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以社会化的机器大生产为物质条件,以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1]370具有商品经济物质财富高度发达、生产资料私人无偿占有、资产阶级专政等特征。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就是为了无节制地追求利益最大化,压榨劳动人民的剩余价值,马克思曾严厉批判道:“不管生产方式本身,由于劳动从属资本而产生了怎样的变化,生产剩余价值或榨取剩余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定内容和目的。”^[2]344佩珀认为之所以造成环境的破坏,是人们对自然错误的态度和资本主义价值观念相结合的工业化的结果,在工业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人们大规模地从土地中脱离出来并与城市化和以工厂为基础的生产联系在一起,资本家贪婪的特性不会被自然界客观规律所束缚,而是肆无忌惮地对自然生态无限制地开发利用,这是有利可图的,正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干预自然的方式,是造成大量土地退化和生态灾难的原因。马克思唯物史观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方面汇聚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与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3]551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利用自然和人类劳动进行物质生产,盲目地扩大生产使自然界的生产功能逐渐下降,最终导致不能满足人类的生产需求,陷入恶性循环。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不平等的社会中成长起来,同时又发展了不平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者与资本家的社会地位天差地别,资本家是社会生产的主导,而劳动者是依附于资本家被其利用的生产工具,资本家越富有就意味着劳动者越贫穷,佩珀认为“贫穷是大量环境退化的根本原因”也就说明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下导致的劳动者贫困是生态环境恶化的根源,可在一定区域内进行生产所获取的利润是有限的,资本家们随即将“生产计划”推向全球。早期的资本不是明确地进行生产而是通过企业主买卖封建自足经济中的剩余物以及海外剥削和殖民化的成果中获得的,这是一种生态成本外化的表现。资本家佯言为了促进全球经济的发展而将工厂建设在落后国家,实际上占用了他们的土地资源,破坏了他们的生态环境,并且采取一切手段获得有利的竞争地位,为自身谋取利益,推行生态帝国主义掠夺其他国家的生态资源以便为了维持自身国家的发展,同时还不断抵抗国际环境条约,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政治干预,指责其对生态环境问题缺乏担当,看似是为了督促全人类共同面对环境挑战,实则是为了逃避责任与义务。佩珀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化必然导致生态危机的产生,这样的发展方式对环境是不友好的,不可能实现绿色发展,而资本主义国家取得的经济成果是建立在全球数十亿人的绝对贫困基础上的,是一种不公正的丑恶行为,不仅阻碍全球经济的发展,还会使全球贫富差距不断加深。

资本主义的本质危机在于不定时爆发的经济危机,不但会影响自身的社会生产,还会对全球经济带来沉重的打击。危机背后反映的是不合理的社会生产方式和反自然生态的本质,经济危机是由社会无限制的生产最终导致生产过剩,这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不可避免的,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不可分割,生态危机是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佩珀指出:“为了满足市场需求而不断生产商品,不断对外扩张以扩大商品服务范围,这是资本主义追求不断增长的一种动力机制。”^[4]106但生产者获得的极少财富又难以产生消费,让生产出的产品永远摆在货架上,而在科学技术推动下的社会生产率提升,又让这一局面的不利影响扩大,导致供求关系紧张。资本家们为了降低自然资源成本,只能加快对能源的消耗,无限制地开发,最终引发生态危机。佩珀认为如果无法解决人类根本性的贫困问题,就会引起以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为主要力量的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这是社会经济矛盾和生态危机矛盾共同作用的结果,也印证了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将成为他们自己的掘墓人”^[5]70。

佩珀认为生态主义是一种新的独立的意识形态,在反驳生态中心主义和技术中心主义的过程中,提出绿色社会是生态社会主义的本质。生态中心主义把人类视为全球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并且服从于生态规律,这些规律以生态为基础的道德要求限制着人类的行动,反对现代大规模技术以及精英统治,强调建立分散化的、民主的、小规模的共同体。技术中心主义强调技术的发展能够逆转生态危机,他们虽然承认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环境问题,但这些问题能够通过细致的经济和环境管理来解决,并主张一种政治权利的重新分配,是带有改良性的,但其保持乐观的背后是不确定性的推诿。佩珀辩证吸收有利因素,指出社会的发展方向是建立一个以人类为主体的、尊重自然发展规律的、摆脱生产束缚的生态社会主义绿色社会。

