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话语理论和生态理论引入思想政治教育均已经获得了较为广泛的认可,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和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二者的结合,可以为我们探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生态”的概念提供一定帮助。邱仁富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定义为“在一定社会主导意识形态支配下,遵循一定的语言规范、规则和规律,并在特定的话语语境里,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过程中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用来交往、宣传、灌输、说服,以及描述、解释、评价、建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和主体间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行为表征的言语符号系统”^[2]28。可见,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本质是一种言语符号系统。作为一种主体属性较强的实践活动,每一历史时期、每一场景、每一个体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时,选择和使用的言语符号系统都具有差异性,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是一种多样化的言语符号系统。而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研究方面,学科领域内存在两种比较明显的趋向:一是认为生态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内容之一,思想政治教育应当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二是将生态思维、生态价值等引入思想政治教育,强调要把思想政治教育看作一个有机整体,它的内容、功能、方法等构成互相依存的子系统,这些子系统为思想政治教育大系统的平衡做出贡献,形成一个有机活动体。思想政治教育生态实际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之间关系的生存和发展状态。结合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和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的建设成果,我们可以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生态初步界定为思想政治教育多种言语符号系统之间以及各系统内部要素之间关系的生存和发展状态。照此理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生态可以大体区分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内生态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外生态。它的内生态是指话语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生态联动; 它的外生态是指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系统与其他话语系统之间的生态联动。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表现为一种无形存在,是一种独特的软环境,其和自然生态一样也遵循一定的发展规律并具有相应的特征表现。第一,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生态具有多样性。在自然生态中,不存在单一化的生态模式,往往动物生态、植物生态等并行存在,构成整体的生态链。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生态具有多样的生存和发展状态,话语并列、话语共融、话语竞争是三种常见形态。值得注意的是,话语竞争的生态模式是绝对的、持续的,话语并列与共融则是相对的、暂时的。第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生态具有主导性。统治阶级总是通过“思想独立化”的形式将本阶级思想文化上升为国家意志和行为,因而统治阶级不仅在经济基础上占据统治地位,同时也在上层建筑中居于主导席位。这也导致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生态中,统治阶级话语往往占据主导地位,引领着其他话语的发展。第三,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生态具有建构性。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生态并非一种凝固不变的生存和发展状态,一种话语生态的形成需要经过长期建设和持续培育过程。当然,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生态也并非无规律的变化,相反其具有极强的可塑性和建构性,与自然生态一样需要维系、保护和建设。受到污染、破坏时,可以整饬、修复与复原; 发生新变化、新情况时,可以创造发展。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生态的多样性、主导性和建构性,决定了其处于一种“生长的动态平衡”^[3]1中,保持着相对的平衡状态,但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变化。但究其根本存在形式来讲,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生态和自然生态类同,具有良好的话语生态和非良好的话语生态两种形式。

良好的话语生态是一种整体关联、动态和谐的生存和发展状态,是多种话语之间的整体平衡。话语和谐和话语竞争是良好话语生态的自然态。所谓话语和谐指的是话语之间保持共生、同向和发展的质态关系。话语共生是话语和谐的初级阶段,话语同向和话语发展是统治阶级建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生态追求的两种主要质态。话语竞争是良好话语生态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生态里所存在的各类形形色色话语,其阶级属性、行业特色、价值指向等均不一致,因而从根本上来说是异质的。异质话语之间的和谐共融是相对暂时的,彼此互相竞争则是绝对的。

