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项目: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叙事学视域下的艾丽丝·门罗小说研究”(2016J008)
作者简介:杨 芳(1980-),女,西安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英国与加拿大文学。E-mail:sheepsquare@126.com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China)
DOI: 10.15986/j.1008-7192.2019.02.010
《苔藓》是加拿大诺贝尔获奖女作家艾丽丝·门罗的代表作之一。小说意蕴深刻,意象丰富。从叙事心理学的视角切入,对小说所呈现的自我与他者的关系、自我欺骗、差异冲突下的情感与理性三个层面的“错位”展开剖析,揭示文本深层女性面对感情与婚姻困境时,脆弱内心与弱势地位背后所隐藏的更为纷繁复杂的人物情感与心理。其中有女性的纠结困惑也有男性的矛盾挣扎,还有人物在错位关系下对于爱的信念与坚守,由此凸显了女性隐忍坚守背后宽容与接受的情感与人生态度,以及自我救赎的努力和对未来的美好希望。
Lichen, containing deep meanings and rich images, i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 works by Alice Munro, the Canadian Nobel prize female winner for liter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rrative psychology, the paper explores three levels of disparity like “the Other” and “the Self”, the self-deception and the conflict between emotion and reasoning. It reveals the hidden complex emotions and psychology of the characters in the in-depth text and also women's vulnerability and inferior status when they are faced with the emotional and marriage trouble including females' confusion and males' struggle, and their faith and persistence in love under disparity of relations. The story thus shows the females' tolerating and accepting attitude behind endurance and persistence, and their efforts for self-redemption and the hope for the future.
