贫困问题更加复杂，解决的难度系数也比较大，需要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措施。当前，我国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已经实现，未来解决贫困问题的主攻方向就是相对贫困问题，我国对于消除相对贫困问题的研究和实践还有待改进和解决，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尚未完善，顶层设计有待进一步加强，需要建立长效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但贫富差距也在日益拉大，与我国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目标背道而驰。一是近几年来我国的基尼系数均高于国际标准的警戒线，这表明我国的居民收入差距问题严重。二是由于东西部自然地理条件的差别以及改革开放后实行区域非均衡发展的战略使得我国东西部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历史悠久。三是部分行业借助自身的垄断地位采取不正当竞争，获得高额收入，导致行业间收入差距明显。四是城乡发展差距较大，以及我国未来城镇化率必将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继续提升，但如何提升城镇化的质量，缩小城乡差距又是亟需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的需求越来越大。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9]34。步入新阶段，在乡村振兴的路上必须着力提升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水平。然而，我国精神文明建设还存在短板。一方面，在物质条件相对贫困的地区，由于教育机会不平等，部分农村价值观滞后，存在文化素养较低、思想封建僵化、自力更生意识淡薄等现象; 另一方面，在物质条件相对富足的地区，部分人群缺乏理想信念、物质欲望膨胀、精神空虚等问题，理想信念教育亟须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亟须进一步传承和弘扬。此外，我国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有待加强。我国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运营管理和创新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化建设有待加强，资源共享程度不太高，农村文化人才和基础设施资源相对短缺，难以满足人民对精神文化的需求。

从整体来看，一是我国居民疾病负担仍比较重，2018年我国人口预期寿命由2000年的71.4岁上升到77.0岁，但健康预期寿命仅为68.7岁，我国居民慢性病负担仍然较重，重大传染性疾病防控形势严峻，新发传染病的威胁依然存在，心理健康、职业健康、地方病等问题仍需高度关注。二是我国人口老龄化呈现基数大、高增长、空巢化等特点，预测显示未来我国老年人口规模越来越大，养老服务需求越来越高，但供给不足正在成为一个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偏远地区和农村养老服务缺口问题更加严重。三是在住房领域，大城市人口流入量大，房价较高致使以青年人和农民工为主体的外来务工人员存在较为严重的住房困难问题。住房保障规划和配套设施有待完善，保障性住房供应不足，租赁住房稳定供给和价格机制尚未健全，影响了流动人口在工作地安居乐业。

首先，建构全面预防返贫的长效体系，不断巩固脱贫成果。一是深入调查贫困地区的实际状况，有针对性地设计工作方案，因地制宜适度延续扶贫政策，保证贫困地区过渡期间的收入稳定，建构起反贫困的坚实堡垒。设立专项管护机构管理扶贫资产的后续使用问题，如成立农村集体单位管理平台、第三方专业监督管理机构等，为防贫困机制提供可持续运转的物质基础。二是为已脱贫的群众，通过互联网、区块链技术搭建动态监测平台进行实时监测，高效便捷地获取并分析各类人群返贫的主要原因，为科学精确制定扶贫政策提供最真实的依据，尽量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特别关注因病因灾致贫人员，有针对性地建立临时救助机制，完善民生保障体系，有机协调各项保障措施，不断提高防返贫的长效机制。三是推进脱贫地区产业升级，弥补贫困地区产业技术、设施、销售等短板，加快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和创新创业，促进贫困地区农村特色性产业不断发展，提高贫困地区居民收入，巩固脱贫成果。

其次，衔接乡村振兴，构建消除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一是衔接乡村振兴战略。我国在打赢脱贫攻坚的基础，进一步走出一条以乡村振兴来实现共同富裕的中国特色强国之路，如何有效利用乡村振兴中已经明确的政策、工程、项目来为缓解相对贫困地区的发展提供服务这是需要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二是专门构建缓解相对贫困的机构和政策体系。应建立适应相对贫困条件的城乡一体化扶贫机构，形成全面、无缝的治理模式。在保持扶贫工作连续性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政策体系、责任体系、投入体系、考核体系等，建立健全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长效机制。三是建立科学合理的相对贫困标准。要结合已有的实践经验和我国实际并借鉴国际标准，加强相对贫困管理科学规划，切实确定贫困地区和对象。

最后，多维度开展工作，形成可持续、常态化的相对贫困治理机制。一是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多维度审视相对贫困问题，并结合城乡、区域、和人口特征有针对性地采取减贫措施缓解相对贫困问题。二是与消除绝对贫困不同，我们要建立相对贫困国家治理的常态化，核心就是使相对贫困群体建立内生力量，实现自我发展机制，如加强社会保障的帮扶作用，创新扶贫机制解决特殊困难群体问题，针对流动人口出台相关扶持政策等。三是相对贫困的扶困目标要更长远，从满足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转向关于提升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等方面转变，最终目的落脚于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首先，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一是完善初次分配机制。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增加就业岗位，完善劳动力市场，不断提高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二是完善再分配机制。调整税收结构，合理增加高收入者的税收力度，健全税收法律制度，严格征收税务，严禁偷税漏税行为，促进共享发展成果。三是完善第三次分配机制。健全慈善事业的激励机制，鼓励企业、高收入人群等积极投身公益事业。积极发展慈善组织，完善慈善工作体制机制，加大监管机制建设，推动慈善事业有条不紊地在我国发展壮大，充分使先富的人群积极回报社会，推动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其次，立足新阶段，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一是构建“统筹有力、竞争有序、绿色协调、共享共赢”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优化经济发展方式，深入挖掘共同富裕的空间潜动力，贯穿东中西部经济的交流与协作，充分利用东部的资本和人才教育优势来辅助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二是加强发展薄弱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对中西部地区的财政供给能力，加大对贫困地区财政支持力度，完善“一带一路”陆路国际、中西部连接沿海主要港口和城市群之间的运输通道，建设边境口岸及连接线、沿边公路等。此外，加强对中西部地区发展薄弱地区有关信息资源配置和信息化建设的投资和政策支持力度，缩小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推动形成全国统一的通信网络体系和信息网络平台。三是加强东部与西部的对口帮扶与合作。深化对口帮扶制度，完善对口帮扶关系，拓展帮扶领域，完善帮扶机制，优化帮扶方式。同时，相关政策及时转移到实施乡村振兴、现代化建设和共同富裕的轨道上，进一步发挥东西部扶贫合作在协调区域发展差距中的作用，进一步加强产业合作、资源互补、人才交流等。

