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困境是解决困境、提出传承路径的前提,对此,学界主要围绕困境产生的原因进行了以下三个层面的探讨。

从对传统文化的误读与懈怠的角度,有学者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面临的困境一方面在于对传统文化的误读,即根据自身的文化背景、思维方式去解读文化,因而对传统文化的解读受到自身原有的知识体系限制^[2]110; 另一方面在于对传统文化的传承研究仅停留于对传统文化传承成果的总结,未对其进行总结反思,凝练为一种理论,从而使文化在传承过程中缺乏理论的指导与支撑^[3]。从传统文化和传承方式自身的角度,有学者认为,传统文化的内容没有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创新,对一些文化糟粕没有及时转变或剔除等,都使得传统文化在传承过程中面临着认同度降低的挑战^[4]; 同时,在重专业知识传授、轻传统文化与人文素质教育的教育模式下,以学校教育来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方式,可能达不到预期的效果,这在一定程度上也给文化的传承带来了挑战^[5]。从传统文化所处时代背景的角度,有学者指出,经济全球化及其所带来的“文化全球化”,使我国传统文化遭到西方腐朽思想的入侵,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3]。此外,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及其所带来的人际传播和文字传播缺失等,也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中面临困境^[6]。

以上分析为我们应对和克服这一困境提供了较为清晰的思路,也让我们意识到当下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传承途径的迫切性。但在笔者看来,这些研究多集中在时代变迁的影响以及传统文化自身层面,除上述研究外,文化传承者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度较低也是传承面临的困境。作为传承者,他们更多地将“传承”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对其中所承载的文化内核,尤其是其所蕴涵的精神实质并不完全认同,因而缺乏文化传承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在一定程度上也给传承带来挑战。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蕴含着丰富的思想资源与精神财富。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作用,在纪念孔子诞辰2 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明确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7]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实价值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热议的话题,这些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层面。

(1)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个人发展的提升,有学者指出,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丰富的思想资源对于促进理想人格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8]; 还有学者认为传统文化对于培养个人良好行为习惯,对于提高个人辨别善恶、是非、美丑的能力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9]。正是通过这些方面的系统影响,传统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对人的成长与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2)立足于优秀传统文化对社会和谐运转的维护,有学者认为,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正确处理利益关系的价值观念,对解决当前市场经济道德悖论具有一定的价值引导作用,对促进社会和谐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0]。还有学者围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指出,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优秀传统美德,“有益于整合社会意识,协调利益关系,从而有效维护和巩固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发展^[11]。另有学者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墨家“兼爱”、“非攻”的思想对维护世界和平,促进社会稳定发展同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12]。

(3)立足于优秀传统文化对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高,有学者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文化强国战略中有着重要地位,对提高国民素质,发展文化产业,增强国际文化影响力具有重要作用^[13]。还有学者指出,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对提升公民对本民族的认同感与自豪感,加强各民族间的凝聚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14]。再有学者着眼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联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厚源泉和历史存续,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不论是国家层面、社会层面,还是个人层面都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都能够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找到依据^[15]。

(4)立足于优秀传统文化对世界文化交流的促进,学界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有学者考察了我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史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树立民族形象、促进文化交流、加强国际合作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6]。还有学者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进程中应对文化全球化冲击、保持文化主体意识的基本因子,能够为各国人民接受中国文化提供文化心理认同,对中华文化走出去,促进各国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17]。

围绕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学界进行了多角度的论述,这种理论上的阐明是有必要的,只有厘清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才能增强优秀传统文化的感召力、说服力,才能为今后传统文化的研究提供多维视角与深刻启迪。但在笔者看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不仅仅局限于此,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重要心理调适资源和生态思想资源等,能够为个体提供思想关怀,为当前我国进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重要的现实指导,这些都应是传统文化当代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研究中亦不应被忽视。

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针的研究,学界主要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而展开。有学者谈到了对“两创”方针的进一步理解,认为坚持“两创”方针,就是要尊重传统,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并赋予传统文化新义,创新传统文化形式,坚持反对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的错误倾向^[18]。另有学者认为,坚持“两创”方针就是要立足于现实,使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相适应,对传统文化的内容做出新的阐释,对传统文化的形式进行改造,要结合时代需求,丰富、拓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19]。