《苔藓》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加拿大女作家艾丽丝·门罗创作生涯中期第五部小说集《爱的进程》中的一个短篇,小说讲述了中年男子大卫带着女友凯瑟琳去乡间拜访前妻斯泰拉的故事。尽管文本故事发生的时间是短短几天,空间也只在斯泰拉生活的乡村小镇,该小说仍因其蕴含的深刻意义和丰富意象被学界视为门罗的代表性作品之一。学界普遍观点认为,该作品“意义充满了复杂的不确定性,表现出女性面对情感问题时的脆弱心理与弱势地位”[1]。但从文本所呈现的人物关系不难看出,小说女性弱势地位背后所隐藏的是纷繁复杂的人物情感与心理。既有女性的纠结与困惑,也有男性的矛盾与挣扎,更应关注的是女性隐忍坚守背后宽容与接受的人生态度,以及自我救赎的努力和对未来的美好希望。因此,本文通过分析小说叙事三个层面的错位关系,即他者与自我的关系、自我欺骗、差异冲突下的情感与理性,揭示人物在错位关系下的真实情感与复杂心理,以及对于爱的信念和坚守。
“自我”是叙事心理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叙事心理学认为,叙事者讲述的故事反映了个体心理发展与变化的过程,“自我”正是在述说故事的过程中得以存在的。“他者”是一个相对于“自我”的概念,指“自我以外的一切人与事物。凡是外在于自我的存在不管以什么形式出现,可看见还是不可看见,可感知还是不可感知,都可以被称为他者”[2]。可以说,就小说文本内部系统而论,“他者”指与主体相对的文本他者,即与主人公构成隐性对位的其他小说人物。亨利·詹姆斯的视点理论认为:“文学作品中的不同人物仿佛都在透过一面独特的窗户观察同一场景,视点的不同造成景致的差异,进而赋予文学作品不同的含义。”[3]234《苔藓》最突出的叙事特点之一即为叙事视角的转换。文本有时用全知外视角呈现故事发生的环境与场景,有时转为视点人物内视角,透过人物的眼睛看待彼此,使读者对人物的个性和生长环境有更深的了解,并从中形成自己的评判。这样,小说的主人公不再固定为某一个特定的人物,文本中的人物在叙事进程的某个阶段分别成为作为主人公的“自我”。而当以某一个视点人物作为“自我”看待其他人物的时候,其他人物对于这个“自我”而言即为“他者”。
《苔藓》讲述的主要是男女主人公大卫和斯泰拉两个人物之间的关系。当斯泰拉作为“自我”审视大卫的时候,大卫即成为“他者”。大卫对斯泰拉的婚姻出轨与欺骗背叛是他们两性关系中的一个主要方面。面对他者的欺骗,斯泰拉选择了自我接受与宽容。二者之间形成了文本的第一层错位关系。
小说女主人公斯泰拉人到中年,与丈夫大卫结婚二十一年,分居八年。原因是丈夫不断出轨。婚后七八年,在一次社区聚会上大卫开始了第一次出轨。当时的大卫看到妻子“端着一锅炖菜,穿了一条夏裙,走过草坪。一头秀发在阳光中闪耀,赤裸的肩膀晒得黝黑,嚷嚷着跟邻居打招呼。她带来的食物美味无比,而且她不光带来了吃的,还带来了人们所期待的邻里聚会的气氛。她用强大的社交魅力,把所有人都吸引到身边。”[4]65那时,大卫觉得自己如此动容,他在心里对自己说:“你妻子真是个妙人儿啊。”[4]65可就在那一刻,“他正用光脚逗弄一个住在附近的有夫之妇的冰冷、棕色、剃过毛、粗里粗糙的小腿肚子。一个深色头发,没有孩子,没完没了地抽烟的女人,始终保持着令人心猿意马的沉默。”[4]66在那之后,大卫不断出轨,最终提出和斯泰拉分居。
面对丈夫的长期欺骗与背叛,斯泰拉选择了原谅,并希望丈夫有朝一日重新回到自己身边。丈夫提出分居时,斯泰拉仍想继续婚姻:“我们在一起这么久了,就不能设法熬到头吗?”[4]60分居后,斯泰拉仍然把大卫当作丈夫,日常言行中也总是流露出这样的情愫。大卫带新女友凯瑟琳看她时,斯泰拉和他商量刷房子,还对凯瑟琳说:“听听,他好像还是我丈夫似的。”[4]50他们一起去村子里买酒碰到熟人罗恩和玛丽,罗恩问大卫什么时候退休加入他们,这让大卫狐疑,斯泰拉有没有说过他们已经分居。斯泰拉还打扮自己以讨好大卫。“我得洗个澡,然后穿件鲜艳点的衣服。我有两套新的夏季套装,一套是火红色的,另一套是绿松石色的。可以混着搭配它们。反正不管怎么穿,看起来都挺抢眼。不是为了爹地,他现在完全瞎了。不过我想其他人会喜欢的,看到我穿件粉红啊蓝色啊什么的,他们会像看到个气球一样开心起来呢。”[4]50可以说,她一再容忍丈夫的欺骗,甚至还为丈夫保管别的女人的隐私照片。
