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hool of Literature,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reation Society; experience of studying abroad; Taisho culture; romanticism; disease metaphor
DOI: 10.15986/j.1008-7192.2018.05.013
备注
在创造社早期留日作家的留学体验中,大正时期的现代性文化、文学思潮影响、以及作为弱国子民的生存困境等影响并生成了他们的疾病书写。从个体层面看,创造社早期留日作家的疾病书写隐喻了个体意识的觉醒与现代新伦理; 从群族层面看,他们从个体出发,将个人放在与群族平等的位置上,通过个体的疾病,隐喻了国家的病态,展现了一个群体在异国他乡的漂泊感与孤独感,并且在不同时期隐喻了不同的民族国家观念,个体与国家在他们的疾病书写中形成一股张力。
The Creation Society writers who had early studied in Japan were influenced by not only the modernity culture and the literature trend of Taisho era, but also the living dilemma facing them who were from the weak country, thus producing a type of disease writing. On the individual level, the disease writings of these writers represent metaphorically the awakening of the individual consciousness and the new ethics of the modern times. On the group level, they take the individual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put it on the equal position with the group. The individual disease, serving as a metaphor to refer to the ill state of the country, implies that a group of people are wandering alone in the foreign country. Since the disease metaphors have different meaning of nation-state concept in different periods, the individuals and the state form a tension in their disease writings.
引言
郭沫若在《桌子的跳舞》中提到:“中国文坛大半是日本留学生建筑成的。”[1]333而创造社作为留日学生创建的文学团体,在中国文坛有着重要地位与影响力。创造社早期成员包括郭沫若、张资平、郁达夫、成仿吾、陶晶孙、滕固、郑伯奇等人,他们出国之时,恰逢青春年少,正好是思想观念形成的关键时期。然而留学前的期望、留日时的窘迫、归国后的困境,常常使他们陷入一种极其矛盾的状态,正如郭沫若所说:“读的是西洋书,受的是东洋气。”此外,种种异域体验促使他们“向内看”,开始关注个体的生存与心理感受,因而在他们的写作过程中,身体成为一个重要的意象,疾病也成为了他们身体书写中共同青睐的话题。