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确立,在对政治经济学的深入研究中马克思批判了异化的、抽象的、虚幻的资本主义共同体^①,科学指明了它必然向未来个体能够实现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高度和谐统一的“真正的共同体”演进的逻辑。在马克思之后,资本主义共同体在深度和广度上又得以发展,其虚幻性在世界范围内加剧并且逐步走向了自我否定。习近平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向世界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真正的共同体”的当代实践。在共同体的历史演进序列中,“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真正的共同体”之前必经的一个环节。因此,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背景下,在政治经济学的视域下,历史地考察资本主义共同体,即考察在历史中它是如何产生的、实现了怎样的发展、其历史贡献如何以及是怎样陷入了自我否定的,这不仅有助于深入把握马克思对虚幻的共同体批判的深层逻辑、深化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研究,还有助于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内涵以及实践向度。

资本主义共同体产生的前提是由于分工和商品交换。在“自然共同体”的内部,最开始的分工是纯粹上基于生理上的自然分工。但是这种分工状况也处于发展过程中。“随着共同体的扩大,人口的增长,特别是各氏族间的冲突,一个氏族之征服另一个氏族,这种分工的材料也扩大了。”^[1]407同时,由于不同的共同体所处的自然环境不同,因而所得到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也不同,也就造就了不同共同体之间不同的生产方式、不同的生活方式以及生产出不同的产品。因此在不同的共同体之间“互相接触时引起了产品的互相交换,从而使这些产品逐渐转化为商品”^[1]407。由同其他共同体交换商品作为推动力,推动共同体内部生产不同商品的部门的互相分开和分离,并且相互之间独立起来。“自然共同体”中的那种人与人相互依赖的关系和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目的因为分工和商品交换的发展而趋于消逝。分工和商品交换的产生构成了资本主义共同体产生的前提。

资本主义共同体的产生,关键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分工和商品交换的继续发展,促进了“自然共同体”中货币财富的积累。当货币财富已经发展到一定的广度,货币财富一方面促进旧的共同体的解体,另一方面在加速自己积累的同时又促使生成新的共同体。而正是前资本主义“自然共同体”的逐渐解体,大量积累起来的货币财富才以此为条件转化为资本。但仅仅是拥有了大量的货币财富,甚至它取得某种统治地位,还不足以使它转化为资本。马克思认为,“作为货币财富而存在的价值,由于旧的生产方式解体的历史过程,一方面能买到劳动的客观条件,另一方面也能用货币从已经自由的工人那里换到活劳动本身”^[2]501,资本的原始形成就是这样发生的。这些丧失了劳动的客观自然条件的自由劳动力,也正是在货币的积累过程中造就的。正是在旧的共同体的解体过程中,货币逐步转化为资本,也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资本的逻辑开始主宰个体的生存方式。个体在对物的无限追逐中,“货币—资本共同体”抽象地统治着每一个个体,“自然共同体”中那种人与人之间相依赖的关系异化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指出,“在14、15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但是资本主义时代是从16世纪才开始的”^[1]823,由此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共同体萌芽于14、15世纪,16世纪开始正式产生。

资本主义共同体的产生还与阶级的产生密切相关。货币财富的积累和资本的形成,导致了阶级的形成。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阶级不像某些哲学家认为的那样是预先就存在的,它也是历史的产物。“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了初期城市的城关市民; 从这个市民等级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3]32货币财富在转化为资本的过程中,农村的土地越来越集中在个别的土地所有者手中,大量的个体与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即土地相分离,成为只能靠出卖自己劳动力为生的自由民。在欧洲中世纪时,大量自由民离开农村,集结起来组成了新的城市,成了新的单个的市民,城市和乡村实现了分离。大量在乡村遭受自己主人迫害的农奴,除了所能带的几乎全是最必须的手动劳动工具的那一点资本以外,他们只剩下他们的劳动力。但是农村贵族对于新的市民仍然存在威胁,为了自卫和生存,这些新的市民不得不联合起来组成不同的市民团体从而反抗农村贵族。摆脱了封建制度联系的孤立性的市民团体由于交往的扩大和加深,逐渐将其他具有这样市民团体的城市联合起来时,“这些对各个市民来说都是共同的条件发展为阶级条件”^[4]65。于是由于共同的利益和在长久历史岁月里产生的风俗习惯和生产生活方式,这些城市里的市民社会团体就缓慢地发展出市民社会阶级。市民社会阶级直接与农村封建领主相对立。

