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是当代杰出的语言艺术大师,其写作被誉为“中国当代汉语言文学的奇观”。作为一个语言意识极强的作家,贾平凹不仅形成了稳固的文学语言观,并注重在创作中不断锤炼语言创造能力,使其小说语言呈现出传统性、民间性与时代性相交融的复杂特质。新世纪以来,贾平凹小说语言艺术上升为一个新的研究热点,并随着文学语言学批评观念与方法的深入,获得了更加广阔的阐释空间。但是,相较于其他研究层面而言,目前学界对贾平凹小说语言研究的重视度仍相对不足。“语言研究应该是形式以及其他领域研究的基础,因此不能舍本逐末,必须加以重新重视,并从总体上看待文学语言问题。”^[1]在这样的前提下,回顾和反思贾平凹小说语言研究的成果与不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就研究成果的类别而言,贾平凹小说语言研究呈现出学术专著与学位论文的匮乏和单篇论文的大量涌现相并立的特点。关于贾平凹小说语言研究的专著目前仅有一部,即王永生、邰科祥等五人所著的《贾平凹的语言世界》。该书采用整体与局部、外部与内部相协调的视角,对贾平凹创作中的语言特质、语言环境、影响资源、语言风格与变化、语汇与结构等问题进行系统论述,并在与同期作家语言风格的比较中,确立其在当代语言艺术体系中的地位,这部著作在贾平凹小说语言研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需要重视的是该书的五位作家当时均是商洛(贾平凹故乡)师院中文系教师,在研究资料的获取与语言资源的掌握方面,具有先天优势。但是不得不注意的问题就是研究的时效性,该书是对贾平凹1994年之前的小说语言实践经验的总结,因此无法关涉到此后20多年贾平凹的语言创作之路。除此之外,也有一些论著的部分章节涉及到对贾平凹语言问题的研究。如樊娟的《影响中的创造——贾平凹小说的独异生成》是目前为止较为全面深入地考察贾平凹小说的影响资源与影响路径的研究成果,作者在第二章“贾平凹小说语言的影响痕迹与引申创造”中专门探讨贾平凹小说语言的西方资源、传统资源、民间资源,以及其小说的民族语感与新说话体的生成效果。在学位论文方面,黄世权的博士论文《日常沉迷与诗性超越——论贾平凹作品的意象写实艺术》的第二章“意象写实艺术的语言取向”中,既阐释了贾平凹小说语言艺术特征及审美效果,同时又能认识到“这种消解语言自身美感同时也就消解了文学魅力的语言实践,将他某些旨在恢复语言诗性的可喜探索也遮蔽了”^[2]。论文从例证到分析,精准深刻,体现了较高的研究素养。以贾平凹的语言艺术为研究对象的硕士论文大约有五篇,如《贾平凹、苏童小说言语风格比较》《贾平凹小说<秦腔>的语言特色》《激活汉语言的灵性——论贾平凹长篇小说的话语策略》等,同时在一些谈及贾平凹小说艺术或叙事策略的硕士论文中,也大多包含对贾平凹语言艺术的相关探讨。除此之外,单篇期刊论文的数量虽达到130多篇,但也存在着研究水准参差不一的问题。

就研究篇目的选取而言,“扎堆现象”与“冷门现象”同时存在。如在已有研究成果中,对《秦腔》语言艺术的研究占最大比例,对《高兴》《废都》《高老庄》及“商州系列”的语言研究也占有一定比重,而对贾平凹前期小说,尤其是短篇小说语言艺术的研究则显得相对匮乏,从而造成研究对象的覆盖率低、占有率低的现象。就研究方法的运用而言,则呈现为整体研究与专项研究相结合、文本细读与整体概观相结合的特征。尤其是比较视角的引入和影响研究方法的运用,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贾平凹小说语言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就时间性而言,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关于贾平凹小说语言研究的成果相对较少,而新世纪以来研究成果数量骤增,标志着贾平凹小说语言研究新时期的到来。

