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于1944年的《晃来晃去的人》(The Dangling Man)是贝娄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小说以日记体的形式,讲述了有名无姓、尚未取得正式美国国籍的犹太青年约瑟夫一百多天的芝加哥生活。从1942年12月15日至1943年4月9日,他无所事事地在家等待部队招兵的消息,自由地游走在家宅、芝加哥的街道。然而,形式上的自由却越发让他感觉孤独和迷茫。一方面,他喜欢呆在自己的房间; 另一方面,他又想竭力逃离这个让他感觉窒息的房间。当他迫不及待地找理由离开了房间,他在街上的闲逛又仅限于三个街区。约瑟夫感到莫名的懊恼和迷惘。小说弥漫着忧郁的氛围,直到小说的结尾,收到部队的招兵通知,他才发出悲剧性的欢呼:“我不再对自己负责了; 我为此而喜悦。我掌握在别人手中,卸下了自决的包袱,自由取消了。为有规律的生活而欢呼!为精神监督而欢呼!兵团组织万岁!”[9]191
贝娄以日常生活为审美对象,聚焦约瑟夫琐碎、平淡的世俗日常生活。芝加哥此时已不仅是故事发生的场景,而是由于涉入了约瑟夫的行走实践而转化为空间,折射约瑟夫的精神世界。
贝娄被欧文·豪誉为“最丰富地吸收了犹太文化”的美国犹太作家[10]538。他笔下有名无姓、没有正式国籍、游走在芝加哥、倍感孤独迷惘的约瑟夫,其身份特征暗合犹太民族的族裔特征。颠沛流离的历史经验让漂泊无根成了犹太民族的显著标志。约瑟夫的空间实践,建构犹太文化空间,反映犹太移民的城市经验,描摹他们在现代城市镜像下的生存状况。
约瑟夫的空间实践表现在他自由地游走在以房间为代表的个人空间以及以街道为象征的公共空间之中,却丝毫感受不到自由带来的喜悦,自由成了迷惘与孤独的重负。空间的取舍与变化,自由游走于不同类型的空间,却无一例外地感受到无所归属的空间实践,影射犹太民族的历史境遇,凸显精神漂泊的主题。
2.1 个人空间的空间实践
对待以房间为代表的个人空间,约瑟夫呈现出既依恋又渴望逃离的矛盾态度。一方面,他依恋房间带给他的亲切感——置身房间,约瑟夫感觉亲切,“有片刻功夫,我感到非常宁静”[9]84,他回忆起快乐的童年时光,想起那时因为喜欢擦皮鞋而感受到的纯粹的快乐:“我擦皮鞋不是为了受夸奖,而是由于我喜欢干这事,喜欢这房间的气氛……(那时)什么东西也不能把我诱出家门”[9]84-85。而现在,“我把艾娃的鞋子拿出来摆成一排,觉得十分满意。然而,这是一种假借的满足,是由于我正在做孩提时做过的事情”[9]84。另一方面,无所事事,焦虑地等待着部队的招兵消息,陷于被拒绝的担忧,约瑟夫感到压抑,感到受到禁锢:“房子却囚禁了我”[9]92。在他眼中,起初能使他远离喧嚣嘈杂、感觉宁静的房间,成了“六面体的盒子”,“不是一个开放的世界,而是一个封闭的、无望的监狱”[9]92,他“呆在这个房间里,与世隔绝,不堪信任”[9]92,“视线被四堵墙截住,未来的一切都被隔绝了”[9]92。
作为最为私密的个人空间,作为场所的房间由于约瑟夫的日常生活实践而成为空间。就其本质而言,作为空间的房间,象征着约瑟夫赖以生存的犹太文化传统。约瑟夫对于具有象征意义的个人空间房间的矛盾态度,折射出他对于犹太文化传统既依恋又渴望逃离的矛盾立场。犹太文化传统是犹太人在现代语境下赖以生存的根基,面对同化的潮流,对于犹太文化传统既依恋又渴望逃离的矛盾立场,是犹太文化空间的普遍存在表征。贝娄将约瑟夫平淡的生活事件与琐碎的生活细节,以碎片化、流动式的方式呈现在读者眼前。约瑟夫对于个人空间的矛盾心境变化,反映了犹太移民在同化大潮中的普遍状况。
