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项目:陕西省教育厅科研项目 “基于‘一带一路'视野和品牌形象策略的陕西文学及其文化产业开发研究”(17JK1042)
作者简介:徐 翔(1981-),女,西安培华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E-mail:37428864@qq.com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Xi'an Peihua University, Xi'an 710125, China)
Jia Pingwa; Laosheng; Shanben; local chronicles
DOI: 10.15986/j.1008-7192.2019.02.013
贾平凹近期的创作呈现出某种方志的特点,从《老生》到最新力作《山本》,秦岭作为关键的结构枢纽进入了贾平凹的方志书写中。小说中,秦岭这片奇幻的土地,存在于既定观念烛照不到的另一种时空下,有着最为混沌但又丰富的经验。对秦岭的书写,还原了这片土地在各种观念构型之外的“地方性”; 将秦岭的历史纳入到中国近代的历史变迁中,展开了一种隐秘的关于“国家—地方”的历史叙事; 同时,小说又超越了历史,探索了历史发展过程中亘古不变的人性。
Jia Pingwa's recent creation shows characteristics of local chronicles. From Laosheng to Shanben, Qinling Mountain has become a key point in his chronicles writing. In the novel, Qinling Mountain, existing in another space-time beyond the established concept, is a fantastic land of most chaotic and rich experience. The writing of the Qinling Mountains restores the “locality” of the land beyond various conceptual configurations. He brings the history of Qinling Mountains into the historical changes of modern China, and unfolds a secret historical narrative about “country-place”. Going through the history both novels explore the everlasting human nature in the course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贾平凹是从商洛山区走出来的作家,他的小说大部分也都是写家乡商洛的,而商洛就在秦岭里边。在贾平凹看来,秦岭是中国最伟大的山,“一条龙脉,横亘在那里,提携了黄河长江,统领着北方南方,这就是秦岭,中国最伟大的山”[1]522。贾平凹一直有为秦岭写些东西的欲望,如果说《老生》是尝试,那么《山本》则是贾平凹正式为秦岭立传。
这两部小说在写作上都呈现出某种方志的特点。《老生》在云雾缭绕的秦岭中展开,以《山海经》为引子,通过秦岭的倒流河,通过几个村庄的变迁,勾连起了秦岭的百年历史发展; 而《山本》围绕位于秦岭深处的涡镇,讲述了杨家棺材铺的童养媳陆菊人与井宗秀的纠缠不清的故事,以及由此引发一场场激烈动荡的战争,刀客、逛山、土匪,游击队,国民党军队等各方势力的争夺。在贾平凹的笔下,秦岭是片奇幻的土地,这里有着最为混沌但又最为丰富的经验,这里有从古老中国土地上出来的人物,风尘仆仆,原汁原味,这里有着奇幻的传说故事和民间文化,具有某种在各种观念构型之外的“地方性”。