概言之,近30年来学界对贾平凹小说语言研究做了大量的工作,较为全面地呈现了贾平凹语言艺术观念的形成与发展、语言实践的个性化特征等,确立了贾平凹在当代语言艺术体系中的特殊位置。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审美特征研究、语言策略研究、比较研究与批判性研究方面。

审美特征研究与纯粹的语言学研究相区别,它主要从文学性范畴观照研究对象的艺术特质。本节将语言风格研究和语言艺术研究统归为审美特征研究,旨在爬梳关于贾平凹小说语言的审美内涵与艺术魅力的研究成果。

语言风格是指由作家不同的生活经历与艺术素养所造就的语言特色与格调。贾平凹的小说语言具有鲜明的传统性和民间性风格,目前有部分研究者对其语言风格特征及变化做出了阐释。如张昊琰的《贾平凹小说语言风格初探——以<秦腔>与<废都>为例》关注贾平凹神秘荒诞、诙谐幽默、传统与现代相融合的语言风格特征; 鲁海涛的《雅俗共存的“美穴地” ——小说<美穴地>的语言风格初探》从文言与方言的运用方面探讨贾平凹古色神韵、凝练质朴的语言风格。就语言风格的变化性的研究而言,郝世宁的《从田园牧歌到废都埙声——贾平凹语言风格转变原因简析》从写作题材的变化、写作方法的变化、个人生活与社会生活的变化、神秘文化的出现等视角来探讨贾平凹前后期语言风格的不同及其变化原因; 岑泽丽的《作家作品的主题及其语言风格的相应变化》既关注贾平凹语言风格的变化性,又指出其前后期语言风格具有某种一致性,“后期的小说保持了他一贯地在文本语词选择上的独到眼光,以及其文本语汇与商州方言的血肉联系和委婉舒缓的语言节奏”^[3]。同时,由于作家的语言风格的生成与其主体精神特质和艺术品位之间具有对应关系,因此在风格研究的视阈下,对贾平凹语言风格形成原因的探讨显得尤为必要。高强的《书画艺术与贾平凹小说》涉及到书画艺术与贾平凹语言风格之间的关系,认为“贾平凹的小说语言由前期的‘清新'一变而为后期的‘古拙',也与他书画风格的质朴、厚重追求深有戚焉”^[4]。收录在《多色贾平凹》中的王永生《和平凹谈语言》一文,较为真实地记录了贾平凹早期小说创作中的语言艺术与语言观念,其中包含贾平凹本人对语言与个性、气质的关系的认识。

就语言艺术研究而言,较具有宏观视野的是关于贾平凹小说语言艺术的整体性研究。这类研究往往着眼于贾平凹小说创作全局,在标题中运用“艺术特征”、“艺术美”、“审美特征”、“语言艺术境界”等关键词。如孙才妹的《贾平凹小说语言的艺术美》、杜光的《试论贾平凹小说语言的审美特征》、冯有源的《平凹的语言艺术》等都属于对贾平凹语言艺术的综合性研究。这些研究成果较为全面地概述了贾平凹小说语言审美特征的方方面面,但是往往由于过于追求整体性和全面性,而失之以细部的探讨和凝练深刻的表述。在这类研究成果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贾平凹的语言世界》中的第一章“‘鬼才'的魅惑——贾平凹语言特质概论”,作者将贾平凹的语言特征概括为八个字:“涩溜”、“齐正”、“拙巧”、“幽玄”^[5]7,可谓精准到位。八个字即为八种特质,作者分别对每一种语言特征的由来、表现和独特韵味进行阐释,既能做到细致入微、鞭辟入里,又能做到高屋建瓴,同时研究者本身成熟老练的文风对于语言研究起着重要的承载作用,因此该著是颇为难得的专业性研究成果之一。

