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发展意识形态理论以批判为主,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1844年之前、1845年至1866年、1857年至1870年。在不同阶段,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当时面临的主要任务,对意识形态的批判侧重点有所不同。

1844年之前,在《莱茵报》工作的过程中马克思对意识形态进行了哲学层面的批判。资产阶级新宗教宣扬信仰自由,强调宗教信仰不涉及任何社会经济政治领域。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利用新宗教对人民进行隐性统治是以社会物质基础左右着人们对信仰的选择,会影响个人之间、群体之间的自由社会交往^[2]。此外,马克思还强调家庭和市民社会“才是国家的前提”,并在《黑格尔哲学法批判》中对黑格尔相关错误描述进行了批判和阐释。

1845年至1866年,马克思与恩格斯开始了在彻底唯物主义的政治语境下的探讨。为巩固资产阶级统治并掩盖阶级矛盾,统治阶级不断地进行自我辩护,试图遮蔽和欺骗民众。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从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等方面批判资产阶级在哲学上对思维的盲目崇拜,揭露了资产阶级为了使自身特殊利益合法化宣扬观念才是社会本体的丑恶行径,指出资产阶级的这种虚假意识是对现实社会关系的“倒立成像”。

1857年至187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的范围又转向经济学,他们以《资本论》为阵地,集中批判了拜物教观念。拜物教的产生有深刻的经济社会根源,遮蔽了社会中人与人交往的真实情况,通过充当意识形态来迷惑人们。马克思批判了拜物教观念这种奴役性经济理念,揭穿了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的真相,从而将无产阶级解救于思想蒙蔽之中。

从列宁开始社会主义从理论走向了实践,意识形态也真正在社会主义国家发挥作用。社会主义发展到中国,各领导人又根据我国的现有经济情况和不同阶段发展目标,对意识形态理论进行了适应性发展。

列宁注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人和社会的引导作用。首先,列宁赋予了意识形态概念中性化的色彩,将其作为一个描述性概念进行使用,并进一步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发挥“牧师职能”剥削欺骗劳动者的丑恶行径,强调科学性和党性是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鲜明特征。其次,创造了灌输原则。1894年《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中,列宁首次提出灌输理论。1900年为批驳《俄国财富》上的唯心观点,列宁提出党的迫切任务是向群众灌输理论,做了进一步发展。1902年,列宁在《怎么办》一书分别从主体、客体、内容、方式等方面系统阐述了灌输理论,为培养具有共产主义意识的建设者提供了理论指导。

毛泽东的意识形态理论是一个逐步发展和逐步完善的过程。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大多情况下用“文化”“观念形态”来代替“意识形态”使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提出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充分体现出意识形态驱动经济政治发展的反作用。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重视用爱国主义精神激励广大人民群众,最大程度凝聚起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使解放战争最终胜利。在新中国建设时期,毛泽东以经济政治生命线为高度不断提高意识形态政治教育的地位,号召全体党员重视政治教育工作。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人、知识分子、青年等国家建设主力军,确保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动力和理论支持。

改革开放后,党的领导人推动了意识形态理论的进一步发展。邓小平总结我国建设发展的实践经验,着重提高意识形态服务经济建设的能力。邓小平不仅指出“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3]164,使意识形态为经济发展提供政治保证,还概括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使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思想基础得到纠正和巩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要“造就一支善于运用邓小平理论研究新情况、回答新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4]126。通过加大力度宣传主流意识形态和揭露错误观念的危害,提高人们的辨别能力和抵御能力,增加对执政党的心理认同和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此外,江泽民还强调党从始至终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不单纯依靠强制力量维护执政地位,获得人民群众对党合法执政地位的认同。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的第四代领导集体喊出“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5]411的口号,要求党员干部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人民群众,引导人们的思想意识、价值取向、文化追求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大力建设和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人们的内心世界进行重构、对人们的内心观念进行汇聚,推动形成中华民族共有的价值观理念和道德规范。

