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项目:长安大学中央高校教育教学改革项目“面向国内外研究前沿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310611176301)
作者简介:金 迪(1995-),女,长安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 代建鹏(1979-),男,长安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E-mail:jd137217@163.com
(School of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 Chang'an University, Xi'an 710064, China)
Merlin; 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historical romantic school; materialism of natural science
DOI: 10.15986/j.1008-7192.2018.01.002
《论历史唯物主义》是梅林为捍卫历史唯物主义而作。作为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家,梅林对攻击和误解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进行了深刻的反驳。从这些反批判中我们可以知道: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一种编造,它并没有忽视自然气候等物质因素,它也不是从历史浪漫学派抄袭而来的,而且它与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并不相同。尽管梅林的某些观点在今天看来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对于我们今天深入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仍然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
On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s written by Franz Mehring to defend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s an important Marxist theorist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Mehring retorted profoundly the standpoints attacking and misunderstanding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From his counter-criticism it is known that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s not the invention ignoring the physioclimate and other material factors, nor is it a borrowing from the historical romance school. It is different from the materialism of natural science, too. Although there seem certain limitations in some of Merlin's ideas today, it still has some theoretical value for us to understand deeply the essenc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自历史唯物主义诞生以来,对它的曲解与攻击就没有停止过。19世纪下半叶,马克思主义与无产阶级的工人运动深入结合,历史唯物主义在欧洲思想界产生很大的影响。梅林作为第二国际的代表人物,对唯物史观高度关注,梅林任《新时代》编辑时,读者们提出了很多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因而梅林特别撰写了《论历史唯物主义》这篇文章,“用反驳那些提出来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最流行的指摘来加以说明”[1]2,以此来捍卫马克思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任意的历史编造,它把人类非常多样的生活压缩为空洞的公式……你们从哪里知道,经济是历史发展的基础呢,为什么不更恰当地说哲学是基础呢?”[1]14
梅林称历史唯物主义之所以将经济理解为历史发展的基础,是因为“人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2]374。他认为,人在社会中与他人共处才会产生社会意识,而人的意识则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笔者认为从马克思及恩格斯对哲学本质的剖析可以知道,哲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是立足于社会存在,尤其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正如马克思所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3]8因而,梅林称那种认为人要先思想才能吃、喝、住、穿,先有哲学才能达到经济的唯心主义者才是真正的历史编造者。此外,经济的基础性作用体现在它对于历史发展的推动上,考察历史就会发现,丹尼斯·巴宾在1707年就发明了汽船,而直到1807年傅尔东的汽船发明才轰动世界。梅林指出,人的发明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并不是决定性的,这是因为“并非发明造成了经济发展,而是经济发展造成了发明,人类精神并非社会革命的创造者,而是它的执行者”[1]24。正是经济的这种推动力量体现了它的基础性作用,因而,只是认识到意识的推动作用就认为意识决定历史的唯心主义,才是做出了“任意的编造”。
如果仅仅因为历史唯物主义声称历史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轨迹就认为它将历史简化为了空洞的公式,显然也是不正确的。针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者的批判,梅林引出恩格斯的话来进行反驳:“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事实,那么它就会转变成自己的对立物。”[4]94恩格斯的话已经很明白地指出了历史唯物主义是作为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而并非将历史简化为空洞的公式,以此来规划好历史发展的道路。梅林称历史唯物主义非但没有对历史进行任意的编造,相反对于那种将人类历史看作僵死的公式的说法,历史唯物主义是绝对不能认同的。因为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浪漫学派那种不变的封建制度的批判足以证明这一点。接下来,资产阶级的那些唯心主义者又转而讥笑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对此,国内学者曾瑞明指出,由于他们本是要在打倒历史唯物主义之后重新建立唯心主义,而黑格尔在历史方面所做的过程性的辩证法认定,却使得资产阶级科学终结了[5]。事实上,正是马克思他们继承了黑格尔历史哲学的辩证因素,并将黑格尔关于意识决定历史的“任意的推断”进行了“头脚倒置”,使历史开始用脚站在地上走路。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只关注社会而忽略自然界的误解一直以来就不曾减少,巴尔特声称“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虽然自称为唯物主义的,但它却完全忽视了像气候、种族等一些物质的因素”[1]49。
