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建筑在众多建筑类型中自成一体,且起源较早,早期藏书建筑以皇家藏书建筑为主。通过考古发现和文献资料显示,藏书建筑可追溯到先秦时期,且当时的主要藏书处所在宗庙之中,以甲骨文、玉蝶为主要收藏对象。直到汉代,石渠阁、麒麟阁和天禄阁的出现,藏书建筑才真正独立出来,并根据藏书建筑对环境的特殊要求,做了相应的防火措施——将石渠阁置于石渠之上,《三辅黄图·卷六·阁一》载:“(未央宫有)石渠阁,萧何所造,其下砻石为渠以导水,若今御沟,因为阁名。所藏入关所得秦之图籍,至于成帝,又于此藏秘书焉。”通过文献记载可知,石渠阁建于用以导水的水渠之上,从而起到防火的作用。而汉代的藏书建筑并不只有此三阁,还包括除宗庙以外的兰台、延阁、广内、金匮、石室、明堂等地方,所以汉代的藏书建筑在数量上已经比先秦时期增加了很多。
隋唐时期社会政治经济稳步发展,对各种思想和各族文化都采取了兼容并蓄的态度,同时儒、释、道三教学说并存,使得藏书数量有了空前的增加,而且藏书内容也相当丰富。隋提倡礼乐教化,积极地收集典籍并精心装裱,《旧唐书·经籍志》记载:“炀皇好学,喜聚逸书,而隋世简编,最为博洽”。此外唐代实行偃武修文的国策,设立了许多学馆以招贤纳士和讲授经典,而这些学馆也具有政府藏书的功能。科举制度的日臻完善及雕版印刷术的产生,都进一步地促使了藏书活动的发展。
唐代除了将战争中保存下来的隋代藏书进行了整理外,也积极地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图书,广收异本,以充内库。此外唐玄宗发展官府藏书的另一个举措就是进行大规模的图书整理和校对,使得当时的官府藏书不仅在数量上有了增加,而且在质量上也有了保证。佛教、道教在经历了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大力发展后,隋唐时期更是将佛教和道教提升了一个新阶段,此时的宗教典籍除了译经以外从隋代开始已经有了国本自己撰著的佛经和道经,并且存贮在皇家敕建的寺院和宫观中。隋东都洛阳城内道场还设立了佛道专藏。从南北朝开始政府就重视兴学教育,到了唐代更是非常重视文教,还设立了书院,作为专门收藏和整理编校典籍的地方,所以从唐代开始除了官府藏书、私人藏书和寺观藏书以外还有了书院藏书。唐代的政治、经济中心是西京长安城和东京洛阳城。西京长安城内的宫城有3处,是太极宫、大明宫和兴庆宫(图1)。唐代藏书分为“内府藏书”和“外府藏书”,内府藏书主要是置于宫城之中,供皇帝使用的藏书,外府藏书主要藏于除宫城之外的地方,主要是供朝中大臣使用,从空间位置上看,“外府藏书”和“内府藏书”都是相当于宫城内外而定的。此外皇帝对书籍的阅读需求也决定了藏书楼建筑的设立,《唐六典·卷九·集贤殿书院》[1]曰:“隋平陈之后,写书正副二本,藏于宫中,其余以实秘书外阁”,此段话说明宫城内的藏书楼建筑为内府藏书,而唐朝秘书省中的藏书主要由朝中大臣整理和使用,为皇家藏书楼建筑中的政府藏书楼建筑归属于外府藏书,所藏内容一般为副本。唐代秘书省有两处,第一处在西京长安城皇城内第五横街之北,东为右威卫,南为御史台,门内前为大厅,后为校书院,周围空旷; 第二处在东京洛阳城皇城内第四横街之北(图2),南邻朝堂,东为御史台。由此可见秘书省作为政府藏书处,两处位置均在皇城之内,靠近御史台,而且为防火患使其周边空旷,与其他建筑保持距离。由此可见除了在宫城之内,便于皇帝翻阅的藏书一般均归为内府藏书,而在宫城之外,以朝中大臣为主要使用对象的藏书为外府藏书。