使劳动和生产资料分离为对立的两端,并且使其发展成为雇佣劳动和资本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趋势和必然规律。随着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继续发展,阶级本身再度继续分化和重组。城市里的工厂手工业促使阶级的继续分化,部分市民社会阶级分化出资产阶级,而同时市民社会阶级中大部分没有财产的个体和部分有财产的个体演变为资产阶级的对立面——雇佣工人阶级。受资产阶级剥削是雇佣工人阶级的必然命运,受资本逻辑支配的无产阶级的主体能动性由此丧失。

随着欧洲国家国内市场的形成和“15世纪末开始的世界市场的革命”^[1]823对经济的影响,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化,并且产生了个体或者家庭的利益与“所有互相交往的个人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5]536。“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的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5]536为了解决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资产阶级国家应运而生,因而表现为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的“虚幻的共同体”正式产生。16世纪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拉开了确立“虚幻的共同体”的政治结构(政治共同体)的序幕,17～18世纪,英、法等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则标志着“虚幻的共同体”的政治结构(政治共同体)在欧洲形成。随着资本主义政治共同体的正式确立,与资本主义经济共同体相伴产生的标榜着“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文化共同体也同时代替各种封建的、落后的文化取得了统治地位。因此,实现了对前资本主义“自然共同体”的否定的资本主义共同体正式出现在人类的历史上。

随着资本主义共同体的正式确立,其虚幻性也愈加暴露出来。在资本主义共同体中,对剩余价值的无限追求就更表现为资产阶级的唯一目的,“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1]714,这是由于资本的本性决定了的。私有资本追求的根本目的就是自身的增殖,就是要追求私有资本权力的极限扩张。 因此,在资本主义共同体中,“货币——资本共同体”以更深的程度实现了对人的抽象统治,它凌驾于个体之上,对人发号施令。随着雇佣工人阶级所受到的剥削程度日渐加深,特别是在工业革命后的机器大工业生产中,雇佣工人产生了普遍的异化,在资本积累的另一端是工人阶级普遍的贫困积累。而无偿占有了剩余价值的资产阶级,则可以享受资本权力带来的自由。因此,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利益矛盾加剧,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分裂的鸿沟愈加拉大,资本主义共同体的虚幻性充分显露无遗。

资本主义共同体于16世纪后半叶产生于西欧,但它并不只是地域性的现象,它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实现了对外扩张成为世界性的存在。“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和生活环境”^[6]126,正是通过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随着世界市场的真正形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传遍世界各地,形成了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共同体,并形成了世界性的资本主义政治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从而资本主义共同体取得了世界性的统治。也正是在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形成了一套西方中心主义的全球治理体系”^[7],这又在客观上促进了世界资本主义共同体的发展。

生产力的发展是经济全球化产生、发展的根本动力,“在欧洲,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迫使人们走出单一的国家地域,去开拓更多更大的世界市场”^[8]503。因此,生产力的发展也成为资本主义共同体向外扩张的根本动力。新兴的资产阶级带着先进的生产工具到处开发落户,目的就是为了找到新的商机获得更多的财富。资本的价值增殖本性,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性,促使资产阶级不断开辟新的更大的市场。地理大发现之前,“资本主义贸易中心从地中海扩展到大西洋沿岸,形成潜在的世界市场和全球化可能”^[9]。开始于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为西欧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历程由此正式开启,资本主义共同体也开始了向全球扩张的历程。