非良好的话语生态是一种破坏系统、混乱无序的失衡状态,造成话语生态的破坏和污染,诸种话语之间往往陷入恶性斗争。非良好的话语生态的根源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失衡以及思想领域的混乱。思想政治教育话语非良好的话语生态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一是“话语中心主义”。话语中心主义遵循“以我为中心”的逻辑,对自身的话语体系盲目自信,认为自身话语是优等话语,其他话语都是劣等话语。二是“话语霸权主义”“话语殖民主义”。“话语霸权主义”和“话语殖民主义”是一对孪生兄弟,是政治强权、经济强权、文化强权等的话语表现。话语霸权和话语殖民遵循“强权就是真理”的逻辑,肆意抢夺议题设置权、解释权,破坏话语规则、话语生态,依靠强权输出自身话语,其根本目的是要兜售自身思想体系,从而干涉他人事物,侵略他国内政。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向全球兜售“普世价值”“宪政民主”“人权政治”等本质上就是一种话语霸权主义和话语殖民主义。三是“话语依附主义”“话语拿来主义”。与“话语中心主义”相反,话语依附主义遵从“拿来”的逻辑,按照他人的话语体系发展自我、解释自我,亦步亦趋、邯郸学步,不能根据自身的发展、自身的道路,建构有自我特色的话语体系。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生态和自然生态一样,容易受到污染,一旦污染,再想恢复治理就要付出一定代价。这是值得思想政治教育学科重视的一个现实问题。

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1952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已使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时代宣告结束。”^[5]1新中国的成立意味着中国共产党肩负的任务发生了深刻变化,工作重心从乡村转移到了城市。这种转变为中国共产党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塑造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话语生态提供了空前有利的条件,“我们有了更好的宣传马列主义的条件”^[6]290。但中国共产党从国民党手中接过来的不仅一个政治经济上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同时也是一个思想上鱼目混珠、混乱无序的破罐子。因此,“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5]91就与恢复国民经济、解放全中国、镇压反革命、开展土地改革等一道成为了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重要任务。

围绕新中国成立之初思想文化领域的主要任务,中国共产党通过“肃清、争取、团结、改造”的方针政策,塑造了具有新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型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生态。“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政治发展状况相联系,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各种思想多元并存。无产阶级思想、民族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与帝国主义思想和封建主义思想残余同时存在;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同时存在。”^[7]175-176针对思想领域的复杂形势,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新民主主义性质的规定,中国共产党对盘旋在人民头脑上空的思想体系进行了分区应对,发展了为人民服务为内核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反动派残余既给予政治上、军事上的坚决打击,在话语上采取坚决的话语肃清策略,清除其对人民造成的极坏影响。在承认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五种经济形式并存的合法性基础之上,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思想话语体系采取了话语承认和话语批评相结合的话语策略。对此问题,毛泽东曾说:“要求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的思想,或者说,不许资产阶级想剥削赚钱的事情,只许他们和工人一样想‘没有劳动,没有生活'的事情,只想社会主义,不想资本主义,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8]236-237因此,只要民族资产阶级,接受《共同纲领》和工人阶级的领导,经营有益于国家人民的事业,新中国就可以承认他们的思想体系及话语的合法性。但承认话语体系的合法性并不意味着放弃话语斗争,恰恰相反,中国共产党一直强调要注意思想斗争,“必须要反对自由主义的风气和自由主义的态度”^[6]301,对于非无产阶级、非马列主义的思想,“要批评,指出它的错误”^[6]301。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及其话语不批驳行不行?不行,这是一个事关思想之间较量的问题,如果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占了上风,那么新中国就要面临失败。中国共产党在对反动思想话语体系、资产阶级话语体系区分采取话语策略的同时,对自身内部的话语体系采取了一元化的话语策略。在党内只承认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无产阶级话语体系的合法性,绝不允许指导思想出现多元化的现象。除此之外,“在国家机关的一般工作人员中(不包括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在内),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去教育他们,改造他们,以达到清除他们的资产阶级思想的目的”^[9]145。这就意味着,国家体制内也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去改造其他的话语体系,以达到纯洁国家机关内部思想体系的目的。新中国成立之初话语塑形、话语肃清、话语承认、话语斗争等多样式话语生态的交织存在,与过渡时期的新民主主义性质是分不开的,总体而言是一种革命性的延续。

