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目的条款是整个法律文本价值目标的体现。如果没有一定的目的做引导，那么立法活动将是盲目的、任意的^[17]。《建筑法》第一条，即立法目的条款规定:“为了加强对建筑活动的监督管理，维护建筑市场秩序，保证建筑工程的质量和安全，促进建筑业健康发展，制定本法”。“加强对建筑活动的监督管理”，“维护建筑市场秩序”，“保证建筑工程的质量和安全”等目的，聚焦于建筑活动的公法管制与建筑物的质量安全。而目的条款中“促进建筑业健康发展”，根据“中国人大网”的法律释义，“这里讲的促进建筑业的健康发展，不仅包括对建筑业在发展速度和经济效益方面的要求，更重要的是对建筑业在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方面的要求。要使我国的建筑业真正做到在质量好、效益高的基础上，得到持续、稳定、快速的发展，这才符合本法对建筑业健康发展的要求。”可见，“促进建筑业健康发展”的目的内涵，主要还是依据“质量好、效益高”的标准来加以确定。总之，《建筑法》在确定立法目的时，未对行业经济发展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问题加以应有考虑。相应地，其目的条款强调建筑业应承担的质量安全责任，缺乏促进建筑业绿色责任实现的意思表达。

应该注意到的是，早在1998年3月1日《建筑法》施行之前，1978年宪法中就已经规定“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并且《环境保护法》《节约能源法》也已经施行。而在1994年的《中国21世纪议程》中，指出建筑业在资源利用、环境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负有重要使命。同时，也提出了“开展对现行政策和法规的全面评价，制定可持续发展法律、政策体系，突出经济、社会与环境之间的联系与协调。通过法规约束、政策引导和调控，推进经济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的要求。换言之，《建筑法》立法当时吸收可持续发展理念，增加绿色立法目的是存在可能性的。但问题是，可持续发展理念在当时毕竟是一个新生事物。全社会要对新理念形成广泛而深入的认识，并转化为自觉的行动，显然需要在各方面进行准备，也需要较长时间的理解和探索。在这个过程中，从政策到立法，要做到及时科学地落实新理念，都难免会面临一些客观的障碍。而更主要的，与立法当时国家强调建筑业肩负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重大任务有关。在这样的立法定位下，建筑业作为支柱产业，为促进我国经济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同时，建筑业快速发展所连带产生的资源能源消耗、环境污染等问题，也被立法所轻忽。

在1998年《建筑法》施行后，全社会对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认识不断深化，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又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虽然《建筑法》在2011年，2019年对第四十八条、第八条又先后进行了两次小的修改，但这两次立法修改依然未涉及目的条款绿色化问题。目的是全部法律的创造者，每条法律规则的产生都源自一种目的^[18]109。因此，对目的条款的修改，是一个牵一发动全身的工作。目的条款要增加促进建筑业绿色责任实现的意思表达，需要对建筑业绿色化目标内涵，有关绿色法律制度内容等一系列问题的成熟考虑，方可启动。因此，《建筑法》目的条款的绿色化和《建筑法》整个文本内容的绿色化是息息相关，互为表里的。而针对《建筑法》文本的绿色化法律问题研究，在学术界开展得还不够，取得的成熟成果还不足。毕竟，这是一个具有较高学术挑战性的交叉研究课题。这使得绿色立法缺少专家意见的充分参与和有力支持，这也是《建筑法》在1998年施行后虽做两次修改，但仍未触及绿色化议题的部分原因。

在《建筑法》总则部分，除了第一条宗旨条款缺乏绿色理念指引之外，第四条中规定“国家扶持建筑业的发展，……鼓励节约能源和保护环境，……”。该条中有关节约能源和保护环境的倡导性规定，难以满足建筑业必须实施绿色发展的刚性要求。

《建筑法》第四十一条就施工企业防控施工污染的义务作出规定，施工阶段的污染防控只是建筑活动全寿命周期绿色建造的其中一环。绿色建造要求实现基于全生命期的工程立项策划、设计和施工三个过程的切实协同^[19]，要实现减少环境污染等目标，需要在建筑活动全过程中，多元市场主体通过不同的技术手段加以协同实现。而且，污染问题不能等同于资源能源消耗等其他性质的环境问题，故现行立法的有关绿色化规定很不全面，这与《建筑法》立法对建筑活动形成的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多面向的特点认识不够深入有着一定关系。

