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重历史的学习研究和传承发展,尤其是历史经验的借鉴吸收和总结运用,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的优良传统。回望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演进过程和基本经验,中共历届领导集体在不同的历史场域中科学依据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的变化,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党的历史提出自身独到的见解和看法,并作出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形成了各具特色、一脉相承的科学党史观,为习近平党史观的生成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来源和重要的方法参考。
2.1 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
“实事求是”既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精髓,也是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更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历史时期研究和分析中国共产党形成发展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的科学工具。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创造性地阐释“实事求是”的理论内涵,认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求”就是去研究,“是”就是客观事物内部存在的规律性,同时将“实事求是”具体应用到中国历史以及中国现状的研究分析中,并多次指出不注重运用这一方法是极坏的作风[14]797。邓小平也曾反复强调,总结历史的研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基本立场,尤其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要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和分析,“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只能实事求是地肯定应当肯定的东西,否定应当否定的东西”[15]333-334。江泽民认为党史研究不仅要坚持“实事求是”这一基本原则,还应做到现实性针对性、科学性以及开放发展性的相互涵摄、圆融会通。胡锦涛进一步指出,新形势下党史工作者要秉持着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的求真理念和务实态度,把中国革命史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紧密相结合[16]153-154,做到科学细致地研究、剖析中国革命史的发展规律和中国社会的现实特点,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成熟的标志。习近平总书记不仅继承这一重要观点,还结合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新变化创造性地提出新论述。2010年7月,习近平在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研究和宣传党的历史”[17]。面向新时代,“实事求是”的研究方法在党史工作上不仅不过时,反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历久弥新,散发出更加耀眼的真理光芒。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在重要会议中指出,要杜绝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态度,不能拘泥于个别论断或局限于部分表象作片面化、教条化的理解,应通过开展实地走访和考察尽量掌握第一手材料,让“更多档案、资料、事实、当事人证词等各种人证、物证来说话”。简言之,“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18],党史研究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在详尽占有史料的基础上“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19]。从而旗帜鲜明做到“五个揭示”,以进一步揭示历史现象的规律性认识。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进一步总结道,“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是“我们党对党的历史的一贯立场和态度”。也就是说,新的历史方位下,习近平党史观不断创新和丰富“实事求是”的理论内涵,使得新时代党史工作既能够从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和零碎分散的史实材料中甄别立论、准确把握历史的本质内涵,又可以富有逻辑地促使研究对象在不同时空和不同状态的语境下考察、得出总体评价,继而澄清、纠正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重大历史问题的模糊认识和错误观点,以进一步固本清源、牢牢地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和主流本质。
2.2 全面辩证、科学整体的思维方法
党的历史发展进程从来都不是风平浪静的,而是充满曲折和艰辛的[20],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了具有重要关联性的党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因此,关于此类问题的分析和评价,党史工作者不仅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还应树立全面辩证、科学整体的思维方法,把党史上的重要人物、重要事件、重要会议置于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去研究,在运动变化中科学考察研究对象的内在联系和本质规律,进而得出正确的历史结论。毛泽东同志曾明确指出研究中共党史应用全面的历史的方法,以中国为中心、以党的整个发展过程为研究对象[16]24-33,从而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引出理论性的结论[14]814-815。邓小平同志也富有原创性地指出历史问题的研究和解决都离不开一定的历史条件,要置于中国具体的实际情况下,并反复强调对党史上的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的分析评价既要充分肯定个人的历史功绩和重大贡献,对于其缺点和错误也要严肃、毫无疑义地承认和批评,但“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15]172,否则“就是割断历史、脱离实际……就是违反辩证法”[15]121。理论总是这样推陈出新,习近平总书记在立足党的百年历史新起点上反复强调,“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用具体历史的、客观全面的、联系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党的历史”[21],既要正确认识党史国史的收获与成就,也要科学评价党的历史中客观存在的失误和错误。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认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始终做到六个“不能”,并科学地总结出革命领袖是人不是神的历史结论[22]。另一方面,关于党史分期的相互关系及其意义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曾创造性地提出两个“不能否定”的科学论断[23],并随着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前进发展,在立足四个伟大成就的基础上,以党的三个历史决议和党中央有关精神为基本依据,科学地把中国共产党历史明确划分为四个时期,不仅科学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是阶段性和连续性辩证统一的内在逻辑,还高屋建瓴地勾勒了中国共产党不同历史阶段的基本要求和价值取向。概而言之,上述新思想、新论述,既是习近平总书记对研究和分析中国共产党历史所运用的思维方法的最新总结和概括,也是对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的科学党史观的继承和创新、丰富和发展,充满着科学性和原创性。
2.3 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党史功能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党领导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的真实记录,既蕴含了中国共产党人深邃的思想智慧和无穷的精神力量,也述说了中国共产党人成功与失败的经历,是新时代最生动、最丰富、最有说服力的“百科全书”。因此,我们党历来重视党史的研究学习和宣传教育,用党的奋斗历程中所积累的宝贵经验和探索的实践创造启迪智慧、砥砺品格,用党的奋斗历程中所形成的优良作风和取得的伟大成就坚定信念、明确方向,以充分发挥中共党史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功能作用。早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曾创造性地指出,“研究党的历史……是必须的,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24]399-400,不仅明确指出党史研究和学习的重要性,更是将党史的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借鉴功能[25]提升为关系中国革命事业和党的建设能否取得胜利、见得成效的关键。邓小平同志基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问题和现实境遇,深刻指出既要学点历史,又要研究历史,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其主要目的是总结经验,开辟未来。江泽民同志也认为,“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自己的历史,就不可能深刻地了解现在和正确地走向未来”[16]125,并反复强调要认真研究党的历史文献和老一辈革命家的生平思想、革命事迹,用确凿的历史事实教育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群体,这是关乎争夺接班人的斗争。胡锦涛进一步认为新形势下要永远铭记中国革命、建设和发展史,把党史学习与理想信念教育以及党的先进性建设紧密相结合[16]155,尤其要注重发挥党史的资政育人功能。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创造性地发表重要论述,强调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通晓从古到今社会发展演变的本质规律以及探究人类社会与自然现象两者之间相依相对的辩证关系等重要使命任务[26]。2021年2月20日的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富有创建性地指出,当前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是要充分发挥党的历史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9]。他认为“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27],一个成功政党所具备的素质就是能够站在历史的深厚基础上善于总结历史规律和借鉴历史经验,并充分吸收和汲取历史智慧,获得思想上的启迪和知识上的武装,以发挥党史资政的作用。在这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既形象又科学地指明,“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它不仅具有资政鉴政的“明镜”功效,还是养人育人的“营养剂”和“清醒剂”,历史新时期只有讲好真实的党史“故事”,才能“身临其境”地从党的百年光辉历史走过,在学思践悟中深刻领会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丰富内涵以及核心要义,不断增强信心、坚定信念,做到知史爱党、知史爱国。
总而言之,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的党史观在目标导向上、思想方法上以及价值理想上相契合,始终聚焦时代主题和中国实际,贯穿和融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原则,从而为不同历史时期的党史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和理论指导,形成了一脉相承且特色鲜明的中共党史观。历史新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在承袭前人的基础上一以贯之地高度重视党史工作,尤其是党史的学习研究和宣传教育,并结合党情世情国情的新变化提出众多“老祖宗”没有说过的新论述、新观点和新论断,在对党的历史的深入思考和前进探索中科学生成了习近平党史观。质言之,习近平党史观作为中共党史观在新时代的阶梯式发展和阶段性演进的最新结果和表现形式,其生成也就因应地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党史观的重要内容和方法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