疾病作为身体的反常状态,与人的存在本身相联系,并且在与文学的结合过程中展现出了不一样的美学特质,“它是生命的非正常状态,是生命的阴暗面,是使生命加速走向终点的过程。”[2]1因此作者对于疾病的书写总是暗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在当前的相关研究中,学者们讨论比较多的是留日作家的日本体验与对日本文学的接受问题、留日作家对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影响问题、以及单个留日作家小说中的身体与疾病书写。总体来看,当前还少有学者将留日作家的日本体验与疾病隐喻结合分析,对于创造社早期作家陶晶孙、滕固等人文学作品的关注也并不多见。笔者认为,创造社早期作家的日本留学体验对他们文学风格的形成有着重要意义,大正文化对他们的文学观念造成了深远影响,并且促成了他们小说中独特的疾病书写,而疾病的隐喻又展现了这个群体复杂的个体意识与国族观念。笔者将从三个部分来分析上述问题,以丰富相关方面的研究。
1 留学体验与疾病书写的生成
以郭沫若等人为代表的创造社早期作家的出国时间,大概都在1910-1927年(从小东渡的陶晶孙除外)。此时正值大正时期到来之际,因而这些作家们在初到他国之时,便能体会到明治维新的成果,映入他们眼帘的是繁荣的都市与相对稳定的社会状态。郭沫若在《创造十年》中写道:“我听说那儿有交响曲般的混成酒,有混成酒般的交响曲,有年轻侍女的红唇,那红唇上有眼不可见的吸盘在等待着你,用另一种醇酒来使你陶醉。那儿是色香声闻味触的混成世界。在那儿能够使你的耳视目听,使你的唇舌挂在眉间,使你的五蕴皆充,也使你的五蕴皆空。”[3]114留学生在上学的空余时间常常能够在繁华都市领略到不同于国内的新天地,现代大都市带给他们众多新鲜感。此外,在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两性解放进程已远远超出国内的情形。郁达夫在自传中写道:“当时的名女优像衣川孔雀,森川律子辈的妖艳的照相,化装之前的半裸体的照相,妇女画报上的淑女名姝的记载,东京闻人的姬妾艳文等等,凡足以挑动青年心理的一切对象与事件,在这一个世纪末的过渡时代里,来得特别的多,特别的杂。”[4]306对于来自长期受到封建礼教束缚的、正值青春年少的留学生而言,这样的社会风气给他们压抑已久的内心带来了巨大震撼,冲击着他们内心传统的两性伦理构架,他们的向往与热情在这种冲击中暗自涌动。然而,与这些现代性的冲击相伴而来的,是他族对留学青年们敏感的民族自尊的嘲弄。
自古以来,中国始终自认为是天朝上国,日本一度不被统治者与民众放在眼里,而如今美梦惊醒,中国成为战败国,留学生们来到日本自然有一种耻辱与卑微感。在异国他乡,“支那人”“豚尾奴”成为当地人嘲笑中国人的专用名词,来自贫困落后国度的青年越是看到日本的繁华,他们心中的自卑与愤怒越是强烈。加上初次来到性别观念开放的日本,充满新鲜感的青年留学生们对异性本抱有热烈的期待,然而美好的女子却同样对他们进行着种种嘲笑。郁达夫写到:“支那或支那人的这一个名词,在东邻的日本民族,尤其是妙年少女的口里被说出的时候,听取者的脑里心里,会起怎么样的一种被侮辱、绝望、悲愤、隐痛的混合作用,是没有到过日本的中国同胞,绝对想象不出来的。”[4]306女子的嘲笑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对个体的性与群体的国的双重打击。因而不难理解,在异国他乡,不论男女老少,留学生们在生活中都难以同他们进行正常交往,始终有一层民族歧视的隔膜。笔者认为,对于来自落后国度的留学生而言,大正时期都市的繁华与两性观念的开放对他们而言本应是一种正面冲击,然而民族歧视与这些体验相融合,刺激着他们敏感的神经,冲动与压抑的矛盾情感使他们积郁于心,从而形成了他们关于疾病的身体书写。
