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项目:陕西理工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资助项目(SLGYCX1710)
作者简介:陈 瑾(1994-),女,陕西理工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E-mail:1206130216@qq.com
(College of Literature, Shaanx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zhong 723000, China)
Yuan Zhen; Bai Juyi; five-word hundred rhyme poems; narrativity
DOI: 10.15986/j.1008-7192.2018.03.012
元稹、白居易诗集中皆存五言百韵长律这种特殊的诗体,该诗体以叙事性鲜明而独具面目。其叙事内容,主要体现在写宦游地风土人情、日常宴饮交游及各自政治经历三个方面; 叙事技巧则主要体现在强化诗题叙事性,诗前添加小序,在诗中加注及使事用典等方面。他们的百韵诗之所以注重叙事,与当时诗风趋于写实,及二人擅长创制乐府歌诗等因素有关。
In the poetry anthologies of Yuan Zhen and Bai Juyi there is a special poetic style of five-word hundred rhyme poems, which is typical of its distinct narrative style. Its narrative content is mainly about the writing in three aspects such as the local conditions and customs of official travelling, the daily banquets and social intercourse and their political experience. The narrative skills are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enhancement of the narrativity of poetry, the addition of small prefaces to the poem, and the employment of annotations, allusions and so on. It is due to the realistic tend of poetic style then and their skillful writing of Yuefu song poems that the narrative is paid higher attention to in their hundred rhyme poems.
百韵诗亦称“千字律”,以其篇幅规制的宏大,突破了常见短韵诗歌在叙事方面的局限。这种诗体开创自杜甫,在元稹、白居易手中发展到极致。元白百韵诗不仅叙事内容丰富,叙事技巧也十分高超,从而达到了雄视百代、后世无人能继的高度。其特点,正如清代诗论家赵翼指出的:“研炼精切,语工词赡,气劲而神完,虽千百言亦沛然有余,无一懈笔。” [1]38今检视二人传世的7篇百韵诗(其中元稹3篇、白居易4篇),学界对其关注、研究的人和成果却不多。以下,本文拟结合元白的五言百韵诗对这些作品的叙事内容、技巧、原因等作一论析,以期能引发学界对元白这类诗和唐代其他诗人此类诗的关注、研究和兴趣。
元白百韵诗的叙事性,首先体现在其叙事内容的丰富性上。中国诗自先秦开始就是诗乐合一,所以在长期发展中就形成了以偏重抒情为主的特色,文学叙事的任务则多由散文完成。有的诗虽有叙事成分,也往往不能充分展开。但是元稹、白居易二人创作的长篇大制百韵诗,则完全突破这种局限,用较大篇幅展开叙事。其叙事的内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元白都有政治上屡遭贬谪的经历,长期外放,使他们有机会接触京城之外的风土人情,这就为二人在百韵诗中展开宦游地风土人情的叙述奠定了基础。