我国进入新时代以来,意识形态领域在整体上、根本上都发生了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在以前意识形态理论的基础上,对意识形态的批判功能、引领功能、凝聚功能和整合功能进一步进行了创新。

首先,创新了意识形态的批判功能。历史虚无主义宣扬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错误的,编造一些错误历史片段强行拼凑,对英雄人物诋毁诬陷,误导群众对历史的理解,是我国高速发展道路上的绊脚石。新自由主义否定我国经济制度的科学性,宣扬国家的干预会使社会经济发展效率低下最终导致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终结,摧毁人们对我国经济制度的信心并借机推销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面对错误思潮无处不在步步紧逼的局面,习近平指出要“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6]102。从历史思维视角提高领导干部的意识形态工作能力,加强对近代以来和改革开放以来历史斗争经验的总结,把握西方意识形态对我国进行渗透的新规律,掌握具有新的历史特点思想舆论斗争的主动权。而且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具体批判这些错误思潮的过程中,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进行理论的辨析,对党的历史上的一些模糊认识和理解不够全面的地方进行正本清源,“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个重点”,使党和人民聚焦在新时代的主要任务上来^[7]。

其次,创新了意识形态的引领功能。政治层面上,新时代党更加注重培养人民在政治上的认同,重视意识形态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引领,力求国家制度和社会治理“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8],以此激发人们对国家政治体系的认可和肯定,形成共同的政治价值和高度的政治信仰,有效抵御外来思潮侵蚀,化解社会内部分歧,朝着正确方向不断前进。经济层面上,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的目标,把实现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引领经济改革的正确方向,摒弃错误的政绩观、价值观和唯GDP论,关注人的幸福感提升,丰盈人的精神世界,真正造福于人民。思想层面上,习近平强调要用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进行引导,使人们认同和维护现行的制度和社会秩序,用正确的思想引导正确的行为^[6]53。面对人们多种多样的利益诉求和价值追求的现状,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一元地位,在享受信息化发展带来大量发展机遇的同时坚决规避其弊端,在纷繁复杂的思想观念交织中坚守主旋律。

再次,创新了意识形态的凝聚功能。第一,通过满足人民需要来发挥凝聚功能。与其他社会制度相比,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显著的优势,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各方面发展成果显著,小康社会如期建成,逐渐改善了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情况,在更高程度上满足了群众在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多样化需求,人们各方面基本利益需求不断得到满足,就会自然而然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并自觉响应号召。第二,意识形态与文化是一种脉脉相通的关系。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9],用蕴含在人民血脉中的精神事迹和道德理念进行感染,能够增强人们在文化方面的认同感、归属感,汇聚民族力量。第三,通过提出一个未来能够实现、惠及全体人民的目标,并将这一未来目标分解成许多切实可行的阶段性目标,吸引全体社会成员共同为之奋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长远目标就是实现中国梦,我们已经如期实现了2020年的奋斗目标,目前正朝着2035年和2050年的目标奋斗。

最后,创新了意识形态的整合功能。发挥整合功能,不能搞一刀切的方法盲目对待,要将意识形态领域划分为红色、黑色、灰色三个领域,有区别地处理。习近平指出,对于那些符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红色地带,要坚守、巩固和拓展; 对于那些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相对立的黑色地带,要坚决批判,压缩其生存空间; 对介于二者中间的灰色地带,要提高辨别能力,努力争取为红色地带^[10]。通过这样的方法和标准对社会上其他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进行吸收与消解,使多样社会思潮、价值观念得到合理整合,在确保主流国家意识形态一元性和主导地位的同时,引导并支持其他意识形态的多样性存在。

在意识形态传播过程中,意识形态理论传播的战略部署、谋划组织主要由各级党委制定,意识形态理论传播的实施、落实主要由政府相关部门完成,推动意识形态顺利传播主要由各种社会组织实现。如果作为意识形态传播关键节点的传播主体出了问题,就会影响到宣传的实际效果和正确方向。但是在实际情况中,意识形态建设仍然面临着许多内生性问题。

