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消费时代、大众传媒的合谋下，一批批热词有规律地生产着。流行语“打工人”“内卷”“躺平”等此起彼伏，互联网“黑话”:“赋能”“链路”“颗粒度”等被运用到各个领域，热词被一遍遍地口耳相传，人的个性表达逐渐减少。这些流行语某种程度上确实概括了当下现状，引起了主体间的共鸣。但是在媒体的造势和微媒介的助推下，它们有着规训主体表达和思维的嫌疑。布莱恩·罗伯逊曾说，语言通常是文化的口头表达，而且语言能创造文化。这些热词的涵义被泛化，被人们不加分别地广泛应用，人们对自我、对他人、对社会的认知被规训着。千篇一律的表达僵化了思维，人们变得机械化，“容易受外在事物的影响产生焦虑感，但也会通过寻求与群体一致而消解它”^[1]。人们时刻担心被时代淘汰，担心自己、他人、社会是否满意，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似乎都患上了焦虑后遗症。而解决焦虑的办法就是主动接受这些热词的“洗脑”，加入群体、消融自己，在群体的庇佑下，主体的自我认知不复存在。

媒介正逐渐发展成一种媒介霸权，正如法国政治学家阿历克谢所说:“媒介就像一双充满权力的眼睛注视着我们的生活。”^[2]媒介权力的发达推动媒介话语的生产、流通，并逐渐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从而拥有了对其他话语的支配权，建立起了媒介话语霸权。表面上看，媒介话语似乎向人们呈现着客观现实，实际上，大众传媒所传播的内容并不是客观真实，而是“媒介真实”。人们在这一过程中看似跨出了自己生活的圈子，获得了与外界更广泛的联系，但这种联系带有很大程度的虚幻性，它使得人们逐渐疏于现实，人们的心理距离越来越远，而且面对各种信息的狂轰滥炸，人们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信息，在亲手搭建的茧房中日渐封闭，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在潜移默化中被侵蚀，最终陷入孤独和虚无中，而这又反过来加重了人们对媒介的依赖。在这种恶性循环中，主体缺乏或者丧失了自省的机会，只会越陷越深。

(1)自恋式表达。自恋式表达体现为通过各种方式的言说表现自己。社交媒介上主体借助话术技巧进行充分的自我表白，有时是自我夸耀，有时是欲扬先抑，有时是自我贬低，不论是哪种方式都是以“我”为核心，拉什认为“即使是最好的自白作家也只是在自我分析和自我沉溺之间徘徊”^[3]6。最近大火的所谓“凡尔赛文学”现象，实质上就是主体以现实生活为基础，再加上一点艺术手法的点缀，在微媒介表达自己的优越性。以一则博文为例，博主第一次编辑写到“……后来我搬到别墅区”，第二次编辑改为“后来我人生升级”，第三次编辑又改为“后来我换了别墅”，这三次更改都是通过使用修辞技巧以达到炫耀的目的。

主体通过自恋式的表达以期获得认可，这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内心的空虚和不满足，这种表露与其说是自白不如说是掩饰，“一个人个人体验的具体表现又使留存在于人们意识底层的喜欢夸大炫耀的特点——在经过一番适当的掩饰本意、驯服和中性化之后——有可能得到满足”^[3]17。他们看似在真诚的表达，其实并没有进行自我审视与反思。自恋式表白不仅仅是自我的表露，也是对空虚、堕落、焦虑和迷茫的一种掩饰，主体过度贩卖“人设”，也反映了自身的空虚和浅薄。而且自恋式表达也面临着尴尬，那就是受众并不是一味地被牵着鼻子走，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表达方式，极易被观众察觉。自我自以为披上了严肃的外衣，但他们有意借此收获认可的目的轻易地被观众察觉，“看客”观看了“晒者”所有意呈现出来的内容满足了好奇心，但是他们的表达不会被严肃对待，甚至收获的是无尽的嘲讽。

