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指标体系理论来源
失地农户在进行生计策略选择时,首先,要考虑到家庭拥有的生计资本,生计资本的状况和性质决定了农户采用生计策略的类型[6]。作为理性的决策者,农户会根据家庭禀赋和拥有的资产选择相应的生计策略来实现生产力的最大化[13]。自然资本的丧失会使失地农户收入下降,农户剩余的耕地面积越多,自然资本越丰富,从事农业种植的概率也会相应提高;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提高会促使失地农户更多地从事农业种植以外的生计活动,也会提高他们的收入[6,14-15],失地农户家庭拥有的生计资本组合各不相同,这些差异化的组合成为了分析生计策略的基础[11]。其次,失去土地后农户需要不断调整生产、生活习惯来适应从农民到市民这一身份的转变,为了减轻土地征收给生计带来的负面影响,农户要提高适应性并更新生计策略。其中,失地农户适应性的核心是适应能力,反映了农户针对环境变化利用自身资源禀赋不断学习新的生活技能并尝试新的生计策略的能力[16]。再次,这个过程中,制度性调节了执行这种策略和实现某种生计结果的能力,也就意味着制度政策可以通过提供社会保障帮助和一定的补贴来帮助农户更好地实现生计策略。最后,失地农户还面临着来自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风险,农户会通过追求不同的生计策略来规避这些风险。
综上,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实际调研,综合考虑影响失地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多重因素,确定了失地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一级、二级、三级指标。
2.2 指标体系说明
根据上文的分析,失地农户生计策略的选择应考虑到生计资本、适应能力、外部因素的影响,同时要明确这三方面的逻辑关系,否则很容易造成片面评价。选择可持续的生计策略依赖于家庭禀赋和资本的积累、面对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对生计风险的有效规避,并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政策制度保障和外部的生计环境。因此,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确定了失地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各级指标,并且选取了具有一定代表性和典型性的指标,如果选取的指标过于细化,会增加对指标权重的判断难度,而且也会分散重点指标。具体指标见表1。
(1)生计资本指标的确定。生计资本是农户用来维持正常生存所需的所有资产的总和,生计资本既是农户进行生计策略选择的基础,也是农户用来抵御失地冲击带来的各种风险的重要保障[17]。因此,依据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DFID)对生计资本的划分并参考国内学者研究的失地农户生计资本测量表,将失地农户的生计资本分为五个部分:①自然资本。土地不仅是农户的收入来源,而且承担着重要的社会保障功能[12],农户拥有的土地面积越多,能够提供的生活保障也就也多。失地农户通常会失去部分或者全部土地,失去部分土地的农户可以继续从事农业种植活动,即使失去全部土地,也可以租用他人土地来继续经营,但保留的土地越多,意味着农户获得的经济补偿也就越少[18],因此设置“土地面积”和“失地比例”来反映自然资本。②物质资本。农户的物质资本是农户生产生活所需的物资和基础设施。第一个指标是家庭住房面积,对农户而言这最重要的物质资本,是农户生产、生活的必要场所; 第二个指标是家庭的耐用品数量,包括家庭拥有的汽车、电视以及农用设备。③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是农户进行生计活动的重要基础,人力资本的数量和质量决定了农户是能否有效驾驭其他生计资本。