2.2 公共空间的空间实践
约瑟夫既依恋他的房间又感觉被囚禁,渴望逃离。于是,贝娄在个人空间之外,为约瑟夫设置了公共空间的日常生活实践,用两种空间的过渡来进行叙述。虽然依恋他的房间,约瑟夫还是“迫不及待地想找个理由离开房间”[9]13,寻找一个开放的、充满希望的世界,逃离这个“与世隔绝”、阻隔了未来以及信任的“无望的监狱”[9]92。
然而,构成公共空间的城市街道,在贝娄的笔下,通常与阴湿、泥泞联系在一起,呈现出冷清、荒凉、萧索、绝望的气氛,影射冷漠的人际关系、形同虚设的人类存在状况,与约瑟夫百无聊赖、孤寂无依的精神漂泊状态形成呼应:“我向街道拐角走去,呼吸着湿衣服、湿煤、湿纸、湿土散发出来的气味,这些气味随着一股股雾气飘散。远方低洼处,一只号角发出低沉的声音,——静下来了——又响起来了; 街灯弯向路边,有如一个女人,一直在寻找掉在冰上和水沟淤泥中的戒指或银币……也许这里根本没有城市,甚至连湖也没有,有的只是一片泥沼和穿过泥沼的令人绝望的呼叫声; 没有房屋,有的只是使人感到荒凉、萧索的树木; 没有电线,有的只是藤蔓弯弯曲曲的长茎,这并不难想象”[9]95-96。如此呈现的街道,对于约瑟夫来说,既熟悉又陌生,成为“他者化的地方”[11]24,这在约瑟夫的内心独白中得到了有力的佐证:“在一个几乎终生居住的城市里,你不可能永远孤独。可是,实际上我恰恰是个例外”[9]3。
通过在城市中行走,具体地说,自由地游走于以房间为代表的个人空间,以及包括街道和其它城市景观的公共空间,约瑟夫越发体悟到形式上的自由令他因找不到根基而感觉窒息,进而渴望结束无所归属的自由,寻求有所限制的自由及其由此而来的归属感,摆脱精神漂泊的孤独。小说结尾,接到部队招兵通知,约瑟夫为得到有所归属有所限制的自由而欢呼。约瑟夫选择放弃形式上无所归属的自由,缓解漂泊的窘迫,换取精神上的归属感。
2.3 “抵制”策略
行走是体验城市的基本形式,也是身处社会、在行走、阅读的过程中投入感情、形成认识、做出判断的基本形式。行走既是对城市的发现,也是对自我(身份、地位和自我期待)的发现。作为城市日常生活中重要的实践,行走成为穿越时间、情感、认识的空间之旅,强化行人对于城市的理解,更重要的是,通过情感反馈、价值判断,加深实践主体的自我定位和归属认同。
约瑟夫行走在以房间为代表的个人空间与以街道为代表的公共空间,却无一例外地感到孤独迷茫,无所归属,其实质是对于不同类型空间的无效取舍,隐喻其无根漂泊的生存状况。然而,行走是对街道——城市公共空间的利用,是一种“消费者的生产”。既反映约瑟夫日常生活实践的真实状态,又表现作为弱者和他者的约瑟夫,以既定规训为标准,“检视、增删、改编自己的欲望”,并借此得以一种相对自由、安全的方式存在于权力关系之中,完成自我确认。
约瑟夫依恋自己的房间、在芝加哥的平均活动范围仅限于三个街区,一方面反映犹太人被主流排斥,只能有限地侵入、利用城市空间的现代处境; 另一方面也是约瑟夫在既有秩序中得以存活的必要对策。对熟悉空间的眷恋,既反映存在状况的窘迫,又是疗伤、寻求精神慰藉的实践活动。正如段义孚(Yi-Fu Tuan)所说,“熟悉的环境通常是那种我们会变得被动并允许自己变得脆弱、可以接受怜爱、并体验新经历所带来苦痛的地方”[12]137。约瑟夫对自己房间以及邻近三个街区的眷恋,一方面反映了他毫无归属感的精神漂泊现实; 另一方面又是他抵制外界压力、建立与外界联系、完成自我定位和归属认同的良方,是他在检视、增删、改编自己欲望基础上的避让但不逃离的抵制策略,折射城市镜像下犹太人日常生活的实践状态及其文化意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