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高校科技创新与区域经济发展综合评价
利用熵值法计算出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级地区高校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的综合评价值(图2、图3)。总体而言,我国大部分省市高新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呈现出“总体稳定,略有上升”的态势。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底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了较大冲击,2020年各地高校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综合评价值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
图2 30个省级地区2011—2020年高校科技创新综合评价值
图3 30个省级地区2011—2020年经济发展综合评价值
在高校科技创新方面,江苏、北京、上海的平均值位居前三位,体现出强劲的高校科技创新能力。除此之外,浙江、山东、湖北等地评价值较高且呈现出良好的增长势头。究其原因,在于区域内丰富的高校科技资源和完善的科技创新体系。比如,北京的“双一流”高校有31所、江苏有16所、上海有15所,远远多于其他地区,一流的高校科技人才和创新团队以及充足的高校科技研发资金为高校科技创新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然而,西部地区的青海、宁夏、新疆等地受区位地理位置的约束以及高校科研基础薄弱等因素的影响,高校科技创新综合评价值始终处于较低层次,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差距十分明显。同时,东北地区的高校科技创新综合评价值出现下降的趋势,而中部地区的山西、河南、江西以及湖南等地呈现出稳步上升的态势。
在区域经济发展方面,北京、上海、江苏、广东以及浙江一直位居全国前列。绝大部分地区呈现出稳中有进的发展势头,这也与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所呈现的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发展动力由要素和投资驱动转向由创新驱动等阶段性特征相契合。在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经济圈以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体系的指引和带动下,我国综合经济实力持续提升。仅有天津、山西、内蒙古、广西、宁夏以及东北地区受粗放型的生产方式以及产业结构升级相对缓慢等因素的影响使得区域经济发展综合评价值略有下降,导致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以及高质量发展方面相对落后。从空间布局来看,各地差距较大,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与西部偏远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综合值差距悬殊。此外,中部地区近年来经济发展呈现出逐年稳步增长的趋势,经济发展基本总体向好,处于快速成长阶段和重要战略机遇期。
3.2 耦合协调度的时间演变特征
在高校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综合评价值的基础上,运用耦合协调模型。经测算得出,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级地区两大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度,以进一步探讨其耦合协调关系。结果见表3。
总体而言,大部分地区的高校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呈现稳步上升并逐渐趋于稳定的态势,但增幅较低。说明我国高校科技创新与经济朝着更加协调的方向发展,但协调发展的速度较为缓慢,绝大部分地区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其中,中部地区增幅在四大地区最大,由2011年的0.461增长至2020年的0.485。甚至出现下降的现象,比如东北地区。2020年东部地区各项改革发展任务受新冠肺炎的冲击较为严重,2020年耦合协调度略有下降。但除天津和河北外,其他地区2011—2019年耦合协调度均呈现上升趋势; 西部地区受自然和历史因素的影响,其高校科技发展和经济建设方面与东部、中部等地区具有较大差距,但西部地区高校科技与经济协调发展呈现出良好势头,除青海、广西和内蒙古地区,其他地区耦合协调度均有所上升。
3.3 耦合协调度的空间格局分布
利用ArcGIS10.2软件,将2011—2020年高校科技创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的均值以区域地图的形式更为直观地展示出来(图2)。从空间布局来看,我国高校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整体呈现出“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不均衡态势,耦合协调度由沿海向内陆地区逐渐递减的空间分层特征。
