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时代乡土小说中,面对城乡对比之下乡村愈见匮乏的资源,青年农民大多选择了离开,而他们离开的途径大部分是打工,另有小部分是考学。通过打工或是考试,这些青年具备了外出的契机和能力,但进入城市以后,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却让他们踯躅无措; 即便在城市里获得一定的成功,他们对乡土的眷恋也始终萦绕在心间。丁帆先生如是说:“大量失去了土地的农民流入城市以后,给城市带来的是农耕文明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活方式的信息,他们影响着城市,尽管这种影响是微不足道的; 相反,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倒是以其强大的辐射能量在不断地改变着他们的思维习惯。就此而言,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反映这样的文明冲突,就成为许多作家关注的焦点。”^[1]诚然,虽然这些青年进入城市后不可能再以农民的身份进行生产生活,但他们固有的传统观念还是对城市形成些微的影响。与此同时,城市的生活经验也给他们的思想意识带来了强烈冲击,这种双向影响被作家们细腻地反映在小说中,其中的自强成长、痛苦沉沦、涅槃重生或落荒逃离都值得我们深入地思考与研究。

阿乙的《春天》^[2]采用倒序的手法讲述进城打工却沦落风尘的妓女春天可悲可叹的遭遇。当一个没有知识、文化和背景的漂亮女人从农村走向城市,她的路途注定坎坷; 当她把一切都下注在一个素昧平生的男人身上时,她的结局也注定可悲。男人的自私冷漠和虚伪无情是她对城市的所有印象,当她的身体和灵魂游弋在城市边缘,无法安妥,自杀就是她能够想到的最彻底的解脱方式了。天右^[3]329(王十月《出租屋里的磨刀声》)是一个从农村出来的地道打工仔,他身无长物,只能在大城市凭借力气打工赚钱。当周末与女友唯一释放压力的方式屡屡被邻居的磨刀声打断后,天右疲倦劳累的生活彻底走向绝望,他买了刀准备杀掉磨刀人时,对方与自己相似的打工、感情经历却让同在大城市被压得喘不过气的天右感同身受,于是他也开始在深夜无休无止地磨刀。金钱、欲望的压力无处释放,生活的辛酸无人倾诉,磨刀声中畸形变态、白日梦似的自我想象就成了这个进城打工青年唯一的宣泄方式。

进城青年本怀着朝气蓬勃的希望要去更广阔的城市创造新生活,可城市中竞争的无情与激烈却给他们以迎头重击。从乡村中成长起来的他们除了强壮的身体没有什么其他的优势,面对吃住等生活的压力,身体成了他们唯一可堪利用的消耗品。男性尚且可以凭借力气维持生存,女性走投无路以后大都只能选择出卖自己。阎连科中篇小说《桃园春醒》^[4]240中四名打工青年回乡后在桃园里谋划并执行的“打老婆”便是这些青年精神失落后的变态之举。在城市底层打工所背负的重压使得他们返家休息后无所适从,精神焦虑的他们不得不通过一系列荒谬的行为来宣泄压力与情绪。打工青年大多生活在城市的最底层,他们之中不乏在劳累困苦的生活中还能坚守真诚与善良的人,但也有一部分人承受不住来自物质和精神的压力与重击,便如天右一般通过“磨刀”来发泄与苟活,甚至最终走上绝路。可见,承受来自陌生城市各方面的压力,是新时代青年农民进城依然要面临的主要困境。

除了打工之外,还有一批青年能够通过考学的方式进入城市,可他们的命运也并非一帆风顺。方方中篇小说《涂自强的个人悲伤》^[5]118以平淡朴实的笔墨记述了来自湖北大山深处的涂自强无奈不幸的求学求职之路。罗甲秀、罗甲成(陈彦的《西京故事》)^[6]1也都通过考学进城,但是没有背景的他们在繁华忙碌的城市中难以安身立命。罗甲秀尚以自强自立的拼搏奋斗在冷漠的城市中坚守住了为人的自尊,毕业后也成功创业; 罗甲成却因为出身农村、过分自卑而表现出强烈的“自尊”,城乡差距导致其内心“困兽”难以消灭,最终有幸得益于东方雨老人的智慧开导,生活才重回正轨。