《旧唐书·元稹传》载:“稹聪警绝人,年少有才名,与太原白居易友善。……流放荆蛮者仅十年。俄而白居易亦贬江州司马,稹量移通州司马焉。”[2]4331今存白居易《东南行一百韵寄通州元九侍御澧州李十一舍人果州崔二十二使君开州韦大员外庾三十二补阕杜十四拾遗李二十助教员外窦七校书》(以下简称《东南行一百韵》)与元稹《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并序》二诗,就是他们各自在江州(今江西九江)、通州(今四川达州)贬所时完成的。这两诗中,他们都首先叙述了荆楚一带土风。如白诗《东南行一百韵》写当地人语音、面貌称“夷音语嘲哳,蛮态笑睢盱”[3]1245; 叙述当地生态环境称“水市通阛阓,烟村混舳舻”[3]1245; 描述其地居民缴纳赋税情况是“吏征渔户税,人纳火田租”[3]1245; 叙当地民风则“成人男作丱,事鬼女为巫。楼暗攒倡妇,堤喧簇贩夫。夜船论铺赁,春酒断瓶沽。……绣面谁家婢,鸦头几岁奴”[3]1245。贬谪地的夷音蛮态、水市样态、舳舻交通、男女打扮、奉神事鬼,乃至河堤贩卖、夜船出租、婢女文面等习俗,皆历历如画。而元诗《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并序》在叙述当地环境时也说“雨蒸虫沸渭,浪涌怪睢盱。……江郭船添店,山城木竖郛” [4]136; 写当地人劳作是“芒屩泅牛妇,丫头荡桨夫” [4]136; 叙述当地人口音也是“夷音啼似笑,蛮语谜相呼” [4]136等。此外如“楚风轻似蜀,巴地湿如吴。气浊星难见,州斜日易晡。通宵但云雾,未酉即桑榆。瘴窟蛇休蛰,炎溪暑不徂”[4]136等描写巴地气候潮湿、空气浑浊、云雾缭绕、酷暑难耐的环境特点,则是他对巴蜀风俗的叙述,这是白诗中不曾出现的,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其次描写水乡物产。在白的《东南行一百韵》中,贬谪地的物产具有鲜明的水乡特色:“亥日饶虾蟹,寅年足虎。……见果皆卢橘,闻禽悉鹧鸪。……鼎腻愁烹鳖,盘腥厌脍鲈。” [3]1245此外,还有叫起来像唱歌一样的山猿,相呼如同哭泣的野鸟,妨碍潮信的巨鳌,无惧惊浪的水蛟,及犁地的“喘牛”与放于青菰的羸马,等等。在元诗《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并序》中,也同样有这样的描写,如“泥浦喧捞蛤,荒郊险斗。鲸吞近溟涨,猿闹接黔巫。……杂莼多剖鳝,和黍半蒸菰。绿粽新菱实,金丸小木奴。芋羹真暂淡,飀炙漫涂苏。炰鳖那胜羜,烹鯄只似鲈” [4]136等,水里生的、天上飞的、路上长的、山中爬的,不仅品类多样,而且独具南方特色。在这些叙述中,杂然可见江南物产的丰饶。不过,因荒蛮僻远、赋税繁重,百姓生活艰辛也隐然可见。
唐时礼俗,新科进士放榜后按例要参与拜谢座主、参谒宰相,以及曲江宴游、慈恩题名、杏园探花等礼仪与活动[5]301-304。白居易《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诗中注称“贞元中与微之同登科第,俱授秘书省校书郎,始相识也” [3]977。既与元稹同年进士及第,自然也一起参加过此类令人艳羡的活动。故他们的百韵诗对这样的宴饮游乐活动的叙述也十分生动。
首先,他们写到了当时以伶姬相伴而饮酒作诗的情形。如白居易《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叙述他们饮酒赏月、双声联句、名姬相伴情景是:“有月多同赏,无杯不共持。……笑劝迂辛酒,闲吟短李诗。儒风爱敦质,佛理赏玄师。度日曾无闷,通宵靡不为。双声联律句,八面对宫棋。……征伶皆绝艺,选伎悉名姬。粉黛凝春态,金钿耀水嬉。风流夸堕髻,时世斗啼眉。密坐随欢促,华尊逐胜移。香飘歌袂动,翠落舞钗遗。筹插红螺碗,觥飞白玉卮。打嫌调笑易,饮讶卷波迟。残席喧哗散,归鞍酩酊骑。酡颜乌帽侧,醉袖玉鞭垂。”[3]976元稹《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并序》,对此场面的描写虽稍显不足,但也叙述了他与白居易偷宿花丛、题名听话、醉酒借马等生动细节:“辔为逢车缓,鞭缘趁伴施。密携长上乐,偷宿静坊姬。……翰墨题名尽,光阴听话移。……逃席冲门出,归倡借马骑。狂歌繁节乱,醉舞半衫垂。”[4]117这些叙述,不仅抒发了他们对往昔快乐生活的眷顾,对读者而言,也是了解当时文人生活方式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
