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采用OLS回归模型作为基准模型来实证检验各类公共服务满意度对陕西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本研究构建的OLS回归分析模型形式如下:

Happiness_i=α+βPserv_i+γ_iX'_i+ε_i (1)

式中:Happiness_i代表被解释变量,表示第i个农村居民的幸福感程度,采用因子分析法测度得到; Pserv代表各类农村公共服务,包括农村基础教育、农村医疗卫生、农村社会保障、农村基础设施、农村公共文化与体育、农村基本住房保障、农村社会管理、农村居民劳动就业8个方面,β表示其对应的回归系数矩阵; X'表示影响农村居民幸福感的个体和家庭特征变量矩阵,如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收入状况、社会经济地位评价等; γ表示其对应的回归系数矩阵; ε_i表示随机误差项。

本文所使用数据来自2020年7-8月在陕西省陕南(安康、商洛)、关中(西安、宝鸡)和陕北(榆林)3个区域组织实施的实地调查数据。根据被调查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公共服务供给等情况,此次实地调查采取分层抽样和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在5个市中各抽取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典型县区,每个县区中抽取3个具有代表性的乡镇,每个乡镇中再抽取3个代表性的自然村,最后按照随机抽样的方式在每个自然村选择10～13个农村居民作为调查对象,共抽取了562个调查对象。此次实地调查问卷主要涉及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八大类农村公共服务项目的满意度,即农村基础教育、农村医疗卫生、农村社会保障、农村基础设施、农村公共文化与体育、农村基本住房保障、农村社会管理、农村居民劳动就业; 另一方面是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包括农村居民生活各个方面的满意度评价(如家庭生活、健康、工作、邻里关系等)、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体验情况; 此外,对农村居民的基本情况也进行了调查,如性别、年龄、婚姻状况等。在此次实地调查中,采取一对一的方式对表达清晰的成年农村居民进行访问,并剔除70岁以上农村居民,以避免对研究结果可能造成的偏差。最终剔除无效问卷后,获得有效问卷513份。

(1)被解释变量:幸福感。本文未采用以往研究中对于幸福感的5分量表的衡量方式,而是从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三个维度来衡量主观幸福感量。具体而言,生活满意度主要包括健康状况、邻里关系、家庭经济状况、家庭生活和睦、主要工作、社会安全、生态环境满意度及其工作收入合理度评价8个指标,积极情感主要包括是否经常感觉心情平静、是否经常感觉充满活力、是否对自己有信心3个指标,消极情感主要包括感到心情抑郁或沮丧的频繁程度、感到身体累坏了的频繁程度、感到精神疲惫的频繁程度、感到“我再也受不了了”的频繁程度、感觉精神压力大的情况经常发生吗5个指标。本文对以上指标进行了数据处理,其中生活满意度方面,对于健康状况、邻里关系、家庭经济状况、家庭生活和睦、主要工作、社会安全和生态环境满意度评价,将非常不满意赋值1,比较不满意赋值2,一般赋值3,比较满意赋值4,非常满意赋值5; 对于工作收入合理度评价,将非常不合理赋值1,不合理赋值2,合理赋值3,非常合理赋值4。积极情感方面,对于是否经常感觉心情平静和是否经常感觉充满活力,将从不赋值1,很少赋值2,有时赋值3,经常赋值4,总是赋值5; 是否对自己有信心指标,完全没信心赋值1,有一点信心赋值2,有较大信心赋值3,完全有信心赋值4。消极情感方面,对于感到心情抑郁或沮丧的频繁程度、感到身体累坏了的频繁程度、感到精神疲惫的频繁程度和感到“我再也受不了了”的频繁程度,将从不赋值1,很少赋值2,有时赋值3,经常赋值4,总是赋值5; 感觉精神压力大的情况经常发生吗,将从未有过赋值1,几乎没有赋值2,有时赋值3,经常赋值4,一直如此赋值5。同时,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法来测算农村居民幸福感。

(2)核心解释变量:农村公共服务。本文选取的农村公共服务变量主要包括农村基础教育、农村医疗卫生、农村社会保障、农村基础设施、农村公共文化与体育、农村基本住房保障、农村社会管理、农村居民劳动就业8大类。本文将调查问卷设计的问题表述为“综合考虑各个方面,您对目前农村基础教育/农村医疗卫生/农村社会保障/农村基础设施/农村公共文化与体育/农村基本住房保障/农村社会管理/农村居民劳动就业的总体满意程度如何?”问卷采用李克特五分法,非常不满意、比较不满意、一般、比较满意、非常满意依次赋值为1～5。

