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女性在政治性的妇女解放运动中逐渐如戴锦华所言已经“浮出历史地表”,尤其在新时代消费社会、经济独立的基础上涌现许多崭新的女性意识,但依然面临着双重困境与身份错位的焦虑。尽管中国女性“从法定的奴隶变成法定的主人,从物体变成主体,从他人的‘他人'变成自己”[11]25,但因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并非由自发的以性别觉醒为前提,且解放运动实质是文化变革,“不是仅仅靠经济、政治或社会结构的变动所能完成的。在经济相当发达的社会中,女性依然可能遇到种种生存困境,而在立法上明确保护妇女权益的中国则依然有无数女性无权的悲剧发生,这都是因为人们意识深层和文化观念依然隐匿着男权主义残余所致”[1]212。《暂坐》中体现的女性悲剧,正是产生于现有的社会文化结构中,体现着陷于空洞暧昧的两性处境、依附男权社会的无望与困境和身份认同的错位与焦虑三方面。
4.1 陷于空洞暧昧的两性处境
女性的局限如波伏瓦所言离不开“处境”二字,女性仍处在内在性大于超越性的现状中,“一切都促使她让自己受困,受到外界生存的支配,她特别是在爱情中自我否定,而不是自我肯定”[13]577。在两性关系中,男性在女性身上寻找自我存在与特殊价值,因为男性认为的女性“是非本质事物的世界上的一切:她是整个他者”[10]272。《暂坐》中的女性尽管选择了独立,但如波伏瓦所言,因为个人抱负受制于女性身份和社会压力的阻碍,“她仍然在生活中腾出一个位置给予男人和爱情”[13]130。这是因为“男女处境的不同反映在他们对待爱情的观点上”[13]497,沉溺于内在性的女性把爱情当做生活本身,并把被爱的男人当做神来崇拜,但从小就被教育有超越性的男性只把爱情当作一种消遣,女性一旦深陷这种空洞没有回应的两性关系中,自我虚无化的同时,内在性的处境也更加艰难。
男性在两性关系中支配女性并情感善变,是女性不可依靠的脆弱支柱。陈志红在《反抗与困境: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一书中引用凯特·米利特的《性政治》指出,两性关系是一种支配和从属的关系。“男人按天生的权力对女人实施的支配……不管目前人类在这方面保持何等一致的沉默,两性之间的这种支配和被支配,已成为我们文化中最普及的意识形态,并毫不含糊地体现出了它根本的权力概念。”[16]44-45羿光作为小说中的主要男性角色,和几位商业小资女性角色都有暧昧关系,并且都是两性关系的主导者。海若对羿光有情感依赖,在小唐被抓后求助于社会名人羿光,但羿光开始缺席,并不能解救小唐; 对羿光有爱恋之情,但羿光与许多女性友人包括自己的好姐妹有暧昧关系,这都让海若处于从属地位。辛起做香港老头的小三是为了利用他的社会关系和经济地位,从而实现她真正从乡下人蜕变为“城里人”的身份标签,完成阶级跨越,但结果老头利用她的身体资本后抛弃了她。从男性权力不可靠,但女性因为自身权力的丧失不得不依靠男性权力在社会中谋生,可以看出女性的生存悲剧。“事实上,充满欲望和权力关系的城市以及城市中投机猎艳的男性是无法支撑起女性的情感安慰与事业需求的。他们身上没有女性救赎的希望,这就更加剧了女性在追求过程中的悲剧性意味。”[15]4
4.2 依附男权社会的无望与困境
中国女性虽然“浮出历史地表”并能够追求个体的主体性和超越性,但身处男权文化的苍穹下,未曾突破男权传统规训下的意识藩篱,无法获得真正的权力,因为“‘我们无法在男权文化的苍穹之下创造出另一种语言系统来'。这是女性话语与表达的困境,也是女性生存的困境”[17]91。在这种文化结构中,女性无论是经济、性别、社会权利、情感都在一定程度上要依赖男性,或受制于男权话语权力。《暂坐》中男性权力的要素随处可见,甚至承接着情节发展的主要推动作用,女性主角们关于生存的经济、情感等方方面面都与男性权力密不可分。但是,男性权力的不可靠性,在一定程度上直接生成了《暂坐》故事茶庄爆炸、姐妹生离死别的悲剧结局,《暂坐》女性在追求之后再度陷入生存困境,陷入无望与困顿。
