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社会学对空间的探讨显得非常的不充分且极为隐晦^[4]23，但这并不意味着空间从未出现在经典社会学理论之中。经典社会学理论中的空间存在形式是片断、零散的，关于空间与社会之间的内涵关系表述也较为含糊。正如厄里所言，经典社会理论不乏若干具有洞察力的论述片断^[5]。事实上，马克思、孔德等古典社会学家都曾对空间予以过深刻的探讨和分析。

马克思学说独特的概念框架和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为空间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马克思立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提出了资本通过“时间消灭空间”，追求“时间节约性”与“空间持续性”的本性，凸显了资本运用“空间”吞噬“时间”以及“时间”侵蚀“空间”的本质过程。与此同时，其在《博士论文》中对“原子”和“虚空”两者之间的属性进行了“去空间化”的解读，即“原子显示，它的本性在于自为存在，它服从的不是空间性规律，而是别的规律”^[6]23。随后又指出，“凡在空间不可分的东西，完全不会因此而存在于空间之外，并且与空间没有任何关系”^[7]。循此思之，马克思从时间的“感性知觉”和“资本时空”层面探讨了空间问题，这为后续学者构建空间社会学体系提供了理论知识。

孔德倡导运用物理学方法研究社会现象，其将社会发展的时间进程和社会结构呈现的空间状态视为社会空间秩序^[8]。孔德认为，于人类社会生活世界而言，社会系统、社会群体、科学研究乃至个人思想都经历了神学幻想、形而上学和科学实证三个阶段。其中，神学阶段和形而上学阶段的空间是纯粹空间和直观空间，而科学实证阶段的空间是结构空间。因此他强调，实证阶段才是承载人类各种理性体制的重要时段^[9]35。进言之，从社会演进审视，实证阶段是人类认识水平的最高体现，而这一阶段必然与特定的时空相衔接，时间演进隐匿着空间的实证特性。

社会学巨擘韦伯开辟了组织分析和空间分析融合的研究范式。他通过观察个体在组织中的空间分布和布局指出，官僚组织体系中，同一组织体系中的工作空间具有明显的等级性，且这种空间等级性有助于提高组织内部运作的效率，进而实现内部权力的分配、分工和协作。同时，韦伯在科层制中还论涉了“私有空间”和“公有空间”的分离关系^[10]。其认为，亲属之间的关系和公共性之间的决策、公共性财产与私人性财产、公共事务和私人事务的分离，使科层制的非人格化得以运作^[11]32。借此，个体基于空间形成了差异性空间感知和空间性体验。

涂尔干从因果论和功能论层面诠释了空间分析在社会分析中的重要作用。其如是说，时间和空间是社会的构造物^[12]。“空间的表现是感官经验材料最初达成的协调。然而，如果各部分空间的品质是相同的，并且实际上可以互相转换的话，那么这种协调就不可能产生。”^[13]12这表明涂尔干意识到空间的划分具有明显的差异性。也即是说，“空间的形象是特定社会组织形式的影射，人们往往像从时间维度上安排意识形态一样，从空间上安排不同的社会意义的事务”^[13]47。较为遗憾的是， 虽然涂尔干将空间视作社会分析的重要因素，但并未进一步澄清空间社会性的具体意蕴。

齐美尔从心理空间、社会距离维度探讨了社会的空间性以及空间的秩序性。他宣称“空间从根本上讲只不过是心灵的一种活动，只不过是人类把本身不结合在一起的各种感官意向结合为一些统一的观点的方式”^[14]292，同时提出空间具有明显的排他性、分割性、边界固定性、远离接近性、制约性^[14]38。这意味着，空间是社会空间结构化的产物，具有明显的边界性和场域性。人类活动介入的空间不是均质的，作为社会自身生产与再生产的产物，生活空间已被无限分割成具有不同属性的规则空间，且不同的主体因权力的不同而占据不同的空间。他又指出，货币经济的发展导致空间失去重要性， 社会组织和社会交往开始脱离空间^[2]。与此同时，他论述了空间距离对社会互动形式、价值的重要性。其如是说，一个事物如果与人的距离太近或太远，都将变得毫无意义。并认为，时空意义上的社会距离涉及的是个体之间的情感关系，且空间距离对情感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因此，“相互作用使此前空虚的和无价值的空间变成某种对我们来说是实在的东西，相互作用填充着空间”^[15]。