以上进城者的命运轨迹不尽相同,但他们都试图通过打工或考学脱离土地,成为城市中的一员。其中有人取得了理想中的成功,有的却历经坎坷也无寸成。他们大都努力向上开拓学识,也懂得如何守成和趋利避害,并且以自身吃苦耐劳的精神默默影响着身边的同学同事,也为新时代的农民在城市的生活生产提供了经验,可他们在城市中还是缺少身份的体认和归依感。一是因为城市中的生活压力很大。进城打工的青年农民本就生活在底层,没有任何物质基础,独自面对的是城市人数代积攒留下的竞争优势。二是他们身上基本都背负着家乡的众望。不论打工还是上学,村里的乡亲都对他们寄予厚望。可先天弱势的青年农民能力不足是基本事实,他们无法向父老们具体解释自己的困境,于是只能困守在这样的尴尬中不堪其累,负重前行。三是源于自身的精神压力。青年农民在精神上留恋家乡的亲切与安逸,陡然进入陌生冰冷的城市会让他们产生极大的落差,城市的轻视甚至无视都会让他们产生很大的思想包袱。重重压力之下,青年农民进城的发展之路便受到了极大的掣肘和限制。

在进城青年中,也有一些人能够获得一定的成功,他们或选择荣归故里证明自己,或选择利用其在城市中积攒的人脉以及致富经验帮扶家乡,其目的是扭曲的证明、精神的依恋还是沉重的责任?新时代乡土小说也从不同角度入手进一步探析这些青年农民的内心世界。

阎连科长篇小说《炸裂志》^[7]14以其特有的“神实主义”手法塑造了扭曲畸变的青年农民形象。朱颖为报复孔家而外出务工,靠着女色积攒资本,在获得权钱的收益后选择了回归炸裂。作为归来者,朱颖张扬而肆意,返乡后组织一批女性重操旧业,在浮于表面的权势恭维下堕入人性恶的深渊,其雷霆般的复仇背后是一个女性反抗的虚弱和无奈; 蔡苇香(李佩甫《生命册》)^[8]65也是一个返乡者:凭借进城出卖身体获得人脉资源,蔡苇香改名蔡思凡带着大把金钱归来,她用自己外在的风光向死去的父亲和曾经看不起她的村民证实了自己的巨大成功。而当她借着给父亲迁坟的机会恸哭不止时,这个女性形象一路走来的畸形扭曲,其坚强外表下深埋于内里的弱势与可怜着实令人可叹。朱颖和蔡苇香,同样是靠着出卖身体获得权钱后高调返乡,同样持有强烈的个人目的,一个因为夫权和可悲的爱情将自己变得病态扭曲,一个因为父权和虚无的名声让自己沉浸在痛苦的往事中难以自洽。她们以自身的能力和资源推动了家乡的经济发展,得到了众人的目光聚焦,可是个人失落的内心却永远无法获得抚慰和填补。

关仁山笔下有两位返乡者:一是曹双羊(关仁山 《麦河》)^[9]6,他顽劣勇敢、穷则思变,经历了生活的多重打击后离开土地,与同学开煤矿挣钱,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在经商的过程中逐渐迷失农民本性,坠入金钱享乐中无法自拔。最后在家乡乐亭打鼓艺人白立国和母亲的殷切劝说下得以悔改,选择回到家乡引导土地流转,带领村民一起致富。另一位是范少山(关仁山《金谷银山》)^[10],他本来在北京依靠卖菜过着相对富足的生活,但偶然一次回家探望让其深深体会到深山中亲友们生活的不易:雪灾封山,道路不通; 村中老人儿童艰难度日; 邻居老德安绝望之下的自杀更是震撼了范少山的心灵深处。一直以来视梁生宝为榜样的范少山便决定回乡创业,帮扶家乡。同样是返乡者,同样带领乡亲们发家致富,曹双羊有着商人的精明算计、无情狠辣,他暗自在土地流转合同上做手脚,把风险全部抛给农民; 范少山则光明磊落,舍小家为大家,一力为了村里众人而努力奔走,全心全意推动家乡的发展。