其中内府藏书中又分为供皇帝阅读的皇家藏书,和朝中大臣使用的政府类藏书。《唐会要·卷三五·经籍》[2]有载玄宗曰:“内库书,皆是太宗、高宗前代旧书,整比日常,令宫人主掌……”由此可知内藏书籍多为宫人负责管理,是皇帝日常阅读的前代旧书,而且多为御本,应属于宫廷藏书楼建筑,如集贤殿书院。《玉海》中对设集贤殿书院的记载有:“秘书,御府也,天子犹以为外且远,不得朝夕视,始更聚书集贤殿。……由是集贤之书盛积,尽秘书所有,不能处其半。”这段文字指出集贤殿书院是为皇帝使用方便而设立的,说明皇帝日常对书籍使用的频繁程度已经影响到藏书建筑的设立位置。
集贤院的设置与皇帝的活动行为有着密切关系,为让皇帝看书方便,特意设立了集贤院,因此唐代集贤院共有四处[4]581-588:第一处在东都洛阳宫城内明福门外大街之西的太平公主宅,西向开门,面对武成宫; 第二处在西京长安城大明宫光顺门外之命妇院; 第三处位于西京长安城兴庆宫和风门南; 第四处在陕西临潼华清宫北横街之西羽林院附近。集贤院的四处位置均在宫城(太极宫、大明宫、兴庆宫、华清宫)之中,均为单独的院落,是皇帝方便取舍的地方,连华清宫应该也是因为唐玄宗常常游幸此地的而设立了集贤院,集贤院在当时的藏书数量最为庞大。
除秘书省和集贤院外还有弘文馆、史馆、翰林院和司经局作为当时的藏书处,其中司经局隶属东宫,是专供太子读书的处所。
弘文馆有三处:第一处位于太极宫内弘文殿侧,后定于门下省南部。《增订唐两京城坊考》:“(太极宫)太极门之两庑为东西阁门,两廊为左右延明门。左延明门外为门下省,为史馆,为弘文馆。”①第二处位于大明宫日华门外门下省东部。《增订唐两京城坊考》:“(大明宫)宣政门外两廊为齐德门、兴礼门。其内两廊为日华门、月华门。日华门外为门下省,《校补记》门下省,其东,弘文馆。又东,待诏院。又东,史馆。”②第三处位于东京洛阳宫城章善门内。《增订唐两京城坊考》:“(洛阳宫城)当明德门内为会昌门。又北章善门,门内门下省、弘文馆在焉。”由此看出,弘文馆隶属门下省,位于中朝附近(图3、图4),弘文馆是唐代重要的藏书处之一,藏书量仅次于集贤院。弘文馆是一个多功能藏书楼建筑,其除了具有基本的藏书功能外还具有编撰、校雠的功能,同时还具有教授学生的用途。此外在任继愈先生的《中国藏书楼》中还记载了唐代的弘文馆作为皇家的藏书机构,在使用上已经有了很大的突破,除藏书之外还供他人阅读和使用,甚至可以留宿。这一点不仅告诉我们唐代藏书楼建筑的管理制度随着政治制度的改变,从单纯的藏书到编撰校雠到可供人阅读再到可供人留宿,对藏书楼建筑本身的平面与空间格局必定会造成影响和改变[4]581。但是弘文馆主要是朝中大臣使用,所以属于政府藏书楼建筑的范畴。
史馆专掌修撰国史之事,有四处:第一处和第二处分别位于太极宫和大明宫内,与弘文馆同在门下省内。《唐会要卷六十三·史馆》[5]1089:“武德初。因隋旧制。隶秘书省著作局。贞观三年闰十二月。移史馆于门下省北。宰相监修。自是著作局始罢此职。及大明宫初成。置史馆于门下省之南。”第三处位于东京洛阳宫城明福门内。《增订唐两京城坊考》:“(洛阳)广运门又北明福门,门内中书省、史馆。”第四处在西京兴庆宫翰林院内。由此可见,唐代的四处宫城之中都设有史馆(图3～图5),是朝中重要的藏书、撰书处所。史馆和弘文馆均属于门下省,而且从空间位置上看,两馆的位置很近,从功能上看,两个馆均是有编撰、校雠功能,而史馆主要收录前代史籍、当朝编纂完毕的国史实录还有朝廷各部门的资料,因此史馆的主要职能是撰书,史馆的藏书数量不及集贤院和弘文馆,此馆中的书籍主要由朝中大臣管理和使用,所以它也属于政府藏书楼建筑。
