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青的《创业史》是“十七年”文学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对这部作品的整体研究和评价一直是学术界的热点同时也是争议的焦点，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上引起了多次文坛争鸣，“客观地说，1949 年以后的中国文艺界出现的大作家大作品不在少数，但像柳青这样一位在几十年中多次引起争议的作家却为数不多。”^[1]从某种程度上说，从《创业史》的争鸣史可以看出当代中国文坛的发展脉络，文学评价标准和文学史叙述的变化都可以从《创业史》的评价历史中找到轨迹。《创业史》不断被解读，由确立经典地位到被质疑，再到逐渐获得更客观、理性的评价，这个过程中，政治意识形态、社会文化环境、文坛观点分歧和批评理路的不同等种种因素纠缠在一起。由此可见，《创业史》在文坛已不仅仅只是一部作品，围绕作品出现于不同时期的争鸣已使其成为了一种“现象”， 这也恰恰说明了《创业史》具有丰富的可阐释空间。

与同题材的《山乡巨变》和《三里湾》相比，《创业史》显然获得了更高的声誉，其原因也被普遍认为是小说在呈现农业合作化运动时更为凸显农村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视点，更契合当时主流意识形态要求，这给人一种印象，即《创业史》的“阶级话语”或“革命话语”是非常凸显的。事实上，农业合作化运动是由种种复杂因素构成的，尤其这一运动是与土地、农人、农业有关，这也意味着这场运动必然要和农耕文明及其历史传承有关，如果说这场运动中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因素属于现代“革命”的范畴，那么伦理就属于“传统”的范畴，在《创业史》中，柳青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诸多方面都有所呈现。事实上，《创业史》中并不缺乏对“传统”的书写，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如果没有小说中的“传统”话语，“革命”话语是很难展开的。因此，在围绕《创业史》的评价中，一个不可绕过的问题就是小说中“革命”与“传统”的问题，或者说，是关于“革命中国”与“传统中国”^[2]4的问题，这一问题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当下都是中国社会主义实践所必须面对的问题，这也是《创业史》中提出的问题对当下中国的意义所在。柳青笔下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无疑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关于共产主义蓝图的一场社会革命，这场革命极具现代意味，但又不同于资产阶级现代性，其现代性追求如实现共同富裕、公平正义和底层的尊严政治等内蕴于“革命中国”的种种构想当中。但这场革命的对象却是古老的乡土中国，1940年代的土地革命让农民“耕者有其田”事实上是对乡土中国理想状态的复归，在当时，“革命”与“传统”并未构成矛盾。而1950年代的农村合作化运动要触动的是农村小农经济生产模式，而这一经济模式恰恰是乡土中国得以存在的根基，经济模式的改变势必也会引发乡土世界文化传统和道德伦理的改变，这意味着，1950年代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与1940年代的土地革命是不同的，有可能会引发“革命”与“传统”之间的矛盾，但对这一矛盾状态不能予以简单的理解。一场现代意味的革命发生在古老的乡土中国之上，“革命”不得不面对“传统”，一方面，这场革命必须真正“在地”，才有可能获得“传统”的支持，单纯依靠行政命令“自上而下”强制推行势必会引发很多问题，在合作化运动初期，对农民加入互动组国家采取自愿原则就源于此; 另一方面，农业合作化运动触动了乡土中国存在千年的经济生产模式，对乡土社会来说，这场“革命”扮演了“闯入者”的角色，必然会导致“传统”对“革命”的反抗。农业合作化运动是发生在“乡土”这一空间之中，这也注定“革命”必须正视其与“传统”的关系，也必须解决与“传统”的矛盾。在这样的情况下，“革命”是选择以一种激进的方式彻底颠覆“传统”的秩序，还是以一种对话的方式有效“征用”传统资源，使“革命”实现“在地”是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从《创业史》呈现的内容看，“革命”与“传统”之间呈现出一种互动关系，“革命”在“在地”的过程中，并未以极端激进的方式与“传统”彻底决裂，反而对“传统”进行有效吸纳，同时寻找到自己的诉求与“传统”相契合的部分; 而“传统”借此得以保存自己的某种文化精神传统，同时由于与“革命”一定程度的契合，使“传统”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生发出某种“新质”。