那么,面对大卫的背叛,斯泰拉为何选择原谅,或者说,大卫的欺骗与斯泰拉的宽容接受这一错位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从文本来看,斯泰拉的宽容接受并不只是软弱的妥协,还有更为复杂的原因。对此,《苔藓》一方面从大卫的心理视角进行了揭示:“这个白发苍苍,和他肩并肩穿过护理中心的女人一路拖曳着如此沉重的分量——里面不仅有他的性秘密,还有他夜半时分对上帝的思考,因为精神压力导致的胸痛,他的消化不良,他的逃跑计划。他的所有普通和非凡的生活似乎都为她所掌控着。在一个知道这么多的女人身边,永远不可能有什么轻松,不可能有什么隐秘、舒展可言。她因为洞悉一切而洋洋自得。”[4]67此时,成为“自我”的大卫的心声可能是对这一错位的一种解释。另一方面小说还借助另一个“他者”的眼光看待这种错位的关系。在岳父眼中,大卫“始终是个正在学习如何成为男子汉的家伙,某个有可能永远也学不会,永远都无法达到那种坚定沉着、稳重含蓄境界的人。大卫这家伙,读小说,不懂股票,喜欢撩女人,而且起初只是个教书匠。”[4]63多个人物对这种错位的解读使文本充满了意义的不确定性。
可以看出,门罗借用叙事的错位形式巧妙地刻画了主体构建过程中“自我”与“他者”的冲突,呈现出分裂、矛盾的主体景象。在门罗小说中,与他者交往的情感经历常常成为人物成长或转变的关键契机,小说正是“通过人物对他者的体验、抉择,以及人物之间的交流、竞争来形塑自己”[5]。小说采用的视角转换叙事技法使得“他者”打破了主客体界限,人物之间的相互作用有时使“自我”成为他者意识支配的对象。这种“自我”与“他者”的相互对望构成了生活的主题,同时也成为《苔藓》的根本主题。
关于自我,人文主义认为存在着一个像自由意志和自我决定之类的所谓稳定的自我。弗洛伊德认为这种自我概念是一种空想,进而提出了“无意识”的概念,希望将无意识的内容带入意识之中。在拉康看来,自我不可能取代无意识,或者完全揭露控制它,自我只是一个无意识本身的产物。可以说,弗洛伊德关注的是人怎样形成无意识和超我,而拉康却强调人怎样获得自我的幻象,或者说怎样自我欺骗[6]。叙事心理学认为,叙事中往往存在着叙事自我对经验自我的欺骗。对于《苔藓》中的主人公们来说,这种欺骗,或者说,这种无意识与有意识冲突下的自我构成了一种错位,形成了人物内心的冲突。《苔藓》中的各个人物都在内心无意识的真实情感与外在有意识的表现之间的错位,即自我欺骗下,挣扎生活。
首先,女主人公斯泰拉对丈夫的背叛抛弃感到愤怒,不过却时时压抑,佯装平静。文本中多处描写斯泰拉对于丈夫的愤怒和蔑视。大卫对女性常常加以简单而庸俗的物化。当听到他说“你知道,女人身上会发出一种气息,一旦知道你再也不想要她们的时候就会散发出来。一种陈腐的气息”[4]49,斯泰拉沉默着,却拼命“拍打着手中的猪肉”[4]49,可这种态度是压抑的、隐忍的。大卫谈论新女友时,他的声音在斯泰拉听来尤其做作,带有一种刻意的、残忍的甜蜜。不过她又想:“他想对谁残忍呢——斯泰拉、凯瑟琳、那个女孩、他本人?可是哪里轮得到她来评价大卫怎样是做作,怎样不是呢?”[4]52最后,斯泰拉叹了口气,只是没料到比预想的更大声,更恼怒。她放下削了一半的苹果,走到起居室,朝窗外看去。对于内心的不满、愤怒、受伤,斯泰拉选择了隐忍。
事实上,面对丈夫的背叛抛弃,斯泰拉始终在积极通过各种方式消解内心的痛苦。她经常不停地回想以前和丈夫在一起的美好时光,时而会下意识地想起丈夫早些时候唱的一首歌谣,还会不由自主地唱几个字:“未来如何尚无法预料!”还常常回想他们相识的场景。斯泰拉经常说,她和大卫在大学里因为唱古典牧歌而相识:“大卫是个瘦瘦的纯洁小伙子,有纯净甜美的男高音,我是个敦厚粗野的小姑娘,有响亮深沉的女低音。对此他毫无选择。缘分呐。”[4]48对于大卫常常演唱的歌曲她也印象深刻:“哦,我的情人啊,你要去往何方?哦,不要走,再忍忍,真正的爱人就要到来。”她甚至觉得大卫直到今天仍未失去优美的男高音。