第一,现代社会中充斥着各种各样的社会观念和错误思潮,对党员干部队伍造成了恶劣的影响。新时代社会中的价值观念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其中充斥着新自由主义等错误思想观念,一些意志力和理想信念不坚定的党员干部会受到这些错误观念的影响和腐蚀,出现精神懈怠,甚至贪污腐败的行为。如果宣传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主体出现了问题,那么意识形态工作的顶层设计再完善,目标再明确,也不会产生应有的效果,而且还会影响到人民群众对党员干部队伍的整体看法。

第二,与传统媒体的传播不同,新媒体传播的结构已经超越了单向线性的传播方式越来越呈现网络状,所以在同一个时间段内新媒体传播信息数量是要远远多于传统媒体的信息传播数量的,这就使得党和国家对于信息传播监管和意识形态把控的难度升级。一些事件一经发生就开始迅速地传播和发酵,如果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主体不能及时处置或者处理方式没有说服力,其他意识形态就有可能混入其中,对网民进行非理性的、混淆视听的评论和引导,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造成冲击。这就对意识形态工作者处理公共突发事件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一,新时代我国取得了许多历史性成就,国家实力不断增强。西方敌对势力以狭隘的眼光断定我国自身独立自主地发展壮大会对他们的正常发展造成威胁,抓紧挑起了没有硝烟的战争,不断通过各种途径、从多个层面侵蚀和污染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削弱和打击我国与其他意识形态之间竞争的能力。一是西方国家在政治层面进行意识形态渗透。西方国家通过政府和议会商议制定一些政策,既宣传自己价值理念的完美和优越,又对我国的民主发展产生怀疑,或者对我国民主建设的成就闭口不谈,对我们的民主政策进行歪曲和误读,试图消解人民群众对党的拥护和支持; 一些西方非政府组织和企业还对各种信息进行歪曲化解读,误导民众,使民众形成对我国民主的错误认知^[12]。二是西方国家重视文化层面的意识形态渗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将本国的思想观念和价值文化注入到他们的文学作品、影视作品之中,在文化交流过程中使人们在接触国外文化产品的同时吸收西方的价值理念,丧失文化自信,产生对本国意识形态的怀疑,甚至否定,动摇主流意识形态在我国的稳固根基。三是西方国家也注重宗教信仰层面的意识形态渗透。我国宗教组织和信教人数不断增长,西方宗教非法势力以此为突破点,暗中在中国建立非正规宗教组织团体,用西方的宗教观念渗透到我国信教群众当中,将一些辨别能力不强的群众发展为信徒,以便对西方宗教思想进一步扩散,试图同化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和道德精神,削弱马克思主义政治信仰。

第二,改革开放引发社会转型,带来生产方式、政治关系、社会结构的变动,也对意识形态的治理带来一定冲击。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引发了人们思想观念和精神价值的变化。经济发展推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基本利益需求不断得到满足的同时,利己主义、自我意识不断强化,组织纪律观念、集体意识逐渐淡化,传统单向思维逐渐向开放多向思维的转变,导致多变性和不确定性的增加,这给意识形态工作带来了严峻挑战。其次,政治转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可能会影响人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党和政府不断推动政治体制的完善和进步,但是政治体制改革仍然存在复杂矛盾,尚未达到人们的期望值,一些政府官员在工作过程中形成盲目注重形式忽视实质内容的作风,出现贪污受贿、营私舞弊行为,容易造成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不满和政治信任危机,进而降低人民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最后,改革开放的发展并不会使社会成员同时富起来,而是有一个先后的顺序,同一时间人们所占有财富数量并不相同,所以导致全体社会成员形成了不同的阶层,这些不同阶层的人们所具有的价值观念也有一定的差异。社会成员出现财富占有数量的分层,会使财富占有量少的人心存抱怨、心理失衡,质疑党和政府的管理决策,甚至将问题归咎于社会主义制度,这就会不可避免地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作用。