最后,作者在创作时又以一种悲悯的情怀,探索着世界万物之上的天道,静默凝视历史变迁中亘古不变的人性,从而建构起作品苍茫蛮荒、混沌超脱的扩大气象。这一切,造就了贾平凹对秦岭别具一格的史志书写,让秦岭在读者面前成为一道奇观,在绵密的芜杂日常之外,还有着隐秘的神性和壮美。
《老生》和《山本》在创作上借鉴了志书的框架和编纂理念,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称其为方志小说。早在上世纪90年代,学界就有人提出了方志小说的概念,主要用来指称那些被收入某地方志书当中,题材风格上类似传统“志人小说”“世情小说”的作品,“这些异闻逸事资料,应属小说之列。但由于至今尚没有人专门收集、整理、研究,故没有定名,姑且名之为‘方志小说'”[2]。也有学者把专写某一地域,极具地方色彩的作品称之为地方志文学,“张爱玲笔下的上海、沈从文笔下的湘西、赵树理笔下的山西、孙犁笔下的冀中……构筑了一部‘地方志文学史'”[3]287。从这些命名来看,方志小说往往是以某个地域为写作对象,属于地方性写作,在积蓄范围上和志书是契合的; 同时,方志小说对该地域的自然地理环境、语言文化风俗也都有详细记载。而贾平凹的《老生》和《山本》两部小说恰恰符合方志小说的这些特点,两部作品都以秦岭地域作为描述对象,书中也有大量对秦岭自然风貌、人情风俗文化的书写。
《老生》的故事在氤氲缭绕的秦岭中展开,借《山海经》为线,引出了秦岭中的诸多村落和人物以及四段历史。以《山海经》为线,就已经体现出了作品方志的特点,《山海经》本就是博物志、历史书和地理志,还穿插一些奇谈怪论,可以说,《山海经》在中国文学史开启了一条极具浪漫特质和狂想性的文学传统,《老生》以《山海经》作为谋篇布局的提纲挈领就已经暗示出文本对方志传统的借鉴。《山海经》描绘中国远古的山川地理,写了一座座山,写山上的鸟兽物产,而《老生》则是写秦岭的一个个村,一个个人,其实无论怎样写,本质都是一样。
具体而言,小说在记叙过程中,很多具有地方色彩的事物也以确定的“名”的形式出现,增强了小说的质地感。“名词的重新出现一定会顺藤摸瓜地牵扯起背后的地方传统,从而隐微地表达了作家钩沉地方历史的欲望。”[4]比如,小说中对故事发生地的地名记载非常详实,《老生》的第一个故事主要记载了秦岭游击队的发展历史,秦岭游击队不断在不同的乡村移动,“清风驿”“万湾坪”“青栎坞”“黑水沟”“正阳镇”等村落便浮现在读者眼前,此后的几个故事则发生在老城村、过风楼镇、当归村、上湾村、下湾村等村落,这一个个的村落让秦岭更实在,更有在地感。除了涉及到秦岭的山川地形,当地丰富的物产也在小说中随着游击队的游走而得以呈现,如故事中游击队在青栎坞一带活动,带出了李得胜想吃糍粑这一情节,糍粑是陕西一种以土豆为原料的吃食; 而游击队在溃败时胁迫老乡做饭,老乡做的是包谷糁子胡汤和土豆南瓜; 老城村最受欢迎的美食是辣汤肥肠; 尤其是小说中关于戏生的这段故事,对秦岭的地理物产描绘得淋漓尽致:“秦岭里有二千三百二十一种草都能入药,山阴县主要产桔梗、连翘、黄芪、黄连、车前子、石苇,三台县主要产金银花、山萸、赤芍、淫羊藿、旱莲、益母,岭宁县主要产甘草、柴胡、苍术、半夏、厚朴、大黄、猪茯苓、卷柏、紫花地丁。最有名的是双凤县的庾参,相当的珍贵,据说民国时期便一棵能换一头牛的。”[5]209继而引出了这个叫当归村的村落,村民们多以挖药卖药为生。在记录山川地理物产之外,秦岭地域礼俗和器物及其在日常生活中的运用也有详细记载。如当地人遇到干旱就抽打龙王求雨,当地人嫁女有带米面碗的乡俗,尤其是小说中记录土改的一段历史更是对当地礼俗和器物的精到描绘:“入册各家各户的土地面积,房屋间数,雇用过多少长工和短工,短工里有多少是忙工,忙工包括春秋二季收获庄稼、盖房砌院、打墓拱坟和红白喜事时的帮厨。……”[5]84