上述日本体验属于生活层面,对于创造社早期留日作家而言,大正时期的文学思潮也是影响他们创作风格与书写方式的重要因素。郑伯奇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的导言中说道:“中国的新文学运动的两种最大的倾向是‘人生派'和‘艺术派'……艺术派包含着浪漫主义以至表现派未来派的各种倾向。”[5]230浪漫主义的风潮发挥的最强烈的是创造社,而创造社浪漫主义倾向的源头正是来自日本大正时期的文学思潮。伊藤虎丸借鉴内田义彦氏对于日本青年群体的时代划分,将留学日本的中国青年同样分为“明治青年”和“大正青年”,并评价道:“创造社文学是‘大正时代'日本留学生的文学,这是说,集结在创造社周围的一群‘早熟'的‘文学青年',他们的文学观,艺术观,社会观以及‘自我意识',是和日本近代文学史上‘大正时代'的作家们所具有的文学观,艺术观,社会观以及‘自我意识',结成了很深的远亲。”[6]185学者笹渊友一将日本浪漫主义文学发展史分为五个时期,创造社早期作家留学时期的日本文坛,是“后浪漫主义发展期”,此时的日本浪漫主义多站在纯粹的文学史观上,体现出了其自身的特色——“尊重感情的自然流露,推崇人的内部生命”[7]10。北村透谷作为日本浪漫主义先驱,在《内部生命论》中提出“尊重自我,以人的‘内在的生命'存在与否作为评判人与社会的标准,用文学揭示人的生命、塑造人的生命”[7]10。而郭沫若在创造社创刊时提出“我们只是本着内心要求从事文艺活动”,可见这与以上所述文学观有着密切的关系。厨川白村的《近代文学十讲》与《苦闷的象征》同样给创造社成员带来重要影响,郑伯奇等人还亲自拜访过他,书写现代人的苦闷也成为他们的创作特色。此外,20世纪初西方自然主义也传入日本,影响着后期浪漫主义的发展,它所提倡的真实观与大胆暴露的特点,为日本文坛所接受。以田山花袋为代表创作的、力图展现“内面真实”的“私小说”,与上述留日作家所遭受冲击相契合,同样成为了他们书写自我的独特方式。
此外,留日学生还通过阅读书籍、听讲日本高校语言课等方式对西方文学有了深入了解。郭沫若在《创造十年》中回忆说,当时的外语课教师,通常采用著名文学作品作读本,因此他接触到了歌德、海涅等人物。张资平也在自传中提到英法文教师常常讲述欧洲文学思潮给他们听。而他们间接阅读到的西方浪漫派作品正偏爱使用肺病等疾病隐喻,特别是19世纪的西方,肺结核一度成为人们所钟爱的疾病,它所呈现出来的柔弱、咳嗽、发热的病态被赋予了优雅的审美意义。拜伦甚至希望死于肺结核:“夫人们都会说:‘瞧那个可怜的拜伦,垂死之时也是那么的好看啊!”[8]再如雪莱的《西风颂》,身患肺病的他在作品中将枯死的落叶比作肺痨,呈现出敏感且独特的审美效果。这些擅长运用疾病书写、着力于表现个人生命状态的写作方式,受到创造社早期留日作家的青睐。
总之,创造社早期作家作为充满卑微感的弱国子民,留学体验带给他们冲动与压抑的双重感受,这些感受在他们对大正时期文学思潮的接纳过程中,组合成为独特的疾病书写。“就身体的生成而言,它自然包括一个生物性的存在以及一个文化性的成分在内”[9]4。接下来笔者将从个体与群族两方面出发,探索创造社早期留日作家笔下疾病的隐喻。
2 个人层面的疾病隐喻:个体觉醒与新伦理
疾病是一种兼具生理与社会文化意义的意象,对于个人而言,它是相对于健康的不平衡状态,连接着生死,作家在书写疾病的时候蕴含着对生命的叩问与思考,因而在文学作品中,它往往承担着隐喻的功能。上文提到大正时期留日青年在异国他乡受到来自个体与国族两个方面的多种冲击,加上大正文化思潮的影响,留日青年们对于个体的关注度比以往的作家更高。黄金麟曾评价晚清政府对身体的各项改革政策,例如妇女放脚、学校教授军事操等等,都是“民族主义思维反射在身体论述上的结果”[9]20,是“身体的国家化与使命化”[9]7。然而对于接受了将个体置于首位的大正文化影响的创造社成员来说,“他们理解的是感性的近代的自我,是与落后的农村的人的共同体意识相对立的,都市人的近代式的感觉”[6]204,他们对周边环境常常采取一种非理性的体验方式,始终关注的是“自我感情”,而疾病的书写恰好反映了这群“大正青年”对生活的种种敏感。
