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认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3]167在马克思看来,人的这种自然性是人一出生就被赋予的。正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是有生命的,有血有肉的自然存在物,所以人类历史才获得了坚定的自然基础。“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的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2]79要言之,作为一种生命存在物,人的肉体组织决定着人有着衣、食、住、行的自然需求,而正是这种自然需求,成为人的生产活动的基本动力。马克思强调:“任何人如果不同时为了自己的某种需要和为了这种需要的器官而做事,他就什么也不能做。”^[4]286人们“积极地活动,通过活动来取得一定的外界物,从而满足自己的需要”^[4]286,而“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2]79,新的需要引起新的活动。这样就创造着日益丰富的社会实际生活,并推动着人类历史的发展和进步。当然,人的需要和动物的需要具有本质差异。因为,“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支配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5]46人的需要不仅仅局限于直接的肉体需要,还有社会关系的需要,以及精神发展的需要。比如,人像其他动物一样具有寻求配偶满足性欲的自然属性,但人的性欲的满足又会通过合情合理合法的途径得到满足。不仅是为了满足性欲,也为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甚至是为心灵上的交融和情感上的契合。因此,恩格斯在谈到性爱时就说:“现代的性爱,同古代人的单纯的性要求,同厄洛斯‘情欲',是根本不同的。”^[6]75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56一句话道出了马克思人性理论的核心:在人的社会实践基础上展现人性和人的本质。同时也揭露了现代资产阶级抽象人性论的根本缺陷就在于否定人的社会性和实践性:他们或者只讲人和自然的关系,不讲人和人的社会关系,把人的本质归结为人的自然性,即人的衣食住行、爱、友情等等; 或者也讲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但只讲人与人的政治思想关系、伦理道德关系,不讲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 而在经济关系上,撇开生产关系,只讲财产关系等等。因而,他们把人看作一个个“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只具有抽象的“自由”“博爱”“平等”等性质,从根本上否定了人的社会性和主体性。如何真正理解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论断,列宁以为,在这一对人的本质的论断中,“社会关系”可以分为物质的社会关系和思想的社会关系。而这两类社会关系又都是多层次的。一般地说,在一切社会关系中,物质的社会关系即物质关系是主要的; 在物质关系中,生产关系又是最根本的。阶级社会中,生产关系往往表现为阶级关系,阶级关系对于家庭关系、亲友关系等社会关系来说,居于主要地位。主要的社会关系虽然决定、制约着其他的社会关系,然而它不是唯一的社会关系,不能取代、抵消其他鳞次栉比的社会关系。因此,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讲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指的是“所有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的总和”。即每一个生活在社会中的人,都是现实的人、阶级的人、民族的人……即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的人。换言之,每一个“现实的个人”所处的社会关系都是具体的、历史的、多维度、多层次的。因此,从逻辑和历史的双重视角看,人的本质在每一个社会历史阶段、每一历史阶段的不同时期、每一时期的不同社会阶层上突出表现为某一种人的存在方式,如“宗教人”、“道德人”、“阶级人”、“经济人”、“政治人”、“信息人”等等。究其根源,每一历史阶段中的“现实的个人”所展现出来的人性或者人的本质都是在与他有关的社会关系相互影响下生成和发展,并随着社会关系的丰富而发展成熟。

人具有动物的自然性,但又超出于其他动物,有其类特性。对此,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指出:“生命活动的性质包含着一个物种的全部特性,它的类特性,而自由自觉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2]46这一类特性,使人不仅成为自然存在物,也成为“精神存在物”。在马克思看来,动物和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而“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他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3]96就此而言,人的类特性是以物质生活资料生产为基础的各种实践,显示出了专属于人而其他动物没有的自由自觉性。这里讲的自由,指的是人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的自主性、自觉性和创造性。自主性即不为社会是从,成为社会的附属物,而表现为自我判断、自我控制、自我调节和自我行为的能力。自觉性即人在实践活动中的计划性、选择性和目的性。创造性即人能运用自身不断增长的力量,打破各种各样的束缚和限制,创造性地满足自己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需要。表现在生产实践中,即“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 因此,人也按美的规律来建造。”^[2]47后来,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将人的“类特性”进一步具体化:“社会发展史却有一点是和自然发展史根本不相同的……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都是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 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3]125“自由”、“自觉”的活动使得人在改造对象世界活动中也持续不断地改造主观世界,从而获得对于世界及自身的认知、价值与审美。