(2)自我解构式表达。自我解构式表达即对自己进行解构与攻击，以此来获得众人的认可，最典型的方式就是自嘲。自嘲是以缓冲矛盾、转换焦点为目的，建立在自谦自爱自信的基础上，是讲究分寸的。但是在消费时代，自嘲变成了“亲切的暴力”，通过对自我言语上的攻击、撕裂来获取安慰，个人在观众面前借助过度的自嘲“亲切”地展露自己的伤疤，通过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示好，试图消除他人对自己的攻击，进而建立起宽容、友善、积极的形象。或者为了化解自己形象上的污点，自己首先向自己发起猛烈攻击，占据话语权制高点，希望借此拉近与观众的关系，进而可以进入群体。

这种在自己的伤口上反复撒盐的行为变成了获得群体认同的敲门砖。实际上，过度自嘲不仅是对自我的暴力，个人要对自己进行解构，甚至将隐私和伤痛言说给他者听; 这也是一种对他人的暴力，表现为通过对自我的疯狂解构，逼迫他者或是群体重新审视自己，希冀通过自我攻击控制别人对自己的评价。除此之外，过度自嘲者要求他人也必须接受相同程度的攻击或解构，自嘲由此成为攻击他人的糖衣炮弹，还要求他人不予以异议。过度自嘲者已经不是对自己的宽容和谅解，而是对自己的压迫和对别人的绑架。

(3)沉默的诉说。在众口言说的时代，人人借助媒介工具展现自我，一条条朋友圈、微博、ins等构成了线上交往的模式，人们的交际凭借点赞、评论、转发来完成。但有许多人在媒介发达、网络虚拟世界兴盛的时期选择克制和沉默，坚持不点赞、不评论、不转发，甚至拒绝微媒介工具的使用，沉默具有了策略性的意味。一方面，沉默者运用这一策略来建构主体，他们通过克制自己的表达欲、表现欲来营造出一个理智、冷静、客观的自我形象，在他们看来有一群看客在注视着自己，为了与在微媒介上肆意表现的人有所区别，沉默者“另辟蹊径”，构建另一种充满个性的主体。另一方面，沉默是被用来对抗社交媒介虚假性的工具，沉默者认为媒介上的自我呈现是有意塑造的，朋友圈展示的自我，既不是匿名时代无拘无束的自我，也不是面对面互动中的真实自我，为此沉默者借助沉默来表达自己的立场。

沉默的对抗是否能达到抵抗虚假自我和媒介对个人的异化是值得怀疑的，当然不乏一些真正理性的人，他们拒绝使用微媒介，他们不需要朋友圈、微博等虚拟社交软件来塑造或展现“真我”。但一大部分人似乎陷入了悖论，对抗的前提是承认在媒介中的自我形象是虚假的，然而沉默者的“沉默”行为恰恰也在被媒介世界中的观众观看。不互动、不点赞、不评论、不使用微媒介等在一定的语境中就是以另类的方式在媒介世界展现自我，那么这个“沉默者”的形象也是虚假的。从这个角度出发，沉默者似乎走入了用自己所反对的方式来进行主体建构的窠臼。

媒介技术催生出了自我的表演欲，表演舞台就是社会。戈夫曼将表演场域分为“前台”和“后台”，在表演的“前台”，人们为了达到自己预设好的印象，一些伪装是必要的，“当个体随着不同情境来扮演特定角色时，他就必须欺骗自我以符合情境的框架”^[4]，为了符合受众的期待和社会规范，他需要设计情境来完成“印象管理”，在他精心设计蓄意谋划下，言不由衷和言行不一是常见的现象。表演者在“前台”营造出社会化的“理想自我”，他的目的是通过表现自己从而获得他人的认可，甚至是控制他人对自己的看法，“个体会以一种完全筹划好的方式行动，以一种既定的方式表达自己，其目的纯粹是为了给他人造成某种印象，使他们做出他预期获得的特定回应”^[5]5。如此一来，表演便具有了功利性。在“后台”的自我则处于不被众人关注的私人空间，在这里表演者可以卸下面具表现真实自我，不用过度担心承担的社会角色，较少受到“前台”的影响。

