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人学理论的深入阐发基础上,进一步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历史与现实,以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理论与实践态度,对经典作家关于人之存在、人之思维、人之发展等诸多问题进行了进一步阐发与创制。究其根本,就是“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1]21。“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观点充分显示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秉持的根本人学立场,并展现为多重人学向度。
2.1 主体向度:人之主体性与人之主体间性的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人民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他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1]21“历史是人民书写的,一切成就归功于人民”[14]67。这种立场在群众史观基础上,进一步将人民力量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相融汇,是在本体论、认识论双重层面对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根本立场的继承与发展。人民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也是政治实践的主体,只有把握住人民的根本需要,牢牢抓住人本身,也就是说,通过充分发扬广大人民的主体性并将人民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将资本主义社会中居于主导地位的物的价值扬弃为人的价值,才能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实现真正的良治善治。然而,纵观人类历史,特别是文艺复兴以降,人们报复性地对主体性哲学过分伸张,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将“他者”把握为客体,将“我”凌驾于“他者”之上,挤压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空间,也会因过分主张人作为主体的存在与感受,进而漠视客体,导致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倾向,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片面追求GDP等指标就是这种倾向的现实表现之一。当一种极端的主体性哲学片面地追求人类中心或自我优先时,其结果也就极易导向生态恶化、物种灭绝、信任衰退、金钱至上等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一系列关系错位的现代性危机,并衍生出西方一些国家霸权主义、单边主义等世界范围的问题,社会的公序良俗和优良的政治传统遭到破坏。也就是说,对人民主体性的弘扬,必须始终坚持群众史观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同时也要把握好事物发展的各个方面,特别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矛盾关系,使各环节相互作用、有机统一。
事实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有人之主体性维度,也有人之主体间性维度。主体间性哲学的产生,恰恰肇始于调解“他者”与“客体”的矛盾。在世界中存在的如此多的“我”,都与身边“他者”通过各种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相联系,那么如何在诸多不同的主体性中突出统一性,通约不同的“我”之间的主张,进而形成一致的实践呢?“在交往行为中,互动本身从一开始甚至就取决于,参与者相互之间能否在主体间层面上对他们的世界的关联共同作出有效的评价”[15]138,在此基础上,才能将“他者”的语境解释包容到“我”的语境解释当中,从而尽可能达成共识,建构起主体间相互尊重、平等沟通的交往逻辑。因此,对人民作为主体的关注,本身就应该蕴含对人民主体间关系的关注,比如消除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弘扬民族团结、协调区域发展、推进一国两制、促进军民融合、追求美好生活,等等; 不仅如此,习近平总书记还超越了国家界限,深刻表达出对不同国别、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人的主体间关系的关注,其关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等论述与思想都是一个个不同方面的生动力证。唯有通过不同国家人民的主体间对话,乃至不同共同体之间的主体间对话,主张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共商共建共享,中国才能在世界历史不断深化、国际秩序深度调整的复杂格局中唱响和平与发展的主旋律。由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充分体现了人之主体性与人之主体间性的统一。
2.2 方法向度:人学辩证逻辑与人学形式逻辑的统一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范畴中,唯物辩证法作为揭示世界辩证发展规律的重要方法论,涵摄了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和否定之否定三大根本规律,并构成辩证唯物主义的“合理内核”。作为唯物辩证法所内蕴的思维方法——辩证逻辑,其根本旨趣就在于承认事物的矛盾性和差异性,同时运用发展的眼光分析事物看待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就高度重视辩证思维在治国理政,特别是在解决与人民相关的现实矛盾过程中的表达,他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对待矛盾的正确态度,应该是直面矛盾,并运用矛盾相辅相成的特性,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推动事物发展”[14]。对这种辩证逻辑的具体运用,就是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特别是在关涉人民的重大问题时,承认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尊重客观规律,辩证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比如,在人与自然的认识上,主张“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14]360; 在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上,主张“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17]209,等等。可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辩证思维及其辩证法,已不仅仅是唯物的辩证法,更是一种发展的辩证法、人学的辩证法,是立足当前、谋划长远,时刻以人民为中心的系统思维和战略眼光的有机结合与相互补充。
作为长久与辩证逻辑相对立的形式逻辑,由于向来的误解,常常有人将其与“形而上学”等哲学范畴捆绑,忽略了其与辩证逻辑相统一的一面。事实上,形式思维作为一种重要的思维方式,其核心则在于运用同一律、排中律、矛盾律等理解形式,更加简化地处理人与事物的关系。“面对真实的客观世界,‘形式逻辑'固然难以全面准确地把握事物的演化和发展。但是,‘形式逻辑'能够在纷繁复杂的事物中‘就事论事'‘删繁就简',这是人类认识世界不可或缺的基本前提”[18]。因此,对形式逻辑的运用与否,关键是看运用的是人学的形式逻辑还是形而上学的形式逻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范畴内,特别是针对一些原则性、根本性的问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充分将这种逻辑运用在分析人与事物的关系上,旗帜鲜明、毫不含糊。比如,在文化自信方面,主张“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重大问题”[19]349; 在抓住“关键少数”方面,主张“必须做到政治过硬,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在思想政治上讲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在行动实践上讲维护党中央权威、执行党的政治路线、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律”[14]72,等等。可见,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的运用因事、因时、因物而异,二者互为补充、协同作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深刻体现了二者在人学层面的统一。
2.3 发展向度:人民价值追求与人民现实目标的统一
作为凝聚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根脉,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梦”的概念。他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17]36。中国梦是沟通中华民族历史、现实与未来的重要桥梁,这个梦的核心目标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一种更广阔的公共视野来看,中华民族与世界各民族都享有公共的地球领域,分有着世界整体性的和平与发展,因此,从中国的内部环境到世界的整体环境,从中华民族到世界各民族,基于一种“天下为公”的世界情怀,习近平总书记又首创地提出了作为“真正的共同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14]433。让世界各国、各民族享有人类发展的成果,同呼吸共命运,这一思想内蕴了一种民族人学观、国家人学观到世界人学观的重大转向,更加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人学意义上的家国情怀、世界情怀、人类情怀。
一种彻底的理论若要富有生命力,必须牢牢抓住人本身。进一步我们追问:美好生活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人学维度的重要关切,作为中国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共同主张的价值追求,作为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性的必然指向,其在现实层面又应当如何?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11。追求美好生活,必须看到当前社会的不平衡与不充分的发展; 实现美好生活,又必须克服这种发展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方面带来的各种副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对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的解决; 而解决这些问题,则反过来成为我们价值追求与现实目标之间的理论与实践之张力所在,由此,“自由王国”必须回返到“必然王国”,“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6]11。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通过多个场合的重要讲话重要论述,统揽“四个伟大”,高扬“五大发展理念”,在横向的意义上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善了统筹联动、协同推进的有机体系; 在纵向的意义上,将改革开放后提出的“三步走”战略安排进一步发展为“两步走”的战略目标,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通过一个又一个具体、切实的阶段性任务不断向前推进。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则更进一步明晰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本质规定性:“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21,进而将全党的奋斗目标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紧密结合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中,实现了全党全国人民远大价值追求和现实目标在人学意义上的高度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