除此之外,小说在描写山川地理物产风俗的同时,还有着某种魔幻色彩,穿插了一些具有奇幻色彩的故事。如当地流传的通灵巨蟒、牛豹相斗、画符烧须、王朗报恩的传说,这些光怪陆离的传说和奇幻色彩的想象,让秦岭这座山更加实在,更有切肤感,又多了些神秘和苍茫感。
相比《老生》,新作《山本》在背景广度上更具有超越性,如同作品原名《秦岭志》,这是一部关于秦岭的大书,对于秦岭地区的描绘显示出了作者更深层的空间视角。在某种意义上,作品呈现出一种创作的终极追求——自然。就像书名《山本》,写的是秦岭的本原,秦岭在读者面前敞开怀抱,流溢出人物、草木和历史,如同水流般蔓延、汇聚、涌动又溃散。书中有关于秦岭的草木记、动物记,也有二三十年代的许多传奇,让秦岭呈现出各种观念构型之外的“地方性”,完成了对秦岭史志的书写。
小说气韵饱满,秦岭的山水草木、沟岔村寨、风物习俗,无不清晰而生动,像一幅画卷呈现在读者眼前。同《老生》一样,小说中的地名记载非常详实,游击队、政府军、预备旅、保安队、土匪、山贼、茶商,不同力量的此消彼长及他们之间的复杂冲突,让秦岭在空间地域上更有可感性。小说以涡镇为中心,通过不同政治力量的斗争串联起县城、方塌县、三合县、桑木县、麦溪县以及纸坊沟、黑水沟、黄柏岔、留仙坪等大大小小的村落,还有莲花山、云寺梁、馒头山等山峦,可以说秦岭东南西北的地貌都被置入了小说的地理空间。同样,小说也涉及了秦岭的物产,秦岭西部和西北部产煤; 山中盛产凤尾草、枇杷草、贝母、半夏等药材。尤其是小说中麻县长编纂了《秦岭志草木部》和《秦岭志禽兽部》,更是将秦岭的草木禽兽分门别类记录在案,标明属性和脾性,这些,都是秦岭的本原以知识的形态呈现出来的。当地人也有属于自己的乡风民俗,过着充满烟火气的世俗生活,遇上喜庆事,人们会耍铁礼花; 集市上,人们爱吃醪糟、锅贴、凉粉、酿皮子; 女儿出嫁要陪对碗。
《山本》中还提及很多志怪故事,让小说具有山中的巫气、诡谲气息和神秘色彩。比如通灵的皂荚树,非同一般的人经过才会掉下皂荚; 会叫魂的公鸡; 有着神识一般意识的头占去身子一半、眼睛占去头一半黑猫; 带着灵魂的人皮鼓,陆菊人陪嫁的风水宝地等。这些超自然现象或许与当下所渲染的科学主义相违背,但是这些内容的表达让秦岭变得鲜活起来。
从《老生》到《山本》,秦岭的博物风情一一呈现在读者面前,构成了关于秦岭的“百科全书”式书写,小说也就有了秦岭志、地方志的特点。
《老生》《山本》在呈现秦岭的博物风情之外,也书写了秦岭的历史,历史因素在“秦岭志”的书写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秦岭这片土地被置于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发展中,《老生》勾勒了秦岭近百年的历史发展,从上世纪初的革命时代一直到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时代。《山本》的历史跨度相比较要稍短一些,主要是描写“二三十年代的一堆历史”。贾平凹本就是一个极具历史意识的作家,在两部小说中,贾平凹有着对历史的独特思考,这片土地的历史尽管被纳入到近代以来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但也有其自在自足性,是属于民间的历史,小说由此给读者呈现出一种隐秘的关于“国家—地方”的历史叙事。