同形而上学人性论不同,马克思认为根本不存在什么先天就有的、永恒不变的人性。世界处于永恒的运动、变化、发展之中,人和人类社会也不例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重申了《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关于“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的观点,指出“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2]92。人们在通过社会实践活动改变着社会历史,同时也改变着自己。马克思又指出:“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为所谓社会关系,构成为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为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7]363在马克思看来,人类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关系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因此,作为人类历史的前提、产物和结果的,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人的本质也必然不断发展变化。所以,永恒的人性是不存在的,“整个历史无非是人类本性不断改变而已”^[2]88。因而,马克思把人性跟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联系起来,强调从动态的视角观察人性的变化性、阶段性。

马克思明确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2]81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8]467这些论述都集中强调了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关切人的需要和现实利益的重要性。追求正当的利益,满足自身的需要,是人们从事社会实践活动的本源动力,也是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出发点。脱离人的利益和需要空谈人的理想信念,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取得好的效果。对此,系统论的创始人冯·贝塔朗菲在研究人类的行为时曾经指出:“现代的宣传方法从牙膏的广告到政治纲领、政治体系的广告,并不是靠人的理智,而是靠人按照某种方式行动的效能。这种效能来源于持续不断的、同激动人心的奖惩相联系的刺激。”^[9]12-13抛开其将人对相应宣传内容的确信归结为条件反射的独断性一面,冯·贝塔朗菲科学地揭示了宣传内容与人们之间的利益性和宣传教育效果之间的紧密联系。当然,人的需要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系统,一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的“需要具有很大伸缩性和变动性。它的固定性是一种假象”^[10]210,当某一层次需要得到满足之后,必然会有另一层次需要的出现。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关注受教育者的多层次、多棱面需求,因需而动,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

就人的物质需要和物质利益所构成的内驱力来讲,思想政治教育在帮助人们 “认识利益”、“实现利益”、“调节利益”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发动者可以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灌输、思想引导方法使人们认识到自身的物质需要和利益,并为之奋斗; 二是可以通过动机引导、行为引导等方法使人们积极行动起来,自觉自愿地为自己的实际利益而斗争。再次,当人们之间的利益产生冲突之时,思想政治教育可以有效地协调各方面的利益,使双方既不发生根本性的对抗,又尽可能多地满足个人的合理的物质需要和物质利益。”^[11]264总之,思想政治工作者只有深刻关切人的需要和利益诉求,才能成功构筑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情感桥梁,提高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马克思指出:“个人是社会存在物。因此,他的生命表现,既是不采取共同的、同其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12]122-123“因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12]124毋庸置疑,个人生活意义的获得,个体的成才成长与幸福都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得以实现的。人的社会性及社会性需要及其满足都昭示着“现实的个人”需要在社会交往实践中不断社会化。社会化何谓?就是“社会教育部门依据有关规定,有目的、有计划地对现实的个人进行知识、能力、思想、道德、法制等系统的教育和培养,使其素质和能力能够满足该社会的要求,肩负一定社会责任和义务的过程。”^[13]140“其中,对现实的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道德教育、理想信念教育等心灵方面的塑造主要靠思想政治教育。”^[13]140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要使人都成为“能适应和参与一定的社会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组织生活,履行一定社会角色的人”^[14]277。其主要优势在于: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上就是一种旨在促进个体实现社会化的教育活动; 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在传递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同时,也致力于使社会道德、法律规范、价值观念内化为个体的思想品德,外化为合乎社会要求的行为,从而为个体社会化指明正确方向。

