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项目:陕西省社科界2020年度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项目(20FN-162)
作者简介:余晓艳(1983-),女,西安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妇女/性别问题; 魏樊樊(1996-),女,陕西师范大学哲学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人口学。Email:394070759@qq.com
(1.西安市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所,陕西 西安 710054; 2.陕西师范大学 哲学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1.Institute of Sociology, Xi'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Xi'an 710054, China; 2.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Government,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China)
DOI: 10.15986/j.1008-7192.2023.02.010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深,人们的生活方式、生活理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传统的性别观念、婚姻家庭稳定性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个体在婚姻当中更加注重自我意识与自我感受,“从一而终”“白头偕老”的婚姻传统观念不再是束缚个体婚姻聚散的枷锁,婚姻标准已然发生了变化,单纯的白头偕老已经转变为婚姻中的个体感受,婚姻满意度而非婚姻长久度已跃升为衡量婚姻质量的重要指标[1]。婚姻是家庭持续发展以及社会稳定的基础,近十年我国的离婚率逐年升高,国外学者研究发现婚姻满意度是婚姻收益的重要体现,并能够有效降低离婚的想法和婚姻解体的风险[2]。婚姻满意度直接影响婚姻关系的稳定与和谐,因而成为婚姻关系研究的操作化指标[3],国内已有研究主要从婚姻质量、婚姻幸福感、婚姻稳定性、婚姻满意度等维度来进行不同群体婚姻现状的实证研究与分析,婚姻满意度的研究群体主要有城市居民、青年、留守妇女、老年人 、农民工等,研究发现,不同群体婚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是有所差异的。国外自从Hamilton1992年首次提出婚姻满意度这一概念之后,Karney和Bradbury将婚姻满意度作为婚姻质量的关键因素进行研究。也有学者设计了婚姻满意度的测量表如婚姻满意度问卷、堪萨斯婚姻满意度量表,之后就开始婚姻满意度的模型分析,如Vaillant等[4]研究发现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婚姻满意度呈现“U”型,家庭分工、配偶支持会影响婚姻满意度,滕吉(Twenge,J.M)等[5]认为生育子女数较多会降低已婚夫妇的婚姻满意度,Rollins等[6]的研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纵观国内外婚姻满意度的相关研究成果,国外学者关于婚姻满意度的定量研究比较成熟,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测量体系,对婚姻满意度影响因素作了大量的实证分析,主要集中于个人、配偶、家庭等因素的分析,为我国本土化的婚姻满意度研究提供了参考。国内学者早期研究的重点是婚姻质量的影响因素,且定性研究多于定量研究,关于个体婚姻满意度实证研究部分内容则包含于婚姻质量的研究之中,独立成果较少; 本文从建设和谐家庭的视角,在社会性别理论的框架下,利用第四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个人问卷(陕西)调查数据,研究影响个体婚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分析对比男女两性婚姻满意度影响因素及其差异,以此为依据探讨完善婚姻家庭有关的政策法规,促进家庭和谐幸福及建立良好的婚姻秩序,弘扬主流婚姻价值观和家庭意识形态。