“衣锦还乡”是中国人千年来亘古不变的执着情结,当一部分生活在城里的农民积攒了一定的财富,他们必然会选择回归。新时代乡土小说将一部分目光集中在这样一批返乡者身上,他们占比虽小,但却能够表现出青年农民与乡土的天然联系,学识较少的他们无法完全抛却乡土,即便有一定的积累,在城市中受挫的记忆也无法完全抹去,他们大都愿意返乡寻找安慰。朱颖以复仇和爱情为目的; 蔡思凡是虚荣心作祟; 曹双羊为了进一步开拓农村市场谋利; 范少山则是出于精神的支撑。随着社会的前进,相对落后的乡村便逐渐成为一些青年农民的舞台,他们不惜放弃城市中的生活,乐于回归并在这片土地上进一步展示自己; 而对家乡的热爱和眷恋,甚至是难以放下的心结也成为了一部分青年人回归的重要动因。当种种想法、因素交织在一起,相对偏远但是价值逐渐被开发与宣传的乡村就可能成为青年农民返回发展的平台。

2010年国务院下发了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的一号文件; 2013年更是提出以城乡一体化解决“三农”问题;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在国家大力扶持农村的大背景下,新世纪以来乡村的发展逐步呈现破竹之势,涌现出许许多多为了自身前途、为了家乡发展而守土拼搏的青年农民,他们的努力与命运值得被关注。当城乡之间差距逐渐缩小,乡村拥有更多机会,青年农民的守土守乡就会成为一种热潮。然而隐藏在守土背后的,是利益的纠葛、无奈的妥协还是价值的追寻,依然需要继续讨论。

戏生(贾平凹《老生》)^[11]210因为先天遗传腿部畸形而无法外出务工,但他心思活络、能言善辩,攀上了镇政府工作的老余。老余和戏生借助当归村的资源,通过三次合作成为彼此政途和商途上的助力,赚得盆满钵满。戏生胆大心细、敢于挑战,他永远是老余奇思妙想的第一个支持者,虽然不乏坑蒙拐骗,但戏生只想出人头地,改变人们对他外形的刻板印象; 孔明亮(阎连科《炸裂志》)^[7]12也从未外出,以一个村长的身份一直伴着炸裂村从村庄走向大都市,即便炸裂已然蜕变,但孔明亮的统治手段从未改变,“土皇帝”似的村长模样至死都是他的身份标签。不过这个极端的政权精英显然不是因为对家乡的感情而选择留守,炸裂村对孔明亮来说只是权势的跳板,当他掌握了炸裂的核心权力,那么炸裂能壮大到什么程度就意味着他的权力也会膨胀到什么程度。

我们不难发现,这些守土青年身上始终保留着乡土中的传统因素而没有受到城市现代化的冲击。戏生虽然在赚钱路上坑蒙拐骗、良心泯灭,但其初衷是带领当归村致富。当传染病在当归村肆虐时,戏生本着一个当归村人的基本良知,带领家乡众人积极抗疫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当归村的遗传病牵绊了戏生一辈子,他的发展与成长从未离开过当归; 孔明亮在炸裂村孔家原址上一直妥善保存着孔家最初的残砖破瓦,他始终无法放下作为一村之长的传统集权统治模式,这才是他不惜一切代价发展炸裂的初衷,他的思想精神并未随着炸裂的发展而得到开拓,反而更加传统固化。

当然,守土者也不会全部如此,譬如《金谷银山》^[10]20中的余来锁和《麦河》中的白立国^[9]1,二人之所以选择留守乡土,一是怀着对家乡的眷恋,二是对爱情的守望。他们无所谓外面世界的好坏,自有一套平淡朴实的处世哲学,这也是新时代乡土小说中保留塑造的一批美好的青年农民形象。余来锁和白立国身上带着乡土精神的干净与美好,他们眷恋家乡的一山一水和乡村的精神结构,能够秉持农民踏实本分的美好品质,帮扶与劝说返乡者范少山和曹双羊,可以说,他们是作者对美好传统乡土精神的一种具化与重建。

相较于20世纪的乡土小说,新时代青年农民身上所展现的最大特点就是知识水平的普遍提高。学习对这些青年来说不再是一个问题,他们大都能接受一定的系统教育,其处事经验也不再完全继承于父辈,所以他们身上更能凸显个人特点,也更具备社会普遍要求的素质与能力。参照20世纪80～90年代乡土小说中塑造的孙少平、高加林、金狗等青年农民形象,新时代知识化青年农民的人格也更加完善。对于孙少平、高加林和金狗来说,接受教育的机会来之不易,而通过受教育这一途径留在城市中更是难上加难,他们无比珍惜读书和在城市中工作的机会,甚至不惜违背本性,也因此而忽视和抛弃了乡村中的一些美好品质,造成一个个无法弥补的缺憾。可对于新时代的青年农民,读书进城已然不足为奇,他们也因此能更好地完善自我,在机会面前做到慎重选择。教育与开放已经成为乡土的常态,城乡之间的壁垒正逐渐被打破,我们无法断言知识化的青年农民一定会走上一条康庄大道,但是没有知识装裹的农民在这个新兴时代一定寸步难行。作为反面例证,青年农民二球(陈仓《我想去西安》)可笑可叹的出山经历就是没有知识的弱势青年在当代最可能的结果。所以不得不说,新时代乡土小说对于青年农民形象的打磨是逐渐在进化的,知识化在这些青年身上的普及已经不再令读者惊讶侧目,而是一种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