贾平凹单篇作品的语言艺术研究主要集中于对《秦腔》语言艺术的论析,包括对《秦腔》的方言土语与陌生化语言的研究、人物语言平常化的研究、音韵美和音乐性的研究等。其中王娇娜的《贾平凹小说<秦腔>的语言特色》的研究较为细致全面,文章从细微处切入,对《秦腔》语言的地域性、历史性与音乐性特征进行阐释。除了对《秦腔》的语言艺术做出持续研究之外,学界对《高兴》等作品的语言艺术研究也在不断更新。如孙新峰在《论<高兴>对当下文学写作的意义》中认识到《高兴》的语言具有智慧激情、幽默洒脱、老辣熟练、富有弹性和张力的艺术特征。李星在《人文批判的深度和语言艺术的境界——评贾平凹长篇小说<高兴>》中更是褒奖道:“在《高兴》中,贾平凹创造了自己长篇小说叙述语言又一新高度,白描式的刻画简单、洁净到去除一切多余的东西,在口语化的质朴跳跃中显示着华丽、绚烂。”^[6]目前仅有少数研究者将视点放在《鸡窝洼人家》《白夜》《山地笔记》和贾平凹的一些短篇小说上,这或许是贾平凹语言艺术研究的一个缺憾与增长点之所在。

一些期刊类的单篇论文往往针对贾平凹小说语言的陌生化、音乐性、乡土化、民间化、地域性、民族性、古典性、时代性等某一方面的特征进行专门研究。姜曼的《浅析贾平凹小说语言的陌生化》、李瑛的《论贾平凹小说语言“反常化”的创新特色》从词汇、句法、修辞等方面探讨贾平凹小说语言的陌生化和反常化特色; 一些文章还对贾平凹小说语言的音乐性特征进行研究,如李扬的《论贾平凹小说<秦腔>语言的音乐性》对造成语言音乐性的几种手法做出分析,张保风的《吸纳 创化——对贾平凹小说创作中传统文化含蕴的考察》探讨民歌民谣的运用对作品音乐美感的强化。而较为普遍的是对贾平凹小说语言的乡土化、民间化和地域化特征进行阐释,如陈驰的《贾平凹小说的西北乡土文化气息探究》、郑剑平的《<秦腔>的语言艺术——骨子里的乡土气息》等。目前仍需要深化的是对贾平凹小说语言的传统性和古典性特征的研究,李莉的《从贾平凹小说看古语的现代神韵》和杨胜刚的《<白夜>经典性述评》都关涉到贾平凹小说语言对古典语言精髓的吸收创化,但是论述仍不够深入彻底。

在西方现代语言学与中国传统语言学理论的双向促动下,研究者开始从文学语言学视角对贾平凹的小说语言进行审视,不仅对贾平凹的话语策略做出了全面剖析,也为语言学研究提供了有效的素材。

丰富的语汇世界的呈现是贾平凹小说语言的重要特征之一。贾平凹的语汇储备主要来源于三方面:方言土语、文言古语、民间俗语。在方言土语研究方面,大量的研究成果聚焦于对贾平凹小说中的方言词语的释义与分类、个性化使用手法、使用效果和价值意义的探究。其中李时薇的《贾平凹小说<秦腔>方言土语研究》中涉及到对贾平凹方言化写作实践的价值意义的探讨,包括“复活汉语沉潜的生命力,也即复活人类生存及生命的丰富性”^[7]等层面的论述,难能可贵的是该文对方言写作的弊端也做出了一定探讨,如交流障碍的生成、书写形式的混乱和审美意蕴的削弱等。贾平凹善于在小说中运用古文字眼和古语词汇,以单字刻画形象,用笔简省、质朴典雅,形成了古色古香的文本语感。目前大量的研究成果集中于古语词的使用情况和文本审美效果方面,很少有研究者从语言本体研究方面深入探讨,如挖掘其对古代汉语研究的补充价值等。在对贾平凹小说中谚语、熟语、惯用语的研究方面,李军的《贾平凹小说<浮躁>谚语的妙用》采用数据罗列的形式,指出:“据初步统计,《浮躁》共使用俗语谚语近百余条,其中惯用语47条,谚语31条,歇后语20余条”^[8],并关注其在刻画人物形象和提高小说趣味性方面的重要作用。文章有理有据,具有较强的说服力。也有部分文章考察贾平凹小说中的俚语土谚、现代民谣、顺口溜等资源,并谈及其中蕴含的地域文化色彩、民间生活气息、艺术表现力等。值得注意的是,对民俗语言的研究应大力挖掘其隐含的民间文化立场与民族性面向,避免单纯语言学视角的拘囿性。除了上述三方面外,学界对贾平凹小说的词汇研究还体现在:对贾平凹小说中的重叠词(尤其是非常规重叠词)、自造词、形容词、副词、动词、逆序词等现象和用法的研究。总体而言,由于研究方法和研究视野的雷同性与局限性,往往使得研究结论较为单一,创新性略显不足。