《建筑法》第五十条仅对房屋拆除的施工安全进行了规定，而忽视了建筑物拆除阶段严重的污染问题。实际上，除了爆破式拆除会造成严重的扬尘污染以外^[20]，房屋拆除还会产生大量的固体废物。据测算，2016年以来，每年拆除产生建筑垃圾量都在6亿吨以上^[21]。这一立法不足，既是《建筑法》对建筑活动全过程污染存在片面认识的结果，也与《建筑法》没有把建筑活动连带的生态环境问题上升为一个重要而独立的立法内容加以对待有关。另外，在第六章“建筑工程质量管理”中，强调工程质量的重要性，注重对物的安全性、可靠性的法律规范，缺乏对造物活动连带的环境保护、节约能源资源、低碳发展、保障环境健康等有关绿色议题的系统考虑。在第七章“法律责任”中，也未见建筑业市场各方主体就工程建设绿色化的违法行为应承担何种法律责任的相关规定。

总之，现行《建筑法》有关绿色立法首先缺乏刚性，倡导性规定难以促进建筑业有效落实其应负的节约能源和环境保护等重大社会责任。同时，这也进一步反映出立法目的定位比较片面，主要指向行业发展、促进经济，而轻忽了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另外，现有绿色化立法内容，规定简陋。只有第四十一条对施工环境污染防控，也即有关“保护环境”问题做了具体法律规定。而对第四条中与“保护环境”并列的“节约能源”，除了第四条倡导性的法律规定外，再无其他具体条款加以落实。这种只强调环境污染治理，而相对忽视能源环境问题的立法实际，说明立法早期对建筑活动连带环境问题的复杂性，以及对人-建筑-生态环境的内在关系等，在认识上还不够全面深刻。

法制统一性包括立法的统一、执法统一、法律解释的统一等内涵^[22]。我国《宪法》中明确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随着环境问题的社会化、政治化与全球化，环境保护成为当代国家一项重要的宪法任务^[23]。《建筑法》基于建筑业绿色转型的实际需要，自当积极遵循法制统一性要求，认真落实《宪法》规定的环境保护这一宪法任务，并结合自身行业特点，对《环境保护法》及其他有关法律的相关绿色法律制度或规定进行认真理解，积极吸收，以促进我国绿色立法体系各法律间的合理而必要的衔接和协调，以实现立法体系的融贯和统一。但实际上，《建筑法》宗旨条款中未体现绿色立法理念，对《宪法》规定的环保任务未进行应有规格的落实。同时，其绿色立法内容与《环境保护法》等其他法律的有关具体绿色规定或既有法律制度之间，也都存在着严重的疏离或脱节。简言之，《建筑法》未遵循法制统一性原则进行绿色化立法。

具体而言，《环境保护法》确立了环境质量标准法律制度，《节约能源法》规定了节能标准法律制度，《标准化法》要求“对保障人身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安全、生态环境安全以及满足经济社会管理基本需要的技术要求，应当制定强制性国家标准”，但《建筑法》没有针对节能或环保的绿色标准法律制度加以呼应。《环境保护法》规定“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建立环境保护责任制度，明确单位负责人和相关人员的责任”，而《建筑法》只规定了有关参建方的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和质量责任制度。《环境保护法》规定了“国家对严重污染环境的工艺、设备和产品实行淘汰制度”。《产品质量法》也规定“可能危及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工业产品，必须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但《建筑法》未制定建筑材料的环保标准制度，或基于损害环境健康标准制定建筑材料淘汰制度。《节约能源法》中规定“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在建建筑工程执行建筑节能标准情况的监督检查”，作为强调“加强对建筑活动的监督管理”的《建筑法》却并没有对建设主管部门的绿色监管行政义务作出规定。《文物保护法》对不可移动文物的修缮，规定了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但《建筑法》没有对该原则做出落实性规定。《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强调建立建筑垃圾全过程管理制度，但《建筑法》对施工单位拆除施工只规定了安全管理义务。《循环经济促进法》规定“建设单位应当对工程施工中产生的建筑废物进行综合利用; 不具备综合利用条件的，应当委托具备条件的生产经营者进行综合利用或者无害化处置。”但《建筑法》只规定了建筑施工企业采取措施控制施工现场固体废物对环境的污染和危害，未强调循环经济模式下的综合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