具体到《创业史》，农业合作化运动在蛤蟆滩逐渐推进的过程，也是“革命”逐渐寻找到与“传统”有效对接的路径，具体而言，就在找到与民间伦理秩序相契合的部分。前文说到，农业合作化运动作为具有现代意味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发生在乡土空间之中，它必须依靠生活在这一空间中的农人才得以实现，它不但要触动乡村的经济生产方式，同时也会触动农人的情感世界。《创业史》中梁三老汉最终接受互动合作这一新事物，一方面是因为互助组粮食大丰收给村民带来的实际利益; 另一方面物质利益的实现也满足了梁三老汉情感世界的需要，如对尊严的渴望。事实上，由于物质利益满足而认可合作化运动只是表层次的，情感层面的认同则是深层次的，更牢固的。由此可见，《创业史》中“革命”与“传统”的问题可以将其置换为如何处理农业合作化运动与民间伦理的问题，有效借用民间伦理远比直接以激进的方式摧毁小农经济模式要更有效。民间伦理不仅关涉个体的为人处世之道，家庭的运行，也关涉生活在乡间的农人的共同情感和集体记忆。

如果要为《创业史》中“革命”与“传统”的问题找一个更具体的切入点，小说中梁生宝和梁三老汉的父子关系是一个非常适合的选择，尤其是柳青将这对父子设置为“继父养子”的关系，柳青本人并未谈到设置“继父养子”这一特殊关系的用意，但这一有别于一般父子关系的设置引发人们不得不思考一些问题:他们组成的家庭会是什么样的?梁生宝如何处理与养父梁三的关系?在互助组的问题上，两人的矛盾该如何解决?小说中，梁生宝是坚持互助合作道路的代表人物，而梁三老汉则是坚持个人发家道路的代表人物，因此父子之间的问题实则关联着“革命”如何“在地”，如何与“传统”对话的问题。

对于梁生宝和梁三老汉“继父养子”的设置，有论者认为，“‘生身父亲'在主人公成长道路上的缺席，能使‘养父'对主人公的影响降低到最低的限度”，“这样的设置使梁生宝能迅速摆脱与养父及其通过养父与传统建立的有限联系。”^[3]129这样的解读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意味，但这样的解读在柳青所处的时代却也符合当时意识形态对文学的要求。事实上，1950—1970年代文学中，“阶级”与“血缘”问题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传统中国是由建立在血缘关系之上的家庭为基本单位，而血缘关系又可以无限延伸，由此形成传统中国的“差序格局”^[4]26，这是传统乡土中国人际关系的基础构架。而阶级却又无关血缘，可能与血缘重叠，也可能不重叠，当两者不能重叠时，血缘观念会阻碍阶级观念的产生，两者之间势必产生矛盾冲突，“对于致力于在中国发动‘阶级斗争'的革命党来说，摧毁这血缘之网、破除大众头脑中的血缘观念，就是关乎革命成败的大事”^[5]。1949年之后，“阶级至上”的观念进一步得到强化，并呈现在文学创作上，文学作品中普遍出现亲情的退场。即使作品中有对亲情的描写，一旦出现危及“阶级情”的苗头，就会招致批评。以曲波小说《林海雪原》为例，小说中少剑波“剿匪”的内在动因就有为姐姐报仇的这一面，而小说中他时不时会陷入对姐姐的追忆中而感到痛苦，小说中出现的亲情元素在当时受到批评，有评论者认为这会“冲淡了少剑波的阶级仇恨和革命义愤，甚至容易使人感到少剑波对于群众的感情，远不如他对亲人的感情来得深厚”^[6]。亲情退场的现象到“文革”时期发展到极致，典型作品就是样板戏《红灯记》，剧本中“三姓成一家”的人物关系尤其能凸显“阶级”对“血缘”的超越，“剧中这三代人是在革命斗争的战场上用献血凝成的一家人，他们之间首先是阶级之情，革命之情，而不是抽象的没有阶级内容的骨肉之情”^[7]。

再回到《创业史》中梁生宝和梁三老汉的父子关系上，假如柳青“继父养子”的设置是为了让梁生宝切断与传统农民的血缘关系，让其没有阻碍地走上合作化这条道路。我们可以反问一个问题:如果梁生宝和梁三老汉之间是亲生父子关系，这会阻碍梁生宝坚持走互助合作这条路吗?这里不得不回到梁生宝的人物设置上来，《创业史》并不像《红旗谱》《青春之歌》这类“成长小说”，梁生宝也没有朱老忠、林道静那样由“旧”到“新”的成长过程，因此也不会经历成长过程中从“旧”到“新”的艰难的，带有某种自我撕裂意味的心路历程，没有任何延宕、犹疑，“梁生宝几乎是天生地具有一种新农民的本质。”^[3]139我们可以看看梁生宝呈现出新农民特质的那一刻:

梁生宝不知从什么地方跑回家来了。他眉飞眼笑，高兴地跳着，大声喊道:

“解放啦!——”

“啥?”