大卫给她看新情人私处的照片时,其实她一下子就知道是什么了,却佯装无事,淡淡地说:“是苔藓。”[4]51一周后,她又一次仔细打量照片:“一手抓着抹布,站着打量它。天气真好。窗户开着,她的房子秩序井然,赏心悦目,炉子上炖着一锅美味鱼汤。她看到照片上那团黑色毛发已经变成灰色。一种蓝灰色,或者绿灰色。胸部的轮廓线已经褪掉。你再也看不出腿是腿了。黑色变成灰色,变成植物柔和、干燥的色泽,这植物神奇地从岩石上得到滋养。这就是大卫干的好事。他把它留在这里,暴露在阳光下。”[4]68
伍尔夫认为:“男性一般通过转喻的方式理解现实,即通过现实再现式的特征来重塑经验现实中的具体事件,女性则多通过隐喻的方式把握现实,以象征性、非再现式的手法来诗意地表达对世界的整体印象。”[7]斯泰拉最初用苔藓这一无生命的事物看待照片中的人,这表明她对于自己不愿接受的事物的精神逃避与自我安慰。而最终能够淡然面对照片,仿佛它的影响越来越小,这又表明斯泰拉在自我欺骗中逐渐获得情感的成长,并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信念和希望。这种隐喻的叙事手法对故事的意义有着关键作用,赋予文本深刻的含义。
此外,内心痛苦与外表平静之间的错位不仅体现在斯泰拉身上,对于小说中的另一个女主人公、大卫的新女友凯瑟琳而言同样存在。大卫带凯瑟琳去看斯泰拉时,已经又有了别的女人,并打算抛弃她。凯瑟琳感觉到了这一切,内心十分痛苦,可是在大卫面前却表现得若无其事。晚饭后,大卫说他要散步。凯瑟琳请他随意,并快活地说:“去吧,我们这里不需要你。没有你,斯泰拉和我会相处得很好呢。”[4]54似乎“层层叠叠的柔弱的歉意,犹犹疑疑的谄媚、畏缩或者希冀,全都一下子被这阵轻快的化学之风刮得无影无踪。”[4]54不过,凯瑟琳站起身试图清理桌子时,很明显这种利索仅限于精神层面。她像截肢的人一样,撞到了厨房台面的一个角上。在大卫背后,凯瑟琳向斯泰拉吐露了心声:“我觉得我生活中要有变化了。我爱大卫,但我淹没在这爱中太久了。我在下头的时候看着波浪,数了起来,‘他爱我,他不爱我。'我经常那么做。然后我想,嗯,波浪是没有尽头的,和雏菊花瓣可不一样。我想着,波浪永远、永远都不会有尽头。”[4]55
可以看出,两位女主人公因为爱着大卫,即使受伤也都选择了妥协宽容。两个不同主体对于他者的反应如此相同。“如果把生命比作一叶孤舟,把生活比作大海,那么,自我本质就是一座灯塔。”[8]门罗小说的主人公们“在生活的海洋中迷失了方向,为了寻找引航的明灯,他们开始了艰辛的探索,试图找到真正的自我本质,以便达到自我的实现,获得生存的价值与意义。”[8]而门罗的这段描写对于读者而言如此似曾相识。就像海明威在《白象般的群山》中的表现手法一样:“这场简单而寻常的对话好像在这里从世界初创之日起就等着有无数对男女去说,而与他们的个人心理无任何关系。”[9]116不确定却又包罗万象,这就是门罗小说的意蕴。
伍尔夫提出了一种基于叙事心理学的认识:“男性理解讲述现实的方式通常是孤立、理性、实证的,认为生活是变化短暂、稍纵即逝的,而女性的认知和诉说方式是整体、诗意的,注重对世界精神层面的关怀,相信现实的点滴终能汇成永恒的整体。”[7]在面对情感时,男性可能是冲动而理性的,而女性则多是忍耐的、坚持的。《苔藓》中,大卫和斯泰拉的人生与情感态度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在这种差异与冲突背后存在着情感与理性之间的深深错位。