新中国成立初期革命型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生态的塑造坚持了两项基本原则,这也是这一时期话语生态塑造的经验生成。第一是坚持“不要四面出击”的原则。“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这样一来,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就孤立了,地主阶级就孤立了,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就孤立了,帝国主义在我国人民中间就孤立了。”^[8]75-76面对“我们的敌人是够大够多的”政治环境,与政治军事上的不四面出击,不搞全面紧张一样,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生态的塑造与形成,也没有采取急于求成,用马克思主义话语对整个话语体系进行改造的办法,而是采取了“争取、改造、团结”的策略,塑造了具有典型革命特点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生态。第二是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原则。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宣传工作领域,有许多人把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社会制度的宣传和新民主主义的行动纲领相混淆,不注重二者之间的分别。“为了建立和巩固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应当提倡和鼓励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和毛泽东思想的学习。这种提倡和学习,目的是在保证和贯彻目前历史时期的新民主主义建设,并不是要求立即实现社会主义。”^{[5] 91}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生态塑造时,话语肃清、话语承认和话语斗争是为新民主主义建设服务,而在党内实施的话语一元化,对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话语改造,用马克思主义话语对被反动思想污染了的话语生态进行重新矫正与修复,目的是在更大范围内确立科学思想体系的引领地位,从而确保整个思想领域在马克思主义的引领下,朝着社会主义方向行进。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1953-1956年),随着政权的巩固和经济的恢复发展,新中国进入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和对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实行有系统的改造的阶段” ^[10]700。《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明确将这一阶段规定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并对过渡时期的路线方针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应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10]701过渡时期和“一化三改造”成为这一时期各个领域最为核心的话语表达内容,改造样态也逐渐取代革命样态成为了这一时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生态的典型面相。

为了适应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任务,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同步思想改造实践活动。“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8]231主要矛盾变化的牵动下,新中国成立前三年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生态多面相呈现的景象旋即转变为无产阶级思想话语体系和民族资产阶级思想话语体系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中国共产党改变了以往对民资产阶级话语承认和话语批驳并举的策略,转而运用了话语改造这种包容性、针对性都明显更强的话语塑形方式。在承认民族资产阶级思想话语体系合理部分基础上,更加突出无产阶级思想话语体系对资产阶级思想话语体系中不合理部分的改造。“政治思想教育的任务,是树立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培养辩证唯物论世界观的基础和共产主义的道德。”^[11]197在中学教育里,要求巩固和加强工人阶级思想的领导地位,增强社会主义思想,彻底批判资产阶级思想; 在广大知识分子群体里,则重点开展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活动,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实质上,中国共产党人在号召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同时,总是强调要善于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认识和解决自己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这样就在资产阶级思想话语体系和无产阶级思想话语体系之间,建构起了改造和被改造的关系网络,使得整个社会主义改造时期,都因为二者之间的关系而呈现出改造型特征。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生态领域内还有一个重要的生态关系值得注意。新中国成立前三年的主要任务主要集中在巩固和恢复上,1953年这个任务转变为大规模经济建设,在一个极度贫穷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确实是一个历史性难题。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给出现成的答案,向先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苏联学习就成为了一条求解现实难题的道路选择。正因为如此,毛泽东等领导人向全国人民发出了掀起向苏联学习的热潮之号召,因而“学习苏联”等苏联式经验话语也成为了这一时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苏联的经验话语体系和本国原本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之间应当保持一种怎样的关系?“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应该采取真心真意的态度,把他们所有的长处都学来,不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而且学习他们先进的科学技术,一切我们用得着的,统统应该虚心地学习。”^[8]263-264对苏联经验话语体系的学习借鉴并不是“照单全收”和“全盘苏化”,而是学习吸收其中好的部分,适用于中国实际的部分,那种模仿和照搬的态度,是一种缺乏民族自信心的过分依赖。在对苏联经验话语体系的科学态度之上,中国共产党生发了多种文化之间的良性发展生态之原则,一方面承认“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12]41,另一方面强调“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12]41,这也成为塑造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和其他话语形式之间良好生态关系的准则之一。