“世事成了咱们的啦!——”

“啊?”^[8]15

对梁三老汉来说，“解放”大概就是不用受地主的盘剥，不用被抓壮丁，有了自己的土地。但梁生宝对“解放”的理解绝不同于梁三老汉，“他似乎获得了神谕，一下子就抓住了‘解放'的抽象意义，并从中找到了自己的真正本质。……他一下子就超越了赵玉林、郭全海们，他一下子就投身到共产党所领导的现代性事业中去了。”^[3]140这似乎也符合小说中对梁生宝的描写，他确实没有经历一个成长的过程，在这之前，他还和梁三老汉一样抱着凭借努力劳动发家致富的想法，从终南山出来之后就已经具备新农民特质了。作为“天生具有新农民本质”的新人，血缘不会影响梁生宝的信念，这也意味着即使梁三老汉是梁生宝的生父，也阻止不了梁生宝走互助合作这条路，梁生宝不会像少剑波一样因为顾念亲情而冲淡自己走合作化道路的坚定信念。同时，在家庭内部，梁三老汉作为长辈也并不像巴金《家》中的长辈作为权威者对子孙辈构成压迫，作为父亲的梁三老汉很少用自己“父亲的权威”处处压制子女。梁三老汉的梦想是成为“三合头瓦房院的长者”，这意味着老汉在潜意识里也存有封建家长制意识，但由于家庭结构的特殊，他必须处理好同生宝母子的关系，不能让生宝母亲这个让他重新拥有家庭的善良女人伤心，同时，深知创业艰难的他也清楚创立家业更多地要倚重梁生宝。出于维系家庭的目的，他也不能在家庭中成为一个颐指气使的封建家长，这使这个家庭没有太多封建家长制色彩，相反还有些民主的气息，这也让这个家庭在某种程度上有了“新家庭”的某些特质。相比之下，小说中王二直杠的家庭才是典型的封建家长制，作为父亲的王二直杠对栓栓和素芳的控制才真正呈现出“父亲的权威”。当然，“父亲的权威”与“血缘”也没有必然的联系，赵树理《三里湾》中王金生一家父慈子孝，家庭氛围非常民主，丝毫不存在“父亲的权威”。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是否有血缘关系并不成为梁生宝进步之路上的阻滞，在家庭内部，梁三老汉也没有用“父亲的权威”对梁生宝形成一种压迫。因此，“继父养子”这一设置并不能将其作为使梁生宝摆脱传统伦理关系缠绕的依据。《创业史》和《红灯记》是不同的文本，《红灯记》的背景是带有某种抽象色彩的“阶级斗争”，《创业史》的背景则是实实在在的乡土大地，农业合作化这场社会主义革命是在乡土世界发生的，它要面对的是充满质感的乡村的日常生活，这场革命如果想真正“在地”并获得成功，它必须直面农人们的生产、劳作、家庭、情感等“传统”问题。同时，“继父养子”的设置使得这个家庭比一般家庭更为特殊，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更为微妙复杂，“梁生宝的出身境遇非但不能使他‘彻底摆脱传统伦理关系的缠绕'，反而使他处在复杂微妙的家庭环境中。”^[9]这意味着，梁生宝所具有的“新农民”特质使其从传统农民群体中挣脱出来，但合作化运动的成功必须让更多的农民认可并参与这项事业，作为带头人的梁生宝又必须回到“传统”中，让其身上的新质与传统进行对话，这个过程同时也是“革命”与“传统”对话的过程，也是“革命”实现“在地”的过程。

小说中，梁三老汉对梁生宝的互助组最终是认可了，这里面当然有粮食丰收的事实让他看到了互助合作的优越性，更为重要的是满足了其情感深处对于尊严的渴望。当穿着“新棉袄新棉裤”的梁三老汉在黄堡集上享受着众人给予的尊重时，他从心底认同了儿子的事业。