其次,叙述游览、赏玩著名景观的情形。如白居易《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叙述了他们当年登临慈恩寺塔,寻览黄子陂,赏玩唐昌观的玉蕊、崇敬寺的牡丹,春游曲江池,及野外聚餐情形; 元稹《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并序》则更多对白诗中未出现的月灯阁、昆明池等游赏活动进行描写,如“僧餐月灯阁,醵宴劫灰池”句下自注云:“予与乐天、杓直、拒非辈,多于月灯阁闲游,又尝于秘省同官醵宴昆明池。”[4]116
中唐党争激烈,特别是敬宗、文宗两朝,牛李两党交替掌权,一党在朝,即将另一党成员尽相贬逐。白居易虽无心党争,但他与两党中核心人物均有交情,虽处在边缘状态,也不免会被牵涉在内。而作为牛党核心成员的元稹,更是被两党交替掌权所影响。所以他们在百韵诗中也记述了这种迁贬不定的生活。
一是叙述了艰难的政治处境。白诗《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作于元和五年(810),此时白居易在长安为翰林学士,为官几载,目睹、感受了太多仕宦的不易。他描述自己当下的状态是“道将心共直,言与行兼危”[3]979; 目前的处境为“水暗波翻覆,山藏路险巇。未为明主识,已被幸臣疑”[3]979; 而最终的结果则是“木秀遭风折,兰芳遇霰萎。千钧势易压,一柱力难支。腾口因成痏,吹毛遂得疵。忧来吟贝锦,谪去咏江蓠。邂逅尘中遇,殷勤马上辞。贾生离魏阙,王粲向荆夷”[3]979。元稹诗《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并序》作于同年,时在江陵士曹参军任上,其诗更真实生动地描写了为官的不易。朝堂之上有层层阻挠:“便殿承偏召,权臣惧挠私。庙堂虽稷契,城社有狐狸。似锦言应巧,如弦数易欺。”[4]117他虽“敢嗟身暂黜”[4]117,但却“所恨政无毗”[4]117。党争则更是一大毒瘤:“匿奸劳发掘,破党恶持疑。斧刃迎皆碎,盘牙老未萎。乍能还帝笏,讵忍折吾支。虎尾元来险,圭文却类疵。”[4]118一党在朝,即将另一党成员尽相贬逐的手段使得诗人最终“浮荣齐壤芥,闲气咏江蓠”[4]118。在这个人人都在谋一己之私利、奸佞当道的朝堂中,诗人寡不敌众,最终落得个被贬的下场。
二是职官迁变的历程。白居易在江州贬所作于元和十二年(817)的《东南行一百韵》是对贬谪历程很写实的记载。诗中有“日近恩虽中,云高势却孤。翻身落霄汉,失脚到泥途。博望移门籍,浔阳佐郡符。(予自太子赞善大夫出为江州司马)……即日辞双阙,明朝别九衢。播迁分郡国,次第出京都(十年春,微之移佐通州。其年秋,予出佐浔阳。明年冬,杓直出牧澧州。崔二十二出牧果州。韦大出牧开州)”[3]1247。元稹作于元和十三年(818)的《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并序》更是通过诗中注交代官职迁转的时向、去向。如“元和四年为监察御史,乐天为翰林学士。……此以上并述五年贬掾江陵,乐天亦遭罹谤铄。……九年,乐天除太子赞善,予从事唐州也。……十年春,自唐州诏予召入京。……三月稹之通州,八月乐天之江州”[4]137。时间不断向前推进,官职与行程亦发生变化,这种具象化的描写大大增强了诗歌的写实性和叙事性。
此外,元稹《代曲江老人百韵》借曲江老人之口,重现唐代开元天宝年间的盛世景象,在诗歌最后亦为其衰败而感到真切惋惜。该诗具有史诗级别的宏大叙事,这是诗人极力推崇与学习杜甫的结晶。白居易《和梦游春诗一百韵并序》是与元稹的赓酬唱和之作,元稹原诗多描写艳情,白诗亦未脱离此范围。其《渭村退居寄礼部崔侍郎翰林钱舍人诗一百韵》则主要描写自己退居渭村之条件艰辛、往日与友人交往之快乐,以及对友人飞黄腾达的赞扬和自己退居下邽的勉励。
“对于诗歌‘叙事性'的研究,关注的不仅是叙事,更关注叙事的方式,或者说并不存在过去意义上的那种对故事本身事件性的强调,而更多地强调写作对于事实的叙述过程的重视,也就是怎样叙述的问题。”[6]元白百韵诗除了叙事内容的丰富之外,在怎样叙述的问题上也取得了突出成就,即叙事技巧的成熟与多样化。