历史唯物主义并没有忽视种族、气候这些物质因素。梅林称在马克思那里,历史唯物主义从未忽视这些自然因素——“不说社会生产形态的发展程度大小不等,劳动生产率总是和自然条件结合在一起的。那些条件都可以从人类自身的性质(如人种等等),及他的自然环境中找到原因……在文化初期,前一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作用; 在较高的发展阶段,则是后一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作用。”[6]629接着梅林指出,是物质生产的实践连接了自然界与社会。在历史唯物主义这里,这些因素不只是简单的自然概念,而是作为社会的概念存在。就像种族,作为一个自然概念,在历史进程中也要服从社会的发展规律。因而,历史唯物主义非但没有忽视种族、气候这些物质因素,反而将这些概念搞清楚了。笔者认为,在马克思那里,社会和自然并不是主客二分的两个事物,而是一个整体,自然本身就是存在于社会中的。就像马克思说的那样:“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合乎人性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人的合乎人性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7]187因此,历史唯物主义并没有忽视自然因素,而是说自然与社会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自然是融入社会之中的。
这些物质的因素对人类是否具有影响?有,但受到生产方式的限制[5]。梅林称“同一个生产方式,以同一方式决定社会的生活过程,不论气候、种族和一切其余的自然条件是多么不同; 反之,不同的生产方式以不同的方式决定社会的生活过程,尽管气候、种族和一切其余的自然条件都是完全一样的”[1]53,并且举例进行了证明。地球的每一个地区几乎都存在过氏族或共同体,种族、气候不同的地区却有着相差无几的氏族制度,过着类似的共同体生活。法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拉法格说:“在一切集体所有制的民族里,虽然种族和气候不同,但都有同样的缺点、情欲和道德,也有几乎同样的习俗和观点。人为的条件在由于自然条件不同而发展得不同的种族中,会唤起完全相同的现象。”[8]73那么在同样的物质因素情况下呢?美国旅行家凯南指出,当科尔耶克人过着游牧生活时,他们的生存方式是驯鹿,而当他们开始过着定居的生活时,他们开始进行贸易往来。从梅林的两个例子中可以知道,当气候、种族这些物质因素不同时,同样的生产方式有着同样的生活方式; 当气候、种族这些物质因素相同时,不同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人们的整个生活方式。马克思曾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3]8简言之,是生产方式决定了生活方式。
由于历史浪漫学派先于历史唯物主义产生,并且因其对经济形式赋予决定性的作用,而使人们将历史浪漫学派与历史唯物主义混淆,甚至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从历史浪漫学派抄袭而来。路易·布伦坦诺就指出,历史浪漫学派很接近历史唯物主义。因而,梅林认为,将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浪漫学派进行区分是非常有必要的。
历史浪漫学派认为农业生产是合乎自然的、人性化的生产方式,而资本主义下的工厂生产是堕落的、对人性的压迫,坚持国家应该是由封建主义的经济形式“适当的处理”下所产生的贵族政体。对此梅林借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反驳:“它有时也能用辛辣、俏皮而尖刻的评论刺中资产阶级的心,但是它由于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总是令人感到可笑。”[9]52-53梅林认为,历史是螺旋上升发展的过程,其经济形式绝不会是永恒不变的。而拉维涅·佩吉朗竟然声称,唯一的经济形式就是封建主义的经济形式,并且任何与之不相符合的国家形式都是一种背叛。对此,恩格斯在给梅林他们的回信中指出,“既然他们中间有一个人把这个关于封建社会的文化发展和国家形式同经济形态的相互关系的观念概括到这样的程度,说它适用于一切经济形态和国家形式,那么,一谈到资产阶级的经济形态以及与它的各个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国家形式——中世纪的行会公社、专制君主政体、立宪君主政体、共和制,同一个浪漫主义者却又茫无所知,又该作何解释呢?”[10]481在笔者看来,封建主义制度已经成为过去,社会的经济基础与其上层建筑在不断地相互作用中发展至今,已经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而历史浪漫学派却无视社会历史的发展,这与历史唯物主义是完全不一致的。
历史浪漫学派认为,永恒不变的封建主义经济形式决定历史,拉维涅·佩吉朗称“人们没有看到,生产、产品分配、文化、文化传播、国家立法和国家形式,都只能从经济形式中得出它们的内容和发展”[1]6。对于这种“经济决定论”,梅林称历史浪漫学派“对于封建经济以外的任何经济形式连表面的了解也不能”[1]8。他认为,与历史浪漫学派的经济形式是生产的根源不同,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才是经济形式的根源。这种观点看似是从历史浪漫学派抄袭而来,但实际上,“马克思当时是黑格尔派,对他来说,这个地方纯属异端邪说; 对政治经济学,他还一无所知,因而‘经济形态'一词对他根本没有任何意义……我不认为在马克思1837年至1842年间读过的那些浪漫学派历史学家的著作中,可以找到这类东西的影子”[10]480。可以看出,当时马克思对于历史浪漫学派根本没有什么关注,不可能是抄袭历史浪漫学派。而且,马克思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最早是声称物质资料的生产决定精神生产,后来则直接称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并没有提到所谓的“经济形式”。笔者认为,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决定历史的是物质生产,而经济只是作为基础在起作用,社会历史的经济形式是随着生产方式变化而变化的。恩格斯也曾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11]460。