梁三老汉的转变固然有物质层面的原因，同时由于其身上因袭的负担，他即使思想有所转变，也绝不是成为和梁生宝一样，具有极高社会主义自觉意识的人，但也正因为如此，他的转变才更值得关注，或者说，更具有普遍意义。梁三老汉的转变，情感的因素更为突出，也就是说，合作化运动最终与他情感世界里某种基于传统的诉求相契合。同时，梁三老汉和梁生宝父子，作为同一家庭的成员，由矛盾到最终和解，也让我们看到了“革命”如何在“家庭”这一社会最基本单位内与“传统”进行“对话”的可能，在这一过程中，传统伦理成为可以被有效“征用”的因素。

农业合作化运动是具有现代意味的社会主义革命，它试图通过实现共同富裕进而建构起一个新世界，需要打破农村旧有的小农经济模式，也需要破除人们头脑中的私有观念，因此必然要触动传统。这也意味着基于传统的血缘、地缘所产生的社群会对这一革命进程造成某种障碍，但合作化运动的成功又需要将人们团结为一个群体，这个群体需要超越血缘和地缘，同时也需要符合传统伦理的认知，否则不利于“革命”的“在地”。是什么非血缘地缘的因素能构成这样的群体呢?那就是群体成员的“共通的感情”^[2]31，或者可以将其称之为“情感共同体”，这里的情感类似于柄谷行人所说的“根植于如家族和部族那样的共同体所具有的相互扶助之同情心(sympathy)”^[10]207。某种意义上，基于“共通的感情”，“革命”和“传统”的目标达成一致，农业合作化过程中，经济问题固然重要，但它又需要被嵌入一个追求更美好生活的总体目标当中，这一目标不但是社会主义建设所要追求的，同时它又根植于传统，存在于人们“共通的感情”当中。这一“共通的感情”存在于个体的自我认知当中，存在于家庭及其成员当中，也存在于并无血缘关系的人们之间。

这里仍然将问题聚焦于梁生宝和梁三老汉身上，“共通的感情”首先存在于个体的自我认知当中，也即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他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小说中，梁三老汉是一个怎样的人?一个善良正义、朴实厚道的老农民，观念上保守，但绝对是一个“好人”，他收留生宝母子固然有自己建立家庭的私心，但这同样也是善的行为。他对生宝母亲承诺要把孤儿当亲生儿子一样抚养，并且发誓“我不会撒谎!”事实上，在以后的生活中，这个善良的农民给了梁生宝不亚于亲生父亲的怜爱。梁三老汉最初反对互助组，对之持抗拒心态，是其作为一个传统农民面对新事物时的正常反应，情有可原，但这种抗拒心态笔者认为不是因为对这项政策本身的抗拒，更多是因为梁生宝关注集体事业而对家里事有所忽略，正如文中梁生宝所说，“你给他说些进步话，他就好了; 他看见人家过光景，又生我的气了”^[8]230。由此可见，梁三老汉并不是像王二直杠一样顽固不化的人，他对共产党始终抱有感恩心态，这样一个“好人”潜在具有一定程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他后来的转变也正源于此。那么梁生宝呢?同样是一个“好人”，“学好——是梁生宝品质中永恒不变的一点。蛤蟆滩所有的庄稼人，都看出这一点”^①。文中也多处写到梁生宝的“好”，“他胸怀里跳动着这样一颗纯良而富于同情的心”^[8]131，“有啥法子呢?眼看见那些困难户要挨饿，心里头刀绞哩!”^[8]132但梁生宝的“好”不同于梁三老汉的“好”，“在他身上，既继承了老一辈农民的忠诚厚道、勤劳简朴、坚忍不拔的传统美德，又增添了目光远大、朝气蓬勃、聪明能干、克己奉公、富于牺牲精神，带领广大农民摆脱贫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时代色彩。”^[11]143可以说，梁生宝是一个“旧式的好人”和“新式的好人”的综合体。正因为父子两人身上的“好”具有某种程度的一致性，他们哪怕在互助组一事上有矛盾，但绝不会发展至形同水火的局面，相反，他们身上“好人”的特质反而能促使他们之间矛盾的化解。这里不得不提到小说中的白占魁，这是一个二流子式的人物，好吃懒做，不事生产，在庄稼人里没有好名声，他加入了梁生宝的互助组，并且也好好表现了半年，这固然是他想有个“好名声”以便将来能当干部，但你能说他意识深处没有一点要“学好”、想“进步”的心思吗?

