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赋权是指赋权主体与个体一起努力使个体获得赋权。农村老年协会协助老年人个人赋权的案例很多,以下案例来自于闽南师范大学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开展的乡村调查。

案例:黑妹,女,66岁,文盲,Z市石村人。从小被送到夫家做童养媳。丈夫因高血压脑溢血瘫痪在床,丧失劳动能力已有18年。夫妻每人每月的新农保养老金仅140元,丈夫另有每月220元的残疾补助,案主日常靠种菜和打零工补贴收入。2017年10月发现患卵巢癌,除医保支付,还需自付医疗费用近10万元。案主育有一子两女,两个女儿亦是经济状况不佳。儿子在村里做水电工,经济状况稍好,为母亲承担了大部分医疗费用,但要供两个孩子在城里读书,经济压力颇大。案主与儿子关系较好,与女儿、儿媳关系较差,女儿抱怨案主爱絮叨、爱管事、不帮她们带孩子,案主常怨叹命不好,不想活。调研中发现,案主极具传统思想,虽然养父母家境贫寒,成年后仍嫁给养父母的儿子,没有外出务工或自主选择婚姻。她一心一意想靠儿子养老,除了照顾丈夫之外便把所有精力都花在儿子一家。她还常常劝导媳妇多干活赚钱、女儿要孝顺公婆。案例集农村老年人权威衰落所带来的社会保障有限、收入不足、代际关系不良、疾病、心理危机于一身,颇具代表性。

石村的老人协会已有十余年历史,得知黑妹的处境,理事会成员上门慰问,告知可以通过村委会申请一些福利。起初黑妹和家人觉得没有面子,又觉得不能说服村委会。理事会便陪同黑妹前往村委会,黑妹提出想要像丈夫一样办理残疾人证,每月领取残疾人福利金,却被村委会告知不符合残疾人条件。后理事会了解相关政策认为黑妹可以申请农村低保。然而黑妹却又被旁人告知低保名额有限,要优先给予更困难的人或者有关系的人。理事会以低保应“应保尽保”据理力争,陪同黑妹到村委会提出申请,村委承诺将向镇政府提出申请。在家庭关系方面,理事会劝勉黑妹不要过多干预晚辈的事,同时亦劝勉女儿尽孝养老人的义务,两个女儿最终也各拿出3 000元资助母亲治病。

虽然赋权理论认为个人有改变不良处境的潜能,但这种潜能常常不能自我激发,而是需要外力协助,农村老年协会正是扮演了这一角色。个体赋权过程中涉及到多方面的障碍:缺乏获取知识和资源的渠道,缺乏技巧,缺乏与专业人员和政府官员交涉的自信心,个体生活压力非常大以至于无力参与赋权,习得性无助感使个体在应对新挑战时由于考虑到先前失败的经历而感到无助^[18]118-119。这些情况在农村老年人中尤为突出,我国农村老人普遍文化水平较低,生活空间局限于本村落,获取信息的途径只限于街坊和村委会。中国农民千百年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所塑造的保守和顺从的性格亦在老年人身上展现,他们中的许多人仍然受一种“顺民型”政治文化的影响,他们觉得官方能决定自己的事务,自己却没有能力通过影响官方来实现自己的利益。那些长期处于挫折和弱势状态的老人,对于这种无力更是感到理所当然。如案例中黑妹对于政府福利政策不了解,缺乏与村委会干部交涉的信心,也缺乏沟通技巧,觉得自己的处境皆因命不好,无力改变。而老年协会可以提供协助以克服这些障碍。老年协会的理事会常常是村庄中德高会办事的老人,他们信息通达,对政策较为了解,具有较高威望,与村委会有较多协作,因此具有克服上述障碍的资源和经验。在老年协会的协助下,黑妹不仅获得了实实在在的经济和福利资源,更重要的是逐渐获得了解决问题的信心和策略,提高了批判意识。为了确保低保待遇能够落实,黑妹在没有老年协会理事陪同的情形下再次前往村委会争取,并向下村工作的镇领导重申此事,认识到改变外界环境可能会改善自己的处境。理解“无力状态及其重要性”是赋权过程中的核心步骤(Solomon)^[18]121。个体的精神状态、赋权过程的心理维度是要处理的第一要务; 进入提高批判意识的过程,去挑战自身依赖性和无助感; 深化对处境的历史性觉察,当感知到自己的生存条件时,获得能力对其进行干预和改变(Freire)^[18]122-123。改变农村老年人的消极宿命观,激发其潜能,增强其改变现状的信心,对于他们获得生活的掌控感,改善心理健康有着重要的作用。