(3)控制变量。已有研究表明,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等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也会对幸福感产生影响^[43-45]。为了控制其他可能影响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因素,本文考虑引入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政治面貌、宗教信仰、家庭人均收入、政治参与、社会经济地位评价、社会阶层评价、社会公平评价。以上3类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由表1可知,陕西省农村居民幸福感均值为-8.20e-08,标准差为0.461,最高水平为1.601,最低水平为-1.525。同时,从农村居民幸福感的综合测算结果看,其幸福感水平为0.061 173,表明陕西省农村居民的幸福感总体上处于一般水平,且差异较大,进一步提升的空间较大。农村公共服务总体满意度均值为3.392,农村基础教育满意度均值为3.327,农村医疗卫生满意度均值为3.185,农村社会保障满意度均值为3.113,农村基础设施满意度均值为3.185,农村公共文化与体育满意度均值为3.115,农村基本住房保障满意度均值为2.934,农村社会管理满意度均值为3.127,农村居民劳动就业满意度均值为2.865。由此可见,目前陕西省农村公共服务处于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因此,各级政府应继续加大对各类农村公共服务的投入力度,保证各项农村公共服务的持续、有效供给。

对于控制变量,被调查者中男性比例稍高,占51.1%; 年龄主要以中青年为主,其平均值为2.719; 农村居民的受教育程度偏低,主要以初中文化程度为主,其平均值为2.918; 86.4%的被调查者已婚,6.2%的是党员,10.7%的有宗教信仰;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水平较低,其人均年收入仅为2.127万元; 46%的被调查者参与了村委会选举投票,农村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处于一般水平,其均值为1.706; 农村居民大多处于中下阶层,其均值为4.353; 农村居民对社会公平的评价普遍较低,其均值为2.834,因此,政府应进一步加强社会公平建设。

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首先对农村基础教育、农村医疗卫生、农村社会保障、农村基础设施、农村公共文化与体育、农村基本住房保障、农村社会管理、农村居民劳动就业与农村居民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判断,其相关系数如表2所示。

表2 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与农村居民幸福感相关系数

由表2可知,农村基础教育、农村医疗卫生、农村社会保障、农村基础设施、农村公共文化与体育、农村基本住房保障、农村社会管理、农村居民劳动就业8个方面的相关程度较高,具有一定的内在一致性; 同时,八大类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与农村居民幸福感之间也具有一定的相关性。接下来,本文在控制其他变量之后,来解释说明八大类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本文主要从农村公共服务的类型上即农村基础教育、农村医疗卫生、农村社会保障、农村基础设施、农村公共文化与体育、农村基本住房保障、农村社会管理、农村居民劳动就业8个方面来实证分析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并判断哪种农村公共服务类型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最大。由于涵盖的变量较多,即农村公共服务类型8个方面,加上控制变量共19个变量,可能会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因此,本文检验所有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表3),以避免多重共线性问题的干扰。由表3可知,各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均<3,所有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均值为1.75,说明方差膨胀因子均在可接受范围之内,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3 方差膨胀因子

表4给出了八大类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影响的回归结果,其中第(1)～第(8)列分别报告了农村基础教育、农村医疗卫生、农村社会保障、农村基础设施、农村公共文化与体育、农村基本住房保障、农村社会管理、农村居民劳动就业8大类公共服务满意度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影响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在控制变量不变的条件下,农村基础教育、农村医疗卫生、农村社会保障、农村基础设施、农村公共文化与体育、农村基本住房保障、农村社会管理、农村居民劳动就业满意度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系数符号为正,其中,农村社会保障满意度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最大,农村基础教育的影响最弱,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村居民幸福感对农村公共服务需求的偏好具有差异性。说明这8大类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是影响农村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且农村居民对八大类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越高,其幸福感越高。这表明提高8大类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对于提升农村居民幸福感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要使农村居民幸福感得到提升,就需要政府增加这8类农村公共服务的财政支出,提升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效益。

表4 8类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由表4可知,农村基础教育满意度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农村居民对农村基础教育满意度越高,其幸福感越高。可能的解释是近些年,随着国家对基础教育投入力度的不断加大,农村基础教育条件和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学杂费的减免及其营养早餐工程等提升了农村居民的满意度,此外,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教育问题也基本得到了妥善解决,因此,促进了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提升。

农村医疗卫生满意度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且系数符号为正,说明农村医疗卫生对提升农村居民幸福感具有重要作用。虽然农村医疗卫生事业仍需克坚攻难,但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尤其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实施,参合率100%,实现了全覆盖,保障能力显著提高。新农合的实施,使得农村医疗卫生得到了较大改善,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农村居民“看病难”“看病贵”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经济负担,进而提高了农村居民对医疗卫生服务的满足程度,从而其幸福感得到提升。