改造型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生态是中国共产党处理两种或多种话语之间关系的典型之作。运用无产阶级思想体系对民族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尤其是其中的唯心主义思想部分,取得了巨大成功,从而为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胜利提供了思想和话语保障。在改造过程中,有两个塑造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生态的原则方法值得关注和沿用。一是坚持企业的改造和人的改造同步进行。“为着做好这些工作,我们必须采取企业改造和人的改造相结合的工作方法。这就是说,在改造资本主义企业的过程中,必须注意采取教育的方法,组织资本家的学习。逐步地改造这些资本家,将他们由剥削者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13]156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通过和平赎买、统购代销、国家资本主义等方式对其进行了整体改造,但这种改造只是针对企业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掌控企业的资本家何去何从是一个关键问题。中国共产党发扬了其思想政治教育的传统优势,把对企业的改造和对资本家思想的改造实行了并轨,通过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占据在民族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中的唯心主义进行了坚决的驱除斗争,逐步引导资本家在思想上转向社会主义。有的资本家通过教育,成功转变为具有坚定无产阶级立场的马克思主义者。坚持企业的改造和人的改造同步进行的方法,启迪我们在塑造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生态时不能只强调让渡利益赢取人心,也不能只见思想不见利益观照,利益话语和思想话语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生态中是一对深度相关的辩证统一关系。二是坚持小民主优先的原则和方法。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说过,“对于资产阶级分子和知识分子的旧思想和旧习惯的改造,要在巩固团结他们的方针下,继续进行长期的教育。人民内部的问题和党内问题的解决的方法,不是采用大民主而是采用小民主。要知道,在人民方面来说,历史上一切大的民主运动,都是用来反对阶级敌人的。”^[12]160-161大民主往往是轰轰烈烈的群众斗争方法,而小民主则是处理人民内部之间矛盾的办法,其最主要的方法是教育的方法,比如讲演、上课、培训班以及批评和自我批评。“由于我们国家政治和经济的各种因素,再加上我们加强组织资本家本身的学习,就有可能促使资产阶级中间的进步分子的数量逐渐增加,中间分子和落后分子的数量逐步缩小,并且大大减少许多资本家的违法行为。”^[13]157可见,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通过小民主的方法可以达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目的,从而确证了“中国共产党的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和采取国家资本主义作为过渡形式这一根本政策”^[13]157的正确性。从小民主的方法原则我们可以认识到,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生态塑造进程中,有许多同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不协调不平衡话语关系,这种话语之间的关系,不适用于激烈的斗争方式,而需要秉持调动积极性、保持发展团结的原则进行话语之间的协同,从而形成人民内部诸种话语同向良性发展的话语生态。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1957-1966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胜利完成,宣示了社会主义在新中国的确立,也昭示着新中国进入了一个全新性质和全面建设的阶段,但建设社会主义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而言都尚处于探索和起步阶段。“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 广大群众一面欢迎新制度,一面又还感到还不大习惯; 政府工作人员经验也还不够丰富,对一些具体政策的问题,应当继续考察和探索。这就是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有一个继续建立和巩固的过程,人民群众对于这个新制度还需要有一个习惯的过程,国家工作人员也需要一个学习和取得经验的过程。”^{[12] 216}阶级斗争的基本结束和新制度的刚刚建立,催发了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潮,并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由于经验的不足和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也使得社会主义建设在曲折中前进。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生态方面,这种探索和起步表现为正反两方面的交织呈现,一方面进行了塑造思想政治教育良性话语生态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另一方面非良性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生态在这一时期开始初步凸显。