团体赋权指赋权主体协助某社会群体使社群获得赋权。农村老年协会是乡村代表老年人利益的自发组织,开展活动以倡导尊老孝亲、为老年人整体谋福利为宗旨,这同时也是一个赋权的过程。

闽南师范大学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在开展乡村调查中发现,一些村庄如Z市C区S镇的北村、仙村、厝村、Z镇前村等,老年协会十分活跃。老年协会为老年人办理老人证,让老年人能够免费乘公交车; 春节、重阳节请老人吃饭,为老人做新衣裳、发放节礼以及过节费; 老人过世上门慰问; 配合村调解委员会调解家庭纠纷,如婆媳矛盾、赡养等问题; 办理农家书屋,为老人提供养生、养殖方面的知识,为老年人带来了福利资源。

老年协会在赋权上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使老人们形成了一个自助互助的团体。在英国,赋权概念无论是观点还是实践都源自于一种自助和互助的传统,赋权的产生与发展得益于19世纪中叶人们越来越相信自主创业成功的自助行动、慈善政策以及为穷人提供的社会工作支持^[18]9。赋权不只是在个体身上发生,而且是在与他人的赋权经验中,在彼此间相互产生,涉及赋权他人的相互支持^[18]20; 成功的赋权有个重要特征,就是诸多个体共同发展出集体力量的能力^[18]234。在一些村庄里,老人选举老年协会会长和理事会成员,选择的标准是有公益心、会办事,即“德高望重”。老人们自主讨论形成协会的制度构建,一些村庄的老人协会有规范和成文的制度,包括人员分工、宗旨、目标任务、具体工作制度等。这样,老年人自主选择利益的代言人,决定协会内部事务,自助为老年协会维护老人利益及老人之间的互助奠定了组织基础,老年人的自主性得以展现。老年活动中心为老年人提供了一个交往的公共场所,老人来这里看电视、打麻将、泡茶、拉家常、评论村庄事务、国家大事、交流信息、商讨个人和村庄事务,通过言说来表达对生活、对世界的体验和情感,重新确立话语的权力。

老年协会还通过参与实现赋权。Kropotkin认为自助的目标在于满足个体并提供安全保障,以预防人们丧失对自身生活的掌管,其方法是增进人们与所在地社区的参与^[18]10。参与式途径无疑会挑战家庭、团体、组织和社会中传统的、甚至压迫性的权力结构,并且能给受排斥和鲜为人知的民众提供权力门径^[18]37。老年协会积极协助村委会参与村庄治理。如仙村老年协会负责收村卫生费、在电网改造、预埋藻气管道时到现场维持秩序; 厝村老年协会负有整顿交通秩序、维持治安的责任; 北村老年协会负责菜市场管理。在分工方面,各村均把村委会不方便做的事、涉及礼俗的事情委托老年协会去做,例如春节、清明节期间巡逻周边山林,劝阻村民放鞭炮、焚纸钱; 简化婚丧礼俗等。在村庄中最活跃的民间组织当属老年协会、宗亲会、庙管会,而老年协会是三种组织的核心。甘满堂也认为传统的祠堂与村庙组织往往假借老年协会名义进行活动,结果老年协会组织成为福建乡村最活跃的民间组织^[22]。三种组织名义上独立,但理事会成员往往高度重叠,处理民俗事务也是混合运作。厝村由老年协会组织村民清明节扫墓、编制族谱; 兴建、修缮村庙、祠堂; 组织老人凉伞队、锣鼓队在宗亲、村庙活动时演出,代表本村参加村庄之间的民俗交流活动,维护本村的脸面; 组织抬神巡游活动; 请戏班酬神唱戏; 北村老年协会还组织每年新婚生男孙家庭活动。通过这些活动老年协会向村民、村委会展示了老年人是对村庄有贡献、自主的群体,提高了老人在村庄中的地位,获得了村民、村委会的尊重和支持,进而获得了举办各项老人福利的资源以及与村委会协商事务的资本。例如老年协会的资金来自于村财资助、村贤资助、企业捐款,村两委授权收取市场管理费、卫生费、出租器皿、场地供村民举办红白喜事等。北村的市场管理费收入可达每年50万元; 仙村老年协会每年可获得12 000元村财资助; 厝村每年租金收入可达24 000元。

社区赋权是指赋权主体与社区民众协作,引发民众表达愿望、规划目标,并使民众有能力改善社区环境,改变其弱势处境,实现自己的目标。农村老年人权威衰落与社区文化、社会政策等因素有关,个体赋权、团体赋权还应与社区赋权相配合。个体赋权就像是一条通往沙漠的四车道高速公路,走向无所适从的境地,除非它能够被包含在治理与政治体系中^[18]195。社区层次上的赋权通过倡导、提升批判意识等途径改善社区环境,赋权老年人。倡导是为赋权对象的利益发言,为其情况辩护,促成有利于赋权对象的社会文化、社会政策制定及落实。提升批判意识涉及提高人们为自己分析遭遇到的问题的来源、发掘自己的需求并发展出策略的能力^[18]187。