佩珀对生态社会有这样一种构想,他认为应该建立一个绿色、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人们共同享有生产资料,遵守自然的法则和规律,为了集体的共同利益支配自然、开发自然和利用自然,这里没有资本主义制度的生产压迫,也没有消费产生的异化,更没有掠夺导致的贫困,是一个由全人类共同建立的政治生态文明高度发达、生产力水平迅速提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成果由全民共享的生态社会。想要建设这样一个社会,必须遵守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即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人与自然平等独立,他们之间的关系既不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也不是谈判的关系,更不是彼此的附属物。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使人类社会从自然规律的严密束缚中解放出来,这是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过程,但资本主义的局限性造成的深刻的社会矛盾阻碍了人类真正的自由,因此马克思强调阶级斗争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寻求建立真正的人道主义未来国家,在这里私有财产不再存在; 城乡对立将被消除; 国家法律和阶级将被多方面发展的男性与女性组成的自我管理的共同体替代,人们在其中为共同体的利益而工作,并创造性地表达自己。佩珀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与自然社会不可调和的矛盾是由不合理的社会分工造成的,而生态社会主义则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是物质文明与生态文明相统一的更高阶段的社会,人将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自然辩证法认为,当人类通过生产改变自然时,也改变了人类的自然即他们自己。佩珀认为人类通过占有自然产品的方式发展了四肢、头脑和双手这种身体的自然力量,一系列的生产方式都是通过作用于外部世界而改变人类自身,人类发展了自己的潜能并迫使自然在其支配下活动。通过学习如何种植自然产品,人类从游牧者变成定居的人,通过学习如何制造机器,人类从农业者变成工业者,随着利用资源能力的提高,人类发展了住房、能量、电信等新的需要,通过改造自然和制造产品,人类发展了自身的主观意识,为更好地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了解自然规律提供智力支持。自然则为人类的生存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生态环境、充裕的生产资源、特色的自然风光,是客观存在的、人类赖以生长的现实基础。我们对于自然是共同生存、共同发展,相互统一、相互改造的历史过程。

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体是社会。他在《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中指出:“自然是人类的生命,但不是生活的手段,人是自然的存在物,人属于自然,自然是人化的东西。”^[6]205“人本身是自然的产物,是在它们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7]38在科学技术发展迅速的当今社会,有人认为人类是自然的统治者,通过技术改造自然借此解决生态危机,佩珀认为人们夸大了科学技术对自然的作用以及忽视了人与自然是辩证统一的存在关系,在处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时,应当运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不能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对立起来,更不能使其附庸于人类,科学技术只是手段而非路径,应当辩证统一地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一方面人与自然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另一方面实践是人类与自然交往的主要方式,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环境可以改变人,人也可以改变环境,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6]500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人类与自然界在实践中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相互演变的自然历史过程。只有达到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生态社会主义才可能实现。

极端的生态中心论者将自然视为至高无上的神圣之物,在此方面马克思和佩珀都是强烈反对的。马克思指出:“人与自然的完整统一体是社会。”佩珀认为靠自然为中心来解决生态危机问题是不正确的,并批驳了生态中心主义所阐述的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源,是人类以满足自身需求的贪婪性的物质生产活动,以及以自身为主体的人类中心论思想。他认为应该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观点进行思考,人是具有社会性的,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是社会制度的缺失,如果只强调个人道德而不注重社会制度的改革,生态危机将难以消灭。只有坚持以人类为中心的原则,才能解决环境问题,充分发挥人的主体性作用,承认人的主体性活动是为了认识自然、改造自然、适应自然; 只有承认自然对人的限制作用,坚持以人类为中心,才能创造更好的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