经过新中国成立之初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话语淬炼,中国共产党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生态的认识也日趋理性完备,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社会主义话语生态塑造体系,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生态具备了良好的稳定性、建设性和发展性。基于大规模群众阶级斗争的基本结束以及阶级斗争不会完全结束的事实认识,中国共产党认为矛盾在社会主义依旧存在,但是这种矛盾应当划分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激烈对抗,人民内部矛盾则是同质同向上的是非问题。这也就为中国共产党塑造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生态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而言,一方面有激烈对抗的敌我话语冲突,比如无产阶级话语和封建主义话语、官僚主义话语、帝国主义话语; 另一方面又有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内部诸种话语形式之间的矛盾与斗争。因而,塑造话语生态的方法论也存在差别,针对敌我状态的话语体系,可以采用强制和压服的方法; 针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内部诸种话语形式的协调关系,则要遵循“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12]209的方法论准则。除了原理与方法的构建之外,中国共产党还创造性地提出并解决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一元化和多样化互动的问题。毛泽东等领导人历来强调“无论在党内,还是在思想界、文艺界,主要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必须力争是香花,是马克思主义”^[12]197,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必须是马克思主义的,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元化地位,而不能是其他什么主义。为了确保马克思主义话语地位,中国共产党在农村中普遍展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在人们的思想上继续破除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大立共产主义”^[14]452; 在学校坚持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教育和思想教育,培养师生的工人阶级观、群众观、集体观、劳动观以及辩证唯物主义思想; 在思想战线上,坚持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旗帜,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彻底清除资产阶级的政治影响和思想影响,提高人民群众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然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实现形式是否也只能是一元化的?毛泽东等认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础上,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实现形式应当坚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原则,“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12]230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上,离开马克思主义这个灵魂向导,话语多样化就可能变成话语自由化的温床。反之,如果抛弃话语形式的多样化,只有一种模式,就会使得话语陷于僵化。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生态塑造方面作出了原创性和奠基性的理论和实践贡献。然而从时间纵观对比来看,这个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生态和建国之初、三大改造两个阶段相比,有着截然不同的形势和特点。建国初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生态的着力点主要集中在无产阶级思想话语体系和封建主义、官僚主义、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型关系,目标是要使得无产阶级的思想话语体系在乱象丛生的话语之林获得稳固的话语权;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生态的着力点在无产阶级思想话语体系和资产阶级话语体系的冲突性互动,目标是要实现无产阶级思想话语体系对资产阶级话语体系的改造。而到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从阶级之间的对抗冲突演变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因而这一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生态的着力点也就不再主要集中于两种不同话语体系之间的冲突关系上,进而转变为已经取得统治地位的无产阶级思想话语体系的本体建设。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受限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不足以及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风云变化,苏共二十大的召开、波匈事件的爆发、党内“整风反右”的扩大化,都促使中共八大上形成的一系列科学判断发生转向,倒转至前七年的阶级斗争上。“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等这种带有大规模群众运动性质的经济建设方法,导致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风等五风并存现象,“兴无灭资”“政治挂帅”“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跑步进入社会主义”“以粮为纲”“以钢为纲”等明显与客观事实不相符合的话语现象大量出现。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话语现象本质上是社会主义建设初步探索中出现的曲折,属于人民内部话语体系,绝非敌我之间的矛盾,经过一段时间的科学认识之后,此种非良性的话语又会得到纠偏和重新界定,从而让话语体系内部的小生态恢复为良性态势。

社会主义曲折发展时期(1966-1976年),十年“文化大革命”致使党和国家许多工作都偏离正常轨道,极左思想、派性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甚嚣尘上、不断演绎,政治生态、经济生态、思想文化生态遭到了严重破坏。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新中国成立以来形成的良好话语生态偏转为脱轨型的生态特征。“顶峰论”“天才论”“按劳分配产生资产阶级论”“全面专政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论”“儒法斗争论”“黑线专政论”“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论”等充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造成话语之间关系的全面紧张。“大搞禁区、禁令,制造迷信,把人们的思想封闭在他们假马克思主义的禁锢圈内,不准越雷池一步。否则,就要追查,就要扣帽子、打棍子。”^[15]141在假、反思想的错误导引下,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之间的关系基本遭到破坏,“唯心主义泛滥,形而上学盛行,严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败坏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形象和声誉。”^[16]454这一历史时期的话语生态深刻启迪我们:科学地、完整地、创新地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塑造气正风清的话语生态。

社会主义曲折发展之后(1976-1978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两年间,党和国家工作有所前进,一些领域的拨乱反正已经开始,经济建设、社会各项事业和外交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恢复和发展,但由于‘左'的指导思想没有得到根本纠正,党和国家工作出现了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17]650面对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如何清理消除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严重思想混乱,让思想领域首先实现纠偏,从而带动各项工作重回正轨,是文革结束后两年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心任务,“消除”“回归”“修复”是这一时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生态的典型特征。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又使得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生态出现新的样态和特征。

为了顺利实现思想领域的纠偏任务和治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生态的严重污染,中国共产党采取了“破”“立”结合的办法,“破,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就是要深入揭批‘四人帮',要联系揭批林彪,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立,就是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恢复和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15]121以邓小平等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做了大量“破”“立”工作。从1975年开始,邓小平就一直强调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正确认识,提出了“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15]39科学掌握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并号召理论工作者积极开展毛泽东思想研究。1977年全国科学教育座谈会上,邓小平用“红线论”破除了“文艺黑线专政论”“教育黑线专政论”,号召要尊重脑力劳动、尊重人才;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用“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破除了长期笼罩在知识分子头顶的“左”倾论断。以“立”的方式来实现“破”,从而渐次重回科学的马克思主义道路。