首先是二人截然不同的出身背景和生活方式。大卫是一个被斯泰拉家人称为“来自不同背景”的城市男孩。对于斯泰拉爸爸为夏季避暑在俯瞰休伦湖的白垩岩上造的房子“避暑小屋”,大卫第一次看到时很是吃惊,因为他对于夏季避暑地毫无概念。在他看来,“它毫无这一叫法所暗示的那种松木虬曲的风韵、遮风挡雨的温馨”[4]39。对于斯泰拉种植的黑莓灌木丛,大卫觉得“它们该被清空烧掉才对。那样就有地方停车了”[4]42。此外,大卫终日无所事事,寻找刺激。当地人罗恩让他“早点退休,摆脱所有那些束缚,那种成天跌爬滚打,挣钱花钱的日子”[4]46时,大卫说:“嗯,我不在其中,我只是个公务员。我们用纳税人的钱,然后尽量啥事都不干。”[4]46而斯泰拉的好友,以前身为公务员的玛丽说:“我们通常管自己叫大蟒蛇!公务蛇。公务员。”[4]46
与大卫相反,斯泰拉过着一种积极的生活。她勤劳自立,分居后一个人努力过着丰富的生活。她告诉凯瑟琳,分居后自己“已经做了差不多有五百万罐果酱了,把它们灌进有那种艺术兮兮的方格棉布盖儿的小罐子,送给所有邻居。”[4]41除了做果酱,斯泰拉还写回忆录,给历史学会和本地报纸写文章,差不多算是崭露头角的女作家了。除了历史学会,她还加入了戏剧阅读小组、教堂合唱团、制酒人俱乐部,以及一个非正式团体,其成员每周举行晚餐聚会,互相做伴。她的朋友五花八门:“退休到此的人们,在重新装修的农场房子里,或者安装了过冬设施的夏季小屋里安下家; 背景各异的年轻人们,接手了土生土长的农夫再也不想要了的岩石嶙峋的老农场。还有一个本地的牙医及其朋友,是同性恋。”[4]42
更重要的是,面对情感,大卫和斯泰拉表现出截然相反的态度,这是他们关系冲突的根源。在这种矛盾对立的态度背后则是欲望与理性之间的错位。
大卫要的不是爱情,而是本能欲望的满足。在他身上存在一种永远无法解决的悖论:知道激情的结果是平淡,却还是不断追求新的对象; 明明知道最后会抛弃,还是要追求; 对新对象看似充满真诚的激情,心底却非常蔑视。他开始向斯泰拉描述凯瑟琳时说她是个有点超凡脱俗的人,后来却说自己都不记得说过什么了,忘了是怎么形容她的。还说:“她弄得我想伤害她。她用眼泪汪汪的样子缠住我。有时候我想,最好的做法或许就是给她来个迎头痛击。”[4]50有了新情人之后,对于凯瑟琳,他更是“连想都不愿想”[4]50。
大卫对新情人蒂娜,更表现了追求女人时的兴奋和预料中的厌倦之间的错位。给蒂娜打电话时,他“手指颤抖,掌心冒汗。腿、腹部和胸部都充满一种蠢蠢欲动的感觉。电话在蒂娜那间挤挤挨挨的公寓里响起第一声铃,这让他的五脏六腑都沸腾起来。”[4]58晚餐时,他兴致勃勃地与斯泰拉和凯瑟琳聊天,手指却一直在木餐桌底部描着蒂娜的名字。可与此同时,大卫知道“蒂娜并非真的那样狂野、贪婪或者堕落。再过十年,她也不会被她疯狂的生活毁掉,也不会变成什么迷人的婊子。她只会变成个在洗衣店里被孩子们缠着的妇人”[4]61。他知道,“蒂娜的伪装一旦破裂了,就像凯瑟琳的那样,那他迟早不得不再换人。无论如何,那对他来说都是迟早的事——再换个人。他对这一切心知肚明,冷眼旁观着自己,不过这种认知和洞察,对于他此刻腹部的震颤、急切甜蜜的腺体分泌和狂乱的祈祷都丝毫不起作用。而他觉得这就是有意思的地方”[4]62。
卡夫卡揭开了性与存在的复杂关系:“性与爱情相对立; 爱情作为性的条件。它使人亢奋,同时又使人反感的方面; 它的可怕的无意义,尽管丝毫不减其异常威力。”[9]42而对于大卫身上的情感悖论,斯泰拉认为,他对于爱情并不感兴趣,甚至对性也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只是当一个坏坏的大男孩。其实,大卫对于感情的态度就如他自己所说“不知道为什么”[4]50,他对欲望和激情的追求仿佛是一种本能。拉康指出:“快感,亦即无条件的满足或存在的完满,是人类欲望的目标,这种欲望不能被任何对象所满足。”[10]68黑格尔也认为:“人类这一特殊的对被欲望的欲望,目的在于超越一切决定性的需要,甚至是想否定任何形式的满足。”[11]312大卫对于情感的态度就像拉康和黑格尔所说,是“不能被任何对象所满足的”,他在爱情面前的欲望和兴奋似乎是只顾眼下片刻的满足与快感。对他而言,“兴奋是与现在的时刻,对往昔与将来的完全忘却,做绝对的认同”[9]79。这种情感态度让人深深感到:“我们命运造成的原因是些完全无意义的事,这实在让人感到沮丧。”[9]43