国外专家学者对婚姻满意度的概念、内容及维度作过深入的研究,美国社会学家Hamilton最早提出婚姻满意度这一概念,认为婚姻满意度主要是指已婚夫妇对其所处婚姻关系的主观评价,对婚姻感受的认知体会,还有国外学者认为婚姻满意度是婚姻质量的关键因素; 是个人对婚姻的全面评价; 最后基本统一为已婚夫妇对婚姻关系满意程度的评估,是衡量婚姻生活质量的主要指标。国内学者在国外研究的基础上,从卢淑华、文国锋提出的婚姻满意度是与社会发展一致的条件下,人们对自身婚姻的主观感受和整体评价到徐安琪、周小华、叶文振、陈飞强等在以上内容的基础上对婚姻满意度的界定更加多维、更加全面客观,如从物质、精神、社会支持等层面对婚姻满意度的界定,总体上来说概念的界定表述虽不一致,但本质上却大同小异,国内外学者概念界定一致强调了个体对婚姻的主观感受与评价。本研究的界定也基本一致:即已婚夫妇对婚姻生活满意程度的主观感受、主观认识、主观评价。
关于婚姻满意度影响因素,交换理论认为夫妻关系的维系主要在于双方当前婚姻的成本和收益,婚姻收益主要来自于婚姻满意度,婚姻成本主要表现为婚姻当中不满意的体验,根据交换理论的基本解释婚姻收益越高,婚姻的满意度越高,婚姻成本越高,婚姻满意度就会降低。婚姻收益主要体现在配偶陪伴与情感支持等方面,婚姻成本主要有语言和肢体的侵犯、配偶的不良习惯等; 互动理论认为婚姻中的互动行为也会影响婚姻的满意度; 性别意识也通过影响婚姻关系中的公平感而影响到婚姻满意度[7]。因此依据上面提到的婚姻收益和婚姻成本、婚姻互动行为、性别观念为参考依据,以前期文献资料为基础,本文拟确定婚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如下。
(1)家庭收入。稳定的收入来源是家庭功能得以维持的物质基础,家庭收入代表着一个家庭可支配的资源数量,若家庭收入过少,可能会影响夫妇双方对资源的支配满意度,增强夫妻之间的敌意,降低配偶之间和睦相处程度,会影响夫妇双方对婚姻满意度的评价[8],关于农村人口婚姻满意度现状的二元逻辑回归研究得出结论:收入越高,婚姻满意度越高[9],也有研究得出,收入会影响婚姻幸福感,稳定的经济条件给婚姻提供一个很好的物质基础,而家庭经济拮据会给当事人带来较大生活压力和烦恼,产生婚姻危机[10],低收入者相比中等收入者的婚姻幸福感下降,而高收入者与中等收入者的婚姻幸福感无显著差别[11]。拥有稳定的收入是影响婚姻满意度的一个基础条件。
(2)家庭决策。在婚姻生活中,妻子占有一定的教育优势,表现出过强的独立思考能力,占据家庭主导地位,那么丈夫的家庭权力将会被削减,使其对婚姻的包容性降低,进而对婚姻质量产生负面影响[12],随着现代女性独立意识的增强,女性在婚姻中的决策地位不断提高,以国外研究来看,女性作为决策权的主导,婚姻满意度会有一定的下降,有关黑人夫妻的研究得出结论:较高的婚姻满意度更多地存在于以丈夫作为主导的家庭中[13], 家庭权力关系中的相对劣势地位(妻管严)会降低男性婚姻满意度[12],在传统的父权制社会,男女分工的不同决定了男性在家庭中拥有主要决策权,且是每个家庭的常态, 是被普遍接受的家庭权利模式。
(3)家务分工。已有研究显示,承担家务的多少与婚姻满意度无显著相关,2006年全国综合调查数据分析得出结论家务差越大,婚姻满意度不一定越低[8],按照传统家庭分工,女性承担着家庭的主要家务,有研究发现家务分工趋向平等及女性的自主权利增多时,女性的婚姻满意度会上升[14]。
(4)家庭地位。家庭地位的高低对婚姻满意度影响的前期研究显示:丈夫或夫妻有平等家庭地位,共同决策,婚姻满意度更高[15],拥有家庭实权会提高女性家庭地位的满意度[16]; 在家庭权力关系中占据劣势地位的男性,婚姻满意度会更低[12]。
(5)子女个数。2016 年“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育龄女性的再生育势必会加大家庭照料压力,有研究指出有孩子的夫妻明显减少口头交流,夫妻互动也减少,有限的交流也是关于孩子[3],子女数量越多,已婚夫妇的满意度越低[17],子女数量的增多,家庭相应地投入与付出就会增大,夫妻的精力与时间将会投入到子女教育、健康保障等一系列家庭事务,夫妻之间的交流与沟通时间将会缩小,婚姻的乐趣会在子女成长的摩擦中逐渐消磨,减少了彼此之间对婚姻的期望与信念,特别是在二孩政策背景下,这一变化将更加明显。
(6)夫妻沟通。配偶互动和感知到的配偶的回应也会影响婚姻满意度[18],夫妻双方交流程度越高,其婚姻满意度就越高[19],求助表达、伴侣支持应对都与婚姻满意度有正向相关[20],夫妻消极的沟通方式对婚姻质量的影响最大。夫妻双方不愿意主动表达想法,遇到问题总是抱着防御或回避的态度,不利于夫妻关系的良好发展。完全回避沟通不利于夫妻之间相互了解,交流感情,实际上是对对方的不信任和不尊重,久而久之,夫妻关系就容易出现裂痕[21]。相反夫妻之间频繁的交流与互动则能够增进彼此之间的感情,加深对彼此的认识与感情,提高彼此的满意度,也有利于夫妻之间的心理健康。
(7)性别观念。传统性别角色观念提倡的“男主内,女主外”,在当今的社会劳动分工、家庭结构的变化及性别平等意识崛起等多重因素下,女性的呼声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女性逐渐从“持家”向“养家”转变,承担着社会和家庭的双重责任,实现着家庭性别角色分工的现代化[22]。即越来越多的女性会要求家务劳动的平等化、职业参与的平等化,也可能在冲突中影响婚姻满意度,Greenstein[23]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具有非传统性别意识的女性中,投入到有偿工作的时间与婚姻稳定性具有负相关,但持有传统性别观念的女性中并不存在这种关联。可以推断性别意识有可能影响夫妻之间的婚姻关系满意度。