图5 唐长安大明宫宫城内藏书楼建筑位置示意图(图片来源:“唐大明宫遗址复原研究”项目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中国古建筑历史研究所绘)
唐代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开始设立翰林院,共有两处:第一处位于西京兴庆宫金明门内(图4)。《增订唐两京城坊考》:“(兴庆宫)兴庆门之南曰金明门,门内有翰林院。”③第二处位于西京大明宫右银台门之北。《增订唐两京城坊考》:“(右)银台门之北为明义殿、承欢殿、还周殿、作藏库、麟德殿、翰林院。”④翰林院主要负责参谋机密事务,起草机密诏书的地方,所以翰林院与皇帝的日常议政息息相关,靠近中朝的位置(图3、图4)。此外关于大明宫内的翰林院内的空间布局,在李肇的《翰林志》中有较详细的描写:“今在银台门之北,第一门曰翰林门……入门直西为学士院……其北门为翰林院。又北为少阳院。东屋三院,西厢之结麟楼……南厅五间,本学士驸马都尉张垍饰为公主堂。今,东西间,前架高品使居之; 中架为藏书南库……壁之出北门,横屋六间当北厅,当北厅间是承旨合子并学士杂处之题记名氏存于壁者,自吕向始。建中已后年月,迁品使之马厩,北为窦库,之北,小板廊扺于北厅。”这段文字说明翰林院与学士院相连,内部有南库和北库作为藏书处,还有供大臣居住休息的地方。整个翰林院共有三进院落(图6),分别为学士院、翰林院和少阳院,而藏书处主要在少阳院内。通过这段文献的记载可知,唐代的藏书处已经从汉代的单体建筑,逐渐发展成为多进院落,而多进院落的产生反映出藏书楼建筑已逐渐呈现一个复合型多功能建筑,同时也侧面反映出唐代藏书的盛况。
东宫藏书自成一体,即司经局和崇文馆,崇文馆位于西京长安城太极宫东宫宜春门外左春坊南部(图4)。
唐代的藏书机构就比较复杂且等级不一,秘书省、集贤院隶属六省之一的中书省、弘文馆隶属门下省、崇文院和司经局又归东宫管辖、史馆则是由皇帝直接控制和管辖,结束了以往历代史官隶属秘书省著作局,著作郞掌修国史的状况,开创了官修纪传体正史和宰相监修的修史定制。
唐代实行偃武修文的国策,设立了许多学馆以招贤纳士和讲授经典,而这些学馆也具有政府藏书的功能。科举制度的日臻完善及雕版印刷术的产生,进一步促使了藏书活动的发展。唐代除了将战争中保存下来的隋代藏书进行了整理外,也积极地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图书,广收异本,以充内库。
唐代官藏是按照分类来分库典藏,即按书的甲(经)、乙(史)、丙(子)、丁(集)四类分藏,四类的轴、签、带等都有所不同,以颜色区别,与隋代相比有很大的改变和进步,同时也继承了隋代的保存本制度,典藏图书有正、副本的区别并分藏之,唐代的藏书出进管理严格,出借都有明确的固定的流程。唐代在书籍的管理上最大的创新就是创造了藏书印,不同的机构藏书盖有不同的书印。同时隋唐时期除了藏书制度与先前的相比有很大的改变外,管理机构也不再是由秘书省统领,而是由不同的人员管理和使用,分有不同的等级,隋代时间较短,所以主要是以秘书监为主要藏书管理机构,而唐代的藏书机构就比较复杂且等级不一,秘书省、集贤院隶属六省之一的中书省、弘文馆隶属门下省、崇文院和司经局又归东宫管辖、史馆则是由皇帝直接控制和管辖,结束了以往历代史官隶属秘书省著作局,著作郞掌修国史的状况,开创了官修纪传体正史和宰相监修的修史定制。