老年人要善于运用批判意识,分析造成自身不利处境的原因,并促成有利于自身处境改善的社区政策的形成和落实。在此过程中,老年协会由于是政府发文要求各地村庄普遍建立的民间组织,带有象征性的官方色彩,代表老年人的集体利益,其成员一般是见多识广、热心公益、活动能力强的村贤,可为赋权助力。Z市C区近郊许多村庄都有土地被征用,征地这一政府行为对村民特别是老人的利益有极大影响。Z市Z镇前村因市政西湖项目被拆迁征用土地1 200余亩,调研组开展调研时拆迁工作已完成,旧村址可见大片废墟。考虑到失地后老人难以像年轻人一样以务工替代务农,村老年协会向村两委提议用征地村提留款2 000万元的银行存款利息每月给村中60岁以上老人发放200元补贴,后经村两委商议决定用其中1 000万元的利息每月向老人发放100元补贴。拆迁后只给村民20个月15元/平方米的过渡费,而无现成安置房,村民或租房或投亲靠友。一些老人如高龄、低保、五保户、原本独居等情况,不方便寻觅新住处,村老年协会便向村两委提议在原村址留出一处院落十余间平房安置他们,由家人每日送餐或老人自理生活,同时老年协会出资请两位低龄老人管理院落的安全、卫生,并在老人生病时联络家人。为了更长久地安置有入住院舍需求的老人,老年协会还向村两委提议选新址兴建老人单身公寓。仙村亦是大片土地被征用,但区政府未按规定及时发放60岁以上失地农民基本生活补偿。为此村老年协会会长曾于2012年带领100多名老人到区人大、宣传部上访,2013年又向省政府下到镇里的调研小组反映此事,而后补偿款发放到位。尽管这种方式并非优选,但在无其它途径时亦成为一个备选方法,我国其它农村地区的老年协会也偶有所为,很多地方政府已经意识到农村老年协会在很多集体行动中扮演的重要角色^[19]。另外,许多村庄的老年协会为老人提供的办理老人证、送节礼、老人过世慰问、评比孝顺家庭等福利不仅为老人带来了物质利益,同时也是在倡导尊老孝亲的社会风尚,给那些不尊孝老人的个人和家庭形成压力。

社区结构性社会问题的处理很大程度上受控于政治、管理及商业利益,这些计划自上而下的性质,使它们与社区赋权目标相距甚远,只有当民众能够发展出一套彼此的聚会、分享经验以及解决问题的共同策略的有效机制时,赋权活动才能产生更有效的作用^[18]190。从调研的案例可以看出,在农村社会变迁和政策变革的过程中,老年人的利益容易被忽略,由于组织和成员的优势,老年协会可以协助老人识别与其处境相关的政策因素,代表老年人的利益,反映老人利益受损的境况,表达老人的愿望与需求,形成策略和力量与村两委及更上层交涉,呼吁尊老孝亲的社会文化,促成有利于老年人的社会政策的制定及落实,补偿老人的利益,减轻老人在社会变迁中的无助感。

4. 赋权老年人探索的启示

分析可知,农村老年协会是老年人赋权的可行途径,这一探索能够给我们带来启示。第一,老年人的生活是多层次、多面向、立体的,影响老年人权威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老年人自身的因素,也与社会制度、社区文化有关。以老年协会为基础的农村老年人赋权途径也要从个体、团体、社区三个层次进行全方位构建,这三个层次相互渗透、相互支撑,赋权的积极行动应该考虑触及不同的层次领域,这样才能更有效地应对老年人权威衰退所带来的弱势处境。第二,鉴于农村老年协会在赋权老年人、改善老年人弱势处境方面的作用,各级政府应采取积极举措支持农村老年协会的发展。增加资金支持力度,加大财政投入,探索资助老年协会的方式; 加强设施建设,新建或改建老年活动场所,利用农村社区已有的服务设施,改善老年协会活动条件; 赋予老年协会更多职权,老年服务及相关设施、村庄治理、礼俗事务均可让老年协会参与管理; 树立典型,通过各种传媒宣传农村老年协会的先进组织和个人。第三,农村老年协会的赋权可能不够专业,在沟通技巧、观念转变、自主性培育、信息咨询、心理干预等方面都需要专业介入,因此老年协会可与社会工作机构、高校专业人士、法律机构等合作,以加强能力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