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图准确厘清刘勰“原道”之美学内涵,不能断章取义来看。鉴于《文心雕龙》全书在体例上的周密和内容上的相互贯通,深入研读《文心雕龙》对正确厘定“原道”之主旨不可或缺。接下来我们首先将要随《原道》篇之运思推演,来看看刘勰是如何一步步阐发其“原道”思想的。《原道》篇开篇即说:“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 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 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依据刘永济的见解,此段即是阐明“文心原道,盖出自然”[4]3。这里讲的,首先就是自然之文。基于“文”一词是《原道》篇甚或《文心雕龙》全书核心探讨的一个问题,在此有必要先对这一词的涵义做一厘定。据巴黎大学北京汉学研究所编订的《文心雕龙新书通检》统计,《文心雕龙》全书单独用“文”字达337处②。至于这个“文”字作何解,各论家多有争议。有代表性的,如周振甫将之解为“包括颜色、形状、五音、文章”,译文中又解为“文章”[5]1; 赵仲邑在其《文心雕龙译注》的注解中并未对“文”做专门译解,但在《原道》篇的专章翻译中则多次以“文学”一词译出[6]19-24; 陆侃如和牟世金两位先生的论述,或许最接近刘勰本意,他们就此问题申明:“一般来说,刘勰用这个字来指文学或文章,但有时也用来指广义的文化、学术,有时指作品的修辞、藻饰; 有时则指一切事物的花纹、彩色。……第一句中的‘文'字是泛指,包含一切广义狭义在内。”[7]96笔者以为,基于魏晋南北朝时代文学已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尤其是南朝以降,“文”的概念已然走上自觉,一般读书者阶层的审美意识已有了较发达的水准[8]4-5; 因此,《原道》篇乃至《文心雕龙》论著中的“文”字应该更接近于现代汉语语用范畴的“文学”之概念,更多的当指那种具有审美性特征的语言艺术。为避免肢解原意,本文将一律采纳原文之“文”字照旧引用,不做进一步翻译处理,以期有效避免误读刘勰本意。
初步厘清刘勰“论文”之“文”后,我们来看刘勰是如何具体“论文”的,或曰来考察刘勰“论文”的逻辑思路究竟何如。刘勰既然讲“文原于道”,那么厘清其“论文”的逻辑思路,对进一步深刻解析其“道”之义则必不可少。刘勰论文,首先从“文”与“天地”之关系入手。就首句“文之为德也大矣”的“德”字,亦有多种解释,如德教说[9]6,功用、属性说[5]10[10]2,规律说[6]21,文采说[11]11。另有其他说法多种。各家意见出处概如注解所附,在此不详细列举。综合各家观点并结合个人见解,本文倾向于认为这个“德”应该是由“道”所派生之“德”,是文之规律和内在根据,并含有“属性、功能”的含义。若将“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作为一个整句来分析则更容易理解“德”之含义。《易》讲“天地之大德曰生”,这个“德”即为“道”的派生,也就是说“道”的影子,自然就内含有“道”的内在规律性的意义; 另外,这个“德”应该还含有相对于“道”这一本体来讲的“用”,也就是形而下的“性能、功用”意义。
上段引文首先讲了所谓的“道之文”。有了天地,进而有“玄黄色杂,方圆体分”,进而再有“日月”和“山川”。再进一步,当人这一“天地之心”参与其中,语言就产生了,随之“文”也将彰显于天下。此处的“天地之心”,当有两方面的意涵:一者,从天地人的位置来讲,人是中间的位置; 二者,人作为有高等智慧的存在物,亦可作为天地世间的中枢核心来讲。作者认为,经由天地之肇始而衍生的客观界之“文”,乃是自然而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作者说,这些都是“自然之道也”。需要强调的是,刘勰所谓“自然”,与今人所谓“自然”,乃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中国美学传统中强调的是“天人合一”的浑融境界,因此,古之“自然”是指“自然而然”的意思,与今人之“客观自然界”乃是不同的[12]。理解古今“自然”内涵之差异,对进一步理顺刘勰《原道》篇的行文轨迹大有裨益。