戈夫曼从主观角度对空间进行了论述。首先，他提出“全控机构”这一经典概念，所谓“全控机构”指通过把大批具有相似境遇的个体集中在一起，使他们在一段时期内断绝与社会的联系，在封闭式正式管理中起居生活的场所。确切地说，他通过实地观察呈现了精神病院、监狱等作为“全控机构”把人同外界隔离开来，让其原来的自我消亡，进而形成新空间秩序的事实。其次，在《公共空间的关系》一书中较为全面的分析以“我”为中心的周边“领地”空间是如何被组织的。并据此提出“领地”的三种类型:固定的、情境化的、自我中心的。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在类型学上将“个人领地”区分了八种空间形式，即个人空间、落脚之处、用途空间、次序、外套、占有领地、信息禁区以及谈话禁区。其中，每一种空间都代表着每一个空间所具有的社会属性。最后，提出“标记”与“侵犯”的概念来指涉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区别。其如是说，往往是用私人物品标记显示对领地的占有，进而在行为主体和个体位置之间形成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和区位关系。

通过前文所述可知，古典社会家更多聚焦于空间的物质性和结构性，遮蔽了空间的社会性和能动性。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勃兴，新马克思主义者将空间的空间性和社会性视为生产要素，将更多焦点聚焦于空间如何形塑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致使空间日渐成为社会学舞台上的显学。

列斐伏尔将空间放在“元哲学”和“元马克思主义”范式中，阐释了空间与社会的辩证关系。首先，他指出“空间里到处弥漫着社会关系，他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关系和被社会关系生产”^[16]48。这也说明，各种空间和空间性组织实质上隐含着各种各样的空间关系和社会秩序，并且又反作用这些基于空间存在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换言之，空间对社会具有能动作用，通过改变空间组织方式，能够改变已有的空间秩序和社会关系。其次，他构建了社会空间的类型学，并认为从抽象空间到差异空间的时空转换表征着社会本身的演变。他宣称，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同质化、阶级化维系了一种高度同质性的抽象空间，这从根本上压制了空间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因此，他通过对抽象空间的猛烈批判，力求创建社会主义的差异空间，以解决资本主义空间政治霸权的总体性革命。所以社会主义的空间将会是一个差异的空间，且这种总体性革命计划的目标在于生产差异^[17]56。

哈维基于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立场阐释了“绝对时空-相对时空-关联时空”的矩阵，并提出了“时空压缩”概念。他基于哲学的思维将时空分为绝对时空、相对时空及关联时空。其坚持称，绝对时空中的时空是一种社会活动容器的时空，相对时空中的时空则与他们蕴含的过程密切相关，关联时空中的时空是内化于事物和过程中的时空。但他强调，“任何一种时空框架都不可能获得优先权，这三种时空框架彼此都必须保持着辩证的张力，正如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和价值在马克思的理论中辩证地交织在一起那样。在任何社会，空间和时间的实践活动都充满着微妙性和复杂性，他们是如此亲密地蕴含在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和转变的过程之中。”^[18]24此外，哈维还从地理空间角度引申出空间变化的经济和社会意义，提出了“时空压缩”的概念。用来证明资本主义的历史具有在生活步伐方面加速的特征，而同时又克服了空间上的各种障，以至世界有时明显得是内在地朝着我们崩溃了^[18]300。在其看来，“时空压缩”造成了地方的同质化和伪个性化，导向了现代生活的认知断裂和认同失落。

苏贾从人文地理学维度解读了社会个体始终是一种空间性存在，并积极参与了社会建构的社会事实，并提出“第三空间”概念。他指出，社会和人都是一种空间意义上的存在，但这种存在不是一种被动的无意义存在，而是一种积极主动的建构性存在。同时，苏贾以列斐伏尔“历史-社会-空间”为本体论依据，提出了“第三空间”概念。其如是说，“第三空间”是建立在“第一空间(物质空间)”和“第二空间”(精神空间)基础之上的一种社会空间。具体来说，“第一空间”是能从经验上进行测量、图表化的“客观”空间; “第二空间”看作涉及图像和表象、建构而成和象征的世界; “第三空间”则是超越原有二元思维模式，既是真实的空间、也是想象的空间、更是一种他者化空间。显然，“第三空间”是在另一种视域中的内在发酵与生成，已生成为一种在性质上与前两者有重要区别的新的空间模式，而且还是一种向未来不断开放的模式^[19]。