关于句式、句法的研究很少有独立成篇的,它往往与语词、修辞等问题混杂而谈。一方面,在句式的选择与搭配方面,研究长短句的交错使用问题。如杨达英认为贾平凹在对笔记话本小说的语言形式的创化中形成了独特的语言风格,即“短句多,单句多,四字句多,成双成对句多,明快流畅,优美灵秀,整散相间,韵味盎然”^[9],这正是对贾平凹句式风格的准确概括。也有一些论文关注贾平凹小说中长短句的交错运用带来的层次感与节奏感,如李扬的《论贾平凹小说<秦腔>语言的音乐性》在阐释小说中长短句的具体运用情况的基础上,指出其在小说故事节奏与表现力方面的不同效果。郭萍的《贾平凹“商州系列”小说言语特色研究》则对贾平凹“商州系列”中的超长句式和长中见短的手法给予特别关注,认为“超长句式……是贾平凹在文学言语革新上的一大实践”^[10]。另一方面,关注贾平凹小说中的骈句、文言句式等传统性句式问题,如对贾平凹叙述语言中的四、六字句现象和“四字格短语两两对举进入句子”的现象进行研究。张丽的《谈贾平凹<秦腔>的语言音韵美及特色》不仅涉及到贾平凹在句式选择与搭配方面的节奏美,而且认为小说中运用对联这种传统的韵文形式和一些地道的对偶句式,增强了小说的韵律美感。需要注意的是,仅有少数文章涉及到对贾平凹使用传统句式的原因和旨归的探究。相对于现状的呈现而言,发掘其背后的现实立场,如探究传统形式中蕴含的现代意识等,则显得更为必要和紧迫。

修辞艺术研究是较为传统的研究方向,研究难度相对较小,研究成果也容易趋于雷同。目前关于贾平凹小说常规修辞艺术的研究主要聚焦于贾平凹小说中的比喻、比拟、铺排、夸张、回环、移就、借代、顶针、粘连、对偶、双关、飞白等修辞手法,在研究方法上多限于列举和陈述,缺乏深入性探讨。目前修辞研究往往过多地聚焦于语言本体研究,与文学性、社会性联系不强,从而存在与小说的审美层面和内容层面脱节或粘合性不足的现象。总之,对修辞的研究不能偏向语言一隅,而应该“对小说文本的各个层次、各种性能的语言予以多维考察,探究各种语言成分在具体语境中的艺术功能和美学价值”^[11]43。变异修辞是指通过词类活用、语义偏离与衍生、语言错位、非常规重叠、超常搭配等手段,改变人们熟悉的语言形态及惯常用法,从而带给读者新鲜的阅读感受。对变异修辞的研究主要指从语法变异修辞和词语变异修辞层面探讨其使用手法及价值意义。与变异修辞研究相类似的是对贾平凹小说语言的“陌生化”、“反常化”或创新手法的研究。如姜曼的《论贾平凹小说语言的陌生化》、朱敏的《贾平凹语言创新摭谈》等关注贾平凹小说语言的陌生化手法及对传统语言形式的更新与激活、对作品审美韵味的强化。“文学语言应该是规范和变异的结合体”^[11]12,对变异修辞的研究有助于挖掘作家语言的个性化、拓展传统的语言研究层面。但是目前学界对贾平凹小说中变异修辞所产生的负面效果,如对读者阅读构成的障碍等方面的研究略显不足。