首先,大正时期的两性文化冲击着留日学生们的传统价值观念。身处异域的他们对女性抱有浪漫的幻想,加上个体意识的觉醒,他们力图寻求自我的幸福,然而对于爱情他们常常求而不得。在创造社早期留日作家的留学小说中,出现较多的是发热类疾病,其中,肺病是发热类的主要病症。“在西方,据词源显示,结核病这个词来自拉丁文的 tuberculum,意指病态的肿胀或突起”,而“从病理上探究,肺结核病情的起伏与患者情绪的波动密切相关,所以由情绪引发肺结核的说法广为流传”[10]7-8。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详细阐释了浪漫派文学与肺病、发热之间的关系:“在浪漫派运动出现前,由结核病生发出来的那些描绘爱情的隐喻——‘病态'之爱的意象,‘耗人'的热情的意象——就已经被使用。从浪漫派开始……结核病被想象成爱情病的变体。”[11]20间接从日本受到西方浪漫主义与自然主义影响的创造社早期作家们,学会了用疾病来展现个体的内部心理与生命体验,对于他们而言,肺病与发热正是“爱情病”的变体,作品中的主人公多是因为爱而不得,热情被强行压抑在体内,最终爆发为疾病。在郁达夫的《南迁》[12]90中,伊人对有夫之妇M产生感情,M的丈夫从医院回家后伊人的幻想破灭,而后对同在养病的女子产生爱慕之情,又因为他人的闲言碎语,爱慕最终无法结果,情感路上的波折使他最终发烧到39.2度,差点烧成肺炎; 在郭沫若的《落叶》[13]67中,洪师武本是“我”的医学院同学,却感染肺痨生命垂危,原因是曾被误诊为梅毒,因为害怕耽误女子的人生而失去了爱情的机会,爱而不得形成肺病; 滕固在《鹅蛋脸》[14]219中写道,留学生法桢因为机缘巧合对鹅蛋脸的姑娘产生情愫,一发不可收拾,回国后爱上鹅蛋脸的下女但依旧不得,最终发热昏迷。
其次,爱情的求而不得,除了爆发为发热类疾病,同样可以积压成为忧郁性的精神类疾病。张资平在《冲击期化石》中强调日本留学生都会患“神经衰弱病”,作品中的鹤鸣爱上了旅馆中的下女,而“我”爱上了房主的女儿,他们“都在性的烦闷期内进了K市的高等学校”[15]134,爱而不得的情绪困扰着他们,成为引起神经衰弱的重要因素; 在郁达夫的《沉沦》[12]39中,主角的抑郁症直接与青年的性苦闷挂钩,他甚至在日记中呐喊:“我所要求的的就是异性的爱情!”可见,爱情成为了解救忧郁症的良药。这在陶晶孙的作品中也有众多表现,例如在《独步》中,“我”的忧郁症来自孤独,在银座大街上,“人都不顾别人而走,他们都有女同伴”[16]167,之后“我”邂逅了一位认识“我”、并且拥有极其温暖微笑的女子,她与“我”的邂逅短暂地解救了“我”的忧郁。笔者认为,疾病展现的是一种残缺的状态,在以上这些作品中,爱情与性的缺憾导致了疾病的发生。疾病在这里隐喻的,是个体意识觉醒的现代人对感情与欲望的大胆追求。
最后,笔者认为,疾病是身体内部的不平衡,在文学作品中,它常常表现为主体矛盾且自我拉扯的状态。对于创造社早期留日的大正作家而言,这种状态主要源于现代性的域外刺激与主体内部传统观念的碰撞,刚刚觉醒的个体在这样的冲击下一时难以在新旧伦理构架之间找到平衡点,从而于体内爆发,疾病隐喻的则是新伦理。弗洛姆在《病人是最健康的人》中提出:“最正常的人也就是病得最厉害的人,而病得最厉害的人也就是最健康的人。”[17]146郭沫若等人的作品中,生病的人实际上是清醒的,他们对于传统生活的规则再清楚不过,而正是从小接受的传统伦理教育桎梏着他们的思想,留学体验又告诉他们人的意识应该觉醒,应该脱离桎梏,最终,试图自我张扬的内心与传统伦理形成冲突,呈现为疾病的状态。例如在郭沫若的《喀尔美萝姑娘》中,“我”有妻室却对女子产生情愫,正是因为太清醒自己不能越轨,才精神恍惚不小心坠入水中,被救起之后发烧住院; 滕固在《壁画》中,讲述一位男子想要与父母为他安排的妻子离婚追求自己的幸福,“不道德”的声音与自己的内心渴望冲突,最终导致他生病吐血; 张资平在《冲击期化石》中写道鹤鸣的父亲非常反对他与旅馆的下女交往,他想要喊出“我是我自己的”,却又不得不考虑父亲的想法,现代体验下的内心渴望与传统伦理观念的冲突导致了疾病,而疾病隐喻的正是现代新的伦理观念。