农村社会保障满意度对农村居民幸福感产生了显著的正向效应,且是8大类公共服务中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影响最大的,说明农村社会保障满意度越高,越能促进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提升。表明农村居民对社会保障的重视程度比较高,主要是因为社会保障服务能够给农村居民的基本生活提供保障,特别是能够保障农村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缓解其生活压力,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削弱经济地位、教育对其所造成的不利影响,进而保障农村弱势群体能够享受到更多的福利,从而提升其幸福感。

农村基础设施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与农村居民幸福感呈现正相关,说明农村居民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满意度越高,则其幸福感越高。近些年,国家对农村基础设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旨在不断改善农村居民生产生活条件,农村道路、小型农田水利设施、自来水工程的修建,交通和通讯设施的改善,为农村居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从而提升了农村居民的幸福感。

农村公共文化与体育满意度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影响的回归系数为0.045,是影响农村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说明对农村公共文化与体育满意度越高的农村居民幸福感越高。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升,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不断提升,农村居民不再满足于基本生活需求,而是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来满足自身精神生活和体育锻炼方面的需要。近些年,国家在投入与农村居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公共服务外,对农村公共文化与体育服务给予了关注,在农村固定场所修建文化娱乐设施,基本满足了农村居民对体育锻炼等方面的需求,进而提升了农村居民的幸福感。

农村基本住房保障满意度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影响的回归系数为0.040,其影响也不容忽视。近些年,国家对于农村基本住房问题给予了关注,并实施了危房改造工程、移民搬迁工程等,改善了农村居民的住房条件和居住环境,提升了农村居民住房品质,为保障困难群众基本住房需求提供了有力保证,从而促进了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提升。

农村社会管理满意度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且系数符号为正。说明农村社会管理满意度越高,越能提升农村居民的幸福感。农村社会管理主要是为了保障农村居民生产生活的正常运转,通常农村社会管理越好,农村居民的生活舒适度和社会安全性越高,农村公共卫生越好,农民的生活居住环境就越好,农村居民的幸福感也就越高。

农村居民劳动就业满意度在1%水平上对农村居民幸福感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农村居民劳动就业满意度越高,农村居民的幸福感越高。没有接受劳动技能培训的农村居民获得就业机会的可能性较小,但接受劳动技能培训后,就可以获得相对更好的就业机会,缓解其就业不顺或没有就业的焦虑。因此,劳动就业服务对提升农村居民幸福感具有重要作用。

控制变量中,8个模型中性别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系数符号为正。说明相对于女性而言,男性的幸福感较高。究其原因,在新时代,女性追求与男性平等的社会地位,逐渐走上了社会工作岗位,追求经济的独立,不再依附于男性,于是女性付出的努力更多,同时,女性还需要照顾老人、子女和料理家务等,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和社会压力,从而降低了其幸福感。社会经济地位评价在8模型中均与农村居民幸福感呈现出较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农村居民的幸福感越高。社会经济地位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较为复杂,因为农村居民的“攀比”心理较强,可能会在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与同村或邻村的居民进行对比,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理,从而提升其幸福感。不同社会阶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具有差异性^[46]。社会阶层评价在八个模型中均对农村居民幸福感产生了较为显著的正向效应,说明社会阶层评价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不容忽视。社会阶层的高低决定了农村居民的社会威望,能否得到别人的尊重,从而会影响其幸福感。8个模型中,社会公平评价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246、0.245、0.239、0.245、0.243、0.244、0.241、0.241,均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社会公平评价是影响农村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在实际生活中,农村居民追求社会公平,常常会追求公共服务的均等,如果农村居民在享受公共服务方面感到不均,其幸福感就会下降,因此,政府在提供农村公共服务的过程中,一定要注重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保障农村居民人人都能基本均等地享受公共服务,以提升农村居民幸福感。 在第(1)(5)(7)(8)列的4个模型中,宗教信仰在10%的水平上对农村居民幸福感产生了较为显著的影响,且系数符号为负。与有宗教信仰的农村居民相比,没有宗教信仰的农村居民幸福感更高。在家庭幸福、生活美满的情况下,农村居民一般不会信奉宗教,反而在遇到重大疾病、灾难或不顺利的事情时可能会选择信仰宗教以寻求心灵上的慰藉,因此,宗教信仰对农村居民幸福感产生了负向影响。此外,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政治面貌、家庭人均收入和政治参与变量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不同群体的偏好具有差异性,农村居民的期望需求也具有差异性,进而使农村公共服务对不同群体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也会出现一定的差异。因此,在全样本回归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区分地区、收入和受教育程度,实证检验不同类型公共服务满意度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影响的群体差异,实际上是进一步考察不同类型公共服务在不同地区、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上对农村居民幸福感重要性的先后顺序。本文在此并未全部使用8大类农村公共服务进行分析,而是选择了其中的农村基础教育、农村医疗卫生、农村社会保障3种类型来进行分析,其原因主要在于,在前述的8大类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影响中,农村社会保障的影响最大,农村基础教育的影响最弱,农村医疗卫生的影响虽然相对较小,但农村医疗卫生对农村居民是至关重要的。