元白二人五言百韵诗的叙事技巧首先表现在借助加长诗题、增写诗前小序方式,扩充全诗叙事内容。唐诗在元白之前,借题叙事已有所发展,正如吴承学指出:“到初唐、盛唐时期,古诗制题已经完全规范化,诗题成为诗歌内容准确而高度的概括,成为诗歌的面目。”[7]5百韵之题虽由杜甫首创,但是把诗题加长而充分扩展其叙事性的,却应是元白百韵诗的诗题。
如白居易《渭村退居寄礼部崔侍郎翰林钱舍人诗一百韵》这个题目,至少传达了诗歌创作的地点,自己当时的生存状态,诗歌传呈方式,寄赠对象,诗歌体式等信息; 他的《东南行一百韵寄通州元九侍御澧州李十一舍人果州崔二十二使君开州韦大员外庾三十二补阕杜十四拾遗李二十助教员外窦七校书》,题目多达56字,也是交代自己当时所处状态、诗体特点、诗歌传送方式等。尤其是本诗寄送对象,他一口气列举了八位。八个读者中,又都分别说明了各人当时所处地理位置、家族排行以及所任官职。这样具体的题目,对人们理解诗歌内容无疑有很大帮助。而他另外两诗《和梦游春诗一百韵并序》及《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则分别在诗题中表明了诗歌创制的起由、诗歌的功用——代替书信、以及呈达对象。元稹的三首百韵诗题也具有这些特点。《代曲江老人百韵》,题目就是一个省略主语的叙事句,包含了诗歌性质——代言体、抒情主体——曲江老人、及诗歌体式——百韵等信息; 《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并序》和《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并序》两诗题目的叙事结构也是这样,其叙事信息突出了与白乐天的赓和酬唱。比较两人百韵诗题,可知白题交代地点、背景与投赠对象时不厌其烦,明显更注重细节,可能与其不避琐细、务求切实的创作习惯有关,元稹则更注重简洁拟题。
两人七首百韵诗中,三首都有小序,而且这三首诗均有与之唱和的诗作。如白居易的《和梦游春诗一百韵并序》,就是他酬和元稹《梦游春诗七十韵》的作品,只是篇幅由七十韵增长到一百韵。他的诗前小序解释了为什么要加长为百韵:“感不甚则悔不熟,感不至则悟不深,故广足下七十韵为一百韵,重为足下陈梦游之中所以甚感者,叙婚仕之际所以至感者,欲使曲尽其妄,周知其非,然后返乎真,归乎实。”[3]1131此外,他还在小序中说明了元稹寄给他这首诗的地点及原因。元稹《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并序》《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并序》两诗,都是对白居易《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东南行一百韵》的酬赠之作。故前诗序文中,他解释自己创作缘由是答谢乐天来诗及对自己的怀思之情; 另一诗小序则交代创作此诗具体情况:“简省书籍,得是八篇……适崔果州使至,为予致乐天去年十二月二日书”[4]135等。
元白五言百韵诗叙事上的第二个特点表现在他们都借助诗中自注,对诗歌内容解释阐发,以增强诗歌叙事性。如元稹诗有题下注、序下注和诗中注三种形式。如《代曲江老人百韵》题下,元稹就颇为自负地标注了“年十六时作”[4]109几个字; 《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并序》则序下自注:“其本卷寻时于峡州面付乐天。别本都在唱和卷中。此卷唯五言大律诗二首而已”[4]135解释了诗歌编排原因。元稹百韵诗中自注的情况,据笔者统计多达42处,长短相间,大多用来解释诗人认为读者不易解之处。如“勇赠《栖鸾》句,惭当《古井》诗”两句下,他自注:“予赠乐天诗云‘皎皎鸾凤资',乐天赠予诗云‘无波古井水'。”[4]116 “翰墨题名尽,光阴听话移”下,自注“乐天每与予游从,无不书名屋壁,又尝于新昌宅,说《一枝花》话,自寅至巳,犹未毕词也。”[4]116这些自注文字,都增强了其诗歌叙事性。
元稹诗中注更有可与短篇叙事文媲美之处。如《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并序》中“更拟助鸿基”句下,他的自注文字多达150多字,追忆他和白乐天当初为了在应制科考试中取得好名次,“指病危言,不顾成败”,宰相裴垍劝诫他们,元稹虽认为裴相所言有理,却行事依旧,甚至手抄同年应制的同僚因辞直而落榜的文章,放在书箱中。白居易和李宗闵因此开玩笑说他书箱中有让人落榜的不详之气。这段注释,不仅叙事详切,且故事还颇生动幽默,展现出元稹为人的另一面,增强了诗歌的可读性。