随着世界市场的真正形成,资本主义共同体得以在全球范围内形成。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开拓世界市场,结束各大洲彼此孤立的状态把它们联成一个整体,从而获得最大的利益。“世界市场的形成与殖民地的开发和掠夺密不可分。世界市场和国家交往在资本主义国家殖民其他国家的过程中不断得以拓展和深化。”^[8]15殖民地为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原材料和劳动力,并且还成为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倾销地。殖民地市场促进了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随着市场的扩大、需求的增加,欧洲爆发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工业革命,欧洲的工厂手工业被机器大工业所代替,形成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工业革命推动了人类交往能力的进步,马克思认为,19世纪中期以后“由于交通工具的惊人发展……第一次真正地形成了世界市场”^[6]554,人类历史随着世界市场的真正形成,也在真正的意义上成了世界历史。由此随着美洲、非洲和亚洲世界市场的形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深刻地影响着世界市场里的每一个地方,把落后国家带进了资本主义世界,形成了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共同体,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开始主导整个世界市场的发展走向。并且在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它“力图把自己的文化模式,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普遍化,同化与自己不同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10],从而形成了世界性的资本主义文化共同体。在这一过程中,世界各地许多主权民族国家陆续成立,这些国家也纷纷建立了资本主义国家政权即资本主义政治共同体。因此,当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走到19世纪中叶以后,虚幻的资本主义共同体开始成了世界性的存在。

虚幻的资本主义共同体建立全球性的统治后,也引发了全球性的变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时期发展进入垄断时期。但是由于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之间酝酿着为了重新瓜分海外殖民地和向外扩张的矛盾,其结果是直接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欧洲的资本主义强国因为利益的分配不均而引发世界大战,资本主义共同体不仅不能维护共同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反而为了统治阶级的特殊利益而掀起战乱,资本主义共同体的虚幻性在另一层面更加表露无遗,更加充分反映出资本主义的联合只是形式上的虚假的联合。1917年,苏维埃政权成立,打破了资本主义共同体一统天下的局面,为实践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迈出了历史性的第一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殖民地纷纷走向了独立,一大批国家建立了与资本主义经济共同体相适应的政治共同体,统治阶级以国家机器的力量在现实上强化人民对虚幻的资本主义共同体的认同。而与之相对的,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十几个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也大大增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特别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成立,为实践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奠定了最为关键的一环。

二战后,资本主义共同体的虚幻性更加充分地暴露出来。二战后,斯大林所坚持的“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理论并没有科学揭示世界的总体态势。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差距以及资本主义共同体的优势,社会主义阵营并不能处于与资本主义共同体等量齐观的地位。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确立,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以此为契机进入发展高潮,资本主义共同体展现出了其霸权主义的一面:霸权主义国家在政治上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作为威慑,力图主导全球事务,并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不断地在世界各地发动战争; 在经济上,“利用货币霸权和资本输出,通过垄断性国际产业链和金融链分割超额剩余价值,直接利用落后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11]254; 在文化上,全面输出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平等”等普世价值观,全面巩固其虚假的意识形态。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起,全球范围内的产业转移和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的兴起,为共同体的进一步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9],资本主义共同体似乎一度欣欣向荣。1991年后,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东欧剧变,美苏争霸的局面已经成为历史,一家独霸的美国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直接主导了资本主义共同体的走向,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方向由霸权主义的美国把控,全球治理体系也变为霸权主义国家维护自身利益的“霸权主义治理”。

资本主义共同体从西欧的地域性的存在,借助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向全球扩张并取得全球性的统治后,虽有一定的积极历史贡献,但是在现实上它已与人类自古以来所追求的美好共同体已然背道而驰。

资本主义共同体取代前资本主义“自然共同体”,这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也是历史的进步。但是资本主义共同体在经济全球化中实现了世界性的统治之后,它所带来利益分裂的矛盾也是世界性的。当今资本主义共同体已经全面暴露了它的结构性矛盾,严重地阻碍人类生产力的发展,已经在运动中逐步走向了自我否定。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导致的资本主义共同体的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的矛盾促使它向一个新的更高的共同体演进,马克思所科学预测的出现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真正的共同体”必将按照共同体的发展逻辑呈现在人类的历史上,不存在阶级压迫、能够实现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高度和谐统一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是共同体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在现阶段生产力水平上,资本主义共同体则表现出了直接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演进的历史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