前文说到，梁生宝是一个“旧式的好人”和“新式的好人”的综合体，以往人们更多关注其“新式的好人”这一面，这与时代呼唤“社会主义新人”的潮流是相一致的，对其“旧式的好人”一面有所忽视。但“这两个方面其实是紧密相关的——前者正是后者的基础，后者则是前者的发展。……这基础其实来源于渗透到乡村农家的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人文主义的良好影响，这影响不分阶级而普遍传播，贫雇农的优秀子弟也会深受濡染。”^[12]梁生宝从小就“学好”，显然是传统文化中的真善美的因素在支撑着，这一传统是存在于乡村世界的一种历史悠久并且极其强大的伦理意识，它渗透在农人们的生活世界当中，进而形成一种“德性传统”。这种传统也建构起很多农人对自我的期许，起到一种人格塑造的作用，这就是一种超越血缘、地缘的“共通的感情”，如果没有“旧式的好人”的梁生宝，也绝不会有“新式的好人”的梁生宝，渗透于民间伦理中的精神传统，也构成了社会主义新思想的一部分，在“革命”的“在地”过程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作为“好人”这一人性深处的真善美联结着梁生宝父子，但他们之间并不止于此，他们之间还有家庭的联结。因此，“共通的感情”在父子之间还呈现为非血缘的父子情，有论者称之为“拟亲情”或“准亲情”^[13]。不可否认，作为继父和养子，他们之间并不是完全没有隔阂，这从梁三老汉时不时流露出的“不是亲骨肉”的心态中就可以看出，他并不是毫不介意他和儿子之间的特殊关系，但他们之间的父子情也是真实的。当他和生宝母亲组成家庭时，“梁三的一个树根一般粗糙的大巴掌，亲昵地抚摸着宝娃细长的脖子上的小脑袋。他亲爹似地喜欢宝娃。”^[8]132生宝妈对梁三也“喜欢他心眼好，怜爱孩子”^[8]8; 得知梁生宝在财东家受欺负，“一直关切地站在旁边的梁三老汉，脸色气得铁青”^[8]10; 梁生宝被抓壮丁时，“梁三老汉坚定地卖了大黄牛，赎他回来”^[8]14。合作化运动开始之后，尽管在互助组的问题上两人之间存在矛盾，但他仍事事替儿子操心，儿子要进山，他因为担心、难受不忍当面告别。经过买稻种、终南山割竹子事件后，看到儿子毫不动摇的决心，他也服气了，对人夸口说，“宝宝有这个气魄，把十亩地和一个草棚院一脚踢了，肚里也顺气。要干，干吧!” ^[8]412以上都可以看出梁三老汉对梁生宝不亚于亲生父亲的关爱。而梁生宝也没有把继父当外人看，他内心始终感激梁三老汉对他的养育之恩，他深知父亲身上的“好”，也理解父亲抗拒新事物的心态。进山割竹前，任老四担心将才娃交给生宝母亲照顾会引致梁三老汉不满，梁生宝替父亲说话，“俺爹的人品也没错儿。他一天吃饭、干活、咄呐，三件事。咄呐是咄呐，心眼可正。今年他和咱们不一心，明年他就是咱们里头的人了。谁也没我清楚俺爹!” ^[8]177; 梁三老汉因不支持互助组，被樊乡长视为“忘恩负义，没良心”，梁生宝激动地替父亲辩护，“土地证往墙上一钉，就跪下给毛主席像磕头，这是没良心吗?樊乡长以为不是我亲爹，我听了他的话也许高兴。实际，我听了难受得很哩。他太把俺爹不当人了!俺爹是好农民。”^[8]215当互助组获得丰收后，梁生宝第一时间给父亲圆梦，让老汉感动地落泪。他们之间没有血缘关系，但他们之间的父子情依然恩重情厚。即便是后来被认为以“阶级情”超越“骨肉情”的样板作品《红灯记》，也不能说祖孙三代之间毫无亲情，只有“阶级情”。

在梁生宝和梁三老汉之间，作为“好人”的人格特征，以及非血缘的父子情让两人之间形成一种“情感共同体”，使其在精神深处具有某种一致性，让父子之间形成一种对彼此的认同感，这恰恰是后来梁三转变、父子和解的基础。同时，“情感共同体”是植根于传统的，这也恰恰体现出“革命”和“传统”的互动，这既是“革命”思想的“在地”，也是“传统”的现代转化。