新时代乡土小说在塑造女性青年农民形象时都不可避免地透露出对男权的挑战:蔡苇香对出轨父亲强烈的不满与仇恨,选择离家出走这样决绝的叛离行为,既是对传统意义上强大父权的挑战,也是彰显女性个体自由的一种方式。当她以自身能力重新安葬父亲并为其恢复生前诸多荣誉时,女性的地位即得以昭示; 朱颖疾风骤雨般的回归、谋划得当的复仇、纠结又果敢的爱恨都为这个女性形象增色不少。她对丈夫孔明亮的拿捏和对公公、大伯的暗自复仇也体现了其对男权的掌控和挑战。“鲁迅乡土叙事呈现出双声对话结构:一种声音言说的是启蒙话语,另一种声音言说的是个人话语。”^[12]6如果说新文化运动中鲁迅的《祝福》《离婚》是通过对大家长权势等男权的讽刺来塑造可悲可怜的女性形象,以达到对封建制度与思想的批判目的,那么新时代乡土小说则直接将这种批判的权力赋予在小说女性形象身上,以她们自身的反抗对社会中遗留的夫权与父权问题进行有力的批驳。

需要注意的是,诸多文中提及的青年女性挑战权威、获取优势地位的手段都是出卖身体,这样通过书写女性攀附男性来凸显其力量的手法未免有些单薄:蔡苇香浮于表面的虚荣炫耀、朱颖万般无奈的操控威胁、春天万念俱灰的自杀等等,这些女性因限于性别而见识浅陋,其反抗都是自发且盲目的,她们的做法既不科学也不理性,反而充斥着歇斯底里的扭曲与疯狂。所以新时代乡土小说在彰显女性力量的同时,或许需要重新反思这一问题。新时代的女性农民拥有与男性一样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比如《西京故事》^[6]1中的罗甲秀,她的能力并不逊于罗甲成,反而更能凭借女性柔和共情的优势去体谅父母,思想行为上也更加坚强独立,这样的女性形象绝不是个例。再者,即便没能接受高等教育,新时代女性农民获取成功的方法和手段也决不能局限于此。《桃园春醒》^[4]248中木森之所以在四个兄弟中独独做到了尊重、心疼老婆,并不只是因为他个人的品行过关,其妻子的冷静自持,自尊自爱也是保证她在这场婚姻中游刃有余的关键。反观大哥张海的妻子,即便对丈夫的打骂逆来顺受也只是得到了变本加厉的对待而已。所以新时代女性已经不能简单地归属于一个类型来进行讨论分析,她们有不同的性格、不同的选择,对她们的形塑不应该止步于“没有文化-进城-堕落”这样单一的情节模式上,即便其更容易展现矛盾冲突或更能深入挖掘多面人性。

在传统的乡土小说描写中,大都倾向于将农民塑造成老实本分迟钝木讷的形象,最终形成百年来大众对于农民的刻板印象。陈映芳关于“五四青年”的一段论述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现象:“‘五四青年'成为‘青年'的角色模型,并不仅仅由青年自身的反抗精神和行动成就所致,而恰恰是因为青年们呼应了或迎合了社会对年轻人的角色期待。”^[13]57自“五四”开始,青年被拥护在神圣的光环之下,扮演追求自由、反抗束缚的角色,被动去适应成年人社会为他们营造的角色期待。直至今日,但凡提起青年,都应该是努力奋斗且积极向上的,而这并不是青年共有的样子,青年农民亦是。新时代乡土小说则在寻求对青年农民形象固有定义后的角色突破,寻找被权钱摆弄下内质产生新变的青年形象:“它不再以阶级关系为构建故事的主要叙事逻辑,不再将阶级性作为塑造人物、推动情节的主要依据,而将人物作为文学审美的个体进行塑造,真正回归人与文学的纯粹艺术关系”^[14]当见识不够广阔、想法不够成熟的青年农民独自身处金钱权欲的风暴核心,他们便极难坚守本心。孔明亮与朱颖二人能力出众、性格坚毅,夫妻二人本该是世间最亲密的人,却都沉迷在权力带来的掌控欲中无法自拔,最终因为争夺权力而家破人亡,走向炸裂,归于虚无; 曹双羊敢于开拓敢于投资,却因为沉溺于金钱带来的享乐不能自拔而选择坑害老百姓,受到来自家人朋友的痛斥和谴责; 戏生勇于创新敢于争先,却为了摆脱因身体畸形所遭受的歧视而扭曲良心、说谎成性,直至最后患传染病去世。