两部小说都涉及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革命历史,贾平凹对这段历史的叙述,就体现出了其民间性的历史观。两部小说在写到这段革命历史时,是背离了中国现代革命历史小说的传统的。中国现代的革命历史小说往往是以主流的历史观来讲述历史,用宏大叙事的笔法再现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如十七年文学时期的《红旗谱》《红日》《青春之歌》等作品,无不是通过历史叙述来彰显革命的合法性,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先进”力量和“落后”力量之间的对比是显而易见的,而只有“先进”力量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老生》和《山本》不在这一革命历史叙事传统内,作品中并无所谓“先进”和“落后”的力量,革命价值判断和善恶观念都是悬置的,贾平凹用民间视野进入了秦岭历史的血脉深处,包裹在历史之上的观念性因素被剔除,历史呈现出其最本真最鲜活的一面。在小说中,历史是处在最原初的混沌状态,是一种贾平凹称之为“破碎的瓷片”的状态,这在两部小说中对革命历史的描述上最为突出。
二三十年代的那段历史就是一个动荡的乱世,不同的政治力量在秦岭你方唱罢我登场,历史的诡谲与多变、正大与隐微、光明与不堪都得以呈现出来。但贾平凹则是基于民间视野、以一种反史诗的姿态,拒绝了主流的官方的历史意识,到达了秦岭历史的最深层。历史是由什么因素推动的?革命是如何发展起来的?是那些“先进”力量在起着关键作用吗?《老生》中的第一个故事是讲述秦岭游击队的创建和战斗故事,这是有关革命起源的讲述。但小说中关于革命起源动机的描述意味深长。比如老黑这个人,原文中写到:“爹再一死,老黑成了孤儿,王世贞帮着把人埋了,给老黑说:你小人可怜,跟我去吃粮吧。吃粮就是背枪,背枪当了兵的人又叫粮子,老黑就成了镇保安队的粮子”。由此得知,老黑原是给国民党党部书记王世贞当保安排长,参加的是“反动武装”,目的仅仅是为了“吃粮”。而老黑后来参加革命武装,也不是因为苦大仇深,而是受表哥李德胜的鼓动,李德胜并没有对老黑进行主流意识形态叙述中常见的革命启蒙,而只是告诉他“国家现在军阀割据,四分五裂,一切都混乱着”,“要混就得混个名堂,你想不想自己拉杆子?”李德胜的话无疑迎合了老黑出人头地的心态,只能说革命一方利用或迎合了老黑的暴力本性和他对权利的迷恋与崇拜使他走上了革命之路。《山本》中的核心人物井宗秀原是名不见经传的寺庙画师,机遇使然开始组建武装力量,成长为割据涡镇的一方霸主。井宗秀登上涡镇的历史舞台,成为革命时代割据一方的政治力量实则是偶然因素,源于陆菊人的三分胭脂地。女主人公陆菊人家有块被风水先生视为“赶龙脉”的风水宝地,陆菊人带着这块宝地嫁到涡镇,这块地阴差阳错被陆菊人的公公送给井家用来安葬井宗秀的父亲,有了风水宝地的庇佑,井宗秀果然飞黄腾达,成了涡镇的统领。阮天保本是预备团的,心狠手辣杀了史三海成了县保安队队长,与井宗秀为敌,和井宗秀的预备团作战失败,逃入秦岭,又加入了红军的游击队。阮天保并无什么政治信仰,他在不同的政治阵营之间游走无非是源于生存的欲望而已。尤其是井家的两个儿子,井宗秀和井宗丞,一个是国民党预备团的,一个是共产党游击队的,他们分属不同的政治阵营,但作家回避了政治立场上的对垒,他们最后不同的命运也和政治无关,尤其是井宗丞的死意味深长,他死于阮天保的阴谋,死在自己人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上。
究竟是什么左右了历史的发展?从小说来看,并不是所谓历史的必然性,也不是所谓的“先进”力量,相反,倒是历史中的偶然性因素和人的欲望和执念建构了历史。