总之,“疾病是通过身体说出的话,是一种用来表达内心情状的语言:是一种自我表达”[11]41。不同于以往身体属于国家的群族意识,创造社早期留日作家们将个人放在了与群族平等的位置上,他们笔下的疾病,展现出了个体关于爱情与性的苦闷,也反映了传统与现代的冲突,隐喻的正是个体意识的觉醒与现代新伦理。
3 群族层面的疾病隐喻:病态国家与国族观念
根据上文所述,创造社早期留日作家在疾病书写的同时透露着自我意识的觉醒。然而此时的日本全国上下,正享受着明治维新带来的现代性成果,又恰逢甲午中日战争与日俄战争日本都大获全胜,整个民族蒸蒸日上,国民的群族热情与民族优越感更是被激发。身处他国的创造社作家们始终是以他者的身份在生存,被排斥的经历时刻激发着他们的民族意识。詹姆逊曾提出:“所有第三世界的文本均带着语言性和特殊性:我们应该把这些文本当作民族语言来阅读。”[18]114因此在阅读时,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国族意识也是我们不能忽视的。
李兆忠在《喧闹的骡子》一书中提到“留学本是西方强势文明在全世界扩张的结果” [19]3; 竹内好也曾说东方的现代是被西方强加的现代,国家意识逐渐觉醒的过程中心是反抗。而对于大正时期留日的青年来说,出国以前目睹国家受辱,出国之后又遭受他国的嘲讽,在他们心里产生了深深的无力感与疾病感。郁达夫在《悲剧的出生》中写道:“光绪二十二年(西历一八九六年)丙申,是中国正和日本战败后的第三年……败战后的国民——尤其是初出生的小国民,当然是畸形,是有恐怖狂,是神经质的。”[4]257在郁达夫的观念中,国家的衰败与身体的疾病息息相关,作为战败国国民是不健康的。笔者认为这是在他出国留学之后才进一步建立起来的观念,这种观念在创造社早期留日作家的心里是相通的。在他们的作品中,国事常常成为主人公疾病的催化剂,他国的受辱体验与敏感的民族自尊心相融合,形成一股强大的压力。此外,当晚清有识之士提倡留学的时候,留学生扮演的是医生的角色,他们被寄予厚望,要尽全力学习西方的科技与文化,归国后要救治处于疾病状态的落后国家,而并不顺利的他国体验使志气碰壁,最终爆发于作家笔下的身体之中,表现则常常是抑郁、头疼等精神类疾病。例如在郑伯奇的《最初之课》中,屏周在入学前有着无限的愉快,但在走进教室之后就受到同学的嘲笑,老师也称他为“清国人”并且时刻表现出对于“支那”的鄙夷,当他回忆起在日本一年之中所受到的种种打击,“已疑自己得了神经病了”[5]585; 在张资平的《绿霉火腿》中,伯强本身患有神经衰弱症,他在旅馆挂了一只火腿,引起了店主的不满,被多次告知不能挂,其中一次是一位点头哈腰的中国留学生带着番头来警告他,伯强感到双重耻辱,所受到的不尊重让他的神经衰弱引发了头痛; 郁达夫《沉沦》里的主人公“忧郁症愈来愈甚了”,因为长期受到的歧视,民族自尊心不允许他与异性正常交往,最终喊出“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吧,强起来吧!”[12]75国事对疾病的催化作用在这里展露无遗。此外,留学日本与留学欧美的学生所受到的待遇是不一样的,选择留欧美的知识分子相对而言家境较好,政府所赠与的官费更多,而日本在当时许多人眼中是西方文化的“二道贩子”,选择留日的知识分子家境相对贫困,官费也较少,张资平就在自传中详细述说了当时官费中断后自己的贫困情况。经济上的拮据本身就带给留日知识分子一种自卑,来到“二道贩子”日本求学有种卑微的姿态,加上在日本受到的种种歧视,更是刺激到他们的自尊。