在媒介技术的影响下，个人在社会中逐渐分裂成两个自我:一个是在交往行为中拥有良好形象、受到良好评价的“理想自我”; 一个是远离人们注视的，自然状态下的“真实自我”。二者长期处于动态转化中，转化的积极结果是个体在自我剖析、自我审视中走向平衡，如果天平向任意一方倾斜主体则会陷入虚无和焦虑。

现代社会个人的身份认同已经从单一走向了多元和建构化，“主体在不同时间获得不同身份，再也不以统一自我为中心了。我们包涵相互矛盾的身份认同，力量指向四面八方，因此我们的身份认同总是一个不断变动的过程”^[6]277。大众传媒的发展为主体的构建提供了多重选择，在网络这样近乎游戏化的场域中，角色的多元和虚拟使得人们可以随意转换身份，在不同的角色中体验不同的生活状态，从而表现出不同的自我状态。在多样化的情景和场域中，一方面，媒介为人们提供了技术支持，在不同的角色中可以发现被尘封的自我，“一个人有多少个社会自我，这取决于他关心多少个不同群体的看法。通常，面对每个不同的群体，他都会表现出自我中某个特殊的方面。”^[5]39进而构建出新的自我。另一方面，网络媒介技术创造了一个丰富多样的环境，自我认同模式逐渐多元，在各种情境的刺激下自我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多元开放型的主体生成。

开放型主体并不代表自我的分裂，在传统环境中自我会形成单一的认同模式，媒介时代带来了多样化，认同模式也走向了多元，个人的潜能得以充分挖掘，人们更多的是复合式的主体。在某个阶段，受当时经验的影响，自我也许会导向一个暂时的统一，在新的情景的刺激下，自我又会不断发掘未启封的自我部分，走向新的统一，开放型自我就是在如此不断循环中不断认识自己、更新自己。

个人利用媒介肆意地标榜着自我，导向了自恋型自我的主体构建方向。自恋者总是以自己为核心，总认为自己是与众不同的，周围没有人可以与之进行深度交流，抑或对自己有近乎苛责的要求，常因满足不了要求而产生自我憎恨。不论是自我崇拜，还是自我憎恨，都是对自我的过度关注。“自恋主义者……要依靠别人才能感到自尊，离开了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的观众他就活不下去。”^[3]9自恋者寻求一种明星效应，满足于他人对自己的关注，他们非常在乎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和评价，因而他们也是最热衷于在观众面前进行自我表演的，他们“把自己看成是一个不断受到朋友和陌生人监视的演员”^[3]101。

大众传媒、消费时代使得个人主义摆脱了集体主义的桎梏，个性主义发挥到极致。人们相信每个人都有展现自己的自由，理性主义的兴起也让人们相信意义是自己的主动选择，而这个选择必然合理和有意义。这都使得人们对自我更加关注，不可否认自恋是人的本能，但是媒介的发展使得这种本能更加深化。

大众传媒的兴起与消费时代的来临冲击了原有的社会秩序和道德伦理，技术的发展使人们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时空关系，媒介时代，人们从实时实地的“在场”支配中解放出来，“现代人可以在虚化时空关系中无限重构自我，通过另类的方式实现自我认同”^[7]。在这样开放和多元的认同语境中，主体面临着确定性统一性的自我追求和经验的多元碎片化的冲突。自我总是倾向于呈现一个确定的统一的自我，然而处于这样开放的语境中，经验的碎片化、认知的碎片化是常态，这又总是会导向多样的、“分裂”的自我。那么在“脱域”的环境中，二者间如何调和?事实证明，“多元的自我可以并行，它们可能通过某种机制，最终能够在一个完整的自我中相互协调”^[8]，自我主体总是在统一和多元中维持动态平衡，绝对的统一会导向单一脸谱化的人格，而绝对的多元又会导向分裂人格。只有以确定性和统一性为追求、为目标，在多元多样、碎片化的实践中丰富完善自我，才能构建一个平衡的自我状态。