与大卫形成反差的,是斯泰拉对待感情的态度。拉康对欲望和理性作了区别:“欲望仅仅是自然的或生物学的无声的需求,理性则是一种需要,尤其是人对爱的需要,这一需要能超越所有仅仅提供满足的对象,并能把它们转换为爱的证据。”[12]大卫对于激情的追求更多的是一种欲望,而斯泰拉的情感态度更多的表现出理性的坚持。斯泰拉觉得,真正的爱情应该是她和大卫两个人继续生活下去,或者大卫娶了凯瑟琳。在斯泰拉分居忙碌的背后,是一种无法逃脱的寂寞和孤独。面对感情的欺骗和背叛,斯泰拉感到痛苦:“人们对于这种痛苦不会有任何耐心。又怎么会有呢?受难者必须放弃同情,断绝尊严,自己对付灾难。最糟的是,人们还会煞费苦心地告诉你,这不是真正的爱情。这一波一波的欲望,依赖,膜拜和悖逆,这些心甘情愿但是可怕的转变——它们不是真正的爱情。”[4]61可在面对这样的苦难时,斯泰拉选择隐忍坚守,宽容并接受了丈夫的行为,自己积极地生活。黑格尔认为:“要想有自我意识,就必须有相对于给定的自我的自我超越。一个个体只有通过在与另一个主体的斗争中冒生命的危险才能向另一个个体证明他是这样一个超越性的主体。”[12]而叙事心理学认为,叙述过程是一种自我重构,是在自我的整体性遭到破坏的危机下一种寻找自我的过程。斯泰拉正是在这样痛苦的内心讲述与冲突中发展了自我意识,实现了自我超越。“在爱中,我们逃离自我,进入他者。要达成对任何事物的认知,我们都需拒绝那 ‘于我而言'的事实,而接纳那‘实际如何'的事实。原始的冲动是维持并扩充自我,随后的冲动则是走出自我,疗治其孤独。”[13]小说结尾斯泰拉站在窗前,手中拿着照片,心里打定主意接受一切走向今后的生活:“这一想法将不断地重现——在她努力延续的日日夜夜的流动中,它是一个停顿,是心跳漏掉的一拍,是一次短暂的,生硬的喘息。”[4]68就像昆德拉所说:“等待这一个人的除了苦难、耻辱,没有任何别的。不可能模仿的气氛:隐忍,忧伤,然而却被一种辽阔的同情所辉映。大悲剧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由一曲平静、动人和亲切的歌而完结。”[9]130门罗的小说就是这样,抓住现在时间中的具体,使短暂成为永恒。
作为门罗的代表作之一,《苔藓》创造了丰富的意象和深刻的意蕴。小说一方面是欺骗、背叛、伤感、痛苦,另一方面是隐忍、宽容、理解、希望、女性的自我救赎。在此,门罗通过视角转换将描述的现实主义和评价的现实主义进行了完美的结合,不仅对日常生活进行了细致的描写,还采取了一种更超然的态度对待她所叙述的内容,对内容进行客观评价,“将外部世界表现得如叙述者记忆中的内部世界一般生动的内省”[3]234。同时,门罗注重揭示人物主观的心理状态,展现出深邃的内心世界,使人物的精神世界被全面地展现出来。这样,小说透过人在面对情感时对自我、对他者以及对二者关系的理解与认识,揭示出现实世界的真实性和复杂性,表现了“此处”与“别处”、现实与理想之间历来存在着的深刻错位[14]。此外,文本在表现女性情感态度的同时,也关注了男性的心理与情感,呈现了两性之间的互动。门罗透过两性之间的失衡和冲突,表达了她追求男女关系和谐的希望。这种表达又是含蓄的,引而不发的。正如伍尔夫所说:“完全对立的男性元素和女性元素是同一个体的两个方面,只有有意识地去寻求他们之间的平衡与共存,才能全面了解这个复杂世界。”[3]239门罗就是这样一位创作者,在作品中同时展现了不同的性别元素,创造出真实再现生活景象的伟大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