福柯通过对知识、权力、话语等内在性的微观空间与个体的关系，从社会历史的角度揭示了权力的来源与运用是社会运行的根本。他直言不讳地说，“一部完全的历史仍有待撰写成空间的历史，它同时也是权力的历史”^[20]，同时宣称“空间是任何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础，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21]13-14。这揭示了空间本体与载体的抽象关系。空间划分使人与位置形成对应的关系，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空间和位置， 而每一个空间和位置都有一个人。这是一种制止开小差、制止流浪和消除冗员的策略^[22]。由此可见，福柯聚焦权力与知识得以在不同空间相互作用的社会基础，阐发空间权力与个体自由的交互关系。

布迪厄超越唯理论和唯经验的二元对立，提出了社会场域理论。他指出，二元论中的现实世界是以“初级客观性”和“次级客观性”两种形式存在的，但这豁裂了物质构成(物质关系)和意识因素(意识关系)的关系。而事实上，现实世界是由各种场域构成的，其将场域定义为“位置间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形构，这些位置是经过客观限定的”^[23]133-134。场域中包含个体的资本、惯习等等社会要素。这表明，社会不是具有明确界限的实体，而是具有多维属性的空间。同时也暗含场域本身即是社会关系系统，其由特定的社会行动者相互关系网络所表现的各种社会力量综合而成。正如其宣称的那样，社会空间的确是首要，也是最后的现实^[24]23。这也进一步表明，场域是由客观关系组成的流动的社会空间，是个体参与社会活动的主要场所^[25]。同时，布迪厄提出“象征空间”的概念，对应于其社会空间的象征关系，社会中行动者的“空间”位置直接反映了他的社会位置。所谓空间位置是指行动者自身拥有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以及符号资本的资本总量以及资本的结构，相对于其他行动者所占据的社会位置。循此思之，布迪厄通过解释社会空间中的阶级差异，揭示了权力与资本在社会场域中通过意识和惯习的符号化实现再生产的过程。

从空间社会学的思想史出发，我们可以看出，空间社会学以城市空间研究为主要场域。据此，以定性与定量相结合为数量统计分析方法就成为空间社会学的首要分析方法。

数量统计分析方法主要依据物质空间的形态特征，将具有空间位置属性的事物通过技术性手段表现为点、线和面的三维形态。日常生活中，我们能借助三维地图、数字图表和数学公式将建立在空间直观和经验抽象的基础上空间结构进行展示，进而通过这种“数据方法”来描述城市、地区的空间。同时，在对物质空间进行“数据勾勒”的同时也能彰显实践活动与空间以及社会现象与空间之间的关联。尤其是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大数据和地理信息系统的日趋完善，人类生存于其中的空间已日益被抽象化为虚拟的数据形态。在这一背景之下，依托互联网建立的数据分析模型(物质空间分析模型和社会空间模型)已被广泛运用于各个领域。

任何事物都是一个复杂的统一整体，其中任何一个组成部分的性质都不可能孤立地被理解，而只能把它放在一个整体的关系网络中，即把它与其他部分联系起来才能被理解。结构主义分析方法意蕴就在于从空间连接的角度透视社会实践的变化。强调空间性经由社会实践建构，又对社会实践形成制约。也即是说，空间问题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是相互联系、同时并存的，必须通过融合达到理解和分析的目的。

结构主义分析方法将社会看成是由不同功能部分组成，各功能部分之间的关系构成了社会的结构网络，而不同功能的实际运行则是社会结构的表现。也即是说，结构主义分析是透过日常空间表象探查社会现象得以生成的根本机制。在结构主义分析方法中，空间被转换成不同社会结构体系表现自身活力的社会场域，空间的社会性和秩序性被抽离，空间似乎并不对社会结构产生限制作用。但是在空间的建构过程中，这种作用通过空间的生产得以在社会空间中呈现。同时，空间事实上成为社会政治、经济、意识形态部分的体现者，其中与政治相对应的是权力空间系统，与意识形态对应的是符号空间体系，与经济相对应的则是生产空间和消费空间体系。

后现代主义以多维视角和多元概念来认识社会，其认识到社会中的个体、组织和机构所具有的能动性、联系性、连续性和界限性。强调社会实践的空间性以及权力、知识在分析空间中的作用。

