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指出:“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在通常情况下,在多数场合,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 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6]21党的领袖群体既是党的理论创新的“总设计师”和“指挥家”,又肩负“创造新理论”的历史使命,是党的理论创新的主要创造者和阐释者,他们独有的领袖气质、思想品质和实践品格代表了党的理论创新形象。
1.1 党的领袖群体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学理依据
马克思认为:“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1]502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革命,必须要有坚强的领导核心和科学的理论指引。百年来,党的理论创新成果以党的领袖群体命名,恰好体现了这一要求。这是历史、人民和时代的必然选择,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和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总结的必然选择,蕴含深刻的理论、历史和实践的内在逻辑统一。
一是理论逻辑上,蕴含了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精髓要义,体现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的必然逻辑。分析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时,恩格斯撰文认为:“就是由于缺乏集中和权威。”[7]500此后,他多次强调:“没有权威,就不可能有任何的一致行动。”[8]372列宁同样在总结十月革命的经验中深刻领悟:“在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2]344因此,从无产阶级政党的内在要求看,党的领袖群体在党的理论创新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可以有力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二是历史逻辑上,这凝结着百年党史经验教训的智慧启迪。回顾百年党史,只有树立起正确的党的领袖群体的领导核心地位,才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如遵义会议后逐步确立起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中国革命开启了新面貌。三是实践逻辑上,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伟大实践证明了的正确结论。事实证明,发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理论创新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了党在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为坚强的政治保证、提供更为强大的思想指引、汇聚更为磅礴的奋进力量和更为强大的组织优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能轻松实现,前进道路上仍然存在各种风险挑战,特别是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攻击,特别是针对党的领袖群体的污蔑。新时代,继续发挥党的领袖群体在理论创新中的决定性作用,强调不断以自我革命推进社会革命,找出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和又一成功路径,严格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彰显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凝聚全党形成统一共识,团结一致向前看,在结合中国发展的实践中,正确、冷静应对各类问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1.2 党的领袖群体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尺度把握
列宁认为:“造就一批有经验、有极高威望的党的领袖是一件长期的艰难的事情。”[2]344而领导核心关乎党的生命,指导思想引领党的方向,持续加强党的理论武装,必须不断加强党的领袖群体在其中的决定性作用,但这需要有科学合理的尺度范围。
首先,要树立他们的理论品质。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备如此大的魅力,就在于其理论将科学性同革命性进行了严格、高度的结合,而做到这一点,一个关键原因在于创始人“兼有学者和革命家的品质”[9]297。刘少奇指出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成功地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不仅在于他是“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实现了“高度的科学精神与高度的革命精神相结合”[10]336。因此,选拔和培育兼具“学者”和“革命家”的领袖群体,是推动党的理论创新的根本条件。其次,坚持自我革命。自我革命是党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重要动力,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必然升华。而在其中占据主导地位,发挥决定性作用的领袖群体,必须坚持创新思维。一是始终保持高度的创新意识和自觉。既要坚守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也要持之以恒开展创新实践,在实践中把握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以理论自觉推进理论创新,进而坚定理论自信。