从上文分析可以看到，梁生宝和梁三老汉的和解，梁三老汉对互助组，对儿子事业的最终认可，“共通的感情”起到了重要作用，这对父子之间的故事，也让人们看到，在“家庭”这一社会最基本单位中，“革命”与“传统”对话的过程。在家庭内部建构“情感共同体”相对容易一些，但合作化运动的目的是让更多农民参与到共同富裕这一道路上来，“家庭”这一平台就远不够用了，这就需要有超越家庭的“情感共同体”来联结更多人，在这一意义上，“相互扶助之同情心”就尤为重要。

这种“相互扶助之同情心”体现在方方面面，小到两个人之间，大到不同群体成员之间。在柳青早期的小说《种谷记》中就涉及到这一内容，小说中农会主任王加扶的妻子不仅迷信，也不支持丈夫操心集体的事情，她的转变意味深长，进步的妇女主任郭香兰带着挂面去看望她生病的孩子之后，她的思想就有了变化。“她早已接受了郭香兰的意见给三拴吃了药，三拴的痊愈不仅打扫了积压在她心上的忧虑，而且似乎对自己的汉和新社会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三拴的病好了之后，她才完全相信公家是可靠的，对‘工作'的观念也似乎略有些改变。”^[14]187王加扶妻子的转变也是源于郭香兰对她的“相互扶助之同情心”，郭香兰对她的关心，对她生病的孩子的关心无疑从情感深处打动了她，孩子的痊愈让一个落后的妇女对新社会产生了情感的认可，这和梁三老汉的转变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代表“新社会”的“妇女主任”对她的关心帮助其解决了情感深处因孩子生病而产生的焦虑感，同时，她和郭香兰之间有着共同的情感，即对孩子的关心，她的转变也正是源于此。回到《创业史》，梁生宝和他的互助组成员之间也有这一“相互扶助之同情心”，在梁生宝还是小青年的时候，为人正直仗义的他就赢得乡亲们的信任，任老三死前还将独子欢喜托付给他。在互助合作上，作为带头人的梁生宝在生活和生产上对他们多有照顾，即便是像栓栓这样不够坚定的人，梁生宝仍然给予其无私的帮助，进山割竹时，栓栓受伤，梁生宝慷慨地说，“你不能上岭的这些日子，我割的算你的!”，而高增福、任老四、冯有万、欢喜也坚定支持梁生宝的工作。这种“相互扶助之同情心”在梁斌的小说《红旗谱》中同样非常突出，朱家和严家三代人之间并无血缘关系，但两家人的“相互扶助”令人动容，朱老忠刚返家乡时，严志和积极帮他安家; 严家经济困难，朱老忠便资助运涛、江涛上学，更在运涛入狱时，一路步行至济南探监，彼此之间的“相互扶助”使两家人的情感联结非常牢固，而帮助更多受苦的老百姓也促使朱老忠等人走上革命道路。事实上，无论是梁生宝和其互助组成员之间，还是朱老忠、严志和两家人，他们同为“受苦人”，“受苦人”之间需要“相互扶助”，这也使他们建构起“情感共同体”。在《创业史》中，“相互扶助”体现了传统中国的乡土理想，也使得合作化运动获得了伦理上的合法性支持。