根据以上国内外文献资料研究可以看出,影响夫妻婚姻满意度的因素各有不同,即前期研究关注的主要内容是影响夫妻婚姻满意度的因素,但是夫妻双方各自婚姻满意度有无差别以及影响婚姻满意度的因素是否存在性别差异前期文献研究还存在不足,缺乏从社会性别理论的框架下对两性婚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的区别进行探究。社会性别理论认为男女两性不止有生理区别,更重要的是在社会文化的建构下两性差异。新时代新形势,从社会性别出发可以突破整体分析框架,有助于更加全面准确地了解两性婚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的区别,更深层次解释婚姻满意度的影响机制,从而探究行之有效地构建和谐家庭的方法建议。因此,基于以上原因提出本文假设:婚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存在性别差异。
本文研究的主要因变量是婚姻满意度,问卷设计中要求被访者对自己婚姻生活是否满意做出主观评价,问题是“总的来说,您对自己的婚姻生活满意吗”,答案依据李克特量表设计成5个等级,分别是“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一般”“不太满意”“很不满意”,分别赋值5、4、3、2、1,数字越大,表示婚姻满意度越高。根据已有文献研究的结论,本文以年龄、工作状况、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水平、家务劳动分工、家庭地位、家庭决策、夫妻沟通程度、城乡属性、性别观念、子女数量作为自变量,解释婚姻满意度影响因素之间的性别差异,涉及问卷当中11道题。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源于第四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个人问卷(陕西),样本总量为2 175个。研究旨在探索婚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及其性别差异,故将研究对象设定为已婚有偶的群体,共1 783个样本。通过描述性研究呈现婚姻满意度的现状,借助相关性分析厘清各自变量与婚姻满意度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探究婚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的性别差异。
从性别分布来看,受访者中男性占40.8%,女性占59.2%; 从城乡分布来看,城镇占69.3%,农村占30.7%; 从受教育程度分布来看,小学及以下占21.2%,初高中占61.0%,大专及以上占17.8%; 从工作情况来看,参加工作的占67.2%,未参加工作的占32.8%; 从年龄分布来看,受访者处于21-64岁,均值为47.5。
问卷结果显示,44.8%的受访者对自己的婚姻生活非常满意,39.1%的受访者比较满意,13.9%的受访者表示一般,不满意和很不满意的受访者占比为2.2%,总体来看居民对当前婚姻生活满意度较高。通过数据拆分分别计算了两性婚姻满意度的均值,结果显示,女性婚姻满意度的均值为4.13,男性婚姻满意度的均值为4.45,男性婚姻满意度高于女性。通过列联表分析发现,P为0.000,说明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性别与婚姻满意度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因此对性别进行拆分,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比较检验,形成模型一女性婚姻满意度影响因素模型与模型二男性婚姻满意度影响因素模型,模型三为婚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全模型,以此来估算婚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的性别差异具有可行性。
通过各自变量与因变量婚姻满意度的相关性分析发现,性别、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水平、家务劳动分工、家庭地位、家庭决策、夫妻沟通程度、城乡属性、性别观念与婚姻满意度在显著性为0.05的水平下存在相关关系; 而年龄、工作情况、孩子数与婚姻满意度在显著性为0.05的水平下不存在相关关系。前期文献研究显示子女个数对婚姻满意度有一定的影响,但因为本研究对象年龄分布在21~64岁,受访者绝大多数受计划生育政策影响普遍响应独生子女政策,二孩政策放开后,80 /90后群体生育意愿不甚强,所以子女个数对婚姻满意度影响不显著。