第一,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以传统的党政报刊、广播、电视为载体,以线性传播为主要传播方式,话语内容单一且同质,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群众生活和实际情况。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的传播方式在各方面均不占优势,对大众尤其是青年群体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渐渐削弱。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推动了作为现代主要信息载体的电子移动设备不断地更新升级,使得信息传播速度越来越快、传播数量越来越大、传播种类越来越丰富。在互联网背景下如何与网络技术结合,使主流意识形态快速准确地被大众所接受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二,在世界范围内,我国的网络信息技术发展速度和水平滞后于西方国家,在技术创新方面受到西方国家的技术霸权。一方面,西方国家无视国际互联网运行规则,通过发动“算法战争”,入侵我国战略核心数据库,威胁我国信息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算法技术进行信息诱导,柔性输出西方错误价值观,企图瓦解甚至同化我国人民的价值观念,对我国人民的价值认同基础造成威胁。

第三,就互联网本身的发展弊端来看,为了迎合大众需求,获取更大利益,互联网的算法技术对不同用户在互联网的点击、关注、浏览等数据信息进行收集整理,对其进行个性化的信息推送。长期以来用户接收到的信息逐渐单一,个体思维逐渐固化,产生“孤岛效应”,使公众无法达成一致共识,那么主流意识形态在凝聚全体人民的力量投身于伟大实践的力量就会变小^[13]。

在建党百年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党的革命和建设发展始终都坚持党管意识形态的重要原则制度,加强意识形态的领导对党加强自身建设提高理论自觉具有重要作用。新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正在从以政党为主导并发挥主要作用的传统模式,转向以党和政府为主导各级多元主体积极参与的现代模式。为适应新的现代化模式和新的技术革命,要加快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媒体融合等各要素共同参与的传播主体。

加强党建引领,“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15]。一方面,要加强学习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强化和落实领导干部责任,重视职业道德修养和个人素养来提高党员干部的意识形态判断鉴别能力、理解处理能力和领导指挥能力^[16]。另一方面,党要不断地在新媒体传播方面进行探索,吸引更多的人开通“两微一端”,建设好政务头条网站、政务手机软件、微信公众号等网络平台,利用新兴媒体互动传播的特点,拓宽意识形态传播面,提高传播效率。还要创新推动用动漫、视频、公益广告等更多的形式来解读经典、宣传四史,以文化人,增强大众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认知与理解。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17]17。一方面,在实现智库队伍规模化的过程中要坚持政府的引领,充分运用政府提供的官方政策资源支持让智库发展搭上便车,推动我国现有智库主动参与到协助意识形态治理之中,并催生出一批不同地域、不同主题的新型智库,使智库作用功能深度融入意识形态的治理之中。另一方面,以政府为主导进行建设,智库就必然有责任有义务为国家和社会服务,为意识形态全局提供更多前瞻性的政策建议和合理规划,所以意识形态工作水平会随着智库数量的增加而不断提高^[18]。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为意识形态提供前瞻性政策支持和合理规划,推动社会各界主体多方参与,提高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能力和水平,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发展。

马克思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9]9。但是民众的理论接受能力参差不齐,对正确和错误思想观念的辨别能力也有所不同,只有以大众生活需求为输出点,用日常生活化的习惯习俗和表达方式将主流意识形态内容进行改造,使之更加明白通俗,才能被民众广泛理解并认同。

首先,要挖掘和运用我国几千年来流传和积淀的优秀文化。中华优秀文化是涵养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源泉。在五千余年的漫长发展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早已深入人们灵魂深处,成为共有的一种基因符号。通过挖掘传统文化中的“仁爱孝悌”“精忠报国”“孝敬父母”等文化精华,能够为意识形态传播提供取之不尽的内容资源,在接受中感染,在领悟中改变,在情感上共鸣。