在当代中国开放性社会结构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应深刻把握和重点关注社会关系的发展与变迁,把个体社会化和社会规范化结合起来。这要求思想政治教育一方面应从整体上把握时代发展过程中社会关系的内涵和特征,通过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以及和睦和谐的人际环境来熏陶人、感染人、提升人和发展人; 另一方面重点关注某些新型社会关系(如网络虚拟“社区关系”等)的产生,积极引导个体辨认各种社会关系对自身人性发展的影响,趋利避害,通过选择和建构合宜的社会关系,增强自身的社会适应能力和协调能力。在此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为人的社会化提供价值导向,确立生活目标,传递社会规范,从而促进人们充分了解、学习社会规范并将其内化,进而转变思想,提高觉悟,净化灵魂,更好地参与社会生活,在逐步完成社会化和提升自身人性品质的过程中促进社会进步。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意义的存在物和精神存在物,精神性需要的满足和意义的追寻是人性发展的重要维度。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生产者也改变着,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15]494“人不仅为生存而斗争,而且为享受,为增加自己的享受而斗争。”^[16]163这种享受,不仅包括物质方面的享受,而且包括精神方面的享受。人作为精神性的动物,对精神享受的追求本身便构成个体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内容。现实的个人的精神性决定了他们有精神安抚、精神归属和精神提升的精神性诉求,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建构个人的精神家园,满足个人的精神需要,实现个人的精神利益,促进个人的精神享受,是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重要体现。

在人们的物质性享受需要得到满足、精神性需要日益彰显的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在关照人的精神需要,提升精神生活质量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一,在因社会变迁和改革变化引起的快速生活节奏中,人们的竞争压力加剧,心理压力增大,社会矛盾凸显,思想政治教育可以通过解疑释惑,调适矛盾,缓解压力,改善关系,平衡心理,为人们创造一个良好的人际环境和精神世界。其二,思想政治教育在促使人们提升自我意识,在自我反思和社会比照中,改进缺点,发扬长处,磨砺心灵,促进成长。其三,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帮助人们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中,将个人理想和时代发展、个人价值和社会进步联系起来,校准人生目标,形成理想信念,提升精神生活质量,促使个体精神成人。

马克思认为:“不管是人们的‘内在本性',或者是人们的对这种本性的‘意识',向来都是历史的产物。”^[4]567正是由于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是发展变化的、建构性的、可塑的,所以,思想政治教育才是可能的。否则,面对固有的、静态的人性,思想政治教育失去了存在的任何可能,因为它不能给予人性任何改变和发展。人类社会以及人的发展的事实说明,人的社会本质是随着历史环境的改变和教育活动的追求而改变。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人类的一种特殊形态的实践活动,能够维护和改造人的自然性,丰富和发展人的社会性,实现和弘扬人的精神性,引导人们创造性地、能动地超越种种给定性,引导人的德性的建构与发展,把人培养塑造成一个具有完善人性的、对自己本质真正占有的人。思想政治教育的终极价值在于实现教育对象人性的丰富和完善,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从本质上看,思想政治教育从两个方面为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奠定基础: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为个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在当代中国,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主导权,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个体认识和把握动态的社会发展趋势提供科学指南,帮助个体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从而以不变应万变,提高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为社会的发展凝聚精神资源。“有没有高昂的民族精神,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一个重要尺度。综合国力,主要是经济实力、技术实力,这种物质力量是基础,但也离不开民族精神、民族凝聚力,精神力量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17]14对社会群体而言,思想政治教育的精神动力功能表现在:一是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 二是形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 三是形成整个社会的精神支柱。思想政治教育就是在助推个人精神成人和社会精神发展的互动中彰显其自身价值,为最终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