综上,本研究剔除年龄、工作状况、子女个数这三个变量,通过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来检验其余自变量对婚姻满意度的影响及其性别差异,具体回归方程为
Yi=a+b1×1+b2×2+…+bixi (1)
其中,a是常数项,xi是自变量,bi是回归系数, i=1,2,…n。
模型三是婚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全模型(表2),模型三调整的R2为0.296,能够解释整体29.6%的方差,整个模型具有显著性,从性别(B=0.090,P=0.006)来看,男性的婚姻满意度与女性婚姻满意度的平均值之间存在显著差异,男性婚姻满意度的平均值高于女性。这说明婚姻关系满意度的性别差异是显著的。
模型一调整的R2为0.330,能够解释整体33%的方差,整个模型具有显著性,总体解释力一般。模型二调整的R2为0.195,能够解释整体19.5%的方差,整个模型具有显著性,总体解释力较弱。模型一与模型二的比较分析结果(表2)进一步显示了男女两性婚姻满意度影响的相似性与差异性,
男女两性婚姻满意度影响因素的相似性表现为夫妻沟通程度与男女两性婚姻关系满意度呈显著性相关,家庭决策对男女两性婚姻关系满意度均无显著性影响。
男女两性婚姻满意度影响因素的差异性表现:1)城乡分布、夫妻沟通程度、性别观念、家庭收入、家务分工与女性婚姻满意度显著相关。受教育程度、家庭地位对女性婚姻满意度无显著影响; 2)受教育程度、家庭地位与男性婚姻满意度显著相关。城乡分布、家庭决策、性别观念、家庭收入水平、家务劳动状况对男性婚姻满意度无显著影响。
婚姻满意度在两性之间的这种差异与男女两性心理特点及社会环境有一定的关联,女性往往向往浪漫甜蜜的爱情与婚姻,但现实的婚姻生活与女性的期望会有一定的反差,因此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往往会使女性的婚姻满意度降低; 另外父权制、家长制的传统社会对女性的定位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家务劳动、教育子女更多地是女性承担,女性面临着平衡工作与家庭的压力,随着女性的性别意识的觉醒,意识到男女家庭劳务分工的不平等,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婚姻家庭生活,即女性婚姻满意度低于男性的一个原因,这一结论与国内外有关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男女两性都把夫妻之间沟通状况作为衡量婚姻满意度的一个主要因素,沟通状况良好,则双方的婚姻满意度高,反之则会降低,交流过少也可能会导致其中一方进入一种不平等的认知状态[24]; 男女两性在这个方面的认识上完全一致,即在婚姻关系当中男女两性都能普遍认识到沟通在调解婚姻关系中的积极作用,都希望通过互动沟通与交流来增加彼此的感情,加强对彼此的理解,获得彼此的支持、信任与尊重,保持身心的和谐与健康,从而维护稳定的婚姻关系。
伴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家庭经济模式发生转变,家庭逐渐被划分进私领域的范畴,成为承担政府公共服务的一大主体,而传统的家庭分工安排模式使得女性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家庭抚育服务当中,且随着社会转型发展的需要被排除在生产体系之外而后又被逐步纳入现代工业生产体系,但赋予女性的家庭服务任务也越来越重越来越精细化[25],与丈夫相比,妻子对困难的家庭经济状况更敏感,因而对妻子婚姻幸福感的负面影响更大[26]。因此“女主内”的责任定位与分工使得女性更加关注家庭的收入,家庭收入越高,女性的婚姻满意度越高。良好的家庭收入是家庭妇女履行家庭内部抚育职责与公共服务的基本保障,是职业妇女平衡家庭与工作的基础。随着家庭内部职责与任务的繁重与精细化要求,女性越来越注重家务劳动的分工,女性承担的家务劳动越多,其婚姻满意度越低; 而配偶承担的家务劳动越多,其婚姻满意度越高。当丈夫与妻子共同分担家务劳动和照顾孩子时,女性的婚姻满意度最高[27]。近十年随着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国家在托幼、养老等公共福利政策跟进配套方面的不足,给家庭带来了更多的家务负担,对于承担着主要家务劳动的女性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如因为生育职场中面临的生育惩罚、收入降低、职业中断、脆弱就业等等; 而随着现代女性性别意识的增强,越来越多的女性在婚姻家庭生活中注重家务劳动的平等性。