本节主要关注比较视野与批判性研究视野中贾平凹小说语言的研究状况,与上述语言审美艺术研究与使用策略研究相比,既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程度的交叉,又各有其侧重点。随着研究的拓展,横向比较法逐渐被引入作家语言论的研究范畴中,以期在对比中突显研究对象的个性特质。近年来将贾平凹与孙犁、阎连科、莫言、路遥、王蒙、韩少功等作家的语言风格和语言实践进行比较研究成为一种新趋向。王俊虎的《孙犁与贾平凹小说比较论》认为孙犁的语言质朴而富有诗意,贾平凹的语言灵活多变、勇于突破常规。吴文燕的《路遥与贾平凹小说创作比较谈》中对路遥与贾平凹小说语言的不同之处做出六点阐释:朴素质实与地方色彩、不常使用古词义与还原古义、寓庄于谐与幽默、平实与造词、表现气质与传递情绪、质朴无琢与音乐效果。《数字化生存与文学语言的流变》一文以王蒙对时代语言的追赶和贾平凹对古典语言的坚守为比较点,探讨数字化时代文学语言的基本形态与存在方式。总之,比较视野的引入,使得贾平凹小说的语言艺术特征更加明晰,但是在具体的比较操作过程中,往往由于缺乏共同的参照系和比较点,而使得结论流于虚泛。而王永生等五人所著的《贾平凹语言世界》的第十一章“坐标寻找:当代语言艺术星系中的贾平凹”,在对贾平凹与路遥、莫言、韩少功、王蒙的语言风格的比较中,确立了贾平凹独具一格的语言特质及其对当代语言艺术的贡献,是目前较为成熟的比较性研究成果。论者在言及不同作家语言艺术的不同点时,能自觉关照到其共同之处,如在比较莫言与贾平凹的语言运用时,认识到二者极强的语言自我主体意识以及对语言活力与张力的共同追求。同时,研究始终建立在一致的比较点上,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并能使结论凝练为简洁生动的妙语,如认为王蒙与贾平凹语言的不同在于“王蒙的语言富有杂色,好似斑马、彩蛇、梅花鹿; 贾平凹的语言则近本色,好似原木家具、道饰、汉代雕塑”^[5]290。

批判性研究首先体现在对贾平凹语言运用过程中的具体问题的批判。李斌、程桂婷编著的《贾平凹创作问题批判》是关于贾平凹创作问题与局限性的论文集,其中部分篇目涉及到对贾平凹小说语言病象的批判,为学界提供了更为理性和开阔的研究视阈。如程瑞君的《<废都>语言有失规范》一文,针对贾平凹小说语言用词不当、词序失当、语法不通、随意重叠、儿化不当等十个具体问题,做出基于语言文字学视域下的有效批评。以类似视角切入的是杨优美的《满目疮痍的平庸之作——贾平凹<带灯>中的语言病象(上)》,该文从语法错误、文白夹杂的不恰当、意象重复、逻辑病象四方面来论述《带灯》的语言弊病。作者将丰厚的语言学知识与文学审美范畴相结合,指出“这些语言病象也正是小说内容和作者思想的外部疮疤”^[12]72-81。李建军的《消极写作的典型文本——再评<怀念狼>兼论一种写作模式》也对贾平凹的语言进行了严谨的语法分析与逻辑推敲,指出其语言的不合规范性与不成熟性。其次是对语言的雕琢与作家主体精神、思想境界的缺乏之间的矛盾的批判。何英的《批评的诡辩术——对<秦腔>批评的批评》是一篇颇具锋芒的评论文章,文章将文学语言与作家思想之间建立关联,在肯定贾平凹语言才能的基础上,指出其作品“没有灵魂没有生命”的特征。杨祖光在《贾平凹:如此让人失望》一文中,更是言辞激烈地指出:“《秦腔》则是什么都没有了,只是一堆垃圾,语词的垃圾。作者为了掩饰灵魂的苍白……语言本是贾平凹的长处,这时候也显得那么的拙劣可怜”^[13]254-259。申明秀对这一问题的概括更加简洁准确,即“思想的疲软语言的狂欢”。再次是对贾平凹小说文白夹杂、书面语与口语相混融的语言特征进行批判。李建军的《随意杜撰的反真实性写作——再评<废都>》和《草率拟古的反现代性写作——三评<废都>》对半文半白的人物语言与叙述语言进行论析,并将其界定为“半死不活、半新不旧的僵硬而缺乏当代感的语言”^[14]。最后是贾平凹小说语言的粗鄙化、狂欢化等特征也逐渐遭到学界的批判。戴文娜的《世纪之交的贾平凹长篇小说审丑研究》中对贾平凹小说的“语言丑”的特征进行分析,指出其语言的粗俗与繁杂,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小说美感的缺席。总体而言,在对贾平凹的小说语言艺术持正面追捧或过度夸张态度的观点占据主流地位的研究现状之下,这类批判性文章的存在显得弥足珍贵。必须正视的是,过度的溢美之词对作家的成长是无益的,而必要的学术争鸣为我们全面认识研究对象提供了新的可能。