然而受大形势的影响,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生态也出现了徘徊中前进的局面。除了如前所述的“破立”结合实现了话语生态的渐次修复与前进,作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念的再版话语体系——“两个凡是”,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生态的修复发展也造成了一定阻隔,使得话语生态也出现徘徊现象。徘徊在“两个凡是”和“实事求是”之间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生态,表面是话语体系之争的话语事件,内里则是话语权归属问题,是对未来中国走向的解释权、决断权。如果“两个凡是”的话语占据上风,那么“文革”十年的流毒势必不能清理、极端主义的风气势必继续盛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则将仍处于混乱不堪的生态。判断真理的标准究竟是领导人一时一刻讲的话、作的指示,还是由实践来裁决?深受“文革”话语之害的中国人民,深刻认识到判断真理的唯一标准只能是活生生的实践,由此也就将“两个凡是”和“实事求是”话语体系之争画上了句号,从而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生态的恢复划定了科学标准。随着“实事求是”实践话语的深入人心,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后,改革开放话语开始成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新的主导话语体系,改革开放也日渐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新话语热词。

新中国成立初期思想领域尽管多种多样话语体系同时并存,中国共产党没有采取强制推行、统一思想的政策,针对不同对象、领域、时期,采取了话语肃清、话语批评、话语承认、话语巩固等不同方式,确保多元话语体系的社会主义一元方向,进而逐渐在全国范围内确立了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主导地位。多元形态和一元科学方向并举,确保了这一时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生态呈现出良性竞争态势,为马克思主义领导权和话语权的成功塑造提供了极好的话语环境和生态。反观文革十年期间,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推行的是反动的一元形态和一元反动方向,造成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的单一化、简单化,使得被别有用心裁剪的、教条的语录等框框条条压制着整个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生态,极大地抹黑损伤了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权和话语权。三十年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生态历史演变,充分说明了这样一个客观事实: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生态处于良性发展时,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权、话语权就越发巩固; 而当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生态处于非良性时,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权、话语权出现明显分解现象。反之亦然。由此可见,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生态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之间是一体共生、休戚相关的关系。

当今社会话语形态越发多元多变,赛博空间话语形态的演变更替更是时刻发生,这些话语形态组构的话语体系,既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时俱进发展提供了话语资源,也不断增大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分解力。正是基于这样的客观现实,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了“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大战略任务,十九届四中全会更是将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作为一项根本制度写入了全会的决定中。强大的凝聚力和引领力,不仅彰显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内部的提升发展,更体现在其他诸种话语体系紧密围绕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周围,与其有着同向同行的目标旨规,凝心聚力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提供强大的思想保障和话语支撑。这种话语体系之间的凝心聚力、同向而行状态,正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生态追求的最好状态和最佳平衡点。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生态达至最佳平衡点时,占据诸种话语体系中心位置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也将达到最稳固的高点。话语生态和话语权建设一体共生为当前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提供了深刻的认识论启迪。

