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和学习贯穿于毛泽东的一生,他关于无产阶级政党为什么要学习、学习科目以及学习方法做了大量的论述,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观,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思想正是在延安时期(1935-1948年)成熟的,通过学习使全党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性。党的其他领导人,如刘少奇、张闻天、王稼祥等同志对毛泽东政党学习观的完善做出了贡献。
1.1 强调加强学习的必要性
第一,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必然要求。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是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且经济文化落后的环境下进行的。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必须通过传播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与实践经验相结合才能救国救民,单纯照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词句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中央扎根延安以前,党内三次“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巨大损失,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他们不懂得中国国情、不善于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唯共产国际和苏联之命是从,靠生吞活剥马克思著作中的词句来救国,必然失败。这种错误是主观主义的学风,表现为理论与实践、主观与客观相脱节。没有正确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使毛泽东深刻认识到加强理论学习的极端重要性,以此解决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所面临的实际问题。
第二,党内自身状况的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投入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党员主要以工农为主,文化素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都比较低,这为党内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的盛行以及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传播提供了条件。”[4]134代表早年接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党员很少,如果不学习最基本的科学文化知识,那么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十分困难。同时中央进入陕北之前进行长征,战争环境恶劣,使广大党员干部缺乏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与提高自身理论素养的时间,挤时间刻苦钻研马列原著只有毛泽东等少数同志。因此,中央到达陕北后,“利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这个比较安全平静的‘家',所以有机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系统的学习。”[5]
1.2 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根本
第一,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执政党,因此广大党员干部必须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其精髓并不断创新。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是“力量大汇聚、事业大发展、文化大繁荣、人才大荟萃的‘全盛时期',也是奠定未来发展走向的重要时期”[6]1114,党的局部执政能力不断成熟,得益于通过学习来提高执政本领这一关键点。毛泽东在1938年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做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政治报告中强调:“一般地说,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7]533“我们的任务,是领导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的伟大的斗争。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7]568
第二,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经典原著。从宏观上看,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并且包括后继者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发展的科学理论体系,是一个集合体,这些思想在他们的原著中得以体现,所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方法是阅读原著。那么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贯穿了毛泽东的一生,特别是在延安时期,基于解决中国革命现实问题、克服错误思想路线与提高执政党理论素养的需要,毛泽东认为通过阅读原著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解决该问题的最佳路径之一。毛泽东在繁忙工作之余认真阅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经济学文本以及相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术专著并且向党员干部极力推荐,他做了大量读书笔记,其中读过的原著包括《资本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 幼稚病》《在民主革命中社会民主党的两个策略》《联共党史简明教程》等; 学者专著包括李达的《社会学大纲》、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苏联哲学家米丁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等。为此,中共中央把每年的5月5日即马克思的诞辰日作为读书节以学习经典原著,同时通过成立学习委员会等机构,自上而下的建立了一整套理论学习制度,成效显著。
第三,倡导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认为学习马列原著不是“把他们的理论当做教条看待,而应当看做行动的指南”[7]801,而是“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活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7]801。不能单纯、教条的背诵经典语句,而要会用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来分析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必要的理论准备。实事求是既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髓。毛泽东于1942年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对“实事求是”作了科学的界定:“‘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的向导。”[7]801经过1942年延安的整风运动和1945年党的七大,对曾出现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思想进行了纠正,使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到确立。在这里,理论联系实际是实事求是科学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做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理论和实际相联系。”[7]820回顾党的历史,每一次取得的胜利都和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密不可分,特别是体现在理论创新上。其中,《实践论》和《矛盾论》就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揭示了党内屡犯错误的思想渊源,在理论上以哲学的角度总结了中国革命历史经验; 《新民主主义论》是毛泽东阅读列宁的《在民主革命中社会民主党的两个策略》后、在总结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写的,从中国历史、文化出发,系统分析了中国革命的特征、对象、任务、道路、领导力量、动力、前途等,提出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理论以及“新民主主义”的概念,即“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8]557,贯穿着实事求是的学风,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革命的理论,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并取得胜利。
1.3 学习中国共产党历史是重要内容之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有机的结合起来,对其不断坚持并发展,关键是“中国化”,即研究中国问题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相承接。要联系中国实际首先学习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我们有必要了解并总结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的经验教训。在这里,毛泽东着重强调学习和研究中共党史上出现的的“左”和右的错误思想路线,重要性体现在,其一是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需要。毛泽东在《如何研究党的历史》中指出:“现在大家在研究党的历史,这个研究是必须的……我们要研究哪些是过去的成功和胜利,哪些是失败,前车之覆,后车之鉴。”[1]399党员干部必须要懂得历史,从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也就是说必须要“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1]399为了更好地让党员干部学习党史,在毛泽东等同志的指导下,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印了《六大以来》等党的重要历史文献; 其二则是维护党内团结的需要。毛泽东运用唯物史观,历史的分析了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党内所犯的一些错误路线,如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和三次“左”倾错误(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和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尽管在后来的一些会议上对其进行了纠正,但他认为这几次纠正“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错误的详细办法……另一方面,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1]299就是说在分析某个历史问题时,必须从当时大的历史背景下科学的分析根源、性质等等,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之方针,从而更好地维护党的团结。毛泽东的这些论述,既实现了弄清思想与团结同志的结合,又表明了即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要有科学的方法,因而创造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分析法。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该文献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系统总结了中共成立24年来的历史,科学分析了三次 “左”倾错误所产生的历史根源及危害,在思想上凝聚了全党共识,是研究中共党史的重要文献之一。
1.4 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是无产阶级政党提升执政能力的基础
由于在当时近代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党员干部大都是工人、农民出身,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很多人不识字。由于学习文化知识是学习理论的前提,因此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指出:“没有文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就学不进去。学好了文化,随时都可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7]818通俗地讲,党员干部由于贫穷落后未接受正规的教育,识字率偏低,不识字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中央干部教育部制定了《延安在职干部教育暂行计划》……要求坚持每日两小时学习制度。在学习内容上,注重干部的业务教育、政治教育、文化教育、理论教育的内容配置和有机结合。对于一切文化程度太低或不高的干部……着重开展文化教育,反对轻视文化教育的错误观点。”[9]459所以在陕甘宁边区开办了一批干部教育学校:抗日军政大学、马列学院等,同时,中央成立了编译局,翻译并出版了一些马列原著。党员干部首先要抓紧补习文化课,打好识字这一基础,从而提高文化水平,然后再初步学理论,入门之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才能由最初的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由必然王国实现到自由王国的飞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