二是坚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这要求不仅要解放思想、大胆探索,还要实事求是、稳步前进,树立问题意识与坚持问题导向,加强调研,这是党的理论创新的基石。三是注重一般和个别相结合。毛泽东曾形象指出:“麻雀虽然很多,不需要分析每个麻雀,解剖一两个就够了。”[11]134这种一般与个别相结合的方法就是要抓住关键典型,对所有关于党的理论创新的材料进行甄别、判断和梳理,并以试点的方式进行实践,进而推广开来,即“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要在加强顶层设计的前提下进行,加强顶层设计要在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的基础上来谋划”[12]68。四是推进顶层设计与尊重人民首创相结合。发挥党的领袖群体与人民群众两个方面的积极性,将之汇聚成一股力量,尊重人民首创精神,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并将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科学理论,转化为具体政策、制度等,再到人民群众间广泛宣传推广以促进他们的行动自觉。最后,坚持民主集中制。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具有复杂性,面临多重尖锐的矛盾,维护和服从核心又是一个需要不断把控的动态过程,这就需要一个集中统一的领导核心,如毛泽东所说:“一个队伍经常是不大整齐的,所以就要常常喊看齐”[9]297,恩格斯也曾形象精辟地以大海航船来比喻维护权威重要性,认为船在大海航行遇危时,“大家的生命能否得救,就要看所有人能否立即绝对服从一个人的意志。”[13]276同时,也需要发扬民主,党的领袖群体选拔和任用建立在制度性的党内民主和监督机制之上,民主与权威相结合,成为党的理论创新的重要制度保障。如邓小平所说:“党是一个战斗的组织,没有集中统一的指挥,是不可能取得任何战斗胜利的,一切发展党内民主的措施都不是为了削弱党的必需的集中,而是为了给它以强大的生气勃勃的基础”[14]233。
1.3 党的领袖群体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具体体现
毛泽东曾形象比喻:“一个桃子剖开来有几个核心吗?只有一个核心。”[15]69邓小平也深刻总结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16]310中国共产党是拥有科学理论的政党,进行的是拥有科学理论指导的事业,需要以共同的指导思想作基础。正确认识党的领袖群体在党的理论创新中发挥的决定性作用,我们才能始终把握历史发展规律,运用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谋划事业发展,应对各类风险挑战。
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者与确立者。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向全党倡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需解决的问题。”[17]534这绝非是一个新概念,而是一项伟大的事业和任务。百年来,在党的领袖群体带领下,中国共产党人围绕不同时期的历史任务、使命和实践要求,不断创新理论,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新发展。二是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的把握者。这是党的理论创新开展的历史前提和现实基础。既要与中国具体实际相联系,也要与时代相连接。如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一方面把握国情,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另一方面针对时代特征作出判断,提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赋予了党的理论创新鲜明的时代气息和特色。三是党的理论创新体系的建构者和诠释者。“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加以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7]588,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在与中国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后,诞生了党最重要的理论创新体系。当然,这些理论体系还需要不断去整理、完善和发展,但其自身的科学性、完备性不容置疑。同时,党的领袖群体也在他们的理论文本形成和理论体系建构的过程中,为使理论被大众所接受,而不断进行诠释、说明、概括和传播。因为党的领袖群体是党的理论创新体系的建构者,其诠释最接近理论的真实,最符合理论的本意。再加上他们的领袖权威和人格魅力,其诠释也更有号召力和感染力,达到传播的最佳效果。所以,党的领袖群体对其理论创新体系的基本框架、内容、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建构与解读,既能集中展示党的理论创新成果,也能不断促进实践发展。四是党的理论创新偏差的纠正者。一方面,党的理论创新成果以党的领袖群体命名,但必须清醒认识到,两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两者虽可以相互转化和依存,但有根本差别。党的领袖群体的决定性作用体现在理论上,就是必须以他们所开创的指导思想为指导; 他们的理论创新即指导思想体现在组织上,就是必须维护领袖群体的核心地位。但必须清楚认识这是全党全国人民共同智慧的结晶,不是某一个人的功劳,不能由此形成个人崇拜。另一方面,在党的理论创新过程中,会有对中国国情认识不清、时代特征把握不准、对马克思主义误读、经验不足、思维固化等主客观因素出现。这些都会使党的理论创新出现偏差,但党的领袖群体特有的政治地位和理论敏锐力,使其具有批判精神和斗争勇气,善于发现和纠正偏差,促进党的理论创新沿着正确轨道前行。如邓小平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进行拨乱反正,批判“左”右倾思想错误,有效遏制历史虚无主义、自由主义等错误思潮,消除了党的理论创新阻力。党的领袖群体解决了党的理论创新中的重大问题,甚至是事关党和国家事业的关键问题,因而他们是党的理论创新中的主导者,起到决定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