佩珀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方法,结合当代资本主义特征,提出只有进行社会变革,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改变生产方式,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强调实践应用,而佩珀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不仅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作出了理论分析,更是提出了内在一致的、可行的行动纲领,从经济、政治和社会等方面的行为来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佩珀在看到资本主义内部矛盾以后,坚信生态社会主义是唯一合理和正确的道路,并以此勾画出未来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美好蓝图。政治上,他认为只有加强红绿联盟,将生态主义推向生态社会主义,才能构建人类社会真正需要的生态社会主义政治,同时他认为激进的社会变革推动的主体力量应该是广大的无产阶级。经济上,他要求不拒绝生产和工业,因为它们不是造成环境问题的根本,而只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才可以带来人类解放,走向社会主义。社会上,他还要求我们秉持人类中心主义和社会公平正义的原则,坚信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并且对社会发展变革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可行性建议。这些都为生态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正确方向,也为生态环境问题的治理开了一剂良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上,他运用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批判。从人与自然的角度,在强化了对资本主义整体的系统性批判的基础上,他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概括性强的新认识与新见解。佩珀正确揭示了生态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资本主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内在逻辑,并从理论上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作了说明: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自然控制力增强,人化自然扩大;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人的奴役加深,人与自然的共存环境日益缩小。他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实表现形式与生态环境的恶化二者紧密联系起来,从而进一步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与全球环境恶化的内在联系。同时,佩珀针对现存的生态环境问题,在理论上展示了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的内在联系,把人与自然、社会发展与自然系统相协调的社会发展观联系在一起,并作为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从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发展三个方面,为研究生态社会主义提供了更大的理论空间,对我们现实的社会主义实践具有启迪意义。

佩珀提出“红绿联盟”,认为应对生态危机需要将两者联合起来。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联合,佩珀强调,绿色政党分子需要接受马克思主义,通过放弃无政府主义而与红色政党分子协调; 红色政党分子则需要通过复活社会主义传统而与绿色政党分子协调。佩珀试图通过“红”“绿”双方的这种协调来换取两者对生态社会主义的支持。但“红”“绿”双方的这种协调在现实中面临重重困难,“红绿联盟”也是饱受争议,举步维艰,最终导致生态社会主义构建陷入乌托邦境地。佩珀提出经济发展的适度增长思想,即以满足人的需求为目标而不是以追求利润为目的。这种设想固然很好,但是具体到操作层面则难以实行,因为人类的需求会在发展中不断拓展和扩大,通过量化人的需求来限制发展在实践中的可行性是微乎其微的。佩珀对生态社会主义实现的期待也是具有幻想性的,他只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对现状进行批判和反思,却从根本上脱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从而陷入不切实际的幻想中。佩珀对在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方面,特别是对生态社会主义未来社会方案的构想是薄弱的,甚至是空想的。在实现推动社会主义发展方面,他强调革命动力来自于人的需求,而不是阶级的对立; 在实现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方面,他将历史的重任放在了没有被资本主义异化所毒害、具有强烈生态意识的人身上,这是经不起历史与实践考验的; 在社会变革的途径和策略方面,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所以,佩珀提出的构建生态社会主义的设想是对“乌托邦”理论的继承,而不是对传统政治的超越,且并没有将马克思主义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贯穿于其理论的全部,在对资本主义的整体批判和对社会主义的整体把握屮,存在理论上的混乱和自相矛盾。同时由于佩珀将生态问题视为理论研究的核心,直接导致在理论上以所谓“生态危机”取代“经济危机”,并最终导致用人与自然的矛盾取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固有的基本矛盾,从而进一步淡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因此,在处理保护生态环境和人类社会发展方面,佩珀生态主义思想并未能找到有效的解决路径。

佩珀批判、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赋予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说新的时代内涵,是对席卷全球的绿色运动以及生态社会环境日益恶化做出的有力回应。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观的方法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生产方式、自然环境影响等方面进行分析,揭示出生态危机的根源,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进行批判,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佩珀促进红绿联盟。对人类中心主义和技术中心主义批判取舍,坚持以人为中心,提出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并构建社会主义生态社会的具体路径,为应对全球生态危机提供全新的理论和方法指导。虽然在实践方面还具有局限性,但他的生态主义思想观点为人类面对自然挑战,对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但要将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由理论变为现实,还需要全人类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