相比元稹,白居易百韵诗注释形式略显单一,只有诗中注,计37处,且多解释诗歌词语典故及当时专有名词,前者如“笑劝迂辛酒,闲吟短李诗”下自注:“辛大丘度,性迂嗜酒。李二十绅,形短能诗,故当时有迂辛短李之称。”[3]977后者如“鞍马呼教住,骰盘喝遣输。长驱波卷白,连掷采成盧”下自注:“骰盘、卷白波、莫走、鞍马,皆当时酒令。”[3]1246
用典就是“在自己的言语作品中明引或暗引古代故事或有来历的现成话”[8]2,用典不仅能节省篇幅,也能增强文字本身的韵致。元白都善于从史书中寻觅古代故事与贤才典故以表己意。尤其是《史记》典故,最为二人所爱。如元稹在描写盛唐人才济济、后来者居上时引用《史记·汲黯列传》的“积薪”典故; 比喻位置尊卑时用《史记苏秦列传》“鸡口牛后”典故; 表述所处环境时用《史记·李斯列传》“厕鼠”典故; 宽慰自己遭贬时用《史记·张仪列传》“张仪舌”典故; 相信朝廷终有一天起用自己,则用《史记·殷本纪》的“傅说图”典故。白诗所用《史记》典故或表明现状,如引用《张释之冯唐列传》的“尚少弃冯唐”、《孔子世家》的“去鲁孔恓惶”; 或宽慰自己,用《史记·张仪列传》“舌在有张仪”; 或号召贤君招贤纳士,用《燕召公世家》的“来燕隗贵重”。
此外,元诗也引用《左传成公九年》“钟仪恋楚”典故,《战国策·燕策一》“悬金收逸骥”典故,《汉书·外戚传下·孝成班婕妤传》“后妃失宠”典故,陶渊明《桃花源记》“桃源学隐沦”典故,刘义庆《幽明録》“阮郎迷途”典故,及《晋书张翰传》“张翰思吴”典故,等等。白诗亦引《左传·僖公五年》“辅车相依”典故,《战国策·楚策四》“伯乐”典故,《世说新语·言语》“喘牛”典故,《汉书·卜式传》“疏远卜式”典故,《后汉书·文苑传·祢衡》“赋力凌鹦鹉”典故,还有和元稹同用的“张翰思吴”典故等。
在经典诗文的化用方面,元稹和白居易都习惯于从《诗经》《楚辞》《论语》《庄子》等诗文源头中撷取材料。元诗“葛藟茂河唇”“鼓瑟宴嘉宾”“伐木愿偲偲”、白诗“忧来吟贝锦”皆化用《诗经》; “择善颇相师”“造次行于是”皆化用《论语》; “闲气咏江蓠”“兰芳遇霰萎”“谪去咏江蓠”皆化用《楚辞》; “鸱鸢已吓雏”“念涸谁濡沫”皆化用《庄子》。此外两人诗中还化用《古乐府·饮马长城窟》的“双鲤”典故、《韩非子·大体》的“吹毛求疵”典故以及王褒《九怀昭世》的“身方逐浮萍”等。
值得注意的是白居易因受佛教思想影响,诗中亦有佛经典故的引用。特别是在其《和梦游春诗一百韵》结尾劝诫元稹的时候,诗人说“觉悟因傍喻,……贪为苦聚落,爱是悲林麓。水荡无明波,轮回死生辅。尘应甘露洒,垢待醍醐浴。……外熏性易染,内战心难衄。法句与心王,期君日三复”[3]1133。其中运用了一系列出自佛经的典故,劝诫元稹不要执迷不悟于艳情之中,要趁早抽身退出。结尾一句更是希望元稹能够多看《法句经》与《心王头陀经》。
为什么元白乐于在百韵诗中叙事,他们这种诗歌创作追求又产生了什么影响呢?就叙事原因论,笔者以为有以下三点。
中国古典诗歌从先秦《诗经》开始就已经有了记录实事的叙事性。汉代出现了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东汉后期《古诗十九首》中也开始出现叙事场景的描写。曹魏五言诗更是在汉代的基础上进一步继承了这种叙事特性。葛晓音在《论汉魏五言的“古意”》一文中指出:“场景片断的单一性和叙述的连贯性使汉诗很容易打破叙事和抒情的界限,在叙事中抒情,在抒情中叙事,成为汉魏诗歌表现艺术的一个重要特征。”[9]此论明确揭示了汉魏诗歌的叙事性。北朝民歌《木兰辞》是古典诗歌中的又一篇优秀叙事诗。初唐时期则有卢照邻的七言歌行《长安古意》。盛唐时期,到了杜甫这里,《悲陈陶》《哀江头》《兵车行》《丽人行》等新题乐府的出现,更是极大地丰富了叙事诗的内容。而元稹与白居易两人皆有叙事诗《连昌宫词》《长恨歌》《琵琶行》等,诗歌中的叙事描写早已被他们接受,在撰写百韵长律这种特殊体式的诗歌时,此前诗歌可以用来叙事的观念及技巧便不由自主地被他们承续并光大了。