再次，限制垄断，缩小行业之间的差距。一是完善公平竞争制度。为完善与加强竞争政策，我们将实行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加大反不正当竞争的执法力度，破除行业垄断，确保所有市场主体都能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充分释放市场的生命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二是打破行业垄断，畅通市场通道。纠正垄断企业内部非正常化排外现象，打破阻碍劳动力社会流动和人才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以市场为导向，促进就业创业公平，保证劳动力流入公开透明。与此同时，加强垄断行业从业者的工资、福利性收入的监督和信息披露，消除各种非正常性收入。

最后，打破城乡间不合理壁垒，缩小城乡差距。一是打破城乡劳动力流动屏障。全面放宽城市落户的条件限制，完善相关的配套政策，打破城乡劳动力流动的屏障。二是加强基本公共服务建设。将包括公共住房在内的一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整个城镇常住人口。通过建设用地指标、上级政府转移支付等向大中城市集中的过程中要跟常住人口规模挂钩，扭转部分人口出城和城镇决策盲目而造成的空置住房和土地浪费。三是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建设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完善“三权”分置制度，积极探索新的土地经营方式，如发展新型集体经济，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提高农村第一和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从而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

首先，促进教育资源优化配置，发挥好学校教育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基础性作用。积极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推进教育更加公平，结合各区域、人群等在竞争、能力的差异性，鼓励各地因地制宜，提供差异化、多元化和特色化的教育供给，一是在义务教育方面，深入探索延长义务教育的年限，积极推进学前教育、普通高中教育向普及化、均衡性地发展迈进，实时纳入义务教育免费范围，完善保学机制，避免孩子因贫困而辍学，针对贫困儿童设立专项津贴制度并加强监督和管理使其真正发挥落实到实处，让更多适龄儿童接受更长时间的教育。二是在职业教育方面，深入推进教育方法、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实现教育链、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的有效融合，扩大职业教育助学金支持力度和范围，进一步完善职业教育培训体系，优化学校和专业布局，专业的设置紧跟市场的需求，大力实施职业技能提升举措，加强产业与职业教育的融合，加强职业院校与大企业的合作力度，为企业输送合格的专业技术人才，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10]。三是在高等教育方面，进一步优化区域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促进部分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方向转变。通过标准、专业、课堂、师资等关键因素，促进科教、产教、医教、部委等协同模式，实现人才的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紧密结合，借助“双一流”建设、创新人才计划等，使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上取得重大突破，带动高等教育整体教育质量的大幅度提升。

其次，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的宣传教育工作，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将其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化建设的全过程，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弘扬党和人民在各个历史时期斗争中形成的伟大精神。推动人民群众自觉践行艰苦奋斗精神，克服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同时，积极营造互帮互助、团结奋斗的氛围，先富带动后富，为实现乡村振兴提供精神动力。

最后，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马克思主义认为，人除了要满足物质生活的需要，还有精神生活的需要，因此共同富裕除了要不断丰富物质层面的产品和服务，还需要不断丰富精神层面的产品和服务，这就需要加强公共文化投入，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优化城乡文化资源配置，满足人们的精神生活需要。

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加快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深入推进公民文化素养建设，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志愿服务建设、诚信社会建设、网络文明建设，不断提高文明发展的规范化和制度化，提升整个国民的社会

首先，完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提升全国居民健康水平。一是扩大医疗保险覆盖范围和覆盖力度，实现基本医保政策、目录、报销标准等统一，逐步提高总体规划水平。建立多层医疗安全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大病医保、商业保险、医疗互助、慈善捐赠等制度，对于重特疾病形成多元保障体系，有效减轻高额医疗费用负担，逐步推进个人自付封底制度。二是提升公共卫生服务，有效应对重大传染性疾病。加强重大传染性疾病的预防和控制力度，建立健全传染病监测预警机制，在卫生经济学评价的前提之下扩大国家免疫规划，从而有效应对公共卫生危机。三是立足全国人民，做好心理健康辅导、职业健康周期性检查，破解地方性疾病的困扰。做好全民健康促进工作，形成“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健康观。

其次，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加强养老服务投入力度。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日益凸显，加强养老服务投入力度，建立健全普惠型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保障老年人共享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福祉。借助互联网信息技术建设养老服务综合信息服务平台，提高养老服务的便利化，同时加强老年健康、护理人才队伍建设，形成一批高质量护理的专业技术队伍，强化对于散失劳动能力的老年形成兜底保障力度，促使老年人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最后，建立健全住房保障体系。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理念，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实行房地产税，严厉打击炒房团，抑制房价上涨速度，降低房价收入比。规范住房租赁市场，建立健全相关法律制度切实保障租客的合法权利，完善长租房政策，逐步使租赁住房在享受公共服务上与购买住房具有同等的权利。建设城市低收入住房群体的保障性住房，提升乡村住房的安全保障。^[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