以各地区2011—2020年的均值为例,北京、江苏、广东、上海地区耦合协调度位居全国前列,其中北京和江苏处于优质协调阶段。北京作为我国首都,是国家科技创新中心,亦是我国科教智力和人才资源最为密集的区域,依靠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雄厚的经济实力以及优越的科技创新基础等优质条件,其耦合协调度一直位居全国首位。江苏凭借实体经济和产学研双重优势一直致力于建设科技强省并在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基础上落实高质量发展的各项规划,其耦合度一直紧随北京。广东作为我国经济大省,高校科技综合实力持续增强,其耦合协调度也一直处于良好协调阶段并保持稳步上升的态势。上海是我国经济最发达地区,也是高等教育资源集中地区。近年来,加快推动高校科技创新体系建设,高校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其耦合协调度保持在良好耦合水平。除此之外,东部地区的福建、海南等地区虽然耦合协调度较低,但近十年一直保持稳步上升的良好态势。中部地区的耦合协调度(除山西外)均保持上升趋势,在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实施带动下,科教实力显著增强,中部地区协调发展势头正劲。除山西外,2020年中部地区的耦合协调度均在0.4以上,其高校科技创新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局面初步形成。东北三省近十年的耦合协调度均值都保持在0.4以上,但是由于东北老工业基地体制性结构性问题日益显现,传统支柱性产业竞争力减弱以及受重化工价值链转型升级和高校科技创新发展相对缓慢等因素的影响,东北地区耦合度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西部地区除了四川、重庆以及陕西实现了初级耦合,其他地区耦合协调度相对较低,受自然环境恶劣和经济基础薄弱等因素影响,其耦合协调度均值在我国四大地区为最低,与东部发达地区差距较大。
表3 30个省级高校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2011—2020年)
3.4 基于多元回归模型的耦合协调性影响因素分析
高校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受多重因素的影响,为了进一步探索耦合协调度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文在前文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已有学者的研究成果[13-14],借助SPSS23.0软件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其中,将东部、中部、东北以及西部的耦合协调度作为因变量,选取高校科技创新与区域经济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中8个更具有代表性的二级指标标准化后的数值作为自变量。
(1)高校科技创新对耦合协调性的影响。将四大地区的教学与教研人员、科技经费投入、学术论文数量以及专利授权量四个二级指标标准化的数值作为自变量,分别记为X1、X2、X3以及X4,Y为各地区的耦合协调度,进而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方程,具体结果见表4和表5。
从表4可以看出,四大地区的教学与科研人员、科技经费投入拟合优度较高。其中,中部地区的拟合优度最高(94.5%)较好的解释了高校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度。从回归方程可以看出,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东部地区每增加一个单位的教学与科研人员,其耦合协调度将提升0.383。中部地区增加一个单位的科技经费投入,其耦合协调度将提升0.386,而增加一个单位的科技经费投入可提升0.62的耦合协调度。因此,对中部地区而言,应该加大对高校科研经费的投入。相应地,西部地区应加大对教学与科研人员的投入以提高其耦合协调度。而东北地区需要同时增加教学与科研、科技经费才能促进高校科技创新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从表5可以看出,东部、中部以及东北地区的高校学术论文数量、专利授权量能较好解释其耦合协调度,其拟合优度分别为83.9%、94.6%、83.1%。而西部地区的拟合优度较低,模型的拟合相对较差,对其耦合协调度的影响较小。此外,对于东北地区而言,学术论文数量对东北地区耦合协调度的提升影响相对较大,专利授权量影响较小。在其他变量不变的前提下,每增加一个单位的学术论文,其耦合协调度将提升0.795。
表4 教学与教研人员、科技经费投入对耦合协调度的回归分析
表5 学术论文数量、专利授权量对耦合协调度的回归分析
(2)经济发展对耦合协调性的影响。同样地,将四大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地区财政收入、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就业人员比重以及R&D经费投入强度4个二级指标标准化的数值作为自变量,分别记为X5、X6、X7以及X8,Y为各地区的耦合协调度,进而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方程,具体结果见表6和表7。
东部和中部地区的耦合协调度的增长在地区生产总值和地区财政收入的拟合优度较低,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差,对耦合协调度的影响相对较小。也就是说,其对于提升高校科技创新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水平相对有限。相较而言,东北和西部地区的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可以解释其耦合协调度的88.8%和82.6%,由此表明,其对促进东北和西部地区的耦合协调度具有显著作用。此外,生产总值每增加一个单位,东北地区的耦合协调度将提升0.792、西部地区的耦合协调度将提升0.749。
由表7可知,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就业人员比重和R&D经费投入强度能解释两地区耦合协调度分别为61.7%和54.9%,拟合优度相对较低。此外,东部、中部以及西部地区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就业人员比重呈负相关,说明过多劳动人员从事第三产业会导致耦合协调度呈现递减的现象。因此,要合理规划三大产业就业人员的比重,进一步完善就业的结构性矛盾以促进地区的协调发展。整体而言,四大地区的R&D经费投入强度与耦合协调度都达到了显著相关。因此,加大研发经费是促进我国高校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
表6 地区生产总值、地区财政收入对耦合协调度的回归分析
表7 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就业人员比重、R&D经费投入强度对耦合协调度的回归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