男性权力的不可靠在于男性社会关系和政治权力的不可靠。政治权力与社会关系永恒处于非稳定状态,并且女性并未获得和男性真正同等的权力,因此《暂坐》女性在事业和社会关系上依附这种权力直接导致了最终各种失败的结局。《暂坐》中女性有追求“飞天”的女性意识,但又意识到了男权社会的本质,在实现人生、事业目标时,无论自觉或不自觉都选择了依附于这种政治权力和社会关系。中国现有的文化结构实质是男权文化,小说中羿光一语见地:“这个社会说是妇女翻身,其实仍然是男性的社会……从街道办到市政府省政府,甚至中央开会,公布的会议人员名单中从来都是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括号女,男的为什么后边不加个括号标明是男呢?”[4]56海若能开茶馆中奢侈品地位的“暂坐”茶庄,是因为与市长秘书关系密切,茶馆的选址、优惠租金以及能接到市政活动用茶的诸多订单这些优势,通通受荫于政府高级人员的权力,同样作为往来,海若和小唐为官员兑换受贿的黄金用以销赃。但在反腐的政治背景下,依附这种权力建立的经济独立终究是空中楼阁,随时面临着摧毁,最后结局茶庄神秘莫测地爆炸,在一定程度上象征着权力的不可靠。同样,男性社会关系作用也并非稳固和有效。陆以可的广告牌订单生意寄希望于希立水的同学许少林却无后续; 虚伪逢迎的范伯生结识女性人物也只为利用关系凑成于他有利的商业活动。
由此,权力的不可靠,男权社会多种掣肘,女性的经济独立空中楼阁,性别偏见俯拾皆是,精神追求陷入虚无,最终将女性逼至永恒处境,遭受着生存困境的束缚。新时代中国女性没有自己的话语系统,附属于男性语言体系内,这种话语与表达的缺失,让女性无法保持“真身”的出场,无法真正获得主体的超越性存在,“文明将女性置于一座‘镜城'之中,其中‘女人'、做女人、是女人成为一种永恒的迷惑、痛楚与困窘”[16]91。
4.3 身份认同的错位与焦虑
身份认同在心理学角度上是“个体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和对所归属群体的认知以及所伴随的情感体验和对行为模式进行整合的心路历程……身份认同是社会的产物,一方面社会赋予个体身份的意义,另一方面身份认同需在社会中逐渐建构、完善”[18]22。女性身份认同建构的矛盾和艰难在于,一方面,现今男权社会赋予女性身份认同双重性,既要求女性有传统的奉献和贤良特质能相夫教子,又希望她做独立优秀职业女性; 另一方面,社会依然给予女性刻板的性别标签,以社会偏见对女性进行评判并投以异样眼光。这两种要求一一对应、加诸于女性身上,就会产生社会赋予女性身份认同与性别标签的错位。女性在这种错位中,自身的精神性别与自我指认十分艰难,在双重分裂中产生性别焦虑甚至是生存焦虑。《暂坐》中的女性,身处于这种错位,一方面对男权社会失望和反叛,追求独立自主,婚恋状态独身或离异,甚至选择同性恋,另一方面又察觉并且忍受了社会诸多异样的眼光从而备受煎熬,无法获得内心的平静,处于一种精神焦虑的生存状态。这也是当代女性身处新旧意识夹缝和身份认同错位中的悲剧性体现。
社会赋予女性身份认同双重性,“既要做传统贤妻良母,又必须争取个人经济和社会地位的独立”[1]93,“既要女人觉醒又要女人沉睡”[11]43,是一种“男权苛求”性质的社会压力强加于女性身上的枷锁,女性更深地陷入双重角色的分裂中。一旦一种角色缺失,女性都不被社会看作是完整的生存状态,尤其是独身女性完全没有社会尊严,经济条件再富足也普遍得不到实现人生价值的认可。《暂坐》里这种社会观念具体体现在男性配角的语言里。应丽后作为包租婆,借高利贷后借贷人跑路,姐妹们出主意时,范伯生说“要是你有丈夫,也不至于事情会这样”[4]235,魏总对范伯生形容海若姐妹群,说“个个不是剩女就是寡妇,却都是大美女啊”[4]86。
因“社会意识和观念上却基本沿袭了传统的男权主义的女性价值观,在日常生活中传统规则依然限定制约着女人的处世为人和言谈举止”[1]92,社会赋予女性刻板的性别标签无处不在,社会中的人群以偏见对女性进行评判,并对不符合双重角色的女性投以异样眼光。从女性自身而言,尽管成功逃离双重角色的枷锁,像《暂坐》中女性一样选择了自由的婚恋观保持独身,但逃离不了社会的偏见和眼光,无法不在意被异样地看待。例如最大胆的同性恋,司一楠和徐栖选择同性恋本身已经冲破了传统的价值观获得自由,但会逃避作为姐妹之一的向其语眼神和话语的指认,更会因为范伯生的多看两眼、“各有各的活法”这种并无羞辱的语言愤怒、争吵,并离开姐妹群。可以看到,女性个体无论再如何觉醒,如何追求自我的超越性,都无法逃离男权社会的苍穹,无法解决因为身份认同的错位、双重分裂产生的性别焦虑和生存焦虑。这种女性生存的悲剧性,体现了中国妇女解放“是一个永久存在的问题,它并未因帝制和古文遭到废止便自行解决,甚至也不因新婚姻法公布而失去意义。随着意识形态斗争焦点的转移,女性脚下的这双重复合位置便分歧日深”[11]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