整体而言,贾平凹小说语言研究也存在一些缺陷与不足。首先,理论视野狭窄,研究者的语言学理论储备不足。目前,在研究贾平凹小说语言问题时所运用的理论主要是修辞学和传统的语音、词汇、语法学,而对西方的现代语言学理论、语言哲学等理论的运用则相对阙如,如对于贾平凹的小说语言与主体心理、思维、文化构成等层面的关系的探讨极度匮乏。同时对于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结合也不够充分,“讨论中国文学语言问题运用本土理论往往更有效,比如,‘比兴'、‘意象'、‘意境'、‘风骨'、‘雄浑'、‘优美'等范畴都可以用作对语言问题的研究……从本土语言现象和理论着手来构建语言研究的理论体系”^[15]。贾平凹的语言本身具有强烈的传统性风格,而学界对其语言特质进行研究时,却在某种程度上避开了传统文论和本土理论的话语场域,这不得不说是一大缺憾。其次,研究视阈和研究思维狭隘,缺乏整体性和间性视野。在对贾平凹的语言艺术进行探讨时,研究者往往止步于条分缕析和对局部现象的分析,而缺乏对研究对象的整体反思和价值意义的深入探讨,更缺乏将其放入当代小说语言史的历程中进行考察的宏观视野。除了郜元宝和葛红兵等学者的文章将贾平凹的语言问题与中国文学语言的变化历程和当代文学的语言困境结合起来进行讨论之外,较少有论文具备这样的深广度。间性思维的缺乏主要体现在研究过程中文学与语言学学科之间的交融互动不足,在具体操作中往往偏废一方,而不能充分利用学科之间的关联性与交叉性,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对贾平凹的小说语言进行更为灵活开放的研究。同时,对语言的文体间性的关注也明显不足,如很少有论者探讨贾平凹的小说语言与散文语言的互渗关系。再次,研究方法过于粗糙,部分研究者缺乏独立审慎的研究态度。就具体的研究过程而言,雷同性现象广泛存在。一些文章在研究论题的选取方面过于密集,在对文本材料和具体例子的采用方面也高度相似,从而导致研究结论基本雷同且价值不高,也使得一些相对冷僻的文本语言材料被忽略。同时,文不对题、概念混淆等现象也广泛存在。应当警惕的是一些研究者缺乏客观冷静的研究态度,他们往往采用夸张的定位用语,对贾平凹的语言成就进行过度拔高,而对贾平凹的语言缺陷却只字不提。最后,对贾平凹小说语言的研究还存在许多盲点和未被深入阐释的地带。如对贾平凹的语言观的形成过程的探讨、对语言与主体和人生之关系的探讨、对贾平凹语言与文学史的关联的探讨等。我们应该在继承与创新中,不断拓展和深化贾平凹小说语言研究进程。

总之,近20年来,贾平凹小说语言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对其语言的本体研究和审美研究的进程在不断推进,新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也在不断被引入,研究对象从整体上获得了立体多维的阐释。但是目前研究缺陷与不足仍然存在,我们必须寻找新的语言研究突破点,完善相关理论与研究方法,深入挖掘贾平凹小说语言的巨大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