由人的参与其中开始,“文”之演进已然进入了一个更加鲜明和令人鼓舞的历史进程。刘勰如是说:“傍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踰画工之妙; 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 夫岂外侍?盖自然耳。”这一段主要概述圣哲作文也是本于天道。不仅天地各有其“文”,而且动植万物亦无不富有文采。无论虎豹之凝姿,还是云霞之雕色,抑或草木之贲华,难道都是外加的装饰?刘勰申明此“盖自然耳”,这些都是自然而然的,并无外力之强加。注意,这里“自然”一词再次呈现,而其词义上文已有厘定。作者接下来还列举了“林籁”“泉石”等现象,来阐发其后的用意:“至于林籁结响,调如竽瑟; 泉石激韵,和若球锽; 故形立而章成,声发则文生矣。”既然无知无识之事物都郁郁然富有“文”,那么,作为天地之心的人岂能无“文”?正所谓“有心之器,其无文欤”!由此,刘勰再次充分论述了人之所以必然有文的深刻道理。显而易见,在刘勰这里的“文”和“美”是密不可分的,这也彰示了那个文的自觉时代的卓卓风貌; 刘勰正是那个时代开风气之先的重要人物。
继而,话题又顺理成章地由绍介“天地之文”来讲“人之文”了。刘勰对“人之文”的考察是从《易》开始的:“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惟先。庖牺画其始,仲尼翼其终。而《乾》《坤》两位,独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若乃《河图》孕乎八卦,洛书韫乎九畴,玉版金镂之实,丹文绿牒之华,谁其尸之,亦神理而已。”所谓“太极”,范文澜注本引“韩康伯注”曰:“太极者,无称之称,不可得而名。”[9]7可以把“太极”理解为天地未分之前的元气,即混沌状态,意即人类之文乃诞生于宇宙混沌之际。这一句实际上亦是点明了“人文”与“天地之文”密不可分的唇齿关系。“天地之文”有意或无意地将给后来的“人之文”的发展带来深刻影响。其后又讲到了一个“天地之心”,不同于上文讲人乃“天地之心”,这次是讲“言之为文”作为“天地之心”的重大意义。周振甫说,“言”之“文”,正是天地的心灵[5]11; 戚良德则说,这正是天地的意志[3]4。詹锳注曰:这里说《乾》《坤》两卦所以独制,是因为言语之文饰是天地之本心,意思是说人之有言语,而言语又有文饰,是自然本有的特点[10]14。可将之理解为“言之文”正是天地的精华所在啊。何以做这样的理解?因为上文讲人乃“天地之心”,这里又讲“言之文”乃天地之心——言之文,乃是人的言之文,人既然是天地之核心了,那么,言之文岂不就是天地之精华!接下来讲的《河图》、洛书等,作者十分强调文之得之于“天地”奥妙的枢机所在,这都是进一步厘定“原道”之“道”所不可忽视的。
沿着上文已然渐次明了的逻辑理路,刘勰进一步通过考察人文发展的历史来总结所谓的“文之道”,这就是起于“自鸟迹代绳,文字始炳”而讫于“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矣”的大段文字。在刘勰看来,最好的“文”应该符合“道”之矩矱。具体言之,“道之文”应该具有“温柔敦厚”的特色,应该能够对生民万姓以劝诫和教化。进一步参照刘勰在《征圣》《宗经》篇中的论点,可以读解到,在刘勰看来最能体现“文之道”的圣人之作,毫无疑问要数儒家经典之作。
初步阐明所谓“文之道”后,刘勰还要做进一步总结和升华,来厘定所谓“道”与“文”的深层次关系。刘勰阐述道,迄于孔子之文,其基本精髓都是根据“道”的根本原则来进一步演绎或发挥的。一方面,先贤效法“河图”“洛书”进行占卜,观察天文,进而运用于对国家的治理,终至于制定出恒久的根本大法来完成经国之大业; 另一方面,借助于先贤圣人之“文”,“道”之根本精神才得以彰显并发挥其作用。由此,从“道”至“文”,从“道之文”到“文之道”,个中中介是由圣人承担并完成的,所谓“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正是此意。至于圣人如何以自己的作品落实“自然之道”的精神,从而确证文章写作的具体的原则,则是《征圣》《宗经》等篇要解决的问题了。
综观《原道》篇全文,基本的思路可以如下所示:天之文→地之文→人之文→人之文与圣人之关系→圣人与道之关系。从此行文逻辑可显而易见,“天地自然之文”与“人之文”的关系密切相关,两者断不可贸然割裂。
以上是对《原道》篇“论文”思路的大致梳理,这是厘清“原道”之“道”美学内涵的基础和第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