活力是衡量生态质量的核心指标之一。一般而言生态质量与生态活力呈正相关态势,良好的生态体系,往往内部各要素活跃度较高,要素之间彼此贯通、互融发展,正向合力较强; 而非良性的生态体系,内部要素具有明显的疲乏无力现象,要素之间互不联通、互相侵扰,负向消解力极大。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初的三十年时间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生态活力总体呈现出“上升—平稳发展—下降—回升”的特征。大凡上升和平稳发展时期,都能够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真理力量,结合当时的客观实际对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而下降时期,则往往采用教条主义、经验主义方式方法裁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用理论来压制、框剪实际。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生态建立之始,尽管思想领域面临着极度复杂局势,派别林立、彼此斗争与消解,话语生态极为恶劣。中国共产党并没有采用强力推行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以实现其意识形态主导地位,而是分区分对象运用了坚守和创新方法。在老解放区持续不断巩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党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元化指导地位,在政府机关则要求大量普及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这种坚持本有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做法,对打牢中国共产党全国执政的思想和话语基础具有极大推动作用。在坚守本有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结合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生态,把马克思主义话语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五反”“土地革命”“抗美援朝”等相结合,对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形成的革命话语体系进行了创造性深入和转化,形成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新话语体系。坚持本有和创新本有使得新中国成立初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生态的建设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在一个极为恶劣的生态环境中站稳了脚跟并对其他话语产生深刻影响,整个思想领域万马齐喑的生态开始逐渐变得有活力起来,这种活力到了社会主义改造时期达到了一个较高的峰值。而到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时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生态受林彪、“四人帮”反党反革命集团的影响,生态质量遭到严重破坏,活力极其低落,许多违背客观事实的话语被炮制出来,用语录设定现实的条条框框,导致理论与现实双重停滞不前。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关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生态塑造的经验启迪我们:不确定性因素越多时,以不变应对变局,依靠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坚守,可以不断增强理论定力、话语定力,达致“一蓑烟雨任平生”的理论自信、话语自信,这是话语生态活力的根与魂,能够确保其在变中“不乱”; 以变化应对变局,坚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的原则,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创造更多具有时代标识的话语表达、话语体系,为话语生态注入更多新鲜活水,这是话语生态活力的关键,能够确保其在变中“出新”。当前,思想政治教育所处的阶段、面临的对象、重点任务等都发生了极大变化,针对分众化、多元化的客观现实,进一步优化建设思想政治话语生态,释放话语活力与效能,一方面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主导地位不动摇,以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引领其他各种话语形式; 另一方面也需要用新形式、新载体、新手段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生动实践创新性转化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的鲜活内容,增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的时代感、亲和力和针对性。

如果说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采取的系列话语举措为塑造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生态奠定了初始基础,那么文化大革命时期直至1978年,从破坏到恢复则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生态建设提供了反面教训、经验总结,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生态发展的一个典型时期。回顾这一段历程,历史深刻启迪我们: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生态具有与自然生态一样的脆弱性,内部保护机制的不完善和外界非良性竞争因素的侵扰,是时刻潜藏着的话语风险,均会对其产生不同程度的干扰甚至是不可逆污染。建设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生态“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18],面对纷繁复杂的思想文化形势,需要建立起贯古通今的历史视野,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战斗性,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生态防范和应对各种潜藏话语风险之能力。另一方面,还要善于适应和超越风险,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生态的治理能力,确保其能够在受到侵扰、损伤或污染时,以较快的速度得到整饬与修复。

反观当前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生态,尽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都得到了极大提升,但思想文化领域的意识形态交锋依然激烈,众多话语体系轮番竞绎,不少社会思潮变换着新衣,在其攻击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妄图制造话语霸权的内核之上,各式各样的话语表达层出不穷。不拘泥于政治话语的整体话语表达,利用大数据建构的“指数”话语表达,基层化、大众化、青年化的“流行”话语表达^[19]等等,运用这些手段建构起来的话语体系因其包装新颖、拥趸不少,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争夺话语设置与解释权,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生态产生了较以往更加隐蔽的损伤,是一种潜存着的巨大话语风险。对比传统风险形式,“话语主体失衡”“话语受众分化”“话语载体失控”“话语场域冲突”^[20]等万物互联时代的话语风险,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生态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化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生态所面临的上述风险,一方面需要提增其评估和预判风险的能力,以时空统一观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生态定位,精准识别风险所在所向,尤其要对西方社会思潮的新变化开展追踪研究,用知己知彼的科学态度,防范风险于未然; 另一方面,需要提高其对风险的治理能力及治理手段的现代化。风险作为一种客观存在,评估与预测是首要层面,治理风险是关键层面。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生态造成侵扰的话语体系或话语表达,要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生动实践和伟大成就作为治理能力的核心素材,牢牢把握住话语权,进行正面交锋、主动回应。此外,提升话语生态风险治理能力,还要不断推动治理和新技术手段相结合,占领治理手段的前沿制高点,把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生态的塑造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关键点和新增长点,线上线下一体化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生态治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