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认为人是自然界中有意识的动物,它在自然观上保持了唯物主义,而这一点是历史唯物主义并不否认的,从而使得很多人将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混为一谈。而正如学者刘微娜指出的那样,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在自然观和历史观上的二重性,是以自然的客观性否定人类历史运动的客观性,是对唯物主义的歪曲[12]。梅林称,可以说“历史唯物主义包括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但不能说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包括历史唯物主义”[1]12。
梅林认为,人不是孤立地存在于自然界中。他说:“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把人看作是一个自然界中有意识行为的生物,但它却没有考察,人的意识在人类社会中是怎样决定的。”[1]12即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仅仅是考虑了作为自然界中的人,而没有考虑作为社会一员的人的存在。而历史唯物主义正是“从自然的科学上的事实出发,认为人不仅是一个动物,而且是一个社会的动物,他只能在社会团体(游牧群、氏族、阶级)的共同生活中获得他的意识,而且也只有在团体中才能作为有意识的生物而生存”[1]13。笔者认为,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13]95马克思这样说,并不是指人仅仅就是无意识的自然界的人,而是说自然界是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即在人作为社会的一员进行各种社会活动的过程中,才成为人的本质意义上的自然界。因而,自然界和人、社会是不可分割的。要知道,历史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正是梅林捍卫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的前提之一[5]。
梅林认为,由于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只懂得人类社会内部的观念推动力”[1]12,从而在历史领域走向了唯心主义,即是说由于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只看到人的观念力量而看不到物质生产的决定作用,不可避免地要在历史观上走向唯心主义。梅林说“这些团体的物质基础决定着它的观念意识,这个物质基础的进步发展就表示了人类的上升的运动法则”[1]13。笔者认为,个别的人和意识的能动性的确对历史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恩格斯指出,“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 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14]247就个人而言,每个人都是有意志的,但就社会而言,历史却呈现出一种客观的规律性,也恰恰是这无数个人的意志和有意识的行为却走向了一种类似自然的、无意识的、客观性的行为。历史唯物主义始终认为社会和自然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而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则是将社会等同于自然,认为社会和自然界一样都是机械的物质。实际上,正是这种观点,使得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走向了唯心主义。因而,历史唯物主义和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并不是一回事,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是一种不彻底的、“半吊子”的唯物主义。
梅林针对当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误解,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出发,对历史唯物主义做了一个清晰的界定。但是相比于考茨基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拉法格的《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等其他学者的著作而言,梅林的《论历史唯物主义》重在面向一般群众进行普及宣传,在学理层面还存在一定的不足。首先,它没有深入历史唯物主义的诸多内容,比如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认识不够深刻,梅林只是认识到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头脚倒置”,将辩证法看作研究历史的方法从而将辩证法简单化。此外,一个非常突出的不足就是,梅林几乎只从本质论的维度来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例如他在反驳历史浪漫学派认为经济形式决定一切的观点时,仅从物质生产的决定性作用去阐释; 在批判巴尔特过于强调气候等物质因素的观点时,一味声称社会性才是人的根本属性等等。不可否认,梅林的一些不足之处反映出了时代的局限性——马克思主义的文献、资料的不足以及对马克思思想的认识不够深入等原因——和今天仍然存在的如何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实践证明,只有在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联系时代背景,结合现实需要,进行继承和创新,才能克服这些不足,进而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时至今日,我国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无论在研究资料的积累与拓展,还是在研究方法的传承与提升上,都有了显著的发展。今天研究历史唯物主义需要立足马克思、恩格斯的读书笔记、草稿、书信等一手文献,辅之以思想史研究的视野与方法。梅林的这篇论文回顾起来虽有若干不足,它捍卫和说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价值仍是不可否认的,其清晰简洁的叙事风格对于理论宣传仍有借鉴价值。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结合新的实践不断作出新的理论创造,这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活力的奥妙所在。”[15]13因而,我们要做的是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进一步研究和宣传历史唯物主义,开拓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在此基础上,结合新的实践创造时代的新理论,做到坚持并发展马克思主义,全面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