此类青年农民与进城的弱势青年形成鲜明对比,春天、涂自强、罗甲成都在城市中感受到了命运的不公,可他们并没有因此而改变人性、泯灭良心,反而将受挫的原因归结到自己身上:春天自我放逐式的自杀、涂自强不曾放弃的努力、罗甲成对自己无能的怨恨等等,都没有因为外在的诱惑而丢掉身上最初的正直与美好。

新时代青年农民形象的塑造已经打破了此前的固有模式,开始探寻其在社会发展中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在权势与欲望的俯瞰之下,人性亦有善有恶,青年农民身上交织着多种多样的复合色彩,他们的形象也因此更加立体丰满。陈映芳提到:“青年作为‘年轻人'对自身权利、欲望的向往和追求,被依附在‘青年'角色之上,并没有获得独自的意义空间,由于缺少将自己独自的愿望与欲求从‘青年'角色中剥离开来,加以正当化的能力和条件,中国的年轻人在被神圣化、模型化的同时,也遭遇了被扭曲、被异化的尴尬。”^[13]60新时代社会的发展的高速迅捷业已超出人们的想象,乡村社会在变美变好的同时又会产生新的问题,身处其中的青年农民该如何面对家乡的发展与利益的诱惑,当这些青年试图摆脱长辈与社会所期待的共有形象,打破个中藩篱,他们是否也会如文本中描写的那样变得陌生扭曲。新时代青年农民的形象善恶交织、美丑并存,不再符合非此即彼的二元论,“真实、准确、全面、形象”已然成为乡土小说对其进行塑造的基本要求。

美国文化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曾表示:“每一个人,从他诞生那刻起,他所面临的那些风俗,便塑造了他的经验和行为。到了孩子能说话的时候,他已成了他所从属的那种文化的小小造物了。待等孩子长大成人,能参与各种活动时,该社会的习惯就成了他的习惯,该社会的信仰,就成了他的信仰,该社会的禁忌就成了他的禁忌。”^[15]2一个人物身上能体现的,正是一个时代的文化缩影。新时代乡土小说立足现实,能够在书写乡村生活的真实多面的基础上反映农民生存的困境。“城市化的推进,农民失去了土地保障,作为农民的‘根'在消失。”^[16]13对涂自强、朱颖、蔡苇香等人来说,家乡不再是他们这些外出青年的乐土和港湾,无所适从的青年农民既无法在这片土地上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又无法在这片乡土上安抚自己外出受挫的心灵。他们一方面渴望出走,去见识更广阔的天地,另一方面又无法割裂来自乡土的情感羁绊。不论出于何种目的,不论做出何种选择,他们都游弋在城乡之间彷徨而无助。回望家乡,带给他们的不是温情与抚慰。新时代乡土小说回溯现代乡土小说对乡土的批判,再次从人物形象的塑造入手,探寻权钱纠葛之下农民的异化,以此达到对乡土重新评判的目的,以及在经济文化全新发展的当下对农民人性的考量。同时,城市也无法对这些青年施以援手,反而可能成为压倒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青年农民在全新的教育引导下不甘沉寂、勇于拼搏,他们向着城市进发,可是没有经济和背景支撑的他们在这条路上只能是负重前行。来自城市的经济与精神压力让他们捉襟见肘,一代人的奋勉难以与几代人的积累一战高下。于是这些青年农民在城市的排斥中、在自身对乡土的背弃里陷入困境,他们身上始终带着农村的标签,不仅在城市人眼里,在自我眼里亦是如此。