郭沫若在《行路难》中就呐喊道:“日本人哟!日本人哟!你忘恩负义的日本人哟!我们中国究竟何负于你们,你们要这样把我们轻视?……在‘秦'朝的时候,你们还是蛮子,你们或许还在南洋吃椰子呢!”[13]309个体意识逐渐觉醒的创造社早期作家,他们将这些关于群族的体验捕捉起来,融入到对个人的书写,最终呈现出了一个群体独特的疾病书写。在这里,疾病的个体是虚弱的,隐喻了落后国家的病态,但同时,也隐喻了强烈的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反映了一个群体对祖国崛起的热切希望。
以上所述都是留学生们在留日时期的体会,可以想象的是,他们对祖国的未来以及自己归国后的生活抱有热切的期望。然而当他们留学归来,想要挽回在异国他乡的受辱体验,力图在国内做出一番事业,却受到种种打击。笔者将留学生们刚归国的这一段时期称为“后留学时期”,在这一阶段,他们的作品中也常常出现对疾病的书写,这时的隐喻有着更为复杂的意义。例如在郁达夫的《血泪》中,在异国他乡漂泊了十年的“我”终于归国,祖国不明朗的前景与自己不确定的未来交织,压迫着他的神经,拿着外国文凭回来的留学生难以在家乡立足,他还明确写道:“复杂黑暗的中国社会,我的简单的脑子怎么也不能了解。”[12]196刚一回国的“我”便犯了脑贫血症,在贫困与压力之下衰弱病也不断复发; 郭沫若在《漂流三部曲》《行路难》中也多次提及回国后生活的艰苦,文学救国之路非常坎坷,与日本籍妻儿的分别加剧了他的头痛病,故国带给他们的竟然是异国感。在这种语境下,疾病的隐喻已经与上文所述不同,落后、复杂且黑暗的国内形势给留学生们当头一棒,打击了他们强烈的救国愿望,动摇了他们在国外坚定的民族国家意识与身份认同,而疾病书写隐喻的正是此时国内社会落后黑暗的病态,以及这个群体后留学时代的惶惑与孤独。
总之,创造社早期留日作家是作为战败国的贫苦国民来到异国他乡,受到正在上升期的日本多方面的嘲讽,他们敏感地将这些关于孤独与卑微的体验,融入个体书写当中。而归国之后的后留学时期生活也并不如愿,民族进步的愿望与自我实现的强烈渴望相交织,现实的悲哀与激愤融合在体内无处宣泄,于是成为他们笔下的种种疾病。从群体角度而言,这里的疾病隐喻的是病态的社会形势,更是一种复杂的国族观念,如果说前期域外背景下的抑郁等病症带有对于祖国热切的期待,那归国后的疾病书写隐喻的是社会的病,是一种故国亦他国的游离感,以及一种更深处的孤独与绝望。而这一点也成为了创造社早期留日作家与西方浪漫主义疾病隐喻最大的不同之处。
4 结 语
尽管许多人在留学之前对日本有着“二道贩子”的偏见,但是当真正来到日本时才发现,明治维新后的新兴现代国家有着太多先进之处供中国学习,都市的繁华、开放的两性观念、丰富的文学资源,这一切启发着创造社早期留日知识分子的文学之心,他们开始学会用文学的方式表达自己。然而异国他乡的都市风情夹杂着他者体验,敏感的“大正青年”遭受着国家差距与民族歧视的打击,当他们难以承受这样的孤独时只能爆发于身体之中,成为他们笔下的种种疾病。一方面,疾病隐喻着个人意识的觉醒与情感的诉求,以及难以突破传统伦理心理构架的崩溃,展现着传统与现代的冲突; 另一方面,身处异国的卑微与孤独、在他国受到的嘲讽与歧视、回国后的不得志,使作为他者的留日作家们难以承受,一个群体对于国家的期望与失望同样以疾病的方式呈现出来。总之,创造社早期留日作家的疾病书写来自独特的异域体验,疾病的隐喻从群类走向个体,展现着个体的觉醒姿态; 同时,他们以个人为出发点,书写了一代人复杂的民族国家观念,个体与国族意识的结合在作品中形成一股独特的张力,为中国现代文学注入一股新鲜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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