杜甫在诗歌中记录历史、写实叙事,其诗被后人称为“诗史”,这对元稹和白居易有很大影响。元稹在《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中高度评价杜诗:“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今人之所独专矣。”[4]601若非对杜甫诗歌有非常深刻和独到的见解,恐无法评价得如此详尽。对于杜甫的长篇排律,元稹和白居易都极力推崇,元稹曰:“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白)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4]601白居易亦云:“杜诗最多,可传者千馀首,至于贯穿古今,覼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10]323如前所述,百韵长律肇自杜甫,元白在百韵长律中叙事与其学习杜甫不无关系。
元稹和白居易在继承并发展杜甫新题乐府的基础上,从理论方面加以总结与创新,积极倡导新乐府运动。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提出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10]324,可上溯到从先秦《诗经》到汉魏乐府“饥者歌其时,劳者歌其事”[11]361“感于哀乐,缘事而发”[12]184,以及杜甫的“率皆即事名篇”[4]255的现实主义传统。元稹的乐府理论多见于其《乐府古题序》,他提出了“刺美见事”“即事名篇,无复依傍”[4]255等诗歌主张,推崇杜甫《哀江头》《悲陈陶》等新乐府诗歌。二人还积极践行他们的诗歌理论,创作了大量乐府诗。这种叙笔写实的创作技巧、“一吟悲一事”[3]86的叙事手法被他们运用到长篇排律的制作中,增强了诗歌的叙事性。
另外,元白在百韵诗中追求叙事的原因,也与中唐时期文学整体上的世俗化、通俗化思潮有关。早在盛、中唐之交,杜甫就以即事名篇形式创作了他的新乐府诗“三吏”“三别”《兵车行》《悲陈陶》等写实性与通俗性极强的作品,稍后的“张王乐府”(张籍王建)也对自汉代以来“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乐府民歌之叙事特色充分发扬,这不仅直接推动了元白对新乐府运动的倡导,对二人诗歌创作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文言小说方面,从唐代宗到宣宗100年间产生的以唐传奇为代表的这种重叙事、重情节的文学形式,名家名作蔚为大观,对当时的文学思潮与风气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大诗人元稹能写出《莺莺传》这样的传奇作品就是明证。所以这些因素,都促成了元白以诗人兼传奇家的身份[13]321,也促成了他们将写作传奇的手法用于诗歌创作,从而大大增强了其诗的叙事性特色。
关于元白诗歌追求叙事的影响,则主要表现为勾勒叙事类诗歌概貌,为后代文人留下了学习的范本。短韵叙事性不强的特点被元白长篇大律的百韵诗打破,诗歌体式发生了改变,在叙事时,诗人们受杜甫及元白影响,以增长诗歌篇幅来补充其叙事的不足,出现了很多叙事性较强的长诗。晚唐如韦庄的《和郑拾遗秋日感事一百韵》、李商隐《行次西郊作一百韵》; 宋代如朱翌《送吏部张尚书帅成都一百韵》、王十朋《县学落成百韵》; 元代如陈高《丁酉岁述怀一百韵》、郝经其《仪真馆中暑一百韵》; 明代如孙蕡《琪林夜宿联句一百韵》、童轩《久雨一百韵》; 清代如吴绮《东游纪行一百二十二韵往历下省觐作》、屈大均《华岳》等。以上诗歌皆为百韵或百韵以上的长诗,由此可见这种肇自杜甫、元白承继的打破常规诗歌篇幅,以百韵叙事的方式对后代影响之大。如前所述,中唐文言小说的兴盛影响了元白以叙事手笔入诗,与此同时,元白这种创作模式亦对文言小说的创作产生影响,元白以诗人兼传奇家的身份[13]321,将叙事入百韵诗的手法用于传奇创作,从而为传奇在中晚唐的大放异彩增添了绚丽的一笔。
当然,我们在强调元白诗歌叙事性的时候切不可忽略了其抒情性,诚如浦安迪所言:“我们事实上很难找到纯抒情诗、纯戏剧或者纯叙事文的作品。在具体的文学现象中,同一部作品往往可以同时包含上述三方面的因素,它们互相包容,互相渗透,难解难分。”[14]7叙事和抒情是同时存在的,只是所占比重不同。在研究元白五言百韵诗的过程中,不可顾此失彼,而要统筹兼顾,既要关注叙事性,也不可忽略了其抒情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