《老生》和《山本》都涉及到了二三十年代的那段革命史,描写了那个乱世不同势力的斗争,但贾平凹悬置了主流历史观,也抛弃了善恶是非观念,从民间角度,从生存的欲望入手,建构起了独属于秦岭的历史,秦岭的历史尽管不可避免被裹挟进近代以来国家的宏大历史发展进程中,但小说却剥离了宏大历史的意识形态因素,描写了历史的最原初状态,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自然主义的历史,是没有温度的历史,读者从小说中读不出历史的正义与非正义,也读不出历史的意义与价值,或许,这才是真正的历史。不仅如此,小说在面对历史时还隐约流露出一种宿命的色彩,《老生》中的历史从秦岭游击队的建立,到土地改革、文革和市场经济时代,但无论历史是如何发展,左右历史的总是人的欲望执念,历史的发展不是线性的,而是不断地循环,秦岭的百年历史不过是沉淀在历史河床上的那些人性的东西沉渣泛起而已。尤其是第四个故事中当归村人在市场化浪潮中疯狂地追逐金钱,最后一场山体横移让一切归于无。这一幕在《山本》的结尾处也出现了:“……炮弹还是不停地在镇里落着……陆菊人说:这是有多少炮弹啊,全都要打到涡镇,涡镇成一堆尘土了?陈先生说:一堆尘土也就是秦岭上的一堆尘土么。陆菊人看着陈先生,陈先生的身后,屋院之后,城墙之后,远处的山峰峦迭嶂,以尽着黛青。”[1]520历史事象尽管纷乱芜杂,但真正意义并不是成王败寇后的结果,而是回归万物生命的最原初,终归沉寂。历史原来并没有改变什么,也许这才是历史。
《老生》和《山本》从民间角度切入秦岭的历史,呈现了历史的另一种真实。在这一历史空间里,没有所谓的正义与邪恶,没有所谓的进步与反动,只有万事万物最本真的生存状态,无数卑微的个体生存建构起了这段历史。同时,面对秦岭这座中国最伟大的山,历史进程中的一切都被它静默凝视,万物刍狗,所谓的历史风云,在秦岭面前只是沧海一粟,当尘埃落定,只有山河依旧。
《老生》和《山本》对秦岭史志的书写最终是落脚在人事纷争上的,无论是秦岭的“史”还是秦岭的“志”都少不了人的参与,小说中天、地、人是融汇在一起的。这个地方的文化、历史是由无数的个体生存构成的,一个个鲜活的人和他们世俗的亦或传奇的故事在秦岭山区上演着,小说通过对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的描写,洞悉了人世的纷乱和人性的幽微。
《老生》写了秦岭的百年历史,而这百年历史是由一个个普通人的故事建构起来的,上文分析到小说在描写历史时采用了民间视野,尤其是呈现出历史发展进程中人的因素,人的欲望和执念促成了历史发展,这一点在《老生》中充分体现出来了。《老生》的历史跨度有百年,百年中什么都在变,似乎只有人性没有变,人的暴力、欲望、执念是促成历史的最根本因素。如在第一个故事关于秦岭游击队的成立,人的欲望起到了关键作用。老黑为了“吃粮”走上了革命道路; 雷布为了报家仇参加了革命; 尤其是小说的线索人物匡三,本是一个贪生怕死,有点无赖气的小人物,也是因为生存欲望参加了革命,参加革命之后,最念念不忘的还是吃喝问题,不仅贪吃还贪生怕死,经过铁血训练又变得杀人不眨眼,这样一个人,最后当了军区司令,成了秦岭革命历史上响当当的大人物。由此可见,这些人参加革命不过是为了满足某种欲望,革命恰好迎合了他们的人性而已。之后关于土地革命、公社化时代、文革时代、市场经济时代的记载,更让人看到了人性中暴力、欲望、反人性因素的恶性膨胀。小说体现了贾平凹对人的思考,对百年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人性异化、人伦价值崩塌的忧虑。在革命时代,人性被生存欲望、政治高压异化,那么在“后革命”时代,人则被现代化、城市化、市场经济激活的物质欲望异化,“现代性是人类幸福的一个革命性进步,同时现代性也是一场漫长的屠杀和破坏人类赖以生存土壤的噩梦。”[6]304但小说中,贾平凹对人性的书写并未绝望到底,当归村的戏生尽管为了赚钱不择手段,但在瘟疫到来时,却也良心发现,安抚村民,积极救灾,向上级政府求救。人性从来都是复杂的,交织着善与恶,构成了秦岭纷乱的人世。