关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坚持的原则,学界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有学者从时间、空间、发展与主体性等视角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应坚持古为今用、中西互补、推陈出新、去伪存真的原则^[20]; 另有学者则立足于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三维视角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应遵循“固本强基、整旧如新和革故鼎新的原则”^[21]。此外,还有学者立足于全球化的研究背景指出,弘扬和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坚持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保护优秀文化遗产,坚持开展文化开放、文明交流,坚持文化产业“走出去”的原则^[4]。

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路径的研究,众多学者进行了大胆的探索,提出了具有实际代表性的观点。关于拓宽传承载体,有学者指出,学校和社会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可通过系统的课堂教学和校园文化建设促进青年对文化的认同,社会层面可通过加强政府对文化的宣传力度,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促进文化的传承^[22]; 同时,就家庭这一文化传承的载体,有学者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要立足于家庭,做好性别角色现代化与伦理化的结合,注重传统文化的社会遗传,协同整合家庭、社区、网络、社区社工与教育培训机构等多种力量”^[23]。关于加强文化产业建设,有学者认为,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应做好图书、影视等文化产业工作,在文化产业中加强传统文化建设^[24]。关于培育传承主体,有学者认为,可以通过举办教育培训、学术活动提高教育者综合素质,培养造就深谙和践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人才队伍^[5]。关于加强社会制度保障,有学者指出,传统文化的传承需要政府给予政策上的扶持,尤其要推进文化制度上的改革^[25]。随着微时代的到来,有学者通过分析文化传承的新机遇指出,推进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应完善依托现代传媒技术的传播机制,加强对传统文化的传播^[26]。

上述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并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但在笔者看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过程中仍存在著述多、践行弱的问题。为此,在文化传承过程中,笔者坚持“文化不仅仅是某种观念,它同时也是实践,是贯穿着某种观念的实践”^[27]274。因此,今后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还需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践研究,充分发挥社会、学校等载体在文化传承中的作用,创新传统文化的传播形式。当前推进文化传承,可利用各种媒介创新传统文化的传播形式,向传统文化中注入流行文化元素,为传统文化增添活力。

对传统文化内容的研究并不是对传统文化字面的解读,而是要准确把握传统文化的内容,深入文化内核,寻找文化精髓,并运用批判性继承的方式对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进行充分挖掘提炼,只有这样,“传承”才有可能。首先,要结合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需要对传统文化的内容进行正确阐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是复原传统文化,而是要为国家建设服务,因此,对传统文化内容的阐述要保持正确的方向。其次,要加强对传统文化内容的挖掘,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心理调适资源和生态思想资源等,对心理调适资源进行充分挖掘,能够帮助人们解决精神困惑,协调人际关系,对生态思想资源的挖掘,能够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依据,但目前对这些资源的挖掘还不够深入,关于如何让这些资源发挥实效还有待进一步探究。因此,今后要结合当前社会发展的需要,继续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内容的挖掘,为实现美丽中国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

马克思曾言:“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8]585当前“传承”的有效实现不能脱离“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为此,我们要在科学总结传统传承经验的基础上吸取营养,从而为当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提供方法上的借鉴。此外,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并不是我国所特有的行为,它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其他国家在文化传承中的成功经验和深刻教训,都应是我们在“传承”中值得吸收借鉴或引以为戒的地方。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要在批判继承传统传承方式和熟练掌握国外文化传承方式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现实条件和优秀传统文化的现状,创新文化传承方式,拓宽文化传承的路径。

一方面,要正确处理好尊重传统与反省传统的关系、继承弘扬与创新转化的关系。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为指导,坚持对传统文化传承的价值意义、载体路径、现实困境继续开展深入研究,为有效“传承”提供理论支撑。另一方面,“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28]56。因此,在对传统文化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还要加强传统文化传承的实践探索。通过优秀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相融合,充分利用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教育资源,以课堂教学和学生第二课堂等形式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中,为文化“传承”提供有效途径; 同时,还可以通过传统文化与相关社会产业的结合,促进传统文化在经济建设中得以发展和传承,将传统文化以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融入生产、生活中,使之为广大人民群众所了解、认同和接受,为“传承”获取动力来源。

综上,党的十八大以来学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必要性、路径,以及方针原则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今后进一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引,对我国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具有鲜明的指导意义,期待这方面的研究将来能取得更大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