如果说，“受苦人”这一身份更容易让农村中贫雇农通过“相互扶助之同情心”建立起“情感共同体”，那么对于农村中的其他阶层这一方式未必有效，事实上，农民加入互助组的心态动机并不相同，是否存在某种因素能将这些心态动机不同的农民也联结在一起呢?小说中，杨副书记的一句话说明了合作化运动的实质，“靠枪炮的革命已经成功了，靠优越性，靠多打粮食的革命才开头哩。”^[8]82从表面看，这里强调的是合作化运动带来的物质收益，但这又何尝不是千百年来在土地上生产劳动的农民们的愿望，有哪个农民不愿粮食丰收呢!这一愿望又联结着千百年来在土地上劳作的农民们内心深处“创业”的梦想，生产劳动、获得丰收、积累财富、建立家庭、繁衍后代大概是每个农民内心深处的愿望。小说是写“创业”的故事，也呈现了不同农民的“创业”故事，这些故事无不让人感受到小说中洋溢的创业激情，“这是人物热爱生活、生命力旺盛、生气蓬勃的表现”^[13]。小说里身份立场各异的众多人物似乎都有着“创业”的理想，正面人物如梁生宝，中间人物如梁三老汉、郭世富、郭振山、梁大老汉和梁生禄，甚至连反面人物姚世杰也是如此。创业是艰难的，在土地上创业则更难，近代以来，时局动荡、内忧外患，大量农民失去土地，但即便如此，像梁三老汉这样的农民依然不愿放弃“创业”的念头。土地革命使农民重新拥有了土地，也使“创业”成为可能。梁三老汉和梁生宝尽管最初观念不同，但其实“创业”的目标是一致的，只是方式路径的不同。小说中，无论农民们处于何种创业阶段，无论创业是否实现，“创业”对于他们来说已经形成了一种“乌托邦远景”，对很多农民来说，“互助—合作制度对农民的吸引力，其实并非因为它在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先进性'，而归根结底是因为它在生产经营上有效地帮助贫苦农民走出了困境”^[12]。即是说，互助合作对农民的最大吸引力，就是帮助农民实现“创业”梦。小说中，“创业”对众多农民已构成一种“动员结构”^[2]18，这一结构，有可能让政策上的鼓动变成多数农民的信念，同时，“创业”也让农民形成一种他们可以理解的、非抽象的“新中国”概念。因此，“创业”可以形成一种比家庭伦理和“相互扶助”范围更广的“情感共同体”，这也意味着，农业合作化对乡村来说并不完全是一种外在的、自上而下的农业政策，它一定程度上契合了农民的自发心理。

同时，“创业”又和土地密不可分，在土地上劳作是农民们最初的“创业”形式，同时也是人类最原初的生命形式，“中国是一个有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农耕经济的持续性是中国传统自然经济的显著特点之一”^[15]50。农民在土地上劳动，这是他们的生活常态和生存方式，春耕、夏种、秋收、冬藏融于大自然的四季变化之中，溶于“天人合一”的“整体性”之中。所以，“创业”联系着农人对“土地”的感情，联系着他们最古老的生命形式，这一情感和生命记忆流淌在农人们的血液当中，构成了“农民和土地某种血缘般的‘共通的感情'”^[2]35。在这一点上，农业合作化运动获得了蕴含着农民情感生命体验的“乡土理想”的支持。

从《创业史》问世到现在，60年的批评历程恰恰是《创业史》之所以成为经典的见证，这也印证了这部小说可阐释的丰富性。《创业史》中所呈现的“革命”与“传统”的问题，不仅在当时，在当下仍然有启示意义，事实上，这一问题始终伴随着中国的革命进程，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及至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都不得不面对这一问题，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也呈现在文学作品当中。孟悦在一篇论及《白毛女》演变过程的文章中指出，《白毛女》这一文本的生产过程中，“政治话语塑造了歌剧《白毛女》的主题思想，却没有全部左右其叙事的机制”^[16]122。孟悦主要谈论的是《白毛女》中的“政治话语”与“民间话语”问题，但同样可以将其置换为“革命话语”与“传统话语”的问题。柳青的《创业史》同样可以用这种观点解读，“共同富裕”“两条路线斗争”之类的“革命话语”塑造了小说的主题思想，但小说中依然存在“非政治”的“传统话语”，这不仅只是叙事层面的问题，更说明了在农业合作化具体过程中“革命”与“传统”的问题。小说中，民间传统伦理的潜移默化作用于个体、家庭以及更广泛的“情感共同体”，最终促成了“革命”的“在地”。

《创业史》的时代早已过去，但小说中“革命”与“传统”所带出的“革命中国”与“传统中国”的问题依然存在。当下中国的方方面面仍然处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实践的过程，而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一个历史的运动过程，这一过程可以将之理解为“对‘革命'理念(共产主义设想)不断回应的过程”^[2]12。中国不断发展的现代化，不断积累的物质财富，不断增长的GDP，人民生活的日益富足无疑也是对革命理念(共产主义设想)的回应，但当下日益加速的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却又带来了贫富分化、阶层固化等问题，《创业史》中所追求的共同富裕、公平正义在当下还未完全实现。当下的中国仍然需要对共产主义设想进行回应，仍然要解决当年农业合作化运动所试图解决的共同富裕、公平正义等问题，这需要一种革命的勇气，在这样的过程中，伦理、道德、情感等传统因素能起到什么作用?这无疑是值得深思的，这也是《创业史》留给今天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