消费主义和大众传媒的合谋下，全民狂欢的时代来临。狂欢具有颠覆性、解构性、宣泄性和无等级性的特点，表现为去中心化和反权威化。在媒介时代具体表现为网络的匿名性和自由性打破了传统的等级制，既定价值观念与多元价值观念相矛盾，经典和权威受到大众的质疑和解构，传统道德伦理、规则伦理、哲学基础等不断被拿来消解和戏谑，代之而起的是丰富的，甚至是混杂的不确定的价值观。表面上看，人们在这样的语境中似乎越来越自由地全面地认识自己，建构自己，实际上，正确的确定的价值观一直被解构，新的价值观又没有立足之地，自我在解构的狂欢中陷入历史虚无、生活虚无的窠臼，自我试图拂去遮蔽的面纱，但新的遮蔽又形成，个人永远没有机会真正认识自己。

媒介时代是个人主义疯狂生长的时代，人人追求个性化。社会领域的群体认同仍然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个体。几乎人人热衷于通过精心设计以迎合群体，甚至为了得到群体认同不惜对自我进行疯狂解构，在这个过程中，真实自我已不再重要。个人和群体如何在媒介发达时期获得健康的关系关键在于主体对自我的认知是否清楚和深刻，自恋型自我和表演型自我呈现出来的对自我的过度关注、对他人的过度在意，都造成了对自我真实想法和认知的忽视。

媒介技术的进步催生出了线上虚拟世界与线下现实生活两个场域，也引发了线上理想自我和线下真实自我的矛盾。一方面，线上自我希望摆脱现实的束缚，全心全意做自己或塑造理想自我。在“脱域”的媒介环境中，人们可以更加自由的表现自己。社交媒介中的自我承载着现实主体的诸多欲望，尽情地彰显着理想中自我的模样。另一方面，线上自我又与现实生活有着藕断丝连的关系。线上自我“负载了太多现实因素，将现实的生存欲望和名利欲望过多地移接到虚拟世界中”^[1]。在线上带有理想色彩的自我想象与线下受到现实制约的真实自我的交织中，容易引起主体对“真我”的怀疑，对生活的冷漠，从而陷入虚无主义。

如何辩证理智地对待二者，就显得尤为重要。不可否认，线上自我总是将自我或环境美化，给人以虚假自我的印象，但是线上对象化的“我”与线下“真我”并不是完全的虚假和真实的关系，某种程度上，个体在线上线下所呈现出来的都是真实自我的不同侧面。但二者要有一个支柱，理想自我必须对应到现实主体，要立足于现实，缺少根基的理想自我想象将会走向空虚和不切实际。

米德提出“‘客我'表现了一种存在于我们自己的态度之中，并且要求我们作出某种反应的、明确的共同体组织”^[9]192。在媒介时代“客我”体现得极为明显，人的被动性发挥到极致。技术的不断发展推动媒介权力的逐步生成，“人只能依赖于信息环境及其赋予的定义而生存。在这样的现代环境的结构下，有时人就会被信息环境——‘虚拟环境'所欺骗”^[10]127。人的价值判断、认知方式、行为活动、思维方式等在媒介搭建的“拟态化”世界中呈现为被动受限的特点。市场资本在另一方面规训着主体的被动性，不仅仅体现在对物的渴求上，人在市场的刺激下被用来谋求利益。“人们极想同价值稍高的‘包裹'打交道，以便通过接触而找到机会。人们希望用自己的社会地位，即自我，交换价值更高的社会地位”^[11]121，人变成一件待价而沽的商品，时刻考虑着如何才能让价值最大化，如此一来人逐渐丧失了自我反省的能力。

媒介时代人的被动性体现得淋漓尽致，主动性则受到禁锢。“‘主我'是存在于他自己的行为举止内部的、他针对这种社会情境采取的行动，而且它只有在他完成了这种活动之后，才进入他的经验。”^[9]也就是说，“主我”体现为一种带有无意识的行为举止，在这个行为举止过后便会经验化为“客我”，“主我”对象化为“客我”，这样才会构成一个完整的自我。“主我”和“客我”的互动过程以及二者的并存构成一个完整的自我人格。在这个过程中，双方的关系是主动地自我转化。但是在媒介社会，让“主我”和“客我”维持互动，在社会规范和主体自觉之间保持平衡，将展现自我和制约自我平衡起来变得十分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