相比《老生》,《山本》里涉及的人物更多,都是生活在秦岭山中的底层小人物。土匪、刀客、保安团、预备旅等各种各样的势力都进入了贾平凹的视野。在这些底层小人物所营造的日常生活中,有脉脉温情,有守望相助,也有心胸的狭促、人性的丑陋,更有使强用狠、霸蛮耍横的残忍。从这些人物身上,我们看到了历史褶皱里的细节,满山青翠深处的灰色。小说中最吸引人的两个角色就是陆菊人和井宗秀,秦岭的纷乱人世和这两个人有着莫大的关系。
陆菊人是小说中一个光彩照人的女性形象,十二岁作为童养媳从纸坊沟嫁到涡镇,这场婚姻对于她是身不由己,但她也并无怨恨,安安分分守着小丈夫长大成人,结婚生子,侍候公公,抚育儿子尽心尽力。丈夫杨钟如是一滩扶不上墙的泥,没有家庭责任感,陆菊人就一人撑起了这个家,开起了酱笋铺子,当了茶行掌柜,涡镇二三十年代的风云变幻,总有陆菊人参与其中。陆菊人的陪嫁风水宝地葬了井宗秀的父亲,也成就了井宗秀的鹏程万里。这个女人虽大字不识几个,却极有智慧,有见识,精明能干,为了替井宗秀筹措粮草,替井宗秀经营茶行,一个女人将茶行打理得井井有条,赚得盆满钵满,更凭借其智慧和善心让怀有二心的分行掌柜心悦诚服。同时她也心地善良、深明大义,在井宗秀打算报复阮天保、要杀绝涡镇的阮姓族人时,陆菊人苦谏井宗秀放下屠刀,最终只将阮姓族人赶出小镇了事。她明明知道井宗秀对她的情意却不接受,哪怕在丈夫死后。陆菊人看似是一个弱女子,但她身上却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不可言说的力量,她不争,守中,兼具着儒家和道家的思想,性格通透,凡事尽人事听天命。同时,陆菊人的人生也成就了另一个人,就是井宗秀。井宗秀原是从不见经传的寺庙画师,受到风水宝地的庇佑,组建自己的武装力量,成长为割据涡镇的一方霸主。贾平凹细致地描摹了他从平凡到卓越,从雄心到野心,从扩张到膨胀,进而丧命的人性变异的过程。井宗秀人性的变异始于他用非常残暴的方式处死了叛徒三猫,做了张人皮鼓,这件事之后,“他的身体明显发生了变化,嘴角下垂,鼻根有了皱纹,脸不再那么白净,似乎还长了许多”,就这样,井宗秀在乱世里处处以暴制暴,在制造血流成河的路上越走越远,人性的光亮与龌龊,交界总是模糊不明,一念佛性,一念魔生。风水宝地最初带给了井宗秀好运,却无法阻止他的人性越来越扭曲变异,最终让他和涡镇都灰飞烟灭了。
小说中,陆菊人和井宗秀的人生是纠缠不清的,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是非常复杂的,是一种相互吸引,相互成就、相互凝视的关系。陆菊人就是井宗秀的一面镜子,是井宗秀人性变异的见证者,同时也是规劝者。陆菊人自得知自己陪嫁的风水宝地葬了井家人,就盼着这块宝地能成就井宗秀,因为宝地暗通龙脉,可出官人,而井宗秀也是一个聪慧俊逸的青年。她把井宗秀视为一个理想的“他我”,试图成就他来成就自己。然而,相互吸引的同向而行,并不意味两人的人性基底就能重合。除此之外,小说中还有痴迷秦岭山水草木的麻县长,通达世事、慈悲为怀的宽展师父和郎中陈先生。宽展师父是哑巴,陈先生是盲人,尽管他们身体上有残缺,却是涡镇的智者,超然世外的同时也尝试拯救涡镇人的身与心。
《老生》和《山本》讲述的故事,呈现出了人性之善恶。贾平凹更以一种悲悯的、超越性的眼光观照人们在怎样活着,同时拷问人应当怎样活。
从《老生》到《山本》,贾平凹完成了他对秦岭史志的书写。小说对秦岭一带的草木鸟兽有着详尽的描绘,让人看到了秦岭的博大丰富与神秘; 同时,小说以民间视野透视历史,超越了善恶的界限,不再纠结历史的正义与非正义,不再纠结各方势力的争斗、拼杀,回到了历史的本原; 最后,小说透过纷繁迷乱的历史大戏,透过历史中的小人物,凸显了人性的复杂,善与恶,执念与超脱,也为作品增添了人道主义底色。在秦岭深处,自然、历史与人相互交织,苦难与超脱并存,共同建构了一部宏阔浓烈又深情悠远的秦岭志。