后现代主义分析方法关注点在于，人类社会互动总是基于特定的时空情境，不同情境所包含的空间特征既制约行动者的空间实践又不断重新建构新的空间实践。正如有学者所言，“所有社会变迁都取决于不同的环境因素和事件的关联，这种关联的性质因各种具体情境而异，这些行动者置身于各种条件之中，并在这些条件下‘创造历史'”^[26]15。后现代主义分析强调社会空间是不同的场域资源的组合体，而社会秩序属于空间行动者的实践，具有反思性。分析具体空间想象和空间问题时，需实现主观建构与客观实际统一、理性设计与感性统一、社会时间与社会空间的统一。

空间生产理论以“社会-空间”为研究视角，通过构建“空间实践-空间表征-表征空间”的三元空间辩证法，将空间融入社会实践分析的过程，阐释空间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所具有的构建空间关系和社会空间秩序的能力。

空间生产理论注重将社会本身放置于空间的生产性维度进行思考，认为，社会生产的产品本身都占据一定的物质空间，这种生产是空间中物的生产，但是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因城市化、工业化及数字化发展，空间中的生产日渐转变为空间的生产。也即城市的急速扩张、社会的普遍都市化及空间性组织等各方面^[27]。在具体空间生产过程中，空间实践主要涉及空间的物质存在及其生产过程，空间表征涉及空间建设的规划及构想，而表征空间则包括了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是社会个体生活与其中的空间。但在城市空间生产过程中，空间中不同社会群体运用自身掌握的权力资源和资本，通过“空间实践”，基于对“空间表征”的控制，达成“表征空间”的实现。也即是说，城市空间是资本(经济方面)、权力(政治方面)、阶层(社会方面)综合作用的过程。城市空间的变化是权力的空间表达和资本的空间增殖过程。可以看出，通过空间生产理论能探析空间变化背后的动力机制，社会矛盾等空间异化问题。

空间正义论以“社会-正义”为基本价值取向，以实现“权利-空间”平衡体系为基本着力点，其不仅仅关注资本、权力与空间的互动关系问题，更注意考察空间资源、空间机会的分配正义问题。在具体实践过程中，注重将人文性、多样性和平等性纳入到空间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强调空间资源在社会空间层面分配的正义性，避免资本和权力对贫困阶层的空间剥夺。

空间的社会性昭示着，空间自身的价值性和情境性规约着空间资源的占有性和可支配性，影射着不同主体、群体的空间权利的多寡。通常意义而言，空间权力是指个人即便在受到限制的时候也能实现对空间资源占有和支配的能力，而空间权利则是一种社会权利，即个体能平等地享有空间资源。可以说，拥有空间权力是享有空间权利的关键。但在具体的城市空间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资本和权力掌握着绝对的空间权力，其通过空间生产剥夺个体的空间权力，进而使个体的空间权利丧失。简单来讲，在物质空间引发的社会空间重组过程中，资本和权力外化为空间存在，其依靠空间与空间之间的关系来运作，也依靠空间与空间的关系实现自身的发展，在资本和权力不断介入空间的进程中，空间成为资本和权力实现自我发展的载体，空间的政治性和资本性日渐凸显。而事实上，空间是社会公众的空间，空间权利也是社会公众的权力，而非精英集团和权力掌控者的空间。总体而言，空间正义论回答了谁的空间、谁的权利的空间价值问题。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作为社会的基础性构成要素，建构了新的社会生活场景。在此基础之上，社会生活日渐从在场性向缺场性、稳固性向流动性、整体性向碎片性、确定性向不确定性的全方位时空转向^[29]。依据第4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调查显示，截至2021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为10.11亿，手机网民规模为10.07亿，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为99.6%^[30]。循此思之，网络空间已成为人类生活的重要社会场域，而数字生活也已成为当下不可或缺的生活方式。但网络空间作为一种社会空间必然有其自身的构造逻辑，而空间社会学也必须对网络社会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机制以及其中的不平等现象予以回答。

其一，诠释网络空间的社会性属性，解读网络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机制。哪里有空间， 哪里就有社会关系^[5]。网络空间本质是一种社会空间，并且与在场空间相比，其空间的差异性、关系性和秩序性更为复杂。进一步讲，作为承载数字化生活的网络空间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在从传统在场空间向缺场空间的转移过程中，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是:网络空间如何维系了人们的数字化生存，各种不同的社会关系如何在网络空间中呈现。此外，当个体能够借助简单的登录、退出在不同的数字空间中自由穿梭，这种空间转换影射出个体怎样的心理和惯习，又将塑造怎样的心理空间和关系空间。这一系列问题需要空间社会学的予以回答。