于是新时代青年农民面临的困境就很鲜明了。首先,跟城市普遍水平相比,他们的人生起点较低,因为家庭条件的限制,他们在成长发展的过程中见识少、历练少,社会阅历和才艺技能也很少,于是在城市中缺乏核心竞争力。其次,他们甫一进入城市,父母和家庭能够给予他们的帮助其实少得可怜,同辈之间也多是竞争关系,能够有效支持帮助他们的朋友只少不多,于是这些青年必须孤军奋战,依靠自我摸索,长时间的碰壁就会很容易导致他们的迷茫和焦虑。最后,他们要背负巨大压力前行,来自家人朋友的期盼和自我的期待极大地限制了其个人的成长与发展。有的人一出生就在罗马,而有的人或许努力一辈子也到不了罗马。新时代乡土小说充分注意到这些青年农民的困境,并以此塑造出丰富的青年形象,书写他们曲折困苦的命运。

丁帆曾说过:“毫无疑问,如今许多乡土小说作家面临的困境是:一方面历史环链的断裂,使他们在面对现实和未来时,失却了方向感; 另一方面面对从未有过的新的乡土现实生活经验,他们在价值取向上游移彷徨……”^[1]随着乡土定义的进一步发散、农民形象的进一步扩展,新时代乡土小说作家在其小说的价值选择上表现出很大的摇摆性。他们有的关注到新时代飞速发展下农民的内在人性,于是重返“五四”批判传统,站在“启蒙”的高度对其进行审视与剖析; 有的注意到繁华城市衬托下的弱势群体,叹息他们无可奈何的宿命,于是站在同情的立场上为其发声。甚至一部小说中二者兼而有之。

尤其是针对农民形象的塑造,“从文学传统来说,历史只见悯农诗……”^[17]不论是控诉农民之“恶”还是怜叹农民之“苦”,作家的核心思想都是高于农民而存在的,他们是居高临下地俯视农民的。于是新时代乡土小说在对进城女性农民的形象塑造上就出现了局限与缺憾,为了怜惜她们悲惨的命运,一味地将这些女性塑造成失足、堕落的模式。仔细考量之下不难发现,新时代涌现的女性青年农民已然无法框定在这一固有模式下,知识化的她们希望更多地去掌控自己的人生,面对命运的不公也能拥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在网络高速发展的今天,她们敢于为自我发声,不再被他人定义而沉默不语。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期待作家们在新时代的乡土中挖掘更多、更新颖的女性农民形象,这些形象拥有独立的人格,无须审判也无须怜悯,她们的所作所为都自有其道理。与此同时,作家们或许需要认真思考,在对青年农民进行形象塑造的时候,能否打破俯视与怜悯的传统,真正地从农民立场和视角出发,共情青年农民生存及成长的现状,从中找出并表达他们与时代的同频共振,塑造全新的青年农民形象。

对比“十七年”时期的《创业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20世纪80～90年代的《人生》《古船》等作品,新时代乡土小说观察和讨论的对象开始扩展到城市,青年农民的命运不只被乡土禁锢,还会受到城市的冲击。这说明城乡发展虽然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但是农民群体的流动已经不可避免地拉近了城乡之间的距离。作家在描写青年农民时,已经不能简单地将他们圈囿在农村的土地上,城市对他们的影响也同样值得书写。随着新时代城镇化和城乡距离的进一步缩小,人口流动以及经济文化政策的倾斜,时代的发展与变化带给青年农民的新变也亟须引起重视。特别是科技创新及自媒体带来的文化信息共享,让他们的视野前所未有地开阔,精神世界也因而丰富且独立,价值观与时代与主流社会接轨,其思维方式及行动准则也必将会随之改变。所以,新时代青年农民命运的发生地应当是跨越和连接城乡两地,而不是偏其一隅。

新时代乡土小说在聚焦乡土的同时塑造了一批丰满复杂的青年农民形象,这些形象因为不同的追求、不同的选择而分流为离乡者、返乡者和守土者,他们基于作者的思考、社会发展的史实和个人命运的沉浮而进入读者的视野。他们的成长与变化同时表征着时代的发展与变迁,我们在研究小说作品和人物形象的同时也要尽可能准确地把握时代的脉搏及其内涵蕴意,注意时间的流变与人物形象的谱系传承,从而有助于更好地塑形这一特殊群体,有益于新时代乡土文学的繁荣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