本文主要是从地区、收入和受教育程度将农村居民划分为不同的群体,具体而言,地区上划分为关中、陕南和陕北3个地区,收入水平划分为低收入(家庭人均年收入<1万元)、中等收入(1≤家庭人均年收入<3万元)和高收入(家庭人均年收入≥3万元),受教育程度划分为低学历(初中及以下)和高学历(高中及以上),其具体回归结果见表5。

表5 公共服务各类型满意度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影响的分样本回归结果

从不同类型农村公共服务对不同群体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看,农村基础教育对低收入、低学历农村居民幸福感具有较为显著的正向的影响; 农村医疗卫生对关中和陕北地区农村居民、低收入和高收入农村居民、低学历和高学历农村居民幸福感表现出较高的正向影响力; 农村社会保障对所有分样本(除陕北地区外)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正向影响均较为显著。这说明提升农村基础教育水平能显著提升低收入和低学历农村居民的幸福感,提升农村医疗卫生服务水平能显著促进关中和陕北地区、低收入和高收入、低学历和高学历农村居民幸福感水平的提升,提升农村社会保障服务水平对提升关中和陕南地区、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低学历和高学历农村居民幸福感具有重要作用。表明农村居民尤其是低收入和低学历农村居民对公共服务需求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领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村居民幸福感对农村公共服务需求的偏好具有差异性。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都属于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公共服务,具有直接消费的特点,这三项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和供给质量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农村居民子女教育、“看病难、看病贵”、老年人养老难等问题,在较大程度上可以减少农村居民的后顾之忧,即能够减轻农村居民对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消费的压力,意味着间接地提高了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降低了农村居民的“不安全感”和预防性储蓄(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支出的不确定是农村居民进行预防性储蓄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也是造成农村居民收入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从而促进了农村居民幸福感水平的提升。

利用陕西省513位农村居民的实地调查数据,采用线性回归模型,从农村基础教育、农村医疗卫生、农村社会保障、农村基础设施、农村公共文化与体育、农村基本住房保障、农村社会管理、农村居民劳动就业8个方面,实证检验了不同类型公共服务满意度对陕西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同时,基于地区、收入、受教育程度分组情况,重点考察了农村基础教育、农村医疗卫生、农村社会保障满意度对陕西农村居民幸福感影响的群体差异,主要得出以下两点结论。

(1)农村基础教育、农村医疗卫生、农村社会保障、农村基础设施、农村公共文化与体育、农村基本住房保障、农村社会管理、农村居民劳动就业满意度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显著为正,其中,农村社会保障满意度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最大,农村基础教育的影响最弱,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村居民幸福感对农村公共服务需求的偏好具有差异性。

(2)提升农村基础教育水平能显著提升低收入和低学历农村居民的幸福感; 提升农村医疗卫生服务水平能显著促进关中和陕北地区、低收入和高收入、低学历和高学历农村居民幸福感水平的提升,提升农村社会保障服务水平对提升关中和陕南地区、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低学历和高学历农村居民幸福感具有重要作用。

(1)进一步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水平。各级政府应增加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不断扩大农村医疗卫生和农村养老保险的覆盖面,向农村居民提供更多的消费支持,降低农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和收入不稳定因素,实现公共服务对农村居民幸福感更直接和更有效的促进与提升。此外,需提高对低收入、低学历等农村弱势群体的公共服务保障能力。

(2)补齐农村公共服务短板,提高农村居民幸福感。政府要加强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不断补齐与农村居民生活息息相关领域的公共服务供给短板,如农村基础教育、农村医疗卫生、农村社会保障等,强化农村公共服务在农村居民幸福感中所发挥的作用,以使农村公共服务投入的“乘数效应”得到充分发挥,促进社会公平,同时需要更加注重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精准度,满足不同群体对农村公共服务的需求偏好,进而促进农村居民幸福感水平的提升。

(3)满足农村居民公共服务需求,提高公共服务农民满意度。研究结果表明,在8大类农村公共服务项目中,农村居民劳动就业、农村基本住房保障、农村公共文化与体育、农村社会保障农民满意度较低,因此,在实际工作中,要有针对性地提高农村居民劳动就业、农村基本住房保障、农村公共文化与体育、农村社会保障的供给水平和供给质量,同时也不能忽视其他农村公共服务方面内容,以期实现公共服务对农村居民幸福感更直接和更有效的促进与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