唐代由于国家政治、经济中心分散于西京长安城和东京洛阳城两处,从而皇家藏书楼建筑也分置于两处。此时的皇家藏书处不单单是按照前朝的制度来设置一个机构作为藏书、校勘和教学的地方,而是更多地开始考虑皇帝对书籍的使用程度,可见皇家藏书活动与皇家藏书楼建筑有着紧密的联系。藏书处也均分建于这两地,主要有秘书省、弘文馆、史馆、崇文馆和司经局、集贤院和翰林院。其中秘书省、弘文馆、史馆和集贤院都是在东西两京均有所建,集贤院有四处,除了西京长安一处,东京洛阳两处外,在离宫华清宫内还有一处,而崇文馆和司经局都归东宫所管。秘书省为唐代政府依经、史、子、集四类分库典藏⑤图书的地方,也是编纂类书的主要场所。弘文馆主要是鸠集学徒、教授生徒的政府教育机构,是专门为本馆学士、直学士、各类职员以及生徒服务的,其他人员不得观阅,为当时政府主要的藏书处,藏书数量庞大,《唐会要·卷六十四·弘文馆》[6]1114载:“太宗初即位,大阐文教,于弘文殿聚四部群书二十万卷。于殿侧置弘文馆。”又曰:“长庆三年二月,弘文馆奏,请添修屋宇及造书楼,及造书楼。”文献指出,弘文馆位于弘文殿侧,建于太宗年间,藏书较多,且从奏请“添修屋宇”和“造书楼”可以看出它应当是当时比较重要的藏书楼建筑之一。史馆是当时单独设立并专门为皇家修撰史书的重要场所,藏书数量并不及集贤院和弘文馆。唐代的东宫藏书处所主要是崇文馆和司经局,《新唐书志第三十九上·百官志四上·司经局》[7]曰:“(司经局)掌经籍,出入侍从。图书上东宫者,皆受而藏之。”集贤院是唐玄宗为了搜集、校写典籍、网罗人才,阐扬文教而建立的一个文化机构,是禁中藏书之地,也是唐中期最大的藏书处。集贤院的藏书数量是唐代最为庞大的,《玉海·卷五二》:“集贤之书盛积,尽秘书所有,不能处其半”。在唐代产生了历史上的第一个翰林院,当时是专门为皇帝起草诏书和备顾问的机构,作为当时特殊的机构,需要独立具备有一定数量的藏书,遂逐渐成为唐代皇家的一个藏书处。
唐代重视官府藏书,发展官藏的重要举措就是进行大规模的图书整理校对工作,使得当时的官府藏书不仅在数量上有了增加,而且在质量上也有了保证。集贤院就是以校对工作为主的藏书处所,唐代虽已有印刷术,但当时增加书量最主要的方法还是抄书,所以用于抄书的地方也是作为藏书处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如秘书省的后堂,即北堂,刘餗在《隋唐嘉话·中》[8]16说:“虞公(虞世南)之为秘书,于省后堂集群书中事可为文用者,号为《北堂书钞》。今此堂犹存,而《书钞》盛行于代。”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⑥中解释道:这里指出“北堂”为秘书省的后堂,是大臣用于抄书和撰书的地方。所以隋唐的藏书处所是集编书、抄书、藏书、用书等多种功能为一体的地方。
皇家藏书楼建筑修建的空间位置及平面布局,从唐代开始逐渐与国家的政治和皇帝的行为紧密相连,即根据国家对文化的重视程度、对书籍的使用程度及皇帝个人对书籍使用程度的不同,从而将藏书楼建筑从宫城内逐渐扩展到宫城之外,同时随着功能的叠加,藏书楼建筑已经成为一个集编辑抄写、教学研究、招揽人才、珍藏书籍为一体的综合型文化类建筑。唐代藏书楼建筑在数量上远超于前朝,空间功能更加复合,院落也由之前的单一院落逐渐向多进院落发展,唐代在藏书楼建筑上的变革对后面历代藏书楼建筑的修建有着极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