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国内外的诸多挑战,推进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设刻不容缓。为了打破西方话语霸权,提高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维护国家利益,学者们针对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设提出了诸多建议。
5.1 马克思主义话语自身建设及创新
首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张杨乐鲜明的指出:“构建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必须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26]邓纯东称:“哲学社会科学本身的意识形态属性,决定了它的话语体系建设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鲜明地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邓纯东还进一步指出,“这里所说的指导,主要体现在思想方法上,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不是要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和话语体系建设中,片面教条地理解和机械地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和观点,而是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27]刘先春、关海宽强调:“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常抓不懈,抵制和排斥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文化的影响。”[28]
其次,加快提炼中国价值观念的共同元素。陈玉刚认为:“我国要积极为形成中的全球共同体或全球性社会提供共享价值。中国的共享价值能否推动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提升,取决于两点:一是要有吸引力,二是要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们能够并愿意效仿、追随并转化为他们自己的价值。”[29]严三九、武志勇等人表示:“加强‘中国发展道路'中具有现代和普世意义的价值理念的提炼和梳理,推动中国走向世界,增进中国与世界的理解与沟通。”[30]谢伦灿、杨勇认为:“应大力传播中国的绿色、协调、共享等新的发展理念,以赢得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理解、信任和支持。”[31]
最后,创新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和话语表达。肖行提出:“马克思主义在现实中愈来愈被边缘化,已产生了“失语”的焦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建构'已成为当代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大关切。”[32]曹天航指出:“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用中国话语讲好中国故事,阐明中国道理,发出中国声音。”[33]杨寄荣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坚持马克思主义话语权,也不排斥其他的思想和文化成分,而且还要注意吸收其他文化思想的合理因素。他还指出,要善于改进话语的技巧,注重表达方式的多样性,倡导生动活泼而又朴实亲切、旁征博引而又通俗易懂、情理交融而又深入浅出的文风,以增强话语的感染力; 要善于抢占话语先机,早谋划、早预断、早发声、早造势、先声夺人、先入为主,以增强话语的主动权。”[34]
5.2 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设主体
首先,培养一支高水平的意识形态工作队伍。欧祝平指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优势话语权的获得,需要培养和造就一批思想过硬、立场具有创新能力、自愿献身于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设的工作队伍。”[35]坚定、卢凯、卢国琪认为:“意识形态理论工作者有着重要的地位,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践行者,理论工作者更是义不容辞。理论工作者不仅要恪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要用丰富多彩的题材和生动鲜活的话语创新来表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感召力和影响力,自觉努力地用马克思主义去占领意识形态阵地,夺取优势话语权。”[17]
其次,要充分发挥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张杨乐觉得:“构建马克思主义话语权要抓好关键领域,发挥党员领导干部率先垂范作用至关重要,党员干部必须把思想入党作为终身必修课,把马克思主义话语牢牢掌握在思想和行为中。”[36]曹天航指出:“当前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就是一次生动的实践示范,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以崇高的人格和模范行为使人民群众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可亲、可近、可信、管用,马克思主义话语才能更牢固地占领意识形态主动权。”[37]
5.3 对外话语传播
首先,利用网络传播媒体,扩宽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空间。魏建国指出:“要准确把握新媒体传播的规律和特点,有效发挥新媒体的正面作用,创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传播方式,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38]黄蜺认为:“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新时代应将传统媒体的权威性、系统性和新媒体的及时性、互动性等优势结合在一起,改变过去传播渠道单1 分散的局面,开创意识形态话语传播渠道的新路径。”[39]
其次,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一些学者从传播学的角度探讨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建设问题,认为提升中国的国际传播能力,有助于增强中国的对外话语权。胡智锋、刘俊提出:“长期以来,西方媒体凭借其在综合实力、技术装备、品牌人才等方面的绝对优势,牢牢掌握了国际突发事件报道的话语权。中国传媒在国际传播力的提升中可以在以下四个维度下功夫:传播主体维度、传播诉求维度、传播渠道维度、具体到电视节目传播类型的维度。”[40]李希光表示:“中国在涉及国家核心利益的重大问题上的议程设置权和新闻报道在全球传播平台上的话语权过于弱势。中国应积极设置对自己更有利的国际话语和议程设置,制造更多有利于中国议程的媒体事件,以求在国际社会获得更多话语权。”[41]
学者们围绕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设这一主题的研究,既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又有待进一步的深化。第一,从研究内容来看,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设研究集中于话语表达、话语传播、话语内容等方面,而缺少对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设的国内背景、时代特征的研究,这不利于把握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设在新时代下出现的新情况、新特征、新问题。第二,从研究方法来看,研究方法单一,研究成果可操作性较低。还有,对我国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历史演进过程研究不足,缺乏历史与现实的纵向比较。比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从没有话语权到掌握话语权的历史研究,其经验教训对我国当代马克思主话语权建设就极具借鉴意义。第三,真正具有创新性的成果较少,重复性研究较多。对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设的研究大多停留在简单是叙述阶段,有关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设的内涵、内容、意义等方面研究略显不足,仍需加大研究力度。第四,对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基础理论研究不足,大多借鉴国外研究资料。比如,对于什么是话语权这个问题,目前我国仍没有形成统一的看法,大多学者都是借鉴葛兰西、约瑟夫.奈等人的相关论述。第五,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设的总体框架和分步骤实施方案研究不足。目前,学者们只是从不同角度探讨了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设的具体路径,没有从整体上权衡各种建设路径的优势和不足,对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设的整体性战略规划和阶段性目标步骤思考不足。第六,缺乏对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设的域外经验研究,大多数研究主要是对中外意识形态建设进行比较,对国外执政党和苏东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经验和教训研究不足。第七,学术界在与国外的意识形态斗争中缺乏亮剑精神,应坚决同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诋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错误言行作斗争,决不能落入西方错误思想的“陷阱”,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