家庭地位是男性婚姻满意度的一个衡量标准,男性家庭地位高的婚姻满意度与双方家庭地位差不多的男性的婚姻满意度平均值之间在显著性为0.1的水平上存在差异,即双方家庭地位越平等,男性婚姻满意度越高,在传统“男尊女卑”思想观念影响及男性占有社会资源的时期,男性的家庭地位不可撼动,但随着女性教育的普及以及性别平等观念的深入人心,男性家庭地位受到挑战,男性也逐渐认识到男女地位平等对和谐的婚姻家庭关系的重要性。
从受教育程度上来看男性的婚姻满意度,初高中与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男性的婚姻满意度与小学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男性婚姻满意度的平均值之间在显著性为0.1的水平下存在相关。即男性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婚姻满意度越高。个人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影响着处理婚姻问题的方式,进而影响着个体的婚姻感受[28],国外学者研究得出结论:受教育程度越高,职业地位也越高,能够支配的社会资源也就越多,从而提升主观幸福感[7]。由于生理特点的差异,男性在处理婚姻家庭问题方面较女性理性,更容易关注事件的本质。
从城乡分布来看女性婚姻满意度,城市女性婚姻满意度与农村女性婚姻满意度的平均值之间具有显著差异性,城市女性婚姻满意度高于农村女性,与2013年国内已有研究得出的城市夫妇的婚姻满意度低于农村夫妇的婚姻满意度的结论有所不同。本研究确定的受访者是常住已婚人口,随着城镇化建设的不断推进,农村大量已婚男性农民工外出务工,留守在家的女性独自承担家庭事务,形成了“男出女守”的分工模式和生活模式,男性农民工在城市新思想、新观念的刺激与冲击中逐渐融入城市生活,留守妇女的现代性水平有可能冻结在他们离开学校时的水平上,他们的工作性质很少能刺激他们以新的方式来观察事物,增强个人效能感[29]。当二者在思想观念上表现出差异时,难免在婚姻家庭生活中产生冲突,而独自承担家庭事务的留守妇女更容易产生较低的婚姻满意度,因此相比没有两地分居的城市女性而言,农村女性的婚姻满意度较低。
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女性性别观念越强,婚姻满意度越低。非传统的性别意识会改变夫妻对婚姻关系的公平感的认知,尤其是当女性感受到婚姻当中的不平等时,不仅会降低其婚姻满意度,也可能导致婚姻冲突的增加[7]。有研究发现,女性的现代性别角色意愿越强,他们的婚姻质量越低[30],尤其是随着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开始不断追求自我成长的价值,这与传统的女性角色定位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在家庭内部容易出现观念上的冲突和分歧,这些冲突降低了他们的婚姻感受[30]。
通过本文研究结果得出,婚姻满意度影响因素存在性别差异,总体上来说男性婚姻满意度高,女性婚姻满意度较低,男女两性在衡量婚姻满意度的标准方面各有不同,这为我们研究和谐婚姻家庭提供了新的视角,为倡导主流婚姻价值观提供了参考依据。鉴于女性较低的婚姻满意度现状,第一,构建和弘扬以男女平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先进性别文化,将先进性别文化纳入社会主义文化制度体系。第二,政府在家庭公共政策制定方面应多考虑女性的诉求,从职业保障、家庭托育等方面入手,加强人文关怀,保障女性的权益。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形式,引导社会力量开展家庭照护、家庭教育、家政、婚姻家庭辅导与矛盾纠纷化解等服务。鼓励男性积极分担家务,共同承担家庭照顾、子女教育、家务料理等家庭责任。第三,主流媒体要多倡导与宣传男性以开放包容的态度接纳性别平等观念,融入家庭生活,参与家务劳动,与女性共同承担家庭责任,提高女性婚姻满意度,促进婚姻家庭和睦与长久。第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促进城乡融合发展,逐步改变农村只剩老弱妇幼的局面。大力发展承载乡村功能、能留得住年轻人就业的农村产业,减少农村夫妻分居两地的情况,促进农村社会和谐发展。第四,发挥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合力作用,在传统媒体宣传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微信头条、抖音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方式,将男女平等、社会性别知识融入其中; 加强正面宣传引导,推动男女平等理念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抵制男尊女卑等落后文化观念和习俗,营造有利于妇女发展的良好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