其次,要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受经济发展、地域环境、风俗习惯、内在观念等的影响,我国的文化资源很不平衡,这一措施能够逐步改善这种不平衡的现状,使群众各种各样的文化需求得到基本满足。通过制定适合不同地域公共文化服务情况的标准,做好文化资源的合理分配,使公共文化服务的范围不断扩大,加快推进以民为本的文化民生工程建设,逐步建构起当代基层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体系。帮助大众擦亮双眼,在增强人们辨别、抵御西方意识形态和错误思潮能力的同时,使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内容更全面地深入到社会各群体当中。

最后,要赋予意识形态传播内容以生命活力。党员干部不能用统一性和标准化的话语内容进行传播,要扎根基层,根据不同地域的语言风格和表达习惯来传播主流意识形态内容,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家常话”式的表达,让群众感受到党和国家的亲和力。要紧跟实践发展的脚步,及时在传播话语中增加随时代发展产生的新的内容,尤其要注重对网络语言的更新和应用。用更加鲜活的话语进行传播,提高民众的理解力和感受力。

在这个网络信息高速发展的新时代,要想使意识形态内容快速完整地被人民群众所掌握,就必须要采取科学有效的传播宣传途径。使用创新的媒体形式和技术可以有效地促进传播方式的快速发展^[20]。新时代意识形态通过把握每一次技术革新的潮流,引领转型升级,能够有效改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现状,提高传播效力。

首先,要推动媒介融合发展。媒体格局和舆论格局因互联网的冲击而发生改变,也影响着我国主流媒体的地位和作用。一方面,新媒体因存储信息量更大、传播速度更快、携带储存方便等特点,获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喜爱; 另一方面,传统纸媒作为社会中老年群体喜爱的信息接收渠道,依然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要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将网络新媒体和党报党刊相结合,运用直播、现场视频、摄影图片等各种形式展现传播内容,提高传播速度,拓宽传播向度; 运用“一图读懂”、超链接、漫画文、视频弹幕等不同的媒介形式使文字与图片直接发生联系,使传播内容从抽象转变为具象,唤起群众的情感认同; 开发游戏化的传播话语和方式,吸引人们的关注和参与,以游戏传播知识,引领舆论导向。不断完善主流舆论传播体系,不断增强主流媒体的资源优势,推动媒体深度融合守护好主流意识形态的主要阵地。

其次,要创新传播的手段技术。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创新传播手段。新时代物联网、大数据、5G等新兴技术快速发展,各种传播技术相互结合使意识形态传播领域更为活跃。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传播载体和传播手段将不断地更新换代和淘汰升级,要紧跟技术变革速度,用大数据分析大众的心理需求,及时发现舆情,不断创新传播技术和手段,不断更新技术应用,提高意识形态传播的精准度。

最后,要重视“人”这一新的传播媒介。新兴网络媒介和移动媒介克服了时间地点的局限,加速了人际传播,使“人”也成为了传播媒介之一。虽然在传播社会主导思想观念的主要任务主体是党政机关和各级宣传部门,但是在新媒体格局下群体和个人也逐渐参与到多向度传播当中,“人”的点赞关注转发等网络行为也使其从传统观念意识的接受者转变为信息的重要传播者。所以,要重视这一传播媒介,关注“人”本身,用具有诗性精神的话语修辞准确、通俗地表达意识形态内容,提高人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意识,增强我国网络阵地中意识形态的传播力量。

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局势瞬息万变,能否如期完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有赖于意识形态功能的发挥。中国共产党在过去一百年的风雨兼程中对意识形态建设一如既往地坚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要继续坚持提高意识形态的工作水平,增强意识形态建设能力,注重新时代意识形态功能在各个方位和各个领域的发挥,为实现中国梦继续奋力拼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