人力资本的测量分为3个指标:其一是平均受教育年限,农户受教育的水平会影响农户生计策略的选择,个人的学历水平会影响农户的就业方向和收入的高低; 其二是非农劳动力占比,家庭中的非农劳动力人口越多,继续从事农业种植活动的可能就越小; 其三是健康状况,农户的健康情况会影响个人的生产能力,农户可能会因伤、病而丧失劳动能力。④金融资本。指农户筹措和可支配的资金,分别以家庭实际年收入和存款金额两个指标来衡量。前者反映了农户的年现金收入,包括工资收入、个体经营收入、农林种植收入等,后者反映了农户的存款额,由于大多数农户都是风险厌恶者[4],选择投资和购买股票的家庭较少,将资金存入银行仍是他们的首选。⑤社会资本。指农户利用社会网络关系更好地实现生计策略。农户的社会资本具体可以分为三个指标:一是农户在家中有重大变故或突发事件时得到经济支持的情况; 二是农户参加社会团体组织的状况; 三是农户的社会关系网络支持,亲朋中有无村干部和国家公务员,失去土地后,农户可以利用社会网络和人际关系增加非农发展的机会,从而拓宽自身的发展空间并加快实现市民化身份的转换[14]。
(2)适应能力指标的确定。失去土地后,农户该如何快速地提高适应能力来应对生产、生活环境的转变显得尤为重要,因而农户可以通过调整适应行为来提高适应性并减少损失。本文在适应能力共设置了3个二级指标、6个三级指标。就业能力是农户适应能力的核心,就业的稳定关系着农户基本的生存和发展,失去土地后,农户面临着重新就业的压力,家庭能够获取的就业信息是基础,可以提高决策水平,农户所需要的职业技能知识是保障,能够促进农户再就业,因此选择就业信息获取、职业技能培训来反映就业能力。此外,转型能力是外部环境变化时,农户通过生计策略的多样性和可持续性来重新构建新系统的能力[16],选取职业稳定程度和非农谋生技能来表征。融入城市能力反映了农户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主动性,融入城市能力越高,能越早适应城镇化身份的转变,取得较好的生计效果。对失地农户来讲,融入城市能力主要通过身份认同度和生活方式适应性来表示,其中,身份认同度反映了失地农户对社会角色转变的满意程度,生活方式适应性体现了失地农户对生产、生活方式转变的习惯程度。
(3)制度环境指标的确认。失去土地使农户生产和生活的空间结构发生改变,这种改变伴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政府也会对政策进行相应的调整并提供社会保障服务来减少负面影响。因此,农户的生计策略会受到政策执行地差异化、生计环境改变的影响。在制度环境方面,共设置2个二级指标、7个三级指标[3,19-20]。首先,在政策制度中,征地补偿标准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农户一段时间内的收入并成为家庭重新展开生计活动的重要资本; 政府提供的就业技能培训有助于失地农户进行再就业; 政府加强文化建设使失地农户产生自我认同,真正融入城市生活; 在医疗、养老等方面加强社会保障的建设,破解农户面临的生计困境。其次,在生计环境中,安置地的基础设施建设是否完善关系到失地农户的舒适程度; 因对征地补偿标准不满而引发的群体性冲突反映了社会安全与稳定; 劳动力市场的公平有利于减少失地农户在城市就业的限制性规定。具体来看,在政策制度二级指标中,设置了征地补偿款、就业培训、文化建设、社会保障制度4个三级指标。而在生计环境二级指标中,设置了安置地基础设施建设、社会稳定程度、就业市场3个三级指标。
(4)生计风险指标的确认。在失去土地后,农户面临着经济、社会、自然等多样化的风险,农户需要通过生计策略的选择来降低风险的冲击。关于失地农户的生计风险,本文共设置3个二级指标,9个三级指标[11,21]。其中,经济风险主要是家庭经济水平受到影响,长远生计难以持续,主要表征为因农产品市场价格发生较大波动而造成的收入减少; 由于集中居住,丧失低成本的生活方式,各种支出费用的增加,加重了家庭的经济负担[22]; 在拆迁过程中财产的遗漏、丢失和损坏,使农户需要重新购买导致额外负担; 因学历、年龄、技能、就业市场减少因素引起的就业困难。社会风险主要是在原有的生活条件被打破之后显得社会保障体系还未建立,农户对城市生活的适应也存在较长的过渡期,因此面临身份边缘化、子女教育困难、政策不稳定、养老和医疗保障不健全等风险。自然风险主要是农户在征地后面临的不可抗拒的干旱、暴雪、洪水等农业生产造成的冲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