其二，解读网络空间的不平等现象，探寻实现网络空间正义的可能路径。随着互联网日益嵌入到社会主体已有的生活世界，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源已逐渐迁移到网络空间中，甚至离开了网络空间，在场空间的社会关系都难以维系。网络空间实质上充满着各种隐性不平等。具体实践中，每个数字公民能通过简单的注册、登录成为数字成员，并享受这些空间带来的各种资源和服务，比如便捷的购物和影视观看。如果仔细审视，这些看似随意的背后，实质上隐含空间制造者和空间使用者之间社会权利的不平等。比如，资本利用社交空间窃取私人信息，剥夺个体的自由时空。同时，数字化生存中，诸如积分等级、会员等级等空间规则也事实上隐含着权力的不平等。场域中的积分获取与消费密切相关，往往是消费越高、等级越高，从而获取的“特权”就越多。因此，在空间意义层面上需探讨网络权利成立的现实条件以及实现网络空间正义的空间策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二元体制被打破，城乡面貌和城乡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于城市而言，旧城更新和城市新区使城市面积和数量不断增多，各种城市圈和都市圈也日渐崛起; 于乡村而言，“合村并居”“撤村并居”使乡村的物质空间和社会空间发生了深刻变化; 于城乡关系而言，城乡关系逐渐由传统意义上的侵占和剥夺向融合与发展路径迈进。面对城乡社会已经发生、正在发生或者将要发生的一系列空间现象，需要空间社会学予以解释。

其一，开拓解读城乡社会发展的空间路径。城市和乡村的划分本身就具有地理空间维度的意蕴，分属于两种不同的社会空间系统。在我国，在工业化、城市化和信息化的持续驱动之下，城乡融合已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趋势，但这种融合并非是某种单一的融合，而是在差异中的共性和共性中的差异性的融合。具体来讲，面对新的空间事实，一要将城市空间内部的各种社会差异纳入到空间层面考虑，比如城市中的回迁小区和商品房小区; 二要将乡村空间内部的各种社会差异纳入到空间层面分析，比如资本下乡对农民主体性的消解，熟人关系的离散在社会空间层面的呈现; 三要将城乡空间转换过程中的城乡社会空间的差异纳入到空间层面考虑。

其二，探寻城乡社会关系的空间解释。我国长期实行的城乡二元体制使城市与乡村之间存在的较大的差异，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社会的融合趋势愈发明显。那么，如何将这种城乡关系变化及其衍生的诸多社会现象纳入到空间层面进行探讨，如何在组成不同空间层面探析城乡社会生活世界空间意义是值得空间社会学研究的重要理论问题。

现代社会的运行速度越来越快，生活的时空紧张感也日渐增强，对时间与空间的竞争也越来越大。有鉴于此，这种时空稀缺和时空加速造成的时空稀缺危机是否会构成“社会危机”，这是迫切需要空间社会学予以解答的重大现实问题。

其一，社会生活的时间加速。时间同空间一样具有显性的社会性，社会系统的正常运行以及社会个体的有序生活都需遵循一定的时间秩序。一般意义而言，现代交通及通讯技术的进步丰富了社会总时间，其本应给个体带来诸多的自由时间和闲暇时间。但恰恰相反，“我们没有时间，哪怕我们赢得了时间的富足”^[31]23。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时间富裕与时间贫穷的 “时间悖论”需要空间社会学予以解答。

其二，社会生活的空间加速。同时间一样，空间加速造成的空间稀缺也是不容忽视的社会事实。现代技术，尤其是网络信息技术在资本和权力的联合介入下构造了诸多的数字社会空间，也正是在此基础上，个体拥有了相较于传统社会更多的生活空间，且借助数字社会空间人们的生活空间已经完全超越了地方空间，并塑造了数字化生存这一新的生存方式。但本质而言，由于数字空间是资本和权力预设的社会空间，个体在其中时刻处于被规训、被支配的状态。致使个体无法有效建构属于自身的社会空间，加之数字空间与在场空间的深度融合，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使我们的空间被日益挤压，生活世界出现了严重失根现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